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徐州，暴走族每天的活動場面足以驚呆任何一個外地人。在云龍湖周邊每天參與暴走的有上萬人，他們組成多則成千、少則幾十人的方隊，從音樂廳廣場出發，穿過云龍湖抵達南三環后折返，一個小時暴走7公里。由于暴走團經常占用機動車道，干擾正常交通，和車主發生矛盾，因此不少市民呼吁對暴走進行規范。（7月10日《現代快報》）

相較于廣場舞，暴走這種健身方式更簡單易行，且沒有性別認同的問題，大爺們也可以加入。再加上云龍湖周邊區域的場地條件，出現令人嘆為觀止的“萬人暴走”，當然就不足為怪了。作為一種健身方式，暴走本身并無可厚非，但參與者經常占用機動車道，干擾正常交通，則難免讓輿論將其歸為廣場舞一類，涂上“蠻橫”、“缺公德”等的認知色彩了。這正應了網上那句改編自魯迅名言的流行語：“走自己的路，讓別人無路可走”。

廣場舞制造的巨大噪音，盡管讓很多人痛苦不堪，但在現行的法律制度中，還缺乏明晰的約束規定，社會管理者往往只能進行勸導，因此，忍無可忍的居民就難免采取潑糞、放藏獒等“以暴制暴”式的對抗措施。但對于暴走者經常占用機動車道的行為，相關法律法規并非沒有約束機制。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關規定，步行時走入慢車道或闖紅燈，都是可以被處罰的，前者可以罰款20元，后者可以罰款50元。但在執法過程中，當地民警對違法占用機動車道的暴走族們，仍是以教育提醒為主。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實施。警方對暴走族的道路違法行為，采取了加強值守、教育提醒等辦法，說好聽點是“人性化執法”，說難聽點則是“執法不作為”。由于執法的軟弱，現在每天晚上7點半到9點鐘，云龍湖周邊的機動車基本被暴走族占用，根本無法行車。相關部門有法不依，執法不嚴，久而久之，必然進一步增加暴走占道問題的治理難度，也許又會回到居民以暴制暴對抗廣場舞的老路上來。

暴走占道擾民現象，無疑又是一個法不責眾的生動案例。在很多暴走者看來，在機動車道大步流星盡管是平時不能干、不敢干的事，但現在暴走隊伍人多勢眾，只要“別人干了我也能干，眾人干了我更能干”，反正有那么多人在我頭上遮著、扛著，反正警察不會只追究我一個。正是有了這種“法不責眾”的心理暗示，以及執法部門的過分遷就與放縱，才催生了諸如“中國式過馬路”“中國式違建”等一系列社會怪象。

廣場舞噪聲擾民也好，萬人暴走團霸占機動車道也罷，說到底還是公共意識出現了偏差，人們的權利意識復蘇了，而權利邊界意識卻沒跟上。喚醒權利邊界意識，既需要相關利益群體進行更多坦誠的對話和溝通，相互換位思考；更需要樹立法律的威嚴，破除“法不責眾”的的心態，通過罰款等措施提高占用機動車道者的違法成本，喚醒他們的規則意識，不能只顧“走自己的路”，卻“讓別人無路可走”，須知，若自由無約束，則自由無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