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場舞大媽”，最近成了媒體重點關注的一個關鍵詞。在大眾傳媒上，大媽通常被塑造成這樣的形象。她們席卷國內外各大城市的廣場，在勁爆音樂聲中翩翩起舞；她們出入國外的高檔商場與國內的社區超市，以買打折雞蛋的速度搶LV，也以買LV的熱情挑選雞蛋；她們出沒于早晚高峰的公交車上，在上面擇菜、搶座，與別人爭吵……

誘發這個新聞焦點爆發的是一連串事件：據說，“大媽”（Dama）作為一個新詞被錄入牛津詞典。又據說，莫斯科紅場和美國的中央公園已被“廣場舞大媽”占領了。當然，在紅場因為拉橫額、在中央公園則因為干擾他人而引起了法律糾紛。更有外媒報道，中國大媽不僅影響了全球黃金的走勢，更將目光投向各國房地產等投資項目。

在現實中，“廣場舞大媽”與一些年輕人在生活方式上確有沖突：一方面在很多新型住宅區中，“廣場舞”的噪聲與社區追求寧靜的理念發生沖突，備受譴責；另一方面，一些城市出現“廣場舞大媽”萬人“暴走”，大媽們說：“不讓我們跳舞還能干啥？”

如果僅僅是“最炫民族風”或者“小蘋果”的舞曲聲過于澎湃，從而導致城市的噪音干擾，這恐怕只是個技術問題，通過立法和技術手段都可解決。比如一個小小的“藍牙耳機”，只怕也能夠使城市歸于靜默。但是，當“廣場舞大媽”被作為一種中國特有的文化現象探討，那就相當“費口水”了。

“廣場舞”在中國算是個文化傳統了，“秧歌舞”、“鑼鼓舞”等一直是中國鄉村節慶的主打項目，很多新興城市的廣場，成為“廣場舞大媽”聚集之地可說是城鎮化過程的一種特色，當然，“廣場舞大媽”群體的形成，有一定的歷史原因，“集體舞”這種被老百姓喜聞樂見的文娛方式，曾經被“政治化”過，“廣場舞大媽”的集體記憶中，有一定的“青春懷舊”情結也情有可原。問題是，一些精英階層把這種“廣場舞大媽”文化看做是與所謂現代文明沖突的生活方式，認為“廣場舞”無處不在，是對城市個體獨處自由的一種干涉。

其實，除了噪音之外，“廣場舞”并非“不可寬恕”的，至于置身于外國文明當中，從文化互相影響的角度上，只要不違反當地法律，也沒有什么可指責的。國外可以有種種的音樂節和賽車狂歡，為什么中國不可以有“廣場舞”，“廣場舞”經過包裝和揚棄，怎么就不可以是現代中國的某種文化符號？而“廣場舞”這種具有社交意義的文娛形式，又怎么會只承載“落后文化”？

“廣場舞大媽”并不是一個歡樂的群體，她們做出自己的選擇說起來也有萬般的生活無奈。這當然也透露出我們養老制度上缺乏精神關懷的缺陷。“廣場舞大媽”每天的聚集，未嘗沒有“抱團取暖”的精神慰藉。有鑒于此，精英們和社會管理者們，不應該以鄙視和厭煩的眼光去打量“廣場舞大媽”，她們是我們的母親。讓我們在制度頂層設計時，把這個利益群體也納入社會保障體系的重中之重，才是社會文明的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