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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囂塵上的“復旦醫學生投毒案”終于塵埃落定，林森浩被執行死刑。復旦大學的學生，也大可不必把林森浩的名字視為瘟疫，把他從名冊中刪除，應把這個名字當作一種反思，一種追問，以尋找一種更普遍意義的“善”。因為“他是我們中的一員，永遠都是”。（12月16日《中國青年報》）

不必視林森浩的名字為瘟疫，不要將他從名冊中刪除，這不僅是對復旦學子的提醒，也是對一代年輕人的忠告，更是對社會現實的一種鞭策。曾幾何時，政治人物的毀滅，萬惡不赦的罪人伏法，意味著他曾經的正績，或人生軌跡，都將迅速消失，以表明愛憎立場。

在文明社會，每一個生命都是平等的。當年殺死32名同學最后舉槍自殺的罪犯也得到學校的紀念，并有同死難同學樣一樣的一塊紀念石，這是基本的人權，無損于對犯罪進行法律審判與道德譴責?；诖耍瑢γ恳粋€生命的逝去，都沒有資格“歡呼”。我們紀念黃洋的同時，也要紀念林森浩。

現實中的每一個人，都是肉體生命、社會生命和精神生命的三重奏。偉大人物是這樣，林森浩也是這樣。死刑結束了林森浩的肉體生命，其社會生命也將隨社會發展而消失，但他犯罪引發社會撕裂和法律倫理道德的討論與沖擊，將長久地存在于社會的思想文化中。

林森浩在死刑復核下達前接受記者采訪時說過一句話，“讓靈魂找到比短暫的生命更長久的東西”，他對生命的敬畏終于被喚醒，他認罪伏法多少挽回了生命的尊嚴。除此之外，要認真讀書，接受人文光芒的照射；要潛心反省，不能永遠生活在沒有大腦的日子里；坦然赴死，讓被害人家屬放下，讓自己父母家人解脫，讓社會平靜下來，囑附弟妹讀書，是他責任感的回歸。這些都是林森浩留下的精神元素。

古羅馬對少數禍國殃民的皇帝處以“記錄抹殺刑”，即撤除當事人肖像，刻有功績的石碑也會被除去姓名。對于好皇帝死后封神來說，這是施予壞皇帝的一種恥辱的刑罰。不知同時代歷史學家塔西佗對此有無非議，反正“記錄抹殺”至少對于后世考古研究制造了空白。

慶幸林森浩對記者的最后告白已廣為傳播，其言也善，其義可鑒，它不是道歉，不是懺悔，但比某些貪官文彩斐然的道歉，聲淚俱下的懺悔，更富有人性、倫理、生命等多重社會價值。

12月11日，全社會關注了兩年多的“復旦投毒案”罪犯林森浩被執行死刑，一樁發生在大學里的投毒殺人慘案就此了結。

追問尚未結束。2013年4月16日，復旦大學2010級碩士研究生黃洋同學因急性肝損傷經搶救無效去世。警方結論是，同寢室的林森浩是投毒殺人罪犯。這一案件發生后，進一步引發了全社會對大學教育的反思，有重提生命教育的，有強調思想政治教育的，有呼吁加強管理和引導的，有呼喚情商至上的。

這是一場不該發生的悲劇。令人唏噓的，不僅是因為兩個知識精英花季生命的隕落，而且是因為與許多校園慘案一樣，僅僅肇始于寢室矛盾。

有世界就有矛盾，大學寢室矛盾堪稱是大學的必然產物。寢室矛盾到底是什么？從內容上說，這個矛盾無非是一些緣于生活習慣、衛生狀況、學習訴求等方面的雞毛蒜皮小事，比如作息時間不同步，“煲電話粥”、網絡聊天聲音太大、或者獎學金的競爭，甚至于口音地域籍貫方面的天然差異等。

最無奈的是，當糾紛得不到化解，積怨得不到排解，不滿情緒負面情緒就難免積累，小齬齟也難免導向不可挽回的局面?！皬偷┩抖景浮本褪沁@類矛盾發展到極端的惡果。

這場悲劇提示著我們，寢室矛盾未可小覷。學校的主要矛盾固然是學業與成長的矛盾，但是寢室矛盾處理得不好，就很有可能反客為主；而當寢室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大學生活的困境就可想而知。不僅可能影響大學生活，而且出現不該出現的創痛。林森浩曾經是優秀學生，是學生會干部，最終卻因這類矛盾處理不好，淪為了殺人罪犯。這教訓不可謂不深刻。

寢室矛盾，或許可以從心理學、生理學、社會學等方面尋找解決的答案。我認為，首先繞不過去的是自由與容忍的關系。進入大學，許多學生可能首先會產生一種釋放青春的自由獲得感。再加之大學粗放管理、自我管理等特色，又很容易賦予大學生一種全新且相對自由的環境。隨之而來，許多大學生在彰顯個性、展現自我之余，在享受自由時必然遇到新的矛盾——當人人都想到自由的時候，有沒有看到一己自由對校園、對寢室、對同學的影響？有沒有考量過自由的邊界？

不乏中外賢哲提出過，沒有容忍，就沒有自由。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容忍比自由還更重要。這或許也是打開寢室矛盾這把鎖的鑰匙。假如大學生都能夠站在這個層面思考自由與容忍的關系，就可能擁有自律自省反求諸己的同時寬容他人的雅量。在出現矛盾時，也更容易采取溝通、說服等有效的辦法，擁有文明談判的能力，而不是傻傻地走極端。必須化解寢室矛盾，善于化解寢室矛盾，這或許也是我們從“復旦投毒案”需要得出的啟示。

【作為一名成年人，林森浩表現出的嚴重缺乏同理心是一種穩定的人格特質，在媒體上的最后訪談，也感覺不出這是戕奪他人生命后的懺悔，而更像是一個超然的“大師”在講經布道。】

前幾天，曾引發輿論嘩然的復旦大學投毒案林森浩伏法。他因為兩年前蓄意毒殺室友，并在受害人垂死掙扎的十幾天里，冷眼袖手旁觀，直至案發。他因為此冷血謀殺行徑而被判決死刑，并執行，算得上是咎由自取。

作為一樁引發輿論熱議的公眾事件的刑事案，當然可以從不同的角度、方面對此作出總結和思考。像司法量刑的公正問題；像死刑核準、執行的程序問題；像證據瑕疵的甄別和排除問題；甚至最后父子相會不準說方言的問題等等。每個議論者的關注焦點、學識修為、評議立場都可能大相徑庭，因此觀點各異甚至沖突也十分正常。

但林森浩的辯護律師在案犯伏法后發表的律師手記《他死前已是個悔過的新人》，讀后卻如鯁在喉，不吐不快。林森浩臨刑前真的有如律師說的“林已經是一個重新造的人”嗎？

從心理學角度，林森浩在蓄意謀劃、執行謀殺室友，以及受害人毒發在痛苦中掙扎的十幾天時間里他所表現出的冷眼旁觀，甚至還與受害人父親同居一室而不露絲毫馬腳，反映了他缺乏起碼的同理心（empathy）。同理心又被稱為“移情”，可以理解成俗話所說的“惻隱之心”，反映的是人類對他人的憐憫、同情的心理基礎。普通人不僅在傷害他人時會感到痛苦、焦慮、緊張，而且往往在僅僅看到他人受傷就會感到難受不安。一個具有起碼同理心的人即使因一時激憤而沖動殺人，事后也會陷入懊悔、痛苦和緊張、焦慮之中，斷然不可能像林森浩那樣“氣定神閑”。

換言之，作為一名成年人，林森浩表現出的嚴重缺乏同理心是一種穩定的人格特質，而不是一時之激憤。這種病理性的人格特質反映了他具有明顯的反社會型人格障礙傾向，而后者是大多數暴力犯罪的人格基礎。一個具有反社會型人格障礙者，不僅表現為缺乏同理心，對他人的感受、權利和痛苦無動于衷，而且往往同時表現為自我膨脹、自大；以及夸夸其談，看起來很迷人。事實上，缺乏同理心、自我膨脹和看起來迷人在通常的監獄或司法環境中，是預測犯罪人是否會重新犯罪的很重要的預測指標。

從一些報道和文章中，不難看出林森浩自我膨脹和看起來迷人的典型特質。在央視對他的一次電視訪談中，林森浩在回答采訪者的提問時說：“我們現在再怎么糾結于它，我當時做事的動機、原因、想法也好，于事無補?！彼⑶艺f，“社會現在應該要把輿論往這方面引，不要再糾結在一個愚蠢人的一件愚蠢的事，一件可惡的事……社會輿論幫助黃洋父母積極地活下去，積極生活每一天，這是最關鍵的?！?/p>

我觀看了數遍“林已經是一個重新造的人，已經超越生死”的央視新聞訪談，絲毫也感覺不出這是戕奪他人生命的犯罪人在懺悔，而更像是一個超然的“大師”在講經布道。以林森浩的智力、學識和這兩年在牢獄中的“修煉”，他講出這番唯獨沒有懺悔卻看起來迷人的布道式話語并不奇怪，但要把它與“悔過”掛起鉤來，也實在缺乏說服力。

無論林森浩有沒有悔過，有沒有懺悔，都不應該影響對他的量刑、判決。此案從一開始到現在，爭議不斷，各種觀點交織，法律的問題已經解決了。剩下的，在林森浩案件背后，還有很多值得探討的人性謎團待解，這也算是他對自己的一點救贖吧。

□唐映紅（心理學學者）

【雖然經過兩年多的沉淀，輿論已經褪去最初的激憤而趨于平靜和理性，但殺人償命、正義得彰，仍然是對這一最終結果的主流判斷。這一輿情也再次證明，樸素的殺人償命式的正義觀念，仍然在今天的中國社會輿論中占據主流，也構成了中國至今在暴力殺人案件中保留死刑的民意基礎?！?/p>

經過兩年多的調查審理，復旦投毒案被告人林森浩經最高人民法院核準執行死刑。雖然經過兩年多的沉淀，輿論已經褪去最初的激憤而趨于平靜和理性，但殺人償命、正義得彰，仍然是對這一最終結果的主流判斷。這一輿情也再次證明，樸素的殺人償命式的正義觀念，仍然在今天的中國社會輿論中占據主流，也構成了中國至今在暴力殺人案件中保留死刑的民意基礎。(相關報道見06版)

也有部分仍然激憤的網友在跟帖留言中表示，一樁事實清晰、罪證確鑿的殺人案件，卻反復拖延兩年才將被告處死，是對罪犯的寬宥，也是對被害人家屬的折磨。但應該澄清的是，司法審判過程，是對已逝真相的艱難還原，任何疏漏、誤判，都可能導致難以彌補的錯誤。代表國家意志行使合法暴力的司法機關，在面對人命關天的重大責任時，必須以慎之又慎的態度，窮盡追索真相的一切手段之后，才能做出剝奪他人性命的判決。曾經快審、快殺式的嚴打運動制造的冤案、錯案，早已給中國法治建設帶來足夠深刻的教訓。與此相對，面對復旦投毒案這樣的復雜案件，兩年多的調查、審理，也不過履行了基本的審慎責任。

如今，隨著林森浩的伏法，這一案件似乎終于可以落下帷幕，曾經對此案高度關注的輿論，也將轉而關注其他新的熱點消息。然而，兩名同窗學友之間的沖突、仇殺畢竟非比尋常，黃、林兩家，尤其是兩位父親在法庭內外各不相讓、針鋒相對的態度，除了為案件審理過程增添更多跌宕和曲折之外，也留給輿論更多思考和爭議的話題。譬如，作為被害人的家屬，黃父絕不原諒、但求兇手一死償命的決絕，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夠或應該影響法庭的判決？而作為嫌疑人家屬的林父，究竟有沒有權利為兒子的免死窮盡所有的法律手段？

從目前的輿情判斷，公眾對黃父的態度大多視為理所當然，因此反而沒有更多關注。反之，對于異常執著地為兒子免死而奔走的林父，輿論則表現出糾結矛盾的態度，一方面認為林父為兒奔走其情可憫，但也有部分輿論認為林父窮盡各種手段的做法太過偏執，甚至有網友直斥林父“無恥”。而且就客觀效果而言，林父一心為林森浩脫罪、辯護的做法，很可能進一步激化了與黃家之間的仇恨，使得黃父更加堅定了對林森浩絕不原諒的決絕態度。

就法言法，林父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尋求一切可以減輕乃至洗脫林森浩罪名的證據，都是法律賦予他的權利，只要這些證據不涉及制造偽證等違法行為，都盡可在庭審過程中舉證，這也是通過法庭抗辯以呈現、還原事實真相的必要過程。與此相比，那些以正義之名進行的一邊倒的審判，反而更可能遮蔽了事件的真相。況且，最終的判斷和決定權掌握在法官和合議庭手中，并不會對案件審理帶來實質性的誤導。目前的部分輿論，對林父合法的辯護、奔走行為，做道德上的撻伐甚至謾罵，往往基于對法律和正義的誤解。

與以往大多數影響巨大的案件一樣，當事人林森浩于執行死刑之前，接受了央視的專訪。雖然是規定動作，但林的一番懺悔之詞還是令人感慨。面對即將執行的死刑，林森浩坦言：這樣償還他們（黃家父母），說不定他們明天就能放下怨恨，健康積極地生活下去，這樣反而更好。

而黃父于事后接受媒體采訪時平靜地表示：執行了就執行了吧。似乎也確實有一塊石頭落地的踏實和坦然。

但兩個家庭都已注定無法恢復平靜、回到過去。無論對于兩個家庭還是對于社會，這樁悲劇都將留下一道醒目的傷疤，且將時時作痛。

【復旦投毒案的終局，解決的只是正義與否的問題，社會對該案的反思，應被導向生命倫理教育，包括高校在內的整個社會，當補上生命倫理這堂課。】

昨日下午，隨著罪犯林森浩被執行死刑，備受社會關注的“復旦投毒案”至此走完了全部司法程序，林森浩本人也走到了生命的終點。

名校學子、同窗挾恨、禍起瑣事……集結在該案上的諸多因素，想令其不引發社會關注都難。圍繞這起案件，輿論一度形成了立場相左的兩個營壘：一派認為，林森浩投毒害人，死得其所；另一派認為，林尚且年輕，應當給他機會。輿論喧囂，舉國關注，但司法有其自身的邏輯，包括需尊重傳統和先例，尊重不同個案在處理標準上的統一性等，不可能輕易被輿情牽制，完全隨網絡民意而起舞。而這些邏輯，跟單方呼聲或“刀下留人”聯名呼吁之間也保持著某種隔膜。

在立法層面沒有廢除死刑的情況下，該案的最終結局，并未超出很多人的意料。不過透過洶涌輿情，我們仍然可以看到這些“民意”與林森浩最終處理結果之間的深層勾連。那就是，“殺人償命”、“同態復仇”的樸素情感，仍在主導著很多人的樸素正義觀。事實上，我國刑法近年來的修改已大幅減少了死刑罪名，司法機關對死刑判決也已變得史無前例地謹慎，但對故意殺人這類罪名保持死刑規定和維持死刑判決，仍具有龐大的民意基礎。

黃洋父母在聽到最高法核準死刑消息后，感到“終于可以告慰亡靈”，并要去兒子墳前祭奠。如果替換位置，我們可以很容易地理解其心情。甚至林森浩在行刑前受訪時也表示“非常理解黃洋父母的心情。換作是我，我也會恨”。然而，“殺人償命”、“兇手伏法”只是最無奈的一種正義。多死去一個生命帶來的“欣慰”，終究仍是一種沉甸甸的悲劇。在這種悲劇面前，理智的人不會有“歡呼勝利”、“大快人心”的“雀躍”。林森浩的死，絕不應被看作“庶民的勝利”，相反這是一首“生命倫理的悲歌”。

一起投毒事件，一個持續數年的訴訟，找不到一個真正的贏家。對林森浩的父母而言，中年喪子之痛如同“晴天霹靂”；黃洋的父母雖已“報仇雪恨”，但兒子終究還是回不來了。對整個社會而言，這番沉重的代價，帶來的不應是基于“殺人償命”的簡單狂歡，而應是關于生命倫理更入骨的認知。也只有以現代生命倫理去沖刷掉“快意恩仇”等觀念鑿痕，才可能帶來更普遍的“善”和更高層次的公序良俗。

這種生命倫理，也包括將生命本位意識嵌入基本價值觀涵養中。本質上，復旦投毒案終局，解決的只是正義與否的問題，并沒有拯救出那些“中毒”的青春。一起悲劇以另一重悲劇方式收尾，對其的反思，就應沉潛到包括生命倫理在內的廣闊的社會成因與文化土壤中去，才能更好地療傷。像像林森浩自己就曾反省過，“我沒什么價值觀”“底線，我覺得這些東西是需要學習的……一直以來，我的成績都還可以，可能有點自我”，而這跟投毒之間的隱秘關聯，就在提示著生命倫理匱乏可能指向的后果。

“雙輸”的結局，留下的不應只是一句嘆息。林森浩在臨刑前希望“不要再糾結在一個愚蠢人的一件愚蠢的事。社會輿論應當幫助黃洋父母積極生活每一天”，而我們或許該在撫慰兩方父母之外，更多地將反思視角投向生命倫理教育等，整個社會包括高校當補上生命倫理的課，避免悲劇重蹈。

最高法院核準了林森浩的死刑。這一結果在很多人意料之中，也在一些人意料之外。從此案案發起，一直有一部分人認為，對林森浩應網開一面，從輕處罰。原因有很多。有的認為林森浩是高學歷人才，其本人走到今天不易，且國家為培養其也花費了不少錢，故在量刑上應留有余地。有的認為林森浩還很年輕，因不能正視同學之間的矛盾而報復投毒，區別于那些窮兇極惡的罪大惡極之人。還有的觀點認為林森浩的投毒行為我國教育政策失敗的表現，認為我們歷來重視應試教育，忽略素質教育和心理教育，導致越是高級別人才心理越不健康，因此國家應在這出悲劇中承擔一定的責任，而不應由林森浩一人承擔。

我國有句俗語是“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這是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一刑法基本原則最形象和最樸素地詮釋。首先，犯罪離不開人。沒有人的行為，談不上犯罪行為的發生。在犯罪的懲罰方面，除了精神病人、未成年人等行為能力受限的人可以獲得寬恕或較輕的處罰外，其他人，無論身份、背景、成長經歷等有何不同，在刑罰面前都是同等對待的。其次，犯罪離不開社會。搶劫、搶奪、盜竊等財產型犯罪與貧富差距加大有關，集資詐騙、合同詐騙、貸款詐騙等經濟犯罪與經濟形勢下滑有關，殺人、綁架、爆炸等暴力性犯罪與社會矛盾激化有關。犯罪本身就是一個社會問題，不能因社會問題的存在而影響對犯罪的懲罰。最后，決定對一個犯罪的人處以何種刑罰的基礎是其犯罪行為。林森浩因心存怨恨，故意投毒殺害同住室友，而且在被害室友搶救過程中始終保持緘默，拒不說出室友因何生病，導致室友不治而亡。在這一犯罪過程中，林森浩表現出的淡定和從容確實與其高學歷的身份相符，但也正是這種淡定和從容反映出其殘忍的心態。這種看著一個人因為自己的原因慢慢死去的行為與拿起刀子直接將人殺死相比，是更為殘忍的，對被害人親友的傷害也是更加沉重的。天網恢恢，疏而不漏，無論是誰，只要是犯下罪行，等待他的都將是法律的公正裁判。

林森浩投毒案終于有結果了，不出意料又成為新聞熱點。這樣的情景，在一審、二審開庭、宣判以及最高法院復核死刑期間的若干時間段內，曾經反復出現。有朋友問小特，林森浩和黃洋，你到底站在哪一邊？更同情誰？林森浩該不該死？小特我說，林森浩和黃洋兩個，我都同情。黃洋橫遭不測遇害身亡自不必說，對林森浩來說，不僅要承受法律的嚴懲，還要背負道德的譴責，比黃洋多活的這32個月，天天都是煎熬。每天等待死亡，比死亡本身更可怕。林森浩和黃洋都是年紀輕輕啊，都是父母含辛茹苦培養出來的研究生，人生美好，前途似錦。但現在一個被害身亡，一個被執行死刑，即便不是林森浩和黃洋的親屬，看到如此年輕的生命逝去，總是于心不忍。

然而我更同情他們兩人的是，他們已經如此不幸，卻仍然要成為一場輿論的消費品，有多少人真正站在林、黃兩家人的角度去考慮他們的感受？當這件事情是新聞熱點的時候，眾聲喧嘩，熱鬧無比。一旦熱度消退，或者有了更大的熱點，一切都會馬上消失。小特放個衛星，這個案件過去兩個星期，沒有人再關注林、黃兩家人的情緒恢復，這起事件的教訓、啟示，還會有多少人去在意或反思？輿論的盛宴，只不過消費了這兩個年輕的生命，一次次撕開兩家人的傷口撒鹽，卻絲毫喚不起對生命的尊重、對法律的敬畏，這樣的報道和關注，對整個社會又有何益處？

如果發言的目的不再是為了探究事實真相，而變成了反駁、論戰、謾罵?！八幖姻伟讣薄ⅰ跋目》灏讣?、“太原警察打死討薪農民工事件”、“慶安槍擊訪民事件”，莫不如是。一些預設立場的報道，一些情緒化、偏激的表達，裹挾著太多的私心。為了牟取一己私利，喊著法治的口號，卻道聽途說、惡意炒作，甚至煽動、蒙蔽老百姓，這樣的事情已經太多，而每一次，都是對民眾善良情感和社會公平正義的深深傷害。最不能容忍的，是有些媒體和看客，還揮舞著道德的大棒，打著“監督司法”的旗號，卻干著最不道德、最沒有法治精神的勾當。

回到這個案件中來，小特覺得，應該讓專業的人做專業的事。死刑案件這么大的事兒，全國人都在盯著，沒有哪個人敢搞貓膩。事情到底是不是林森浩干的，該不該殺，應當由法官依法、獨立、公正地作出決斷。這些理由，法官在裁判書中已經寫得很清楚了，只要是客觀公正，不帶私心地去耐心讀完，我想應該能令人信服。我們每個人都是法治社會的建設者、參與者、受益者，當然也都有權力去關注、議論、評判一起司法案件，但不能因為結果不合我意，就不滿、憤怒、猜忌、甚至謾罵，要尊重法律的裁斷，尊重法官的專業知識，這是對法治最基本的信仰，也是這個社會公平正義正在生根發芽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