黨的十八大后，中央出重拳反腐，截至目前已至少有30名省部級及以上官員落馬。

對于過去一年多來的反腐力度，審計人員的感受比普通人更真切：工作量比過去明顯增大了。2013年，審計署向司法、紀檢和有關部門移送各類案件線索和事項400余起，涉及責任人員1300多人。這其中，涉及中石油的腐敗案件線索就近20起。

由于審計工作本身并不具備查辦案件的職權，發現一些案件線索后，將移送有關部門進一步查處。如備受關注的鐵道部劉志軍案、民航系統李培英案、國家開發銀行王益案、郵儲銀行陶禮明案等重大案件查處，都發端于審計。案件線索在審計發現后至有關部門辦結前，均屬于保密狀態。

審計署每年都會在門戶網上不定期公告“已辦結違法違紀案件和事項處理情況”，向社會公開有關部門向審計署反饋的案件線索辦結情況。

被公眾稱之為反腐“尖兵”和“利劍”的審計機關，是如何發現、處理、移送案件線索的？

“蛛絲馬跡”牽出大案要案

備受關注的劉志軍案，就是由審計署發現的線索“牽”出來的。事實上，很多大案要案的線索，都緣起于一筆資金或一份合同細微之處的不合規。

今年以來，審計署公布了54起已辦結違法違紀案件和事項的處理情況，財政部企業司綜合處原處長陳柱兵受賄案赫然在列。他的落馬，源于審計署的一次常規審計。

2011年5月，審計署一個審計組在對一家綜合性金融控股集團下屬的錳礦公司進行審計時，一項240萬元的支出進入審計人員的視野——這筆錢支出的名義是向北京的兩家工貿公司支付咨詢費，分別為100萬元和140萬元。

咨詢費？這么大金額？支付給冠名為“某某工貿”的公司，而且公司還在北京？面對一連串的疑問，審計人員認為有必要進一步追查。

追查的結果果然不同尋常，眾多礦業公司也與上述兩家工貿公司簽訂了類似合同：幫助礦業公司向國家相關部門申請財政專項資金，“咨詢費”金額為所獲批財政專項資金的40%，而且約定財政專項資金獲批后才支付。

很明顯，“咨詢費”與財政專項資金獲批情況直接掛鉤。“符合(申請)條件，直接去申報就行了，為什么還要通過中介呢？這明顯不合理。”審計署相關人員接受北京青年報采訪時說。

近年來，隨著中央反腐力度的不斷加大以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的不斷完善，一人或數人全程實施某一違法違紀行為已非常困難，一些國家工作人員開始由本人親自作案轉為主動尋找“代理人”勾結串通作案，其通常做法是將原本可以按正常程序開展的行政審批、優惠政策執行、信貸發放等活動，轉為要求對方通過中介方介入協助才能取得資金和項目，并最終通過中介機構獲得巨額利益。

陳柱兵案中，審計人員發現“咨詢費”線索后，根據職業判斷基本確定北京這兩家工貿公司就是幫助企業申請財政專項資金的掮客，在收取高額咨詢費的背后極可能存在更大的權錢交易。

發現線索，需要審計人員煉就“火眼金睛”。信息化條件下審計人員的“火眼金睛”來自于“總體分析、發現疑點、分散核實、精確定位、系統研究”的數字化審計方式。郵儲銀行原行長陶禮明案，就源于數字化審計方式發現的疑點。

2011年冬，審計署首次開展郵儲銀行總行審計。審計人員在浩如煙海的財務數據中通過分析發現，三家中介公司在幫助湖南高速等多家政府融資平臺公司取得郵儲銀行數十億元專項融資過程中，得到了上億元的“融資顧問費”。如此高額的好處費，審計人員判斷必然存在對郵儲銀行內部人員的利益輸送。審計人員一路順藤摸瓜，線索直指郵儲銀行原行長陶禮明等高管人員。

據審計人員介紹，很多大案要案線索都是在沒有明顯征兆，甚至“風平浪靜”的情況下揭示出來的。腐敗分子賭博、包二奶、追求物質享受無一不需要“錢”，而“錢”的運行一定會有痕跡，會留在各單位的會計憑證和銀行、證券等金融機構賬戶的記錄中。查賬，正是審計人員最擅長的技能。當然，面對越來越復雜的經濟活動，查賬遠不是審計的全部，審計還要分析數據、實地延伸、調查審核、詢問函證等，以弄清事實的真相。為了查清事情的來龍去脈，往往還要前往實地調查、到工商部門查詢相關工商登記資料、去稅務部門查詢相關稅收繳納等情況。沿著資金流查詢銀行資金的真實流向更是司空見慣，遇到案情復雜的情況，審計人員經常要跑十幾家甚至幾十家銀行的分支機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