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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世界乒乓球冠軍、我國著名乒乓球運動員鄧亞萍被聘為中國政法大學兼職教授,引發網民議論。有媒體盤點發現,高校聘請工商界、文藝界、體育界“明星”擔任教授的現象比較普遍,比如演員張鐵林是暨南大學藝術學院教授,羽毛球世界冠軍謝杏芳是廣州大學體育學院客座教授,歌手陳好是廣州南洋理工職業學院客座教授。

如果明星在高校發揮自身專長,在自己熟悉的領域傳道授業解惑,當然沒有問題。但近年來,“明星”兼職教授現象頻遭吐槽,其“槽點”在于,有些“明星教授”只管兼職、不管教授,實質上是無學術成果、無教學時間、無教師責任的“三無教授”。有的“明星教授”甚至坦言,“三年多來,只有受聘時去過一次學校”。

如此兼職,只不過是用“教授”之名為明星增添了幾分高雅,再用明星的名氣為高校帶來了瞬間光環效應。于高校學生、學科建設來說,并無多少益處。在部分高校,設立的兼職教授崗位,旨在推動學科發展,提升學術品位,吸引校外杰出人才參與教學、科研和其他學術交流工作,但其“明星教授”的實踐已明顯偏離初衷,讓學生和公眾越來越對這類“明星教授”的價值產生懷疑。

當下的癥結在于,不少高校存在追星之風,熱衷于批發“兼職教授”的帽子,用以結交名人、攀附權力,不惜拿公器當工具,拿大學形象當利益交換。他們想借明星來吸引眼球,利用明星的招牌擴大學校知名度,全然不顧把明星當作裝點門面的“花瓶”,可能給大學帶來社會評價的貶損。高校兼職教授帽子滿天飛,還與評聘、考核程序不透明有關。在部分高校,待聘明星夠不夠資格擔任兼職教授、聘任程序是否透明、完整,公眾往往難以得知,常常是校長或院長一拍腦袋,大筆一揮,就發聘書。

一些明星并非不知道自己難以履行好傳道授業解惑的職責,但增加兼職教授的頭銜,并未給自己增加太多教學、科研的硬性任務,有時間想來便來,不來也沒人強迫,再加上教授身份不僅給自己帶來了可觀的收入,而且還能享受到學校提供的各種教育教學資源、人脈資源等,似乎沒有理由拒絕高校主動伸出的橄欖枝。

事實上,當人們對“明星”兼職教授的履職問題提出質疑時,無論對當事高校還是明星本身,都設立了一場無形的考試。其考題便是:兼職教授是否實至名歸?公道自在人心,拿不到及格分數的“三無型”明星兼職教授,將自損信譽和公眾形象,使得教授之名成為一種“反諷”；而部分高校批發出去的兼職教授“帽子”,將越來越失去吸引力,爭來了名人反而丟了臉,也將為真正有學術使命感、有學術尊嚴的教授所不齒。

著名教育家梅貽琦先生曾經說過:“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乃有大師之謂也。”高校聘任兼職教授切莫大意,弄不好往往會“自毀長城”。對大學而言,教學科研質量永遠要排在首位,靠明星來忽悠人,注定是“兔子尾巴長不了”,倒不如堅守學術底線,在兼職教授聘任上設定嚴格準入門檻,履行公開透明聘用、考核程序,腳踏實地把教風、學風扎扎實實搞上去,讓不稱職的“明星”兼職教授回歸明星主業,讓其把不該占用的資源還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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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國政法大學聘請鄧亞萍為兼職教授一事持續發酵，引發網友質疑。校方6日回應稱，聘請鄧亞萍為體育教學部兼職教授，其主要工作是支持學校高水平乒乓球運動隊的建設發展。（12月7日 中國新聞網）

獲得18個世界冠軍的鄧亞萍可謂是家喻戶曉的“名人”，乒乓球玩的頂呱呱是毋庸置疑的，但被聘為中國政法大學的兼職教授還是讓一些人產生一點疑慮，以至于質疑。原委無他，“身體發達頭腦簡單”的運動健將能精通法律么？會不會是學校傍名人、掙眼球之舉，或者是各取所需的不正當交易，其實細讀各方信息，擔憂并無必要，一方面“鄧教授”被聘的部門是體育教學部，憑她的體育素養，教育一幫年輕大學生恐怕是綽綽有余的；另外一方面，“鄧教授”身兼清華大學、英國諾丁漢大學和英國劍橋大學等世界級名校的學歷證書，還是經濟學博士，個中學術修養可想而知，懷疑其人的學識程度，可謂多余，僅憑鄧亞萍個人特長和學歷程度，被聘為中國政法大學兼職教授，真是綽綽有余！那么，何以仍然質疑、批評聲不絕于耳？大概關鍵在聘任的程度不夠公開、透明罷了！

鄧亞萍被聘為知名高校的兼職教授并非國內個例，比如“孫悟空”六小齡童被聘為浙大兼職教授，央視名嘴李修平被聘為西北師大的兼職教授，以至于“星爺”周星馳也被聘為中國人大的兼職教授，一陣喧鬧過后，不少人發現這些個名人“教授”不僅沒有正兒八經為學生們“傳業解惑”，恐怕見他們一面也是奢望，最后成了一種“擺設”，成了學校、名人之間心照不宣的一個有含金量的“符號”，遭受公眾的“吐槽”與質疑，實在是他們的咎由自取。

中國政法大學作為中國法學方面的最高學府，聘任學歷程度和專業素養都不低的乒乓女皇做兼職教授，本無可厚非，而之所以被人說三道四，以至于有教授搞“潔身自好”式的抗議，恐怕問題出在聘任的決策程序公開、透明上，依照相關規范，聘任學校教師，有一套嚴格的人事審批程度，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名人當然也不能例外，作為法學界最高學府的中國政法大學理應心知肚明、率先垂范的，而實際上，招聘鄧亞萍做兼職教授的一些環節、程序上的漏洞是顯而易見的。

在作為法學界最高學府的中國政法大學，不僅應該為民族培養最優秀、最具法治精神的法學人才，同時，常言道：“學高為師、身正為范”，學校自身也要有縝密的法治思維、程序意識，在實踐中將依法治校、理校的法治觀念貫徹到底，以引導教育在校學子，引領社會、民眾崇尚法治、敬仰法律。

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政法大學個別教授搞的“潔身自好”式的抗議是崇尚法治、踐行法治，尊重程序，維護公權的有益之舉，借以警醒學校、告誡社會，維護公平正義從小事做起，從規則面前人人平等做起！

鄧亞萍（資料圖）

中國政法大學聘請鄧亞萍為兼職教授一事持續發酵，引發網友質疑，甚至該校一教授自稱“因學校當局未經正常程序而聘任鄧女士為兼職教授”而決定逃離法大。校方6日回應稱，聘請鄧亞萍為體育教學部兼職教授，其主要工作是支持學校高水平乒乓球運動隊的建設發展。（中新網12月7日）

鄧亞萍無意之中卷入網絡輿論之中，受到批評和質疑，從事件本身來看，實屬無妄之災。事實上，從網絡的輿論看，大多網友認為無論是以鄧亞萍劍橋大學經濟學博士的學歷還是18個世界冠軍的專業成績，受聘中國政法大學兼職教授并無不妥，之所以事件受到質疑，責任完全在中國政法大學聘任的程序不透明，甚至是有爭議。

兼職教授作為一種學術頭銜，其聘任本身有一定的程序，特別是國內體制內，教授的頭銜還對應著一定的職稱等級，其聘任過程必須經過正當且透明的程序，否認極易引發爭議。正如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所言，聘請兼職教授，本質是學術事務，校方應將聘請兼職教授的意向提交給校學術委員會或教授會、職稱評聘委員會等審議，達到基本教育標準、學術標準后才能授予。但目前學校授予兼職教授，往往就是校長、院長說了算，一拍腦袋，就發聘書。這種情況下，兼職教授所帶來的爭議在所難免，鄧亞萍不是第一例，2004年，中國人民大學聘任周星馳為兼職教授也引發強烈議論；如果這種拍腦袋的決策程序不變，鄧亞萍也不會是最后一個受害者。

決策的程序正當與程序公開已經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重視。中國政法大學在受到質疑后才回應程序合法，暫且不評論該校所公布的程序是否合法，單單這種惡劣影響已經造成才匆忙回應，也可見一所以法律見長的大學對程序正義的尊重程度。

多年來，社會各界一直在呼吁對程序正當的尊重，人治和法治的區別之一就在于是否尊重程序正義。有人覺得初衷和結果是好的就行了，不必在乎程序的正當，恰如聘任鄧亞萍為兼職教授，以鄧的資歷的確符合，從結果來看，聘一個著名運動員來作兼職教授，以推動師生鍛煉身體和學校的體育教學，不該大驚小怪。但這種忽視程序的做法正是人治之根源，程序正義是實體正義的保證，法治社會，人們除了在乎最后的結果，更加關注過程的公正，決策如果僅靠結果推導，考驗的是決策者的智慧，但誰又能保證每個決策者都英明神武？一旦個人決策出現失誤，帶來的將是集體的污名。

因此看來，鄧亞萍“教授之爭”并非輿論的過激反應，相反，這是一個社會法治進步的表現。面對程序之誤，每個人都應該警覺，人治之惡余孽未了！

中國政法大學聘任鄧亞萍為該校兼職教授一事12月5日經媒體報道后引發社會關注，一些法大校友和網友對鄧亞萍任職法大提出質疑，也有網友認為以鄧亞萍的學歷和成就有資格獲聘。(12月6日《華商報》、《新京報》)

對鄧亞萍的質疑聲如潮，有認證為“中國政法大學教授”的網友楊玉圣發表微博稱“不與鄧亞萍教授共處”;另一位認證為“中國政法大學教授”的網友方流芳則發表微博說，大學本來應當把體訓項目外包給教練，而不是把教練變成教授。還有政法大學的在校生發表公開信稱鄧亞萍不符合本校選任兼職教授的要求。

鄧亞萍在2008年獲得英國劍橋大學的土地經濟學博士學位，而她在體育領域取得了杰出的成就，中國政法大學聘任她擔任的是體育教學部兼職教授，這個領域恰恰就是鄧亞萍所最擅長的領域，如此來看，她應該有擔任兼職教授的資質。令人覺得驚訝的是，像該校教授楊玉圣發出“不與鄧亞萍教授共處”的微博，如此激越的態度，據他自己說，是因為學校當局未經正常程序而聘任鄧女士為兼職教授，但學校對此回應稱符合相關程序。

聘任兼職教授，自然應該符合相關程序，但如果此次擔任中國政法大學兼職教授的另有其人，也可能不會引來如此軒然大波，而招致學校不少師生的一致反對。 一些學界之外的名人進入各行各業，確實成了較為流行的一件事，比如體育明星當官，娛樂明星當政協委員，參政議政，或昔日戰果輝煌的體育冠軍當體育教授等等，他們是否真的具備良好的教學能力、從政能力等，也是一個疑問，畢竟當官、做學問、教學生不比馳騁體育場，不是飆演技、秀唱功，就算專業對口，引進的人才是相關領域的杰出人才，但也不能保證其就能教好學。

但也要看到，像體育冠軍當兼職體育教授，也有其優勢，他們有實戰經驗，這是學院派的教授所不具備的，他們富于激情，更具個人魅力，他們的課程也可能更具感染力等等。而從鄧亞萍來看，她自身還是博士，學歷上也符合資格。

持反對意見者，更多應該著眼于對鄧亞萍在聘任期間的實際教學成績，看鄧亞萍是否盡到了自身的職責，她的教學是否出色等等。有很多名人被高校或地方請去任職后，并沒有盡心盡職，而只是充當著花瓶的角色，領薪水，甚至從不去上班，如何炅“吃空餉”事件，多年沒去北外執過一天教，卻一直拿北外的薪水。所以，并非不能對鄧亞萍任職法大提出質疑，重要的是，不能先入為主，不能貼標簽，不能認為鄧亞萍就一定不能教好學，要多對她任職期間的教學情況予以監督，學校也要予以觀察，最好讓其任兼職教授時有試用期，如果能勝任，則讓其留任，無法勝任，則合同不成立。

當然，如果鄧亞萍任職的決策程序事先便做到了公開透明，公諸于學校師生與征求師生們意見，也不至于如此多人反對。所以，需要任職程序公開透明，這樣才能消彌異議。一些學校師生，也不可自設堡壘，甚至“排除異己”，要能包容與寬容，海納百川、不拘一格降人才才是大學精神與選人用人標準，切不可心胸狹窄，固步自封。

【不能契合學科專業地跨領域聘任名人做教授，更像是拿自己的職稱名譽做交易。這種對“名人效應”的孜孜以求，恰與公眾理想中的高校定位相違背。】

鄧亞萍被聘為中國政法大學兼職教授，引發了令人意想不到的輿論效應。一些法大校友和網友提出質疑，有學生公開致信校領導要求作出解釋。中國政法大學隨后發布聲明，稱符合兼職教授聘任規定中的條件和程序，聘請鄧亞萍擔任體育教學部兼職教授“主要工作是支持學校高水平乒乓球運動隊的建設發展”。

無論是在體育事業上的不折不撓，還是個人求學上的奮發努力，鄧亞萍都不失為高校學生學習的榜樣。倘若高校時不時將其請到校園，與學生們一起分享她的人生經歷和成功秘訣，我想不光是大學生，大概公共輿論也是歡迎和認可的。為什么一聘為教授，公眾就反感了呢？

公眾的質疑首先來自一種感性認知：體育教練成為法大教授，職業與專業兩方面的巨大落差，難免讓人產生離奇之感。尤其在當前教授評審競爭激烈的背景下，在學術缺乏寧靜致遠而喧鬧浮躁的環境中，高校這種攀附名人的舉動似乎并不討巧，反倒顯得是在自降學術品性，有些過于流俗了。

這些年來，大凡名人被聘為教授、兼職教授的新聞，總是會帶來一片質疑之聲，惹惱了不少人。被聘的名人教授是否上課、有無研究，更是備受公共輿論關注。說到底，公眾質疑的原因，既有對“名人”擠占社會資源的反感，也有對“名校”過于貼近功利的警惕。而類似拿大學職稱名譽攀附名人的現象，弄不好往往會讓高校“自毀長城”。

因此，事件的焦點不在鄧亞萍有沒有真學識，那些拿出鄧亞萍文憑和求學經歷說事的人，當真誤解了公共輿論反感的原因。而學校的回應也有些“牛頭不對馬嘴”，若按照其邏輯，學校是否還要聘足球明星、羽毛球明星、影視導演乃至歌星影星來當兼職教授，以支持學校的體育文藝建設呢？

高校不是不能聘名人當教授，但前提是這種聘任有助于學校的學術發展，不能犧牲高校大學自治的精神理念。不能契合學科專業地跨領域聘任名人做教授，更像是拿自己的職稱名譽做交易，說到底無非是為了“名人效應”。而這種對“名人效應”的孜孜以求，恰與公眾理想中的高校定位相違背。提高高校的名譽和吸引社會資源的能力，正途應當立足自身的專業影響和知識輸出，而不是借助名人的傳播力量。

另外還值得反思的是，在制度視野下，國家理當為高校留足教學科研的自主空間，但一些高校聘任兼職教授的制度，本身折射出很多的行政化因素。例如中國政法大學聘請鄧亞萍的決定最終是由人事處審核通過。缺乏學術機構的中立性審查，便很難保障受聘者的學術水平和教學科研資質，而這也恰恰反映出當前大學自治的困境。

本報特約評論員兵臨

【說到底，這還是一個傳播學的問題，由于最初發布的信息有限，導致此消息在傳播過程中“荒腔走板”，引發了輿論的圍觀。】

近日，有媒體報道中國政法大學聘任鄧亞萍為該校兼職教授一事后，引發了廣泛的社會關注。一些法大校友和網友對鄧亞萍任職法大提出質疑，認為一個乒乓球明星，怎么能去政法大學當兼職教授。

鄧亞萍任職法大，質疑聲此起彼伏，其關鍵就在于人們覺得“違和感爆棚”、跨界太大。不過，網友的這些質疑，貌似也怪不到鄧亞萍頭上，因為當初中國政法大學在發布聘請鄧亞萍為兼職教授這則消息時，就沒說清楚到底要請人家干啥，教啥課、做啥事。相對于籠統的信息，發布卻又異常高調，這難免引發公眾的廣泛質疑。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鄧亞萍雖是乒乓球世界冠軍，也有著清華英文學士、諾丁漢大學中國當代研究碩士、劍橋大學土地經濟學博士這樣“彪悍”的學歷，有著在國際奧委會、國家體育總局、人民日報社等部門任職的輝煌履歷；但無論從她的運動員生涯來看，還是從她的學歷、職業生涯來看，似乎都與法學不搭界。

聘請一位體育明星為兼職教授，且信息發布不夠充分，這就難免引起部分法大教授、學生、校友等的質疑。不過好在，面對質疑，中國政法大學及時回應，稱聘請鄧亞萍為體育教學部兼職教授，“其主要工作是支持學校高水平乒乓球運動隊的建設發展。”

也就是說，中國政法大學聘鄧亞萍，不是去教法律，而是去提高乒乓球隊的水平。從這個角度講，聘鄧亞萍做兼職教授，似乎也無不可。但此事的爭議，則是由于最初發布的信息有限、語焉不詳，導致事實與公眾之間的信息不對稱，以至于此消息在傳播過程中“荒腔走板”，引發了輿論的圍觀。

事實上，人們并不反對大學與明星、名人合作，畢竟這會提高大學的知名度。但是，大學從程序上、從信息披露上都要充分尊重學術規范，按程序辦事。千萬別在跟明星的合作中顯得“吃相難看”、有些掉價。

□陳小二（媒體人）

中國政法大學聘任鄧亞萍為該校兼職教授一事日前經媒體報道后引發社會關注，該校民商經濟法學院1408班學生徐恒發布致中國政法大學黨委書記石亞軍的公開信，要求校方回應此事。中國政法大學相關工作人員告訴記者，該校于2005年下發過兼職教授聘任的相關管理辦法，同時，學校通過官方微博回應稱，聘請鄧亞萍為兼職教授符合兼職教授聘任規定中的條件和程序。（相關報道見12月7日《北京青年報》）

不少輿論在討論鄧亞萍究竟夠不夠格，而筆者更關注的則是在校學生針對這起事件給學校發公開信，這是師生參與推動學校辦學，從封閉的行政治校，走向開放的教育為本、學術為本的管理非常重要的實踐。而法大校方及時回應學生的公開信，這就形成師生和校方的良性互動，有利于消除質疑，同時促進學校的教育、學術治理進一步完善。

毋庸置疑，我國高校近年來的學校治理，還普遍存在行政化傾向。校內基本的教育事務和學術事務，不是由教授委員會和學術委員會管理、決策，而往往由行政領導拍板、決策。這導致教育和學術管理失去公信力。像聘任兼職教授，這就屬于教育和學術事務，本來，學校應該由教授委員會和學術委員會，制定相關的聘任標準、流程，并由教授委員會、學術委員會執行，但是，目前在很多大學，聘任兼職教授比較隨意，通常就由行政領導決定，就是通過教授委員會和學術委員會，都只是走過場和形式。結果導致高校聘請的兼職教授，經常遭遇質疑。尤其是高校特別喜歡聘請官員、明星擔任兼職教授，在校方看來，這是一件有利于學校辦學的事，可是在師生和社會公眾看來，這是大學拿教育和學術資源去做交換，敗壞大學的形象。大家紛紛質疑：官員、明星有教育和學術能力嗎？究竟兼什么職？

以往，這種質疑大多停留在社會輿論的討論上，學校內的師生基本不參與，更不會采取向校領導發公開信的方式，加以質疑。于是，時間成為學校回應輿論的最好手段——等熱點過去，大家不關注，也就不了了之。而這起事件，法大的在校生直接給學校領導發公開信，這是對學校教育和事務的積極參與，更重要的是，公開信主要追問學校的規定和程序，這是這一事件的重點，也是我國大學進行教育和學術管理的重點。有輿論追問，關于高校聘任兼職教授，國家有沒有什么規定，大學是否執行這一規定，這種追問，是漠視學校辦學自主權的，聘任兼職教授是學校的自主權，今后隨著高校管理制度和人事制度改革推進，就是聘任教授也應屬于學校的自主權，關鍵在于學校怎樣使用這一自主權，是領導說了算，還是有明確的規定？規定是行政部門制訂，還是由教授委員會、學術委員會制訂？規定是否得到嚴格執行？執行的人是行政部門人員，還是教授委員會、學術委員會的委員？

從當前高校的現實看，包括聘任兼職教授在內的教育事務和學術事務，大多由行政部門進行管理，而從行政管理改革為教育和學術治理，是建立現代大學制度的迫切要求。國家教育規劃綱要，已經明確提出這樣的改革方向，可在具體推進改革時，卻遭到學校內部行政化的阻力，于是，如何在目前的大學環境中，打破原有的治理模式，形成新的治理模式，就是一個十分具有挑戰性的命題。在筆者看來，這需要廣大師生的積極參與，爭取屬于自己的對教育事務、學術事務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和決策權，只有有更強的權利意識，并積極行動去爭取權利，才能加快學校推進改革，建立新的治理結構的進程。為此期望法大在積極回應學生的公開信，解釋清楚這一事件的同時，進一步梳理學校內部的管理，以這一事件為契機，建立學校新的教育、學術治理結構，而其他高校，也需要切實按現代學校制度建設的要求，轉變原來的行政治校思維，打破原有的行政治校模式。這是樹立學校自主辦學公信力的關鍵所在。

中國政法大學聘請鄧亞萍為體育教學部兼職教授一事余波未了，又有法大教授為“拒絕污染”，聲稱要逃離這所“中國法學教育最高學府”。輿論場對此事件的態度亦是撕裂的：一方批評法大未經公開透明的程序聘請鄧亞萍，并質疑鄧亞萍擔任該校兼職教授的資格；另一方則認為，鄧亞萍既在體育領域擁有不俗造詣，又取得了海內外名校學歷，擔任法大兼職教授是夠資格的。

在世人眼中，鄧亞萍具有多重身份——首先是退役的知名運動員，是中國奧運歷史上第一個奪得4枚奧運金牌的人；其次是一名廳級干部，現在還是人民日報社副秘書長；可能她還是一名社會活動家，近年來頻頻在各類慈善活動中露臉。不管如何，沒有人把鄧亞萍看成是取得科研成就的學者。其運動員出身之于高等教育，更是被一些人施以若有若無的歧視。

在國內外許多大學里，除了常任教授，還有許多不同類型的教授頭銜，如榮譽教授、客座教授、兼職教授等。這些教授的定語可不是隨便加的，各有各的含義。榮譽教授僅具有榮譽性質，授予者和被授予者沒有合同上的約束；客座教授是“客情”聘請的學者，被授予者需要不定期地來作報告或講座；兼職教授類似于社會兼職，對所聘請的學校負有的義務更大，定期上課、帶研究生都是兼職教授的責任范疇。

鄧亞萍有沒有資格擔任法大的兼職教授，這個問題很容易得到答案。法大請她指導校乒乓球隊，這是這位奧運冠軍的老本行，能力上是沒有問題的。至于能不能承擔兼職的義務，這要看鄧亞萍今后能否按照約定來學校授課，換句話說，單是掛名是不夠的。然而，現在就質疑她不會來法大上課未免是誅心之論。只要鄧亞萍認真做好這份兼職工作，而且又不違反組織規定，那么認為她來到法大是“污染”就言重了。

然而，從此事件出發，我們不妨看看哪些人是不合格的兼職教授。近年來，濫發榮譽教授、客座教授和兼職教授的頭銜，成為了國內一些大學的積弊。這其中，濫發“兼職教授”頭銜的問題最大，很多時候被校方當成一種榮譽任性發放。一個典型案例是：重慶市公安局原局長王立軍至少是29所國內外大學、研究中心的兼職教授、碩導、博導、主席等。王立軍沒有上過正規大學，當時公務繁忙的他，也不可能有精力完成那么多學校的教學科研任務。

官員、企業家紛紛擔任大學兼職教授，是高等教育界的怪現狀之一。這不是說官員、企業家不能當兼職教授，只要精力充沛，真有業余時間到學校上課，似乎也是他們為社會作貢獻的方式之一。但是，權貴力量屢屢破壞兼職教授的規矩，像某些四處掛名兼職教授的官員，與兼職學校最多的接觸，就是聘任儀式和偶爾的講座，恐怕經常是作一場講座就能當一個兼職教授，卻收獲了知名大學的歡迎與稱贊。

公允而言，一些高校并非沒有意識到濫聘兼職教授的弊端。如中國人民大學今年取消了部分省部級官員的兼職博導身份，并要求兼職博導有博士學位并接受論文考核；北京大學對聘請兼職教授作出規定，條件包括“對北大相關學科的發展作出或可以作出重要貢獻”，“一般應具有教授職務”等。然而，不能排除一些有權有勢、不符合聘用條件的兼職教授，依舊混在高校教師隊伍里，他們才真正“污染”了高等教育。

近日，中國政法大學聘前奧運冠軍鄧亞萍為兼職教授，引來網上無數口水。即使在學校內部，也引發激烈爭論。有法大教授表示，因這件事決定“逃離”法大，但也有法大師生力挺學校做法。

大家現在都知道，鄧亞萍到法大當兼職教授，并不意味著法大學生的法學課今后要由體育老師來教。相關聘任是由法大體育教學部提出的，為的是提升該校乒乓球運動隊成績。也就是說，鄧亞萍到法大根本不是靠顏值吃飯，主要也不是看氣質，而是靠真本事。作為前世界冠軍、劍橋博士，鄧亞萍出任體育理論教師或體育教練，正是發揮其長處。有人因此說要“逃離”，作為意見表達也就罷了，否則不免顯得矯情。但包括該校內部都有那么多不同意見，除說明大家對這件事情格外關注，也表明相關聘任在程序上或許存在瑕疵。對鄧亞萍的聘任，未必一定要向社會事先公開征求意見，但應遵守校方相關流程。對照該校相關聘任辦法，其中有一條規定，聘請兼職教授須“經本部門基層學術委員會對受聘者的學術能力進行評議”。但目前法大并未出示相關證據，以顯示每個程序環節都得到了遵守。事實上，許多高校聘請兼職教授、客座教授，都沒有顯示出對程序的尊重，隨意性很大，甚至決策者一個人說了算。就此而言，鄧亞萍這次等于是撞到了“槍口”上，成為人們表達意見的一個出口。問題就在于，鄧亞萍不只是在這件事情成為輿論的靶子。鄧亞萍出任人民搜索總裁，最終一敗涂地，正是她引起許多人不滿的“始發站”。在這里，鄧亞萍試圖完成她人生的一次角色轉變，卻導致人們對她的看法發生根本轉折。當時有消息稱，鄧亞萍在任兩年耗費巨資卻顆粒無收。這一傳聞對她的形象構成了沉重打擊。雖然，這一消息并無事實支撐。

由不滿鄧亞萍造成了“國有資產流失”到法大兼職教授之爭，可以看到，這一因果鏈條更多是由道聽途說和主觀印象拼接在一起。這并不是看待問題和評判一個人應有的客觀態度。法大在聘請鄧亞萍問題上或有程序瑕疵，鄧亞萍在個人轉型上或有失敗之處，但不妨就事論事，有一說一，而不能對一個人愛起來就不顧一切原則，恨起來又巴不得置之死地而后快。

在深刻反思體育制度弊端的同時，還應對這些退役的運動員多加理解和鼓勵。鄧亞萍由體育界而進入政界，又由政界而進入商業界，如今又進入體育教學領域，這或許是她重新思考人生和自我定位的結果。這一次的選擇，更能體現鄧亞萍的長處和優勢，不該在這時候就潑以冷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