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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輿情的訴求,就不可能出現“新聞搭車”現象。這提醒政府部門要善于主動打撈梳理輿情,以信息公開引導輿論】

最近一段時間,黑龍江省安慶縣因“徐純合事件”而備受關注,網上關于當地官場的舉報帖也集中爆發。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教授喻國明對記者稱,此類現象為“新聞搭車”,即當公眾把注意力集中到槍擊案主體新聞事件時,與此地域相關的、以往難以受關注的問題集中爆發出現在公眾視野,舉報人會趁社會注意力和各方面力量聚集的時刻,尋求解決自身問題。(5月14日《新京報》)

與其把此類現象稱為“新聞搭車”,不如說成“輿情搭車”更直接。“新聞搭車”是舉報人媒介事件策劃意識的一種反應,他們趁著某個新聞熱點真相難求或正在火熱時,借機把自己想要為人所知曉的事實公布出來。這其實就是新聞報道中由頭的借用——借用某個由頭,引出自己想要傳播的信息。而新聞之所以能搭車,更本質的原因在于“輿情搭車”:公眾存在諸多訴求,這些訴求缺少一個釋放的渠道,一旦他們發現某個輿情熱點可以成為一個釋放的通道,便將所有訴求都轉移到這個通道,通過這個已經成為熱點的載體傳遞出去。可以說,“輿情搭車”才是根本,沒有輿情的訴求,就不可能出現“新聞搭車”現象。

對于這種“輿情搭車”,有人會說是一件好事,這會讓很多隱藏的問題得以暴露。這是觀察“輿情搭車”的一個角度。但是,“輿情搭車”也帶來了輿論引導中很多新的問題和挑戰,這些問題和挑戰,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輿論引導的難度,也會讓公眾處于一種輿情焦慮之中:或是不顧相關性、真實性一味搭車；或是失去信任,懷疑一切。

具體地說,“輿情搭車”會帶來這樣一些輿論領域的變化。首先,輿論熱點處于不可控狀態。在原有的輿論引導模式中,傳統媒體是輿論的引發者,它們通過媒體報道將需要引導的話題引出,引發人們的關注,進而引發、引導公眾輿論。此時,媒體承擔著議程設置的角色,報道什么對象,監督什么內容,引導力度有多大,多由媒體掌控。而當自媒體帶來“輿情搭車”之后,輿論的熱點將逐漸失去控制,任何一個搭車的新聞,都可能引爆一個新的輿論熱點。這對輿論引導增加了不小難度,輿論引導易失去準心。同時,更嚴重的一種情形是,一些虛假的不實的,或者花邊的表面的信息也可能混雜其中,反而干擾了正常的報道與核心議題的深入。

其次,輿論的多元化表達讓共識難產。輿論引導是為了達成共識。這個目標在原有的輿論環境中比較容易達到。但是,在自媒體環境下,當出現“輿情搭車”現象時,輿論共識的產生變得更加艱難。這是因為,自媒體沒有那么理性,眾聲喧嘩才是自媒體表達最常見的形式。這種多元化表達一方面保證了輿情訴求有表達的機會和渠道,但另一方面也必然帶來兩個不可避免的結果:人們觀點的交叉越來越少,共識越來越難達成,引導輿論變得更加困難。

有鑒于此,應該盡最大可能,不讓輿情訴求要靠搭車才能表達。這就需要相關政府部門主動打撈梳理輿情,以信息公開引導輿論。如果這兩個輿論學中的常識,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可以得到貫徹和落實,即使出現一個所謂的輿論熱點,人們也會坐等真相水落石出,而不是匆忙搭車,借機傳播自己的訴求。

5月2日，黑龍江慶安縣火車站候車大廳發生一起槍擊事件，一名叫徐純合的男子被執勤民警擊斃。連日來，該事件引發輿論各界的廣泛關注與討論，上升為社會公共議題。就在調查過程中，真相尚未得出定論前，輿論卻曾幾度走偏。不少人將該事件的真相代入進了并不恰當的時空進行求解。有輿論稱，事件起因于截訪，也有輿論突出民警當著男子母親、孩子的面將之擊斃，還有輿論渲染男子“上養年逾80老母，下攜三待哺幼子，妻子有10多年精神病史”。同情弱者，人之本性，當死者被代入到“弱勢群體”的時空下，就造成了民警“恃強凌弱”的觀感，人們將忽略事件所發生的真實時空，做出民警“殘暴違法開槍”的錯誤預判。

事實上，走偏輿論所營造的時空并非真實。當地信訪部門并沒有徐家人的上訪記錄。同時，雖然這個家庭確實貧寒，但根據大連媒體2014年5月8日的相關報道，“一位80歲的老太太領著三個幼兒在街頭乞討，經了解，老人乞討是為了供養在家酗酒成性的懶漢兒子”，這名“懶漢兒子”正是涉事男子。

誠然，任何生命的逝去都值得惋惜，但這并不意味著，是非對錯要因此受到歪曲。對于一起事件，我們發現真相、判斷對錯都應理性客觀，不能先入為主地附加主觀因素。就該事件而言，我們需要還原的真相僅僅在于：徐純合是否有違法行為？他是否對公共安全產生了威脅？民警的執法在實體方面是否于法有據？執法過程是否符合程序規定？

5月14日，央視公布該案現場視頻，我們不妨通過視頻回歸到那個特定時空中，對過程進行逐一分解：

“徐純合故意封堵火車站通道，阻止乘客進站”，這是一種干擾公共秩序的尋釁滋事行為，對之制止、制服是民警的法定職責，民警執法權因男子不法行為而啟動。民警警告無果，在回警務室取警用械具，男子對其進行追逐，抗拒執法行為開始。

男子對民警辱罵并用拳打，搶奪防暴棍并拳擊民警，將其警帽打落在地，將防暴棍搶奪在了自己的手中，雙手掄起防暴棍擊打民警的頭部，導致抗法行為升級。過程中，男子將前來勸阻自己的母親推向民警。隨后，一把抓住身后的女兒，雙手舉起六歲的女兒拋摔向了民警。此時，民警無從知曉其母親與女兒身份，只能將她們認定為圍觀群眾，并做出已經危及公共安全的判斷。民警取出佩槍對其口頭警告，男子繼續用防暴棍掄打，民警開槍。

可以說，視頻所展現出的真相是顯而易見的，將事件回歸到當時的時空里，是非對錯一目了然。任何生命都須得到尊重，而只有人們對法律產生尊重與敬畏，共同遵守法律所維護的公共秩序，不去觸及、危及法律所保障的公共安全底線，才是對自己與他人生命的最大尊重。

5月14日，在黑龍江慶安槍擊案發生12天后，哈爾濱鐵路公安局調查組終于公布槍擊案調查結果：民警李樂斌開槍是正當履行職務行為，符合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條例及公安部相關規定，同時中央電視臺也向社會播出了當日的監控視頻，為此事的調查工作畫上了一個句號。

在事件發生后的這12天里，關于此事的討論已在中國的輿論場中發生了多次發酵。先是媒體和網民通過各種渠道呼吁盡快調查事件、公布監控錄像；然后是出于對調查公布速度的不滿，人們轉而遷怒于當地政府官員，其中不少被舉報；接著由于事件的后續逐漸發散，媒體記者開始涌入慶安縣，預示著下一場輿論風暴的來臨。

公共輿論對事件調查結果和監控錄像的要求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這涉及信息公開和社會公平正義的大節。但同時也應看到，這樣一起復雜事件的調查結論是不可能快速出爐的。美國有的警察槍擊平民的案件，調查甚至能持續數月。因此，出于對公平正義的企盼，公眾也應對事件的調查速度保有適度的耐心。應該說， 本次事件調查結果的公布時間是合適的，既用了足夠的時間盡可能全面調查了事件的來龍去脈，也發布得足夠及時，避免了在漫長的等待中，輿論走向難以預見的方向。

就這起槍擊事件本身來說，無勞動能力、多年訪民、患精神病的妻子、老母與一對子女、以及一名持槍警察，這種種標簽或意象，足以引發讀者無限的想象與猜測，再加上公眾對公權力的一貫不信任，共同促成了這起事件后巨大的輿論漩渦，其主題是對警方使用槍支合理性的質疑。從事件雙方天然的強弱對比來說，這種質疑存在著一定的合理性，警方有義務證明自衛的合理性。但是在事后持續的輿論發酵中，也出現了一些極端的聲音，有的是出于情緒簡單站隊，還有的是無腦“逢警必反”。

現如今，權威的調查結果已經公布，事件當時的真實過程也已呈現，一切基于情緒和想象的討論，理應消散。由于中國一些政府部門的信息公開透明不甚完善，社會輿論討論問題時往往夾帶感情和想象的因素。 但我們的輿論絕不可沉溺于這種不正常的狀態中。當真相歸位，事實才是討論的唯一依據。無論給人以怎樣的情緒沖擊，但當事人威脅警員安全，以致合法自衛的事實不容置疑，輿論需要回到事實和理性軌道上來。

從中國互聯網一貫的情況來看，可以預見的是，盡管調查已經塵埃落定，但輿論的進一步發酵仍將繼續。極端的聲音也不會立即消失。這就使我們必須堅持以事實為依據，讓理性的聲音占據輿論的主流，才能不讓戾氣縱橫肆虐，盡可能凈化輿論場。（文/邱天人）

【慶安槍擊案現場視頻等核心信息的公開仍如此遲滯，一方面反映出基層政府應對輿情能力的嚴重不足，另一方面也再次說明，熱點事件中坦誠而迅速的信息公開何等重要。】

哈爾濱鐵路公安局昨天發布消息稱，該局組成調查組對5月2日黑龍江慶安火車站槍擊案開展了全面調查，目前調查工作已基本結束，事實已查清。調查認為，民警李樂斌開槍是正當履行職務行為，符合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條例及公安部相關規定。（相關報道見5月15日《北京青年報》）

5月2日慶安火車站一聲槍響，涉嫌暴力襲警的農民徐純合被執勤民警李樂斌擊倒身亡。此事不僅關涉鮮活的人命，也關涉警察開槍是否合法、適當的敏感話題，因此引起社會高度關注，網絡上出現了各種質疑和爭議。雖經媒體和輿論不斷“倒逼”，但案發現場的視頻遲遲未能公布，導致各種猜測與傳言漫天飛舞。《政府信息公開條例》已實施多年，慶安槍擊案現場視頻等核心信息的公開仍如此遲滯，一方面反映出基層政府應對輿情能力的嚴重不足，另一方面也再次說明，熱點事件中坦誠而迅速的信息公開何等重要。

看了現在公開的案件現場視頻，相信多數人會認同哈爾濱鐵路公安局發布的調查結論。在當時情境下，警察開槍至少并不違法，當屬合理范圍。至于為何沒有鳴槍示警，一來口頭警告也是警告，二來密閉候車室鳴槍示警可能發生意外。至于家屬質疑的“為何不能擊打非關鍵部位”問題，既可能是因為基層民警平時應急使用槍支訓練不足，而警務戰術專家認為，“民警持槍手腕被重力打擊后，瞄準的可能性大大降低”，這一說法大抵也屬實情。

從目前的情況看，慶安槍擊案應該是經得起調查的，事發現場的視頻一公開，多數公眾自會作出理性的判斷。可問題也恰恰出在這里：既然槍擊案經得起調查，為何現場視頻遲遲未能公開？對于警察開槍是否合法、適當，當地政府及有關部門或許最初也沒有絕對的把握，因此選擇敷衍、回避的態度。同時，當地政府顯然不想因為此案而“出名”，在他們的經驗里，“無可奉告”仍是應對輿情的最好法寶——無非死了一個農民，拖一拖也就沒事兒了。

隨著新華社等各路媒體的介入，輿論沖擊不斷，網上輿情更是沸沸揚揚，這大約是慶安官方始料未及的。更讓他們意想不到的是，輿情轉移現象隨即發生，網友已將目光延伸至當地官場的各種問題上，與槍擊案有關聯的當地多名官員受到關注，慶安縣副縣長董國生被曝戶籍、年齡、學歷造假，妻子在政府機構“吃空餉”，慶安縣檢察院檢察長魏鵬飛被舉報超標用車、懸掛假車牌等行為。粗略統計，相關事件已超過10起，被舉報對象包括當地公安、人社、教育、紀檢等部門的官員。

慶安槍擊案本身經得起調查，慶安官員卻經不起關注，當地各種之前未受關注的相關舉報，都因此獲得了引起重視的契機，以至于當地政府職能部門不得不加班加點，積極接收此類舉報。這種“新聞搭車”現象——當公眾把注意力集中到某起熱點事件時，與事發地相關的以往難以受到關注的諸多問題被集中“舉報”出來，借助社會關注力的聚集尋求“搭車”解決——這在其他地方已有取得實際效果的先例，如今在慶安縣生動重現，無疑也表明當地政府之前對此類舉報線索重視不夠，導致問題和矛盾長期積累，一旦被“搭車關注”就一發不可收拾。

目前，慶安槍擊案只是公布了哈爾濱鐵路公安局的調查結果，不意味著事件調查已徹底畫上句號，已同步介入調查的當地檢察機關和更高層級的公安部門，是否也會公布自己的調查結果，值得繼續關注和期待。一個應當經得起調查的槍擊案，引出一連串經不起關注的官場震蕩，就此需要深入反思的，不只是信息公開與輿情應對的問題，更有“打虎”“拍蠅”如何深入地方和基層，以及如何修復基層社會治理中的種種罅隙。

5月14日，哈爾濱鐵路公安局調查組公布慶安槍擊案調查結果。調查認為，民警李樂斌開槍是正當履行職務行為，符合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條例及公安部相關規定。與此同時，現場視頻也向全社會公開，一場引發廣泛關注的輿論熱潮終于塵埃落定。

事實應該是作出判斷的唯一根據。從現場視頻與調查組公布的詳細內容來看，無論是在毫無預兆的情況下堵住安檢口，還是暴力襲擊執法人員；無論是將6歲女兒擋在身前、拋向地面，還是搶奪防暴棍、猛擊民警要害部位，被擊斃者的行為顯然完全喪失理性，不僅嚴重擾亂公共秩序，而且嚴重危害執法人員生命安全，民警開槍屬于正當執法。

槍聲遠去了，真相大白了，但思考仍在繼續。一次正當的履行職務行為，為何卻演變成一波三折的輿論風波？

回顧這次事件，“復雜性”可以說是其最大特點。長期上訪的傳聞，精神疾病的猜測，警察持槍的邊界，弱者權利的保護……種種敏感因素相互疊加，加上“當場擊斃”的不可逆后果，使得問題錯綜復雜。在此情況下，引起關注，引來議論，甚至基于對弱者一方的天然同情而產生負面猜想，似乎并不奇怪。

真相大白，正應該是輿論反思的起點。在事件進程中，理性的聲音有，但也有不問是非的有罪推定，也有不講證據的負面猜想，也有選邊站隊的極端對立，喧囂的輿論有太多情緒化的道德義憤，卻少了等待調查結果的耐心。處理此類事件，專業的調查是基礎，而調查是需要時間的。調查的過程需要分析所有的視頻資料，需要走訪已經四散天涯的目擊證人，需要進行嚴謹專業的司法判斷，這些都需要時間，急躁、匆忙不可取。這在任何國家都是通例，別國類似案例實在很多，對比一下就清楚了。

可是，國人工作生活的快節奏已成習慣，對案件真相的追尋也急不可耐，輿論場上要求盡快公布真相的聲音呈壓倒性優勢，滿足不了就作負面推定，在各種各樣的猜疑中損害政府公信力，這樣的情形已經不是一次兩次了。輿論的呼吁對促進調查進展、真相公布也許起到了推動作用，但也正因如此，我們更應該反思，如何讓輿論更加理性、成熟、健康，更好地承擔起推動社會進步的使命。

事實有其復雜性，而情緒往往簡單，惟有不讓情緒遮蔽理智，不讓感情影響判斷，時時用理性冷卻不明真相下的道德激憤，才有助于我們的成熟。這次事件的復雜性，正是轉型社會的一面鏡子。很多時候，真相并不是非黑即白，價值也不是非此即彼，認識真相需要我們拋開先入為主的價值判斷，給專門機關進行專業調查足夠的時間，也給我們自己多一些等待的耐心。比如說，討論警察開槍是否合法，能否抑制道德義憤，從更加專業的角度進行審視？還原事件的邏輯鏈條，能否克制同情心的泛濫，從更加客觀的立場進行分析？抑制“下判斷”的快感，不讓價值傾向走在事實前面，我們才能在遇到同類事件時變得冷靜和理性。

誠然，在處理這一事件過程中，政府部門也有需要反思提高的地方。比如，是否可以多幾次提請公眾耐心、冷靜地等待調查結果？

這次事件就像一面鏡子，政府部門、社會公眾和輿論，都能從這面鏡子中看到存在的短板，看到更加理智、更加成熟、更加完善的必要性。在反思的基礎上不斷改進，在法治的軌道上處理問題，我們的社會才會更加文明進步。

【哈爾濱鐵路公安局的調查結論已出，但整個事件的完整真相還有待補足。我們期待第一時間介入調查的檢察機關，能夠作出更加令人信服的事實還原。】

昨天，哈爾濱鐵路公安局公布了慶安火車站槍擊事件現場監控視頻，以還原事發過程。警方的調查認為，民警開槍是正當履行職務行為，符合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條例及公安部相關規定。這一調查結論，很大程度上改變了此前網絡輿論對警察開槍一邊倒的質疑。

在目擊者的陳述和現場監控的記錄下，徐純合被槍擊死亡前的最后活動軌跡得以呈現，從而打破了坊間先前關于警察“有計劃”開槍的傳言，也部分改變了網民“惡警凌弱”的想象。或許還會有人對開槍正當性保留看法，但最起碼開槍行為的基本事實是清楚的。那么，調查是否應該止于對警察開槍的評判呢？當我們把目光從槍擊行為本身挪開，審視整個事件的來龍去脈時，就會發現懸在心頭的疑云并未完全消散。槍擊只是事件的一個事實環節，要形成一個合乎邏輯令人信服的最終結論，還有待查明更多的事實。

按照警方調查結論中的表述，徐純合是“走親”，在火車站“故意封堵通道”。那么，徐純合為何封堵通道阻攔旅客進站？是醉酒后行為失當還是有其他事由刺激了他的情緒？遺憾的是，在警方的調查信息中，忽略了徐純合“犯渾”的主觀動機調查，而一些人對徐純合生前的“道德審判”，與其行為之間并無直接關聯。同樣存在疑問的還有，對于警方合法正當執法帶來的后果，當地政府為何要先行與死者親屬簽訂補償協議？當地鐵路警方又為何要捂蓋子捂這么久？細究起來，整個事件還沒到水落石出、事實清晰的程度，至少真相還不夠完整。

對于監督者來說，只要存在不合乎邏輯的地方，就有質疑和追問的必要，因為任何邏輯的斷裂都可能暗藏正義危機。所以對危機事件的調查，不能止于某一部分，而務必求得一個完整的合乎邏輯的解釋，不能像擠牙膏那樣被輿論質疑推著走。當一起經得起檢驗的執法，被輿論倒推著去證明自身的合法性、正當性時，流失的將是執法者自身的公信力。這樣的教訓，執法者難以承受，追求法治的人們也難以承受。尤其在公眾對公權力持先天性懷疑的情境下，坦蕩的執法更要坦坦蕩蕩地向公眾開放，即便遇到誤解也能夠以完全透明的事實和合乎邏輯的判斷，讓民眾從中作出理性選擇。

目前，哈爾濱鐵路公安局的調查結論已出，但整個事件的完整真相還有待補足。我們期待第一時間介入調查的檢察機關，能夠作出更多的事實還原，因為與鐵路公安機關相比，檢察機關的中立性無疑更強。但不管怎樣，都希望慶安槍擊事件能夠為我們正在努力建設的法治留下積極意義：當執法受到質疑時不再遮遮掩掩，當危機產生后不再被倒逼著回應，尤其是本案中關于開槍合法性的爭論，能夠推動警察使用武力執法更加規范化、法治化。

本報特約評論員 兵臨

14日，哈爾濱鐵路公安局調查組通報了慶安槍擊案調查結果。調查報告認為，民警李樂斌開槍是正當履行職務行為，符合法律和相關規定。在輿論的喧囂和上級有關部門的督促下，這一事件最終有了官方結論。

不過，事件并沒有因此而塵埃落定，有人對調查結論并不滿意，認為調查報告難以回應和消除所有質疑。其實，對于一個具體案件，主管部門只能依據收集到的證據和事實作出調查結論，給出定性。如果考慮證據和事實外的因素，就難以保證結論的客觀。在公安部的敦促下，調查組調取了現場視頻資料，赴濟南、大連、伊春、齊齊哈爾等10余個城市，走訪近100名旅客、群眾，找到60多名現場目擊證人，逐一進行核實，說明調查工作已遵循了應有的路徑和程序，在此基礎上作出的調查結論，應該是客觀的。在沒有新的相反的事實證據前，我們不能憑借個人偏見或者想像，就輕易否認其真實性。尤其是，調查組通過央視將現場視頻公布，也表明了“以事實說話”的態度。輿論可以各抒己見，卻要以事實為依據，避免臆測和妄斷。質疑當然可以，而且應當歡迎，但是毫無疑問，有價值的質疑不能脫離理性，不能沒有事實和證據基礎。

所謂的法治思維，不僅指司法機關在面臨具體案件時，要依法辦案，也意味著我們在面對案件爭議時，要有法治的理性。對于此案，警察開槍是否正當，是否有必要將徐純合擊斃，可能每個人都會有自己的判斷，輿論對此的爭議，并不意味著調查結論的不可靠。當事人家屬和利害關系人若對結論有不同看法，可以依法向上級機關申請復查復核，也可以向檢察機關提出控告。對于具體的事實爭議，還可以申請行政復議，或者依法提起訴訟。如果認為調查機關的事實證據有出入，還可以依法申請信息公開。

也就是說，在慶安槍擊案的爭議中，質疑應該以事實和證據為基礎，而非主觀判斷；如若對結論不滿意，亦可以依照相關的司法程序提出訴求。若置事實與證據于不顧，顯然有失理性。

就本案來說，雖然警察開槍的合法性得到了初步確認，但在事件的處置過程中，并非毫無瑕疵。比如，沒有在第一時間向公眾公布現場視頻，加劇了輿論的質疑。而在具體案件中，也還有一些細節有待進一步調查。比如，徐純合攔截乘客是否真的是“無理取鬧”、沒有來由？他攔截乘客前究竟發生了什么？地方政府和警方是否還有別的“難言之隱”？這些都還需要有關部門給出權威的說法。

從這個角度上講，面對輿論的喧囂和公眾的質疑，執法部門也要增強法治理念，積極主動地以法治思維處理類似事件，避免引發不必要的爭議和質疑。在今后，面對類似的熱點事件，人大也可以依職權啟動特定問題調查，從而作出更加權威的結論。

【徐純合事件將公眾注意力引到了慶安這個縣城，被輿論聚光燈照射之下，當地官場的一舉一動自然備受關注。】

黑龍江省慶安縣的一聲槍響，“濃煙”尚未散去，當地官場卻遭遇“舉報潮”，繼副縣長被停職、檢察長遭實名舉報后，如今又有人在網上發帖舉報，原慶安縣委書記、縣長、教育局長、人事局長等人從2000年至2004年合謀把300個民轉公指標公開拍賣，對此當地教育局稱正清理審核教師檔案。

有網友調侃，對慶安官員的舉報接踵而至，是一場次生災害。言下之意，若非民眾以“曲線救國”方式拷問真相，當地官員也就不會被曝光。這么說并不完全準確。“槍響事件”和當地官場積壓的問題，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關系。慶安縣警察開槍打死徐純合一事，確實是引發舉報潮的導火索。然而，早在“槍響”前，當地官場其實已坐在了火山口上。

譬如，慶安縣副縣長董國生被停職，原因并非他第一時間去慰問開槍警察，而是他年齡、學歷造假和妻子吃空餉的違法行為東窗事發。至于有人舉報當地大批官員涉嫌買賣教師編制，涉及的是發生于2000年至2004年間的陳年往事。換言之，慶安“鏈式舉報”只是在敦促還舊債，只要當地官員干出違法違紀的行為，就已種下今天被調查處理的“因”了。

當然不能否認，徐純合事件客觀上推動了對當地官員的反腐調查進程。它將公眾注意力引到了慶安這個縣城，被輿論聚光燈照射之下，當地官場的一舉一動自然備受關注。而也正是這一事件，引發了最高檢、公安部等部門介入調查，為相關舉報得到及時處理創造了有利條件。圍繞當地官員的一樁樁舉報，實際上就是一種搭眼球效應便車的行為。

這一現象耐人尋味，也讓人不得不問：這些針對當地官員的舉報，是這時候才涌現出來的，還是以前就已存在？倘若不是借這次機會，人們是否仍然不敢站出來檢舉那些違法違紀行為？目前，一些舉報都得到了及時介入調查和處理，這自然鼓舞人心，但針對慶安官員的舉報一起接一起，卻也表明當地長年積累下來的問題之多。如果被查證，存在民眾舉報無果的情況，那也說明當地對群眾舉報、信訪的處理方式和落實效率，仍存在弊端，對信訪限期反饋機制的監督也不健全。

國家信訪局副局長張恩璽于昨日表示，不能把上訪人員當作“維穩對象”，這是與法規規定相悖的。可在一些地方，政府官員正是抱著這種維穩思維對待信訪工作和上訪人員，導致問題越積越多，干群關系越來越緊張。就此而言，針對慶安官場的舉報“爆棚”，未嘗不是一樁好事。趁此機會，正可整頓官場吏治，清理多年積案，樹立官場正氣。

例如尚在發酵的買賣教師編制風波，根據相關舉報，當地原主政官員和多個部門一把手都涉案，若這屬實那無疑是個涉及面廣、涉水很深的窩案。當地理應盡快成立調查組，查出真相，給公眾一個說法。至于相關舉報是否屬于“報復式舉報”或“搭車舉報”，并不重要。對于網絡舉報，重要的是事實，而不是其動因或背景。

【如何把調查做足做實？如何讓公眾接受信服？都需要更嚴謹的態度、更嚴格的程序和更科學的方法。而對于輿論的另一條岔道——董國生的問題，也需要拿出明確態度。】

從“有圖有真相”到“有視頻有真相”，近日震動輿論的慶安槍擊案，進入一個關鍵拐點：12日上午，公安部回應“慶安火車站事件”，稱工作組和檢察機關調取了事件現場全部視頻資料，獲取了大量證人證言材料。而下午，此前慰問開槍民警的慶安副縣長董國生因戶籍年齡、學歷造假以及妻子“吃空餉”等問題被停職。

沒有誰應該成為被侮辱者與被損害者。雖然有命喪老母與女兒面前的慘烈、有長期上訪的背景，但相信關注此事者，既不會針對開槍民警，更不會針對徐純合，只是希望還原事實真相，從法律與情理層面辨清此事的是非曲直。工作組的調查，也應該不懼敏感、不避鋒芒，給出一個經得起拷問的答案。

應該說，這一事件的發展，情節已經遠遠超出了事件本身。從關注事件真相，到關注視頻為何遲遲不公布，再到關注因此事而卷入輿論漩渦的副縣長被停職，一波三折，帶出巨大的連鎖反應：基層政府的公信力再一次被透支，社會信任的基礎再一次被侵蝕。

輿論的懷疑并非沒有理由。任憑新華社這樣的主流媒體一再追問，當地政府就是不愿公布視頻，這難免讓人懷疑是在采用“大事拖小、小事拖了”的戰術。其實，這樣的“鴕鳥戰術”，也給下一步調查制造了麻煩。畢竟，即便是完整的視頻，還可能遇到角度問題，也可能會有認定問題。打消這樣的疑慮，可能是更困難的工作。

這也是給調查組出的考題。如何把調查做足做實？如何讓結果及時公開？如何讓公眾接受信服？都需要更嚴謹的態度、更嚴格的程序和更科學的方法。即便對鐵路公安的工作組，也還存在微詞：又是一次“自己人調查自己人”。如果以這樣一次各方關注的事件為契機，引入第三方調查制度，也未嘗不是一種進步。

而對于輿論的另一條岔道——董國生的問題，也需要拿出明確態度。雖然董的違規違紀，與槍擊案不一定有直接的聯系，但要看到，副縣長對開槍民警的慰問，本身已經顯示了當地政府對此事的態度，引來了輿論的質疑和不滿。在這樣的時間節點上，因為其他原因將之停職，讓人想起今年初上海外灘踩踏事件后，因為公款吃喝而被處理的黃浦區領導。無論是否停職，如若在槍擊案中有失職，都需要進一步說清楚。

財新網11日刊出的一篇《慶安槍擊案目擊還原》，已經讓一些人呼吁，“應把徐純合的弱者身份和事件真相分開看”。的確，真相應該不分身份，但處置不能沒有立場。唯有盡快公布視頻，并在此基礎上依法處理，才能讓每個人——不管是當事人還是圍觀者，感受到公平正義的力量。

【慶安槍案發展到現在，儼然成了一個結，而要解開這道結，需要涉事幾方都“信法”，家屬一方據法申訴，涉事鐵路公安方面也該依法行事，真正以“法治”為公約數處理爭訟和問題。】

備受矚目的慶安槍案，又迎來新進展。先是5月9日徐純合妻子的兩位姐姐發表聲明：徐純合的堂兄弟與鐵路公安簽訂的補償協議無效，并委托兩名律師調查追責，接著，11日四名律師取得徐純合母親權玉順的授權對此案重新追責，她表示：“我當時就說了，不要20萬。”

慶安槍案發展到現在，儼然成了一個結，而解開這道結的最好方式就是法治。這里說的“法治”，指的是涉事幾方都應“信法”，促使案件回到法治框架下解決。如今徐純合家屬一方委托律師追責，已是據法維權的體現；而當事的另一方涉事鐵路公安部門，也應依法行事。

事實上，該案現在引發公眾疑竇，就跟“法治化解決”思維的缺失有關：在槍案發生后，涉事鐵路警方匆匆與死者徐純合的堂兄弟簽訂“補償”協議，但這于法于情都是不妥當的。“近親屬”的概念，在民事、刑事法律上有嚴格的界定，只有配偶、父母、子女等能作為法律意義上的“近親屬”，行使包括聘請律師、主張（變更、放棄）訴訟請求等權利。而這次鐵路警方卻是與并非死者“近親屬”的堂兄弟簽訂了協議，堂兄弟本身有沒有得到死者母親、妻子的授權？簽訂的協議是否是近親屬真實意思的表示？

如今徐純合的母親等聲明之前的“補償協議”無效，加劇了這層質疑。它也讓人覺得，涉事鐵路警方是急于維穩，才會“不明智”地與死者堂兄弟簽了協議，導致目前自遺其咎。它跟法治思路相悖，也只會把矛盾壓得更深。

而要促使問題沿著法治路徑解決，還得有關主管部門的積極作為。需要說明的是，事發地是慶安火車站，屬于鐵路警方的管轄范圍，并不歸慶安縣公安管轄，其上級單位是哈爾濱鐵路公安局。但在輿論質疑聲四起的情況下，該部門卻一直不理不睬，形成了“平靜的暴風眼”。結果，慶安縣政府、哈爾濱市公安局紛紛“躺槍”，幾乎被網友的口水淹沒。拋開陽光司法、公民知情權不說，自己藏在掩體里，讓兄弟單位頂雷，真的算有擔當嗎？

全面依法治國，如今已成我國的基本治國方略。這投射到每起具體的案件中，就是要依法辦案，以民眾看得見的方式傳遞出法治公平。慶安槍案如今仍是質疑聲難消，在此情境下，必須將其導入“法治路徑”中來。光是家屬欲依法申訴，這還不夠；哈爾濱鐵路公安局方面也該盡責，回應輿論關切，并責成調查，而作為上級主管單位的公安部，也該出面管管這樁大案，敦促其依法妥善地解決，真正以“法治”為公約數處理爭訟和問題，以對接社會的法治正義期許。

□徐明軒（法律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