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位學者在他的一部著作中有專文論述錢鍾書為何一輩子“不愿意提及魯迅”，他說：“錢鍾書不提魯迅，不是一個偶然的習慣問題，而是有意識的選擇”。從文章內容可以看出，他認為錢鍾書對魯迅的評價基本上是負面的。

這位學者用了兩種“捆綁”術。

一是用“周氏兄弟”這個詞匯將魯迅與周作人捆綁在一起，似乎錢鍾書批評周作人，就是錢鍾書批評魯迅，文章標題就叫《錢鍾書與周氏兄弟》。他舉的例子是1932年11月錢鍾書以“中書君”的筆名發表的評論周作人《中國新文學的源流》的文章，文中有一段寫道：“周先生引魯迅‘從革命文學到遵命文學’一句話，而謂一切‘載道’文學都是遵命的，此說大可斟酌。研究文學史的人都能知道在一個‘抒寫性靈’的文學運動里面，往往所抒寫的‘性靈’固定成為單一模型；并且，進一步說所以要‘革’人家‘命’，就是因為人家不肯‘遵’自己的‘命’。‘革命尚未成功’，乃需繼續革命；等到革命成功，便要人家遵命?！比绻患毤臃直妫_實會誤以為“青年時代”的錢鍾書“對周氏兄弟的學問和人格有自己的看法”，既批評了周作人，也批評了魯迅，其實恰恰相反。“從革命文學到遵命文學”這句話，是1932年11月魯迅在北平女子文理學院講演時說的。他還舉出的例證，一是“在上海以革命文學自居之葉靈鳳之流。葉自命為左傾作家，而他后來因怕被捉，于是成為民族主義文學之卒丁矣，彼之革命文學，一變為遵命之文學矣”；二是“有些人一面講馬克思主義，……如張資平之流，他所講者，十分高超，……但絕非實際所可作到，似此表面雖是革命文學，其實仍是遵命的文學”；三是“一些人打著‘為藝術而藝術’之牌子，……對于時代變遷中之舊道德，舊法律，彼等毫不問及，不關心世事，……表面上雖是前進，實則亦是遵命文學”。只要看看魯迅在這篇講演列舉的三種人，便可知錢鍾書對周作人的批評，倒是對于魯迅的肯定與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