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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正審判活動需要善意而非惡意的輿論環境,需要建設性而非破壞性的輿論監督。從這個意義上說,雖然快播案終將塵埃落定,而由此引發的思考仍將繼續。讓我們為快播案這樣一堂精彩的法治公開課點贊,也期望快播案式的庭審直播真正成為司法新常態

2016年“互聯網開年第一案”的快播案庭審直播,迅速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引發巨大社會反響,網上熱評洶涌如潮,連續兩天庭審、直播總時長達到20余小時的快播“涉黃”一案,直播期間累計有100余萬人觀看視頻,最多時有4萬人同時在線。快播案輿情、技術與司法交織的多元局面,庭審控辯雙方表現的社會評價、技術中立能否成為有效抗辯事由,以及由本案衍生出來的諸多問題,都引發了強烈的社會關切。

筆者認為,快播案庭審直播已經成為一堂生動的法治公開課,讓無數網民見證了法庭辯論的魅力和看得見的程序正義。廣大網民、司法人員都將從這起案件中獲得尊重辯護權利、妥善處理輿論監督與獨立審判的關系等有益的啟示。

讓程序正義真正成為“看得見的正義”

其一,尊重被告人及其律師的辯護權利。新華社發表的《要對快播案“狡辯的權利”報以掌聲》一文贏得不少網民的喝彩。誠哉斯言,真理越辯越明,法理同樣也是越辯越明。法律賦予了被告人及其律師充分的辯護權,即便是窮兇極惡的殺人犯,也有在法庭為自己辯護的權利。在一個法治社會,任何公民都擁有在法庭上為自己辯護乃至“狡辯的權利”,任何司法機關都無權限制甚至剝奪當事人的辯護權,司法機關在最終裁決中可以不予采信被告人或者律師的“狡辯的觀點”,但是應當尊重和保障被告人及其律師“狡辯的權利”。這才是法治社會應有的基本常識和常態。讓被告人及其律師在庭審上暢所欲言充分辯護,既是對公民辯護權的尊重,也是程序正義的重要組成部分,是“聽得見的正義”。

其二,快播案式的網上庭審直播應為“互聯網 ”時代司法新常態。這次快播案網上庭審直播,還有一個重要的現實意義,就是互聯網庭審的技術讓庭審變為法治的課堂,讓圍觀的廣大網民成為個案司法公正的見證者,讓程序正義真正成為“看得見的正義”。看似簡單的微博直播,卻遠勝過了無數次說教式普法教育。司法公開是杜絕暗箱操作的最好手段,在“互聯網 ”時代,通過互聯網直播庭審過程,可以激發廣大網民對司法公開的參與熱情,讓廣大網民真正成為司法公開的參與者和監督者,從而倒逼個案的司法公正。

妥善處理獨立審判和輿論監督的關系

其三,妥善處理獨立審判和輿論監督的關系。既防止出現“輿論審判”,司法理性被輿論“綁架”,也要防止法官無視輿情民意的任性,而應及時回應輿論關切,主動向公眾釋疑解惑。庭審網絡直播的基本前提是要確保“司法歸司法”,法院的獨立審判應當不受輿情的干擾甚至綁架,不能出現偏離法治理念的“網絡審判”。就快播案而言,互聯網不是法外之地,任何突破法律底線的行為都應受到法律的制裁。盡管網絡輿論呈現一邊倒的傾向,超過九成的網絡受訪者選擇“快播無罪”選項。但司法機關不能迷失在輿情的漩渦中,而應認真甄別和吸取輿論中來自法律界和網絡技術人士合理的觀點,理性地獨立審判。

我們所處的時代是一個新聞輿論監督張揚威力的傳媒時代,同時也是一個彰顯司法權威的司法時代。司法機關與新聞媒體打交道正在越來越趨于頻繁。司法如何直面傳媒,傳媒如何監督司法,這是一個無法回避的現實問題。網絡輿論尤其是新聞輿論監督既要積極地有所作為,也要保持理性的心態和良好的限度感;同時,司法機關在主動接受媒體輿論監督的同時,也要妥善處理好司法與傳媒、司法審判與輿論監督的關系。而媒體的新聞輿論既要發揮滿足和保障公眾的司法知情權及表達自由,又要發揮監督、督促和支持司法機關公正司法的建設性作用,防止出現所謂輿論審判、惡意炒作等對獨立審判和公正審判的破壞性效應。

呼喚建設性而非破壞性的輿論監督

審判活動本質上是一種高度理性化、專業化和程序化的判斷推理的過程,要求法官盡可能保持一種不偏不倚的中立態度,要求審判活動盡可能排除情感因素以及外界非法律因素的干擾和介入。如果輿論過于熱衷炒作,甚至儼然搞成“輿論審判”,就有可能誘發法官嘩眾取寵的潛在心理,同時也可能給法官造成過大的心理壓力。輿論監督要注意防止形成情緒化的“輿論審判”,“輿論審判”這種局面一旦形成其后果將可能是非常危險的。實踐中,的確有個別案件的判決是法院迫于承受過大的輿論壓力而作出的完全迎合輿論呼聲的判決。這種判決可以博得一時的“大快人心”,但其公正性是值得懷疑的。這方面的案例及教訓其實并不罕見。

公正審判活動需要善意而非惡意的輿論環境,需要建設性而非破壞性的輿論監督。從這個意義上說,雖然快播案終將塵埃落定,而由此引發的思考仍將繼續。讓我們為快播案這樣一堂精彩的法治公開課點贊,也期望快播案式的庭審直播真正成為司法新常態。

文/劉武俊(作者為司法部《中國司法》雜志總編輯、研究員)

“技術本身并不可恥”。快播公司涉嫌傳播淫穢物品牟利案審理過程網絡公開直播,使得“技術中立”的話題成為熱議焦點。“技術中立”是否可以成為司法免責的理由?道德和法律是否會抑制技術進步?回答好這些問題,意義遠超案件審理本身,關乎互聯網時代我們能否暢享技術進步的紅利。

科技是第一生產力,人類正是在技術的輔助下從蒙昧走向文明。但正如愛因斯坦所說,“科學是一種強有力的工具,怎樣用它,究竟是給人帶來幸福還是帶來災難,全取決于人自己,而不取決于工具”。技術是工具理性的產物,技術發揮怎樣的功效卻是由人支配的。技術的工具價值,只有在正確的人文理性、目標價值引導下,才能發揮最佳功效。否則,技術也可能為虎作倀,成為負能量的滋生場。

在互聯網領域,有一個“避風港原則”:技術提供者只要“不知道也沒有合理的理由應當知道”技術被用于侵權,就可以免于連帶處罰。但“避風港原則”并不涵蓋全部情形,除它之外還有一個“紅旗原則”:如果侵權事實像紅旗一樣顯而易見,技術提供者就不能裝作看不見,或以不知道侵權為理由推脫責任。由是觀之,司法裁判的關鍵在于技術背后的責任和意圖,技術本身并不是誰的“免罪牌”。

關于互聯網有句著名論斷:互聯網是歷史上存在的最接近無政府主義的東西。互聯網的技術特性決定了,必須以價值理性修正工具理性,以法治之堤圈住奔騰四溢的技術之水。一些互聯網公司的云端凋落,起因并不在于執法嚴苛、法律無情,而在于在價值理性上利令智昏。可以說,是人的價值理性而不是工具理性,真正左右著人和技術的命運。換句話說,是因為人懂得正確地用火而不是用火本身,幫助人走出原始時代。匍匐在法律的模糊地帶,根本不可能崛起為時代的強者。

開放、自由構成了互聯網精神的精髓,但這并不意味著互聯網精神同法治精神相齟齬。也許有人覺得,法律為互聯網畫地為牢,會壓制技術進步空間。其實,法律的意圖在于保駕護航,法治的內涵在于尊重和引導。只要合乎人類發展的長遠未來,法律自然會為其鋪路。技術發展有著自己的門道,互聯網藍海里的機會四通八達,真正走不通的路,只有悖德亂法這一條。

社會是流動的,技術是常新的,法律終究存在滯后性,不可能包打天下。法律之外還有道德,道德之外還有人心。心中的道德律令雖容易被忽視,卻是決斷一切的度量衡。馬克思曾經指出,道德的基礎是人類精神的自律。哪些可以做,哪些不行,道義忖度遠比利益考量重要。最可怕的墮落,是價值的墮落;最可貴的堅守,是良心的堅守。互聯網比以往任何一項技術都更加廣闊地延展了人的各種自由權利,也比以往任何時期都更需要參與其中的人增進自律和自覺。無論技術怎樣創新和顛覆,正義價值一定不能被顛覆。

網絡已成為人類的第二生存空間。沒有人愿意看到網絡空間遍布灰塵和污水,珍惜和用好網絡空間比什么都重要。當我們想在技術紅利中信馬由韁,尤須擦亮那顆擔當社會正義、守護人類良知的初心。

兩天前,“快播”涉黃案在京庭審,辯方拋出“技術無罪”論,博得了不少喝彩。其實,這是一個偷換概念的把戲,把“公司”等同為“技術”,把控方引入一個死胡同:技術怎能有罪?進而為公司做無罪辯護。其實只需反問一句,辯方的詭辯就會不攻自破,公司怎能等同技術?

公司是有明確責任和組織,以營利為目的的市場行為主體。即便發達國家那些走在信息技術創新前沿的跨國公司也不會公然把自己等同于“技術”。

“快播”承認大量內容涉黃,但又說那是用戶的事情。這是一個移花接木的詭辯術。這句辯護詞背后蘊藏的前提和邏輯分別是,公司承認傳播淫穢色情內容是可恥的,但公司僅提供平臺和技術服務,對于在此平臺上實際傳播的內容不負責任。但自相矛盾的是,“快播”又承認有責任監管內容,只不過能力有限,無法顧及所有,那樣就會影響“效率”。

上面幾句辯護詞可以做如下解釋,“快播”為盡可能多地營利創造了一個自己都無法有效監管的平臺,它已經盡力,但凡疏漏,都應該由用戶來承擔責任。問題是,“快播”在業界越來越以它無法監管的內容出名,并以此占據了細分市場的較大份額。

拿錢的是“快播”,受損者是公眾。

至此,“快播”公司的本來面目已經被其律師自鳴得意的三言兩語勾勒得非常清楚:用戶是我們的上帝,也是我們的替罪羊;我們就是技術本身;我們拒絕色情內容,但我們又不恥于以色情安身立命;我們為了效率,無法對自己平臺上的內容實施有效監管,但我們已經盡了最大努力,我們無罪!

中國經濟轉型,要靠企業創新,掌握核心技術的創新型公司更是未來中國經濟發展的強勁引擎。但中國需要的絕不是今天“快播”這樣打著“技術”旗號,享受“色情”暴利,不顧社會責任,把成功攬為己有,把丑陋推給用戶的涉嫌違法的企業。

被告的辯護有兩種結果,一種辯護可以是為自己減刑,另一種非但達不到減刑的作用,最終適得其反,會進一步暴露了被告人誤入歧途之深。站在被告席上的“快播”四位高管享有法定的辯護權利,但他們的辯護讓有理智的旁聽者都會更加認清他們內心的高傲和自大。很多當下到處走場的技術和資本精英身上都或多或少地有這股勁兒。

中國政府不斷加大對互聯網的管理,但不容忽視的一個事實是,以“快播”為代表的一批頭頂創新桂冠的技術或文化產業公司在快速成長的同時,疏于自我管理和約束,在商業利益的誘惑前,丟掉了企業的良心和社會責任。打開網頁,我們就會發現所有黃金位置都會被各種類型的廣告,或者劣質新聞占據,有些文章的圖片和語言不堪入目。通過互聯網搜索和獲得有價值信息的時間和技術成本越來越高。

企業是個中性詞。好企業是市場競爭優勝劣汰的結果,但這個市場必須是有法制監管的成熟的市場。中國急需加快互聯網管理的立法速度,加大監管力度。在互聯網法治尚不健全的前提下,我們不應夸大“快播”案庭審直播的司法意義。相反,我們要看到此案暴露的那些資本精英和技術精英的法治意識何等淡薄,我們更要反思辯方律師幾句自鳴得意的辯護詞為何會贏得不少人的喝彩。

那些喝彩反映了公眾輕而易舉地就可以被幾句詭辯術領入歧途,暴露了公眾對公司、市場、技術和監管這些核心概念背后的法治意義及現實意義的認識水平之低下。當“快播”辯護人把黑鍋都扣在用戶頭上的時候,一些人還在把幾句詭辯詞奉為金句名言。

究其根本,中國人對技術的崇拜,是“快播”這種公司自我包裝的一個有利條件。互聯網上以漢語傳播的內容遠遠少于英語,更不用說還有其它上百種語言。中國的人口占到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換句話說,十幾億中國人擁擠上的是一班十分擁擠的漢語信息高速路上,這對中國的信息技術公司是一個巨大的市場。語言的邊界滋養了它們壟斷的觸角。利益驅使之下,如果失去底線,“快播”這類公司就能以較低的技術成本和投入獲得巨量的經濟回報。

信息產業和互聯網企業不應成為監管的灰色地帶。“快播”涉及的監管其實還停留在內容形式的低級別管理,距離真正意義上的對“技術創新”的監管還很遠。但中國互聯網及產業主管部門應該本著更高的標準,以信息技術發達國家的立法和執法為參照,未雨綢繆地加強對互聯網產業的監管和引導,著力提高公眾的互聯網媒介和技術素養。

有評論說“快播”是在引領娛樂至死,其實“快播”涉案內容早已超越娛樂的范疇,而是涉嫌違法。虛擬世界里,時空可以交互,但是非曲直的邊界不容模糊。技術無罪,但公司總脫不開資本的“原罪”,所以才有社會責任一說,而“快播”的四個被告在庭審當天的表演說明,他們的企業社會責任意識是何等的淡漠。

我一直好奇于網頁上那些不堪入目的圖片、文字和視頻背后的導演是誰,能如此堂而皇之地傳播這些非法信息。前天,站在北京海淀法院被告席上“快播”公司的四位高官,給了我答案。“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的年代留給我們的創傷還未痊愈,我們一定要警惕“快播”高管們揭幕的“公司無罪,資本有理”的另一個荒誕的極端的到來。

關于作者:李洋,中國日報駐四川記者站站長

互聯網信息辦公室發言人姜軍1月10日就“快播”案發表談話稱,堅決支持對“快播”涉黃案進行依法查處。他指出,所有利用網絡技術開展服務的網站都應對其傳播的內容承擔法律責任。這是中國互聯網發展和治理的根本原則。“依法治網、依法辦網、依法上網”,已成為互聯網業界和全社會的普遍共識,大家必須共同遵守。(1月10日中國網信網)

作為2016年互聯網領域第一案,“快播”案無疑成為開年后各大媒體和網民關注的焦點。除了案件本身涵蓋的實體與程序問題、證據與技術問題、控方表現與辯護策略、互聯網發展與法律邊界等諸多主題,更體現了網民對于互聯網清朗空間的熱切期待。“快播”案公開審判,不僅是中國司法自信的體現,更是依法治網的一次重要實踐。

中國是網絡大國,中國有近7億網民,上網已經成為很多人生活的必需。半數以上國人觸網,包括辦網人和網民在內的所有觸網者心中必須要有網絡空間的“七條底線”,而“七條底線”中,排在第一位的就是“法律法規”底線。無論是網站的經營者、管理者,還是網絡技術的研發者和運用者,抑或每一個網民,都必須堅守法律法規底線,必須對法律法規心存敬畏,必須運用法律法規維護自身權益,必須自覺共同營造清朗的網絡空間。

“快播”案是一起涉嫌傳播淫穢物品牟利案。被告人在無罪自辯時誕生了“技術本身并不可恥”“不能因為有人用菜刀殺人了,就說菜刀公司有罪”等所謂的“申辯名句”。但我們需要明確的是不管是網上、網下,無論是誰制作、傳播淫穢物品,都將依照有關法律受到制裁。中國接入世界互聯網21年來,網絡早已成為百姓生活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但淫穢色情信息卻利用互聯網技術和傳播渠道造成比傳統方式更為廣泛的擴散效果和更惡劣的社會影響。互聯網不健康信息早已成為社會毒瘤,污染社會環境、敗壞社會風氣,尤其危害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長。不整治、不打擊絕對不行。

網絡不是真空地帶、不是法外之所,治網者、辦網者、上網者都必須依照相關法律、法規及有關政策治網、辦網、上網。治網者要依法治網、嚴格執法,牢記“法無規定不可為、法無授權不可為”;辦網者要依法辦網,技術和平臺、管理和經驗等都不是違法辦網的借口;上網者要依法上網,共同營造和維護“依法上網光榮、違法上網可恥”的自覺和氛圍。

“誰把法律當兒戲,誰就必然亡于法律。”英國詩人拜倫這話,道出了法律的真諦;孟德斯鳩說過:“自由是一種能做法律許可的任何事的權力。”確實如此,觸網之人的自由必須限定在法律許可的框架內,超越法律的網上自由是不存在的,超越者必定吃到苦頭。這是每個人應該從“快播”案中受到的啟迪。

在中國當下的社會語境下,立法禁止淫穢音像制品的公開傳播,有著充分的民意基礎。而法治社會的基本規則之一,就是以既有法律作為判斷某種行為合法性的依據。既然在中國現行法律中,傳播淫穢音像制品被定罪,則“傳淫無罪”就不能成為判斷快播案的依據。

必須承認,經過連續兩天的庭審直播,圍繞“快播案”的網絡輿情出現一邊倒的局面,超過9成的網絡受訪者選擇“快播無罪”選項。在當下的環境下,快播案這樣的敏感案件經過網絡直播,卻出現對公訴方極為不利的局面,想必出乎決策者當初的預期。

網絡輿論呈現如此一邊倒的傾向,首先緣于王欣等被告及其辯護人的出色辯護。網上流傳的激烈控辯的剪裁片段,確實充分展示了被告及辯護人的機巧和急智。與此相對,則暴露出公訴方“備戰”不足和應變乏力的短處。以至于有網友將雙方的激辯,戲謔地稱為辯護方對公訴方的“花樣吊打”。如果將網絡圍觀者類比于美國陪審制度中的大陪審團,則辯護方的巧辯對陪審團的說服力,顯然大大高于公訴方。

但同樣不能忽略的是,在“快播無罪”的呼聲中,包含著兩種不同的判斷。對部分網友而言,不僅快播無罪,而且所謂傳播淫穢音像制品的行為,本身就無罪。被很多人熱傳的所謂“做愛無罪,看人做愛有罪”的悖論,似乎給很多人提供了質疑上述罪名的理據。而如果這種“傳播淫穢音像制品”無罪的觀點能夠成立,則快播團隊不僅不辯自贏,而且根本就不該成為被告。或許正是由于這種觀點影響,很多圍觀者心里早已判定了“快播無罪”,所謂辯護方對公訴方的“花樣吊打”,也才會得到那么多喝彩。

但在中國當下的社會語境下,立法禁止淫穢音像制品的公開傳播,有著充分的民意基礎,立法過程中也沒有出現太大的爭論和波折。而法治社會的基本規則之一,就是以既有法律作為判斷某種行為合法性的依據。既然在中國現行法律中,傳播淫穢音像制品被定罪,則“傳淫無罪”就不能成為判斷快播案的依據。

快播案的被告及辯護律師對此顯然并不持異議,因此他們的辯護策略,主要基于技術無罪和不知情不為罪,以強調即使傳淫有罪,快播也是毫不知情的小白兔。庭審直播中最受圍觀者叫好的部分,也恰是對這兩個辯護依據的“花樣呈現”。

庭審尚未結束,在接下去的庭審中,快播是否真的是一家完全中立的“純技術公司”,或快播究竟是無法獲知用戶播放視頻的內容,還是故作不知的“裝睡者”,仍然將是控辯雙方辯論的焦點。至于后續庭審中還會出現哪些精彩的激辯,目前無法預知,但至少一點可以肯定,那就是所有關注這一案件的公眾,都希望后續審理繼續通過網絡直播,讓控辯雙方的交鋒繼續呈現在公眾面前,使案件是非得到深入的辨析和厘清,并在此基礎上得出罪與非罪的判定。

案件庭審是否應該直播,歷來多有爭論,各國也有各種不同的實踐。但就中國目前的國情而言,公眾最為擔心的是暗箱審理、枉法裁判。庭審直播則把審理過程如實呈現在公眾面前,有利于破除公眾的擔憂或猜測,利大于弊。此外,雖然我國沒有美國式的陪審團制度,圍觀群眾也不具有決定罪與非罪的權力,但控辯雙方各自依據法律提出自己的觀點,進而說服圍觀公眾,也是讓法律深入人心、樹立法律權威,進而以法服人的可行路徑。

因此,即使此前的庭審直播,讓準備不夠充分的公訴方稍顯被動,或庭審局面不符合案件的預期走向,公眾還是希望快播案能夠繼續“快播”下去,而且希望庭審直播在今后成為常態,讓每一次庭審都在公眾的見證下,成為公眾尋求司法公正的可靠途徑。建設法治社會、樹立法律權威、維護司法信譽的大目標,畢竟比某個個案的具體得失更加重要。

8日,深圳市快播科技有限公司涉嫌傳播淫穢物品牟利一案繼續開庭。庭上,控辯雙方進行了多輪激辯,快播公司及王欣等4名被告人堅稱無罪。

在中國的法治框架下,快播這個在用戶中早就心領神會的載體,有原罪,是必然的。快播要想在法庭上把“無罪辯護”的故事講圓,并且講出不被法辦的結果來,應該是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即便控方講故事的能力,讓人感覺更為糟糕,但快播由此解套的幾率依然極低。

中國的互聯網產業,都經歷過野蠻生長的原始積累過程,這其中,法制滯后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但快播面對各種舉報、各種處罰,依然不愿意更新技術,問題不是出在技術本身,而是出在僥幸心理。這種心態,實際上是在涉盜涉淫的法治面前,沒有擺脫自慰心理。

很遺憾,控方本來可以跟快播在法庭上拿證據、講法律,拿法制滯后的客觀存在、講法治邊界的神圣不可逾越。不曾想,自信滿滿地拿到直播中來的這場庭審,控方反被王欣們拖到了互聯網技術的陷阱里,結果這次庭審鬧出雞同鴨講的對話效果,讓旁觀者看盡了笑話,令段子手們樂翻了天。

很多人巴不得快播能贏,與盜版這種免費的午餐、情色分享不可多得的便捷,是密切相關的。快播多達以億為計的龐大規模用戶,足見這個平臺的粘性。但在盜版與色情方面,喜歡者眾,是不能以存在就是合理來僥幸的。快播有原罪,但需要司法機關充分運用法律依據與證據,在這場直播中給展示出來,給整個社會普普法。然而如今看來,已經失去了先手。

長達2年多的案件,控方在庭審中依然表現出倉促上陣的木訥樣,可能既不完全是工作態度問題,也不完全是運用法律的技術問題,很重要的一條就是現有法律對于互聯網技術的限制與規范上,還缺乏明確到位的細化,導致控方手中的子彈有限,打起仗來捉襟見肘,使不開手腳。比如,如何鑒別“技術不可恥”的平臺責任,與緩存、分享、傳播之間的關系;如何界定個體的利用平臺故意傳播,與平臺技術的主觀故意之間的關系;如何鑒定依靠技術盈利,與依靠“藏污納垢”來賺錢之間的關系,等等。可見,在互聯網技術的發展更新過程中,法制依然滯后。

王欣與他的快播,既是做刀的,也是賣刀的,當然知道這把“刀”,有不小的一部分人是用來“殺人”的。這應該是王欣最初玩“失蹤”的重要原因之一。當然也不排除王欣們對于司法部門在程序正義上還有不敢信任、甚至不愿信任的心理因素在內。

這次開庭,司法機關通過網絡直播的方式,似乎想要體現“程序正義”,不料面對玩命自保、堅持無罪辯護的快播涉案團隊,一邊受累于滯后的法律條文,一邊又在關鍵的證據呈現上掉了鏈子,反而讓人感覺不僅準備不充分,并且有一種將自信建立在某種強勢的基礎之上,使得原本呈現“程序正義”的庭審直播,反被一部分圍觀者質疑正義的可信與可靠。

事實證明,網絡民意并不代表法律正義,直播庭審并不等于程序正義。王欣們的自信如果建立在網友的情緒上,司法的自信如果建立在地位的權威上,都是一種粗暴的表現。

新華社北京1月9日新媒體專電(記者白靖利、高潔)莊嚴的法庭,激烈的辯論。通過先進的直播手段,讓關注“快播一案”的公眾得以見證案件審理的全過程。隨之而來的“洶涌”討論,更讓我們感受到了公眾積極構建法治、追求公平正義的熱情。

必須肯定的是,庭審直播在很大程度上體現了法治的精神,體現了公檢法敢于直面挑戰的擔當。對關注此案的公眾來說,這也是一堂生動的“普法課”。直播將庭審放置于公眾的顯微鏡下,先進的傳播手段,讓公眾見證了法庭辯論的魅力,也體現了我國司法改革的進步。

同樣要看到的是,作為法治的“重要氣質”,庭審辯論為我們展示了什么叫法治的程序價值。法治的精神告訴我們,正方和反方同樣值得尊重。正是因為存在“黑色是白色”的反駁,證明黑色是黑色才更有意義。

真理越辯越明。無論是公眾的反應,還是基于辯論本身的意義,辯護方的充分準備依然值得“喝彩”。有了他們在每個環節上的較真,在每個細節上的“挑刺”,事件的本來面目才變得更加清晰。就算快播有罪,也不能剝奪他們為自己辯護的權利,就算你相信快播有罪,也要為這個團隊精彩的辯詞報以掌聲。暫且不論快播是否有罪,尊重程序、尊重辯護,這才是法治。

在這起案件中,我們同樣要看到直播的“重要氣質”。先進的傳播手段,讓聚光燈下履職的代表不能怠職。直播正逐漸成為慣例,對于基層公訴人而言,應當直面挑戰,充分準備。正因為要尊重對方“說話的權利”,哪怕是“狡辯的權利”,所以才更要認真履職。

“奉法者強則國強”,這才是邁向法治進步、最終形成有利于社會進步和個人自由的法律制度的堅實腳步。

【時評】快播的辯詞再精彩,也不配贏得掌聲

這兩天,刷爆微信朋友圈的莫過于快播案庭審了。

1月7日、8日,快播涉黃案在北京海淀區人民法院開庭審理,面對傳播淫穢物品牟利罪的指控,技術出身的快播CEO王欣在法庭上展現出不凡的辯論技巧,將公訴人提起的控罪一一否認。從法庭辯論中看,被告方快播團隊成員和辯護律師們的發揮可以說得上精彩,一句“做技術不可恥”也在網上激起蜂擁轉發,甚至還有人把辯詞編成段子傳播,鼓掌叫好的聲音不絕于耳。

誰也不會想到,2016年中國互聯網開年第一案竟是這樣的開局。目前,快播案正在審理過程中,是否違法犯罪,如何定罪量刑,都應交由法庭來裁決,在法律范圍討論。被告人在法庭上為自己辯護是公民的權利,律師的辯護也是法律賦予的權利和職責。可問題是,在庭審現場公訴人的表現也許真的不夠好,但不能因為辯論精彩就混淆了是非黑白,也不能因為轉發的人多就占據某種“道義”高地。

事實是什么呢?無論是在快播被調查的階段,還是庭審前后,有不少網民承認通過快播獲取淫穢視頻這個事實,認為盡管有很多播放軟件可用,但選擇快播就是因為它“無法替代”的作用。快播在幾年中,因侵權等原因多次被處罰。當然,在審判中這些能否作為證據采用,是法律需要解決的問題。而在道理上需要厘清的一點是,面對這些,如果僅靠幾句“精彩”辯詞就說“快播不黃”,豈不是掩耳盜鈴?面對這些,如果不加譴責反而視而不見甚至同情,豈不是咄咄怪事?

法律禁止的行為難道僅僅因為“愿打愿挨”,就可以合法化嗎?正如王欣所說,做技術不可恥,但技術背后的人應該有是非,分對錯。我們都應該尊重快播在法庭上為自己辯護的權利,不過有句話也應該明白:違法不違法,不看誰更伶牙俐齒,快播的辯護不配贏得掌聲。

人民日報客戶端

【技術出身的快播CEO王欣,在法庭上也展現出高難度的辯論技巧,昨日快播公司被控傳播淫穢物品案受審,王欣打出技術牌,將公訴人提起的罪行推得一干二凈。】

比如公訴說的抽檢70%的淫穢視頻的比例,他推說不知道,把問題歸結于網友的個人上傳。快播服務器存貯資源并非刻意所為,而是網友點播以后自動觸發了下載程序;他也否認快播是個傳播平臺,只是一個播放器,網友下載什么、播放什么他控制不了。

從維護自身利益角度看,他的辯護很精彩,將問題歸結為技術以減輕他在管理上的責任。而一旦陷入技術問題的糾纏中,其實就是將責任推給眾人,自己做個旁觀者。不管這種邏輯有多讓人不舒服,在法庭上為自己辯護這也是他的權利,我們應該尊重他的這一權利。但他的意見站不站得住腳,得由法律說了算。不管快播公司和王欣本人在這樣的過程該承擔什么樣的法律責任,事實本身是清楚的:快播平臺傳播了淫穢視頻是事實,快播平臺上存在著大量未經授權沒有版權的影片資源也是事實;快播從這些不光彩的資源中獲益更是事實,在大量的證據面前,王欣的無罪辯護顯得蒼白而無力。

快播的問題,從一個視頻播放軟件的成長史去看可能可以看得更明白一些。這里面有技術原因,但更多的恐怕還是一種謀生的策略。那么多淫穢視頻、那么多沒有版權也沒有授權的影片資源,身為CEO的王欣說自己不知道,沒有人會相信。游走在法律的邊緣,正是快播這樣的公司賴以占領市場的法寶。這也曾經是幾乎所有中國播放下載軟件的原罪。只不過,有相當一部分完成了自己的轉型升級,愿以更嚴格的標準約束自己,而還有一些公司則沉湎其中不可自拔,直到撞上了法律的高墻。

快播從來不是一個人在搞這行徑,這個平臺上罕有產權意識,也罕有法律邊界,這一點不僅王欣和他的快播公司是這樣,每一個參與者都有一份責任。受審的是王欣,但該反思的還有社會。至少在相當長的時間里,大家都是這種網絡空間的窺視者,快播被查宣告著一個時代的結束。免費互通共享,互聯網帶來的世界非常美好,以前看電影得去電影院、得花錢,有了快播之后守在家里,一分錢不花,而且片源充足、應有盡有,在這樣的誘惑面前,如果說沒有動心,那不客觀。但恐怕大家都要有清醒的認識,這是違法的也是不可持續的。無論是社會的進步還是法律的完善,抑或是個人法律意識的覺醒都已經不再支持這種野蠻的成長方式。快播的猝死是因為觸犯了法律,更是因為沒能跟上社會發展的步伐。

王欣說技術本身不可恥,否認技術的倫理屬性,這話只對了一半,技術本身的確不可恥,但濫用技術的人是可恥的。在解決了產權、遵守法律基礎上的自由才是寶貴的。社會的進步已經到了與灰色揮手告別的時候,這一頁盡早地翻過去,我們的互聯網才能迎來真正深刻的變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