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圈里刷屏的這張圖片很觸動人（圖片來源：網絡）
昨日，廣大網友手機被刷屏：“建議國家改變販賣兒童的法律條款拐賣兒童判死刑！買孩子的判無期！”
話題瞬間被引爆，參與討論者眾多，蔚為壯觀。但人們談興正濃之時，有細心網友突然揭露，發起者原來另有目的：這條消息傳播的同時，附有一個推廣鏈接，此鏈接會跳轉到某婚戀網站的注冊頁面。也就是說，死刑之爭，始于商業策劃。
??? 病毒式營銷要有道德底線
??? 魏英杰
不用多說，這種倡議內容不太靠譜。不用查閱相關法規也能知道，對一個人的行為不分情節和后果輕重，一律判死刑，將是多么可怕的事情。所以，很多人挺身而出，從法律、道德、歷史等等方面，對這一情緒化的表述進行批評。另一方面，也有許多人對“一律判死刑”表示贊同，指責不同意這種觀點的人過于冷血云云。
當這一事件讓各方爭得面紅耳赤的時候，大家忽然尷尬地發現，自己有意無意成了“幫人數錢”的那種人。有人分析指出，這一場轉發活動，只不過是某家婚戀網站利用大家的心理搞的營銷策略。“你在朋友圈接力堅持販賣兒童判死刑，那只是在幫別人賺錢。”當這句話出現在朋友圈，很多人才恍然大悟。
事情的最新進展，這家婚戀網站發聲明承認：這件事情是該網站個別員工“未經批準擅自啟動了營銷行為”。把責任推到“個別員工”頭上，已經沒有擔當了，這家公司還在聲明里花了不少文字進行自我介紹，讓人簡直不可思議。這種毫無原則底線、責任倫理的公司，究竟是怎么想的，才會用出這么一個餿主意。
這次惡意營銷造成那么大影響，主要在于始作俑者充分利用了人們的同情心，從而進行道德綁架。同情弱者，這是人類的普遍心理。而兒童又是讓人最能夠產生同情心的群體。拐賣兒童、虐待兒童等新聞，一直以來都很容易成為熱點。哪怕隱約感到那篇公號文章表述有問題，基于對被拐賣兒童的同情，以及轉發的便利性，有些人也樂意轉發。在很大程度上，公號文章“不求點贊，只求轉發”起到了“不轉發不善良”的震懾效果。
沒想到，還有些人對這次惡意營銷的成功之道津津樂道。據悉，一些搞廣告、公關的人士，專門關起門來研究這一“經典案例”。
這種不擇手段的成功哲學，或許正是助長類似惡意營銷的土壤。有人指出：如果像公號文章所說的，“販賣兒童一律判死刑”，被拐賣兒童將陷入更危險的境地。一被抓住就面臨死刑，人販子的手段勢必更加極端。這種違背人性甚至可能產生嚴重后果的惡意營銷，難道真的還有人想模仿學習？如果只要能吸引眼球，便可漠視任何道德原則，我們終將面對一個互害社會。對這種惡意營銷，除道德譴責外，還應采取辦法加以懲治。
這場網絡轉發運動和口水仗，也反映出許多人的正義焦慮感。雖然現行法律對拐賣兒童有詳細明確規定，但現實執法的尷尬，網上尋人啟事的傳播，都讓人深感無奈。從這個角度講，加強相關執法措施，遏制拐賣兒童犯罪行為，是減輕這種社會焦慮情緒的有效途徑之一。
同等重要的是，對這類打著正義、同情旗號的營銷行為，應抱著足夠的警惕，提高辨別能力和法律意識，才不會被人牽著鼻子走。（錢江晚報）
朋友圈改變了公共討論？
——是的，朋友圈在改變公共討論
——朋友圈被人販撕裂后能否有共識
——營銷“販嬰死刑”凸顯自媒體的情懷廉價
處死更多人販就無兒童拐賣？
—— “一律死刑”震懾不了販賣兒童
——打擊人販更應檢討社會政策不足
——人販子“一律判死”背后的現實焦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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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網絡
朋友圈被人販撕裂后能否有共識
舒銳
這兩天，許多人在微信朋友圈針對“人販子是否該一律判死刑”這個話題紛紛站隊，一時間，朋友圈仿佛被撕裂成水火不容的兩大陣營，甚至不少人還把朋友是否與己方一個陣營當作是否把對方拉黑的標準。該議題儼然成了讓朋友絕交的難堪話題。
從表面上看，這種撕裂是專業人士和普通民眾的對峙。以專業的角度，抨擊“一律判死刑”的極端觀點并非難事。且不論慎用死刑乃至去死刑已成為世界主流國家的刑罰制度趨勢，即使站在實證的立場，死刑顯然也不能杜絕任何犯罪。若是一律判死刑有用的話，朱元璋時期也就不會依然有那么多貪官，陳勝、吳廣之輩更不會起義。更嚴重的是，在專業人士看來，“一律判死刑”容易導致人販更加喪失人性，為了逃避懲罰，甚至將危及孩子生命。
其實，這場對峙不僅是專業和非專業的對立，更是一場情感與法律的對峙，與其說轉發相關觀點的網友全都支持對人販一律判死刑，倒不如說他們只是想表達出對人販的痛恨以及對時有人販逍遙法外的不滿。
這場對峙還是一場受害人訴求與社會整體價值的對峙。站在被拐孩子父母的角度，他們有著欲把人販殺之而后快的沖動，如果面對業已家破人亡的受害人，旁觀者仍然干巴巴地呼吁你們一定要理性，這也著實有些殘忍。然而，社會價值是多元的，社會利益更是多極的，公共政策選擇、法律制定都須兼顧整體，法律的適用更應嚴格按照現行法定標準。
實際上，在這次對峙的背后，我們更加欣喜地看到，無論大家持著何種觀點，但在本質上都是為了不斷減少因孩子被拐造成的人倫悲劇。在這次撕裂過后，我們更應借此輿論熱爆契機，在全社會形成寶貴的共識。
正如貝卡利亞所言，法律的震懾力，源于承擔犯罪后果的必然性，而非承擔犯罪后果的嚴重性。每個人販在犯罪時，大多存在著能夠逃避懲罰的僥幸。實現良好的法律效果，并不僅在于對已抓獲人販能否使之得到應有的法律懲罰，更在于在現有法律存量上，能否實現伸手必被抓、違法必被究。
2010年，“兩高”、公安部、司法部聯合下發《關于依法懲治拐賣婦女兒童犯罪的意見》規定，接到兒童失蹤報案的，公安機關應立即以刑事案件立案，迅速開展偵查工作。國務院《關于加強和改進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護工作的意見》要求，公安機關對來歷不明的流浪乞討和被迫從事違法犯罪活動的未成年人，要一律采集生物檢材，檢驗后錄入全國打拐DNA信息庫比對。相關制度不勝枚舉，可以說，我國對于嚴厲打擊相關犯罪的保障制度不可謂不嚴密，這些制度要求應得到各地的嚴格落實，依靠制度與機制編織起恢恢法網，別再讓制度走空、法律失靈。
而另一方面，法律還須有所增量，從立法層面增加對買拐者的懲罰，讓沒有買方就沒有拐賣不再成為一句空話。只有法律給力、執法有力，人們才能選擇用法律進行思維，才愿意選擇用法律解決爭端，才能尊重司法機關所作出的依法裁斷。（北京青年報）
營銷“販嬰死刑”凸顯自媒體的情懷廉價
濟北南
“堅持販賣兒童判死刑”圖文帖子在朋友圈里刷屏被證實為營銷，這讓許多在17日手握微信、微博并參與其中的網友情何以堪。許多網友會這樣認為，自己認為的傳遞價值、有正能量的隨手轉發，本應該是表達情懷和立場的最佳方式之一，沒承想卻被不良網站利用了，很是失敗！于是很快，朋友圈里又出現了抵制營銷“堅持販賣兒童判死刑”的刷屏現象。
在自媒體時代里，我個人覺得，如此營銷行為是一次自媒體的輿論災難。要知道，朋友圈已經成為了最重要的閱讀場所，而這一次商家的營銷成功起碼證明了這樣一個基本的事實——營銷你的朋友圈就是這么簡單。而在這樣的營銷案例中，許多的所謂情懷、所謂良知，就是這樣容易被利用。說到這里，轉發的朋友還有轉發時的強大自尊嗎？
筆者分析，之所以“堅持販賣兒童判死刑”的圖文帖子能夠營銷到刷屏，究其根本原因，不外乎以下兩個：一是碎片化的閱讀讓我們放棄思考、放棄理性，更多的感性化、沒有法律依據、不合乎社會事實的表達也便很容易形成。我們每一個人身處自媒體時代里，都想表達一些能夠促進社會更加公平、更加正義的觀點，這在“轉發就是力量”的論調下，似乎沒有什么問題。可是，廉價的轉發表達不出高貴的情懷，沒有對于事物的深入思考，僅僅在感性層面認為轉發就是正確，只能讓個體更加容易迷失，既失去獨立判斷，又與情懷南轅北轍。
二是監管如果不到位，惡意營銷仍然有巨大的空間。雖然說“是中國人就轉起”、“不轉不是中國人”、“不轉就不愛國”之類的營銷行為已經被微信、微博以及網信部門明令禁止，但類似于這種通過“堅持販賣兒童判死刑”網帖表達所謂正義價值的帖子卻總能見縫插針，并且屢屢能夠大獲成功，對此，筆者建議相關部門要對相關網站進行適當的處罰，否則，朋友圈里就會被搞得烏煙瘴氣。
當然了，在自媒體時代，官方有時也很難定性一起事件是不是惡意營銷，不能說所有成功的營銷都必須要受到嚴懲。所以，作為我們每一個個體而言，從自我做起，不被道德尤其是貌似公德的假情懷所綁架，并通過閱讀保持獨立的判斷，對正義的訴求更加理性，才有可能讓營銷朋友圈者失去存在的土壤。
也只有這樣，我們在自媒體里發出來的聲音才更有能量，社會啟蒙的目標才能慢慢實現。繼而，人人都有正當的權利訴求，人人都尋求理性節制而合乎正義的權利表達才會越來越多，公民社會與市民社會才會慢慢建成。（北京青年報）
“一律死刑”震懾不了販賣兒童
吳丹紅
這兩天，微信朋友圈被“販賣兒童一律死刑”刷屏了。這種情緒宣泄式的表述觸動了不少人內心深處對人販子的憎恨，引起了情感共鳴，但“一律死刑”的表述顯然有悖法理。
有人誤以為我國刑法對販賣兒童罪量刑輕、沒死刑，等于是在放縱罪犯。而實際上，中國現行刑法第二百四十條已規定拐賣婦女兒童的最高刑是死刑。但任何犯罪行為都有罪責刑相適應的問題，就像殺人并不是一律死刑，而要視情節量刑。拐賣兒童的起刑是五到十年，情節嚴重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無期徒刑，情節特別嚴重的處死刑。稍微檢索媒體即可知，這些年一些拐賣兒童的重大案件中，處死刑的并不在少數，打擊力度不可謂不大。
但僅靠嚴刑峻法能解決販賣兒童問題嗎？且不說刑罰的威懾性本身就存在邊際效益遞減問題，即使“一律死刑”暫時震懾了單純的拐賣，拐賣也可能會演化為更嚴重的拐賣加殺害。拐賣已是極刑，滅口帶來的后果并未更嚴重，而因此脫罪的可能性更大。強奸一律死刑可能導致奸殺案概率大增，搶劫一律死刑可能導致劫殺案變多。不區分情節而一律極刑，販賣一人是死，販賣百人也是死，那罪犯更不會罷手——這或許是支持一律死刑者沒有考慮到的。
根據最新報道，這次“販賣兒童一律死刑”是某婚戀網站策劃的營銷文案，很多人的好心就這樣被利用了一把。這次“成功”的商業炒作弊端盡顯：由于法律議題由非專業人士發起，它偏重于傳播意義上語言的煽動性和吸引力，但會弱化嚴謹性和理性，其謬誤會迅速誤導普通受眾。
既然拐賣兒童的量刑問題備受公眾關注，那么我們就繼續討論一下如何解決。很多人忽視了販賣兒童的前提是買方持續不斷的需求，尤其是廣大農村。而根據刑法，收買被拐婦女、兒童，對收買兒童沒有虐待行為，又不阻礙對其進行解救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責任。因此在嚴厲打擊販賣兒童的另一面，是對買兒童行為的縱容。加大對買方的懲罰是必要的，但這樣就能解決問題嗎？買兒童的很多都是農村里沒孩子尤其是男孩的家庭，有的完全是法盲，只抱著“養兒防老”的陳舊觀念，對他們加大打擊力度不如進行更多教育，并從制度上把收養制度變得更人性化。如果有一個便捷合法正式領養孩子的渠道，誰還會冒著判刑風險去高價買呢？這是關乎刑法、收養法、社會保障法、教育法等一系列法律的系統工程。
這次“販賣兒童一律死刑”的微信朋友圈大討論提醒我們：在信息開放時代，公共知識層面的謬誤可能會裹挾輿論，以善意的出發點達到背道而馳的目的。（環球時報）
打擊人販更應檢討社會政策不足
仲鳴
“營銷說”是否屬實，眼下尚需核實，但就算是因營銷而起，也不影響人們就現象談問題。而當下，盤踞在人販子死刑議題之上的，就是各種觀點對撞：人們借機普及刑罰梯度性、拐賣犯罪重刑率，宣揚廢除死刑，批判“不轉不是××”的民粹情緒裹挾，呼吁收養制度補全等等，令輿論鏡頭呈散焦之勢。
“人販子一律死刑”引出多元思考，是好事一樁。可得看到，網上多數父母尤其是“媽媽黨”接力轉發這帖子，無關表決意義上的支持死刑，更多的是感情的粗淺表達：作為父母，舐犢情深的情感驅動，難免加深他們對拐賣犯罪之憎惡，這很難用大道理去消解——在親情邏輯面前很多說教都是“然并卵”。而要消弭這些父母們的焦慮，關鍵還在于加強對兒童的保護。畢竟，他們要的不是對人販子用“虎頭鍘”，而是天下無“拐”。
現實中，無論是頻頻發生的拐賣兒童案，還是前不久震驚一時的“干尸男童”事件，都彰顯了兒童保護制度設計上的紕漏。在涉“拐”題材電影《親愛的》和《失孤》里，都有這樣的情景：孩子被拐賣后，當事父母只能自行踏上尋親路，苦苦尋覓；“干尸男童”事件上，涉事男童走丟就未被上傳至全國性失蹤人口信息系統，救助站也“沒有發布尋親公告”……
按理說，我們社會該建立一套完整的兒童保護體系，將打拐也納入其中，包括流浪兒DNA比對，發現兒童丟失后多部門聯動出擊，政府展開對失子父母的撫恤等。遺憾的是，我國這方面的制度設計還有太多漏洞，即便有了某些機制，如公安機關已明確實行兒童失蹤快速查找機制等，也落實不力。
相較之下，國外有不少防止兒童被拐的制度可資借鑒。如新京報此前社論就指出，在美國，有專門針對兒童丟失的“安珀警戒”，只要發生孩子丟失事件，應急舉措就會啟動，相關公共機構會被全面動員。不止如此，美國還有“全國失蹤與受虐兒童服務中心”，開通多種語言全天候熱線救助服務；大型公共場所還都加入了名為“考德-亞當”的兒童安全警報系統，若家長購物游玩時發現孩子丟失，可馬上求助該系統，超市等會有專人幫忙找人，十分鐘內找不到會自動報案尋求警力支援；美國幾家電信運營商也接入了這系統，失蹤兒童家長可向手機用戶發出求救信息。
說到打拐，這些關涉兒童保護的制度補缺，才是首位的，也正因其不完善，才會有人開出“重刑震懾”的藥方。
某種意義上，最完善的社會政策也是最好的“刑事政策”。在拐賣犯罪頻發問題上，要檢討的就是社會政策不足及執行疏漏，而非靠嚴刑峻法。畢竟，在防止兒童被拐的母命題上，社會政策應是“前端隘口”，而諸如刑罰之類的是也只是打擊鏈尾端的追責措施。（新京報）
“一律判死”背后的現實焦慮
里工
雖然有人指出這一刷屏現象為互聯網營銷，但無論如何，能夠引起如此大的反響，足見販賣兒童的話題是多么為人矚目。
對于正反兩方面的意見，相信人們已是耳熟能詳。反方意見以學界為代表，認為死刑對犯罪的震攝力非常有限，比如，故意殺人罪的首選就是死刑，可現實是故意殺人的犯罪并無法禁止；其次，如果判人販一律死刑，那人販子就會成為活在刀尖上的亡命之徒，不僅抓捕困難，更可能把被拐的孩子陷入危險境地。而民眾的正方意見同樣站得住腳：首先，無法禁止就是認定震懾效用有限的原因？其次，死刑固然讓實施犯罪者再無所忌憚，會鋌而走險成亡命之徒，可對于那些僅僅是心存歹念者，嚴峻的死刑會否讓他們念及后果懸崖勒馬呢？無論你同意哪種觀點，之所以在網絡意見征詢中，“一律判死”的支持者占據了絕對多數，都反映了當下販賣婦女兒童的猖獗，這應該是不爭的事實。
其實，對于販賣兒童，法律并沒有“回避死刑”。
根據刑法，拐賣婦女、兒童罪的起刑點是5年，如果有加重情節，可判10年以上至無期。關于加重情節，刑法中給出了8種情形，比如拐賣三人以上、有奸淫行為、使用暴力手段等，這8種情形基本上涵蓋了在拐賣行為中出現的所有惡劣情況，而如果情節特別嚴重，可判死刑。但與此同時，我們必須了解另一組數字：據國務院婦女兒童工作委員會的數據顯示，2012年，全國拐賣婦女兒童案件立案數超過18000件，但是被偵破的案件不足4000起，破案率不足22%，這一數據，低于國內年均40%左右的刑事案件破案率——如果高達80%的案件無法偵破，那么，民眾“一律判死”的呼聲也就可以理解。
所以，我們不必糾纏于理智、網絡暴力等字眼，而是要明白，這“一律判死”的呼聲背后，蘊含著怎樣的民意期待，繼而去考慮如何應對這不容樂觀的形勢，比如加大對買方量刑等辦法是否可行。切記，法律理性沒有錯，可公眾的聲音，也絕對是重要參照。（北京晨報） | 
關閉收買之門需推進合法收養2015-06-26 1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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