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大媽開著高音喇叭大跳廣場舞，近年來越來越成為社會生活中的一種現象、問題和困擾。隨著大媽走出國門，廣場舞問題甚至蔓延到了紐約中央公園和法國盧浮宮前。最新的情況是，江蘇徐州的廣場舞大媽轉型為“暴走族”，上萬人的隊伍伴著激昂的音樂，邁著豪邁的步伐，使正常交通為之堵塞。

對廣場舞，輿論呼吁規范；對于大媽“暴走族”，徐州市民和輿論同樣呼吁規范。雖然有分析認為，跳廣場舞可以增加社區居民的相互了解和社會交往，有利于個體的身心健康和社區和諧，但規范也確乎是必要的。廣場舞有健身的價值和交往功能，但不等于跳舞者可以違法，可以擾民。

但按照當下民意規范的結果，無非是取締或停止廣場舞。所謂規范，主要一點就是限制音樂的分貝和活動的時間。但有低分貝音樂的歌廳、舞廳或夜店嗎？規范的要求很多很具體，本身意味著執行成本高，規范落實極難。

廣場舞在中國的大盛及其花樣翻新，顯示了一種全民性的社會交往渴求，但除了廣場舞的單調形式，至今缺少形式與內容的供給。近幾年城市新型小區一個個建成，舊的社會組織模式被打破，大量居民進入陌生環境，他們需要重建社會關系網絡，需要交往、健身和娛樂。廣場舞作為一種綜合的供給形式，屬于“應運而生”，勢不可擋。

廣場舞流行的另一個原因，是中國的老齡化已然來臨，而全社會對銀發族的需求漠然視之。老年人有休閑、健身、社會交往的需求，而且這類需求有著老年人的特點。他們渴望重建失去的社會關系，又有著節儉的文化特性，于是對廣場活動形成信賴。

也就是說，廣場舞的盛行只是暴露了一種老齡化社會的困境，而且這只是我們要面對的一系列挑戰的前奏。目前基本上可以認為，各地政府反應遲鈍，存在兩大戰略失誤：一是城市規劃中文化體育設施不足，社會交往場所缺失，老年人無所適從；二是公立學校、體育場館向社區開放的既定政策落實不到位。廣場舞及其變體其實是女性中老人的一種自助自救。

規范廣場舞與“暴走族”只能算一種治標的辦法，真正治本之策，應當是政府在城市規劃與建設中直面中國社會老齡化的新現實，將配套建設相應的公共設施置于戰略高度，同時用好公共設施存量。

從國外城市建設的經驗來看，休閑、健身、社會交往的需要始終是城市管理者必要高度關注的一個焦點。新加坡有一種“鄰里中心”模式，由鄰里中心、新鎮中心和區域中心等構成多層次社區公共活動空間。近一二十年來，我國政府重視了教育、商業設施配套，卻忽視了休閑、健身、社會交往的需要。政府必須立即糾正理念偏差，多考慮老齡化對公共設施的一系列要求。

新建之外，還要善于盤活存量。若干年前，一些地方政府承諾向公眾開放學校體育設施、圖書館，向公眾開放公立體育場館，但至今尚未落實。大量設施閑置著，造成公共資金和資產利用效率很低。政府應找到癥結所在，從體制機制上解決問題，將大量閑置公立設施還給市民。大媽和老年人多一個去處，公眾就跟著少一份糾結。

□ 本報評論員 楊于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