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個獨立消息源向記者透露，黑龍江省訥河監獄發生一起在押詐騙犯人王東利用網絡詐騙的案件，至少有3名女性受害，其中一名受害者被騙數額高達8萬元。其中一名受害者李麗的警察丈夫，因不堪其騷擾威脅，于2014年11月向訥河監獄及檢察系統舉報，此案因此而案發。（1月21日《新文化報》）

王東的大顯神通，都是以監獄民警的瀆職與違規操作作鋪墊：詐騙來的錢由民警帶進監獄供其消費；與受害人在監獄發生關系被發現后僅作“警告”處理，后來又以姐姐、“妻子”名義順利會見。

更為諷刺的是，案件是以一名受害者的警察丈夫舉報。后續處理上，當地監獄與檢察系統的態度仍舊顯得曖昧，一來，案情并未向社會公開，難逃“內部處理”之嫌；二來，案發后，王東所在的五監區監區長、副監區長和幾位民警向受害者之一李麗進行了賠償，總金額接近30萬元。這種賠償到底是建立在司法裁決之上，還是僅僅是雙方私自達成的“協議”？

自從2009年云南晉寧“躲貓貓事件”以來，公安部顯著加強了對看守所的管理，包括制度完善、程序完善、監控設備完善等方面。但從近年來發生的多起越獄案來看，都表明在看守所與監獄管理上依然存在著不可忽視的隱患與漏洞。且如果說越獄案只是看守上的漏洞，那么這樣一起有嫌犯與監獄民警合謀之嫌的案例中，則直接指向監獄民警的瀆職與腐敗行為，已經屬于主觀上的犯罪。

看守所與監獄歷來都屬于“偏安一隅”，既是地理意義上的偏僻，更往往因為外部監督的難以深入，而在監督上處于一種“幽暗之境”。這樣一種“薄弱環節”，一旦缺乏足夠的監督制衡機制，無疑將為權力尋租與傷害大開方便之門，成為“藏污納垢”之地。對于司法公正的實質傷害，不可小覷。由近年來的數起案件來看，加強對于看守所、監獄監管機制的反思與重建，必須加速。如果說評價一個社會的文明程度，要看這個社會對待弱者的態度，那么，評價一個社會的司法底線是否牢固，監獄這些場所的文明、合法指數，無疑是一個不可回避的參考對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