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能通過制度設計解決好“絕大多數‘保送生’為廳局級領導干部子女”的腐敗困局,保送生制度就失去了存在的合法性】
最近一則有關“保送生”的消息,再次將人們的目光聚焦到保送生制度上。記者在多個省市調查發現,由于存在自我裁量甚至暗箱操作空間,加上相關信息透明度低,以及高校面試存在“走過場”等原因,一些特殊群體將“保送生”渠道當成了子女升學的“捷徑”。(5月13日新華社報道)
所謂“特殊群體”,從媒體報道來看主要是有一定背景的少數人。這從報道所提供的案例中即見一斑:南方一所高校梳理總結10年“保送生”情況時發現,絕大多數“保送生”為廳局級領導干部的子女;在中部某省的2014年“保送生”中,幾名廳級領導干部的孩子赫然在列;廣東一名落馬副省級干部子女被曝憑借一項科技發明獎造假獲得重點大學的保送資格……類似新聞一再刺痛公眾的神經,但似乎從未像這次這般強烈。
這不僅因為案例非常典型,而且還因為此種招生腐敗發生在一個特殊的背景下,即在保送生大幅“縮水”、設置了三道關口(推薦環節、公示環節、審核環節)的背景下,仍然難以抵制權力的猖狂進攻,被外界視為能有效抵御腐敗的三道關口幾乎形同虛設,一些手握重權的廳部級干部總有辦法闖關奪隘,讓自己的子女順利獲得“保送生”資格。
那么,那些“保送生”又是些什么人?南方兩所高校對近年“保送生”跟蹤調查發現,這些學生在學科特長、創新能力、組織才能、社團活動等方面并未顯示過人之處,有的在學習成績上反而不如高考生。更不堪的是,前兩年憑信息競賽省級一等獎獲推薦保送的學生在高校測試時竟有一半不掌握相關知識,近三分之一不敢參加測試。難道,這些“保送生”都是到重點大學來“濫竽充數”的?
事實證明,當初設立保送生制度的初衷(照顧特殊人才)實現得并不理想,在實際運行中,該制度更多地“照顧”了官員子女,偏離了制度軌道。由此導致一系列惡果,如助長高招腐敗,毒化社會空氣,制造社會不公,重創高考公信力,影響黨和政府的形象。
如果不能通過制度設計解決好“絕大多數‘保送生’為廳局級領導干部子女”的腐敗困局,保送生制度就失去了存在的合法性。而依據現在設計的制度即三道關口,事實證明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權力尋租的難題。況且在全國腐敗高發且反腐機制不甚健全的大環境下,單靠三個環節是無法解決高招腐敗的。
依我說,與其精簡“保送生”人數,不如干脆取消保送生制度。取消的條件已經具備:條件一,占“保送生”大頭的外語類“保送生”的保送資格隨著時代變遷已經失去。“外校”保送肇始于上世紀80年代,為適應改革開放急需外語人才的時代要求,有必要開通保送外語人才的“綠色通道”。時過境遷,隨著外語教育的普及和外語專業人才的增多,“外校”保送的時代背景已經不再,因而取消“外校”保送勢所必然。
條件二,根據國務院發布的《關于深化考試招生制度改革的實施意見》,高考招生制度要進行重大改革,到2020年基本建立中國特色現代教育考試招生制度,形成分類考試、綜合評價、多元錄取的考試招生模式。在這樣一種背景下,保送制度已無存在的必要。
條件三,隨著高考自主招生制度的日益完善,保送制度完全可以納入自主招生制度,合二為一,盡可以讓特殊人才通過自主招生渠道進入重點大學。
綜上所述,保送生制度已經完成歷史使命,該退出歷史舞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