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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幾年,手機用戶與通訊運營商頻頻因高額漫游費用發生糾紛。據粗略統計,幾大移動運營商每年收取的漫游費多達上百億元。記者調查發現,從技術層面來說,已收取20余年的國內漫游費目前“幾乎成本為零”,但運營商仍在收取；另一方面,盡管運營商多次調降收費,但在個別國家,中國旅客的漫游通話收費標準仍動輒每分鐘高達三四十元。(5月21日《新華每日電訊))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你提供服務,我花錢消費,紐帶就是交易公平合理、賬目清晰。但是,在信息并不完全對稱的當下,面對一張張數字清晰的話費單,很多消費者都覺得有些錢花得不明不白。然而,即便大家對高昂的通話漫游費有質疑,但能找誰說理或維權呢?

更何況,通信運營商收取漫游費還有“尚方寶劍”——根據1994年原郵電部發布的《關于加強移動電話機管理和調整移動電話資費標準的通知》,移動電話需收取0.6元/分鐘的自動漫游費。2008年工信部下發《關于降低完成移動電話國內漫游通話費上限標準的通知》,規定國內漫游通話費上限為主叫每分鐘0.6元。也即從法理上講,通訊運營商收取漫游費是合法合規的。

國內漫游費是我國運營商歷史上內部區域分割的產物,過去,運營商是以各省甚至各地級市為單位運營的,各省的分公司之間成本獨立結算,用戶到了一個新的地方通話,就要使用當地運營商的通話資源設施,所以就要額外付一筆漫游費。但現如今,三大運營商已基本實現全集團整體核算成本,而且從技術層面來說,國內漫游費成本已“幾乎為零”,并不需要比本地通話更多投入。在這樣的前提下,國內漫游費的收取已失去了客觀基礎,繼續收費明顯失當。

有專家認為,當下收取的國內漫游費,屬于“人為收費”,而且賺得盆滿缽滿。權威數據顯示,我國移動漫游費一年收取上百億元,在國內移動通信收入中的占比基本穩定在8%至10%。正因為“蛋糕”過于誘人,所以電信運營商至今舍不得“松口”,而公眾只能如同案板上任其宰割的魚肉。

從政府和社會受益的角度來看,通訊服務是一項社會基礎服務,即便運營商“唯利是圖”,也應“取之有道”——三大運營商的國內漫游成本已大幅下降,甚至“幾乎為零”,那么國內漫游費就應該盡快取消,并下調國際漫游費。其實,早在2012年發布的通信業“十二五”發展規劃中,工信部就明確提出要穩步降低電信資費,建立“普惠全民”的電信服務體系。按理說,國內漫游費到了“壽終正寢”的時候了,但問題到,誰來終結已任性多年的國內漫游費?

靠通訊運營商的道德自覺?這顯然不靠譜,因為企業的天性是逐利,蛋糕是難以割舍的。靠個別消費者零零散散、小打小鬧的維權?這法從根本上解決這種“人為收費”,更何況,時下運營商收費還有政策規定為“后盾”。剩下的路徑恐怕是:要么立法部門立法規范收費,依法管理國內漫游費；要么由主管部門——國家工信部下達行政指令,強制國內漫游費“退市”,降低國際漫游費,以回應社會訴求和市場需要。

而這是有例可循的。在歐盟,因為手機出國使用被加漫游費,結果遭到用戶和歐盟政界炮轟。去年3月,歐洲議會表決通過新法,徹底廢除手機漫游費,到2015年12月,手機漫游費在歐洲或將成為歷史。世界尚且如此,我們還等什么呢?我國的國內漫游費何時成為歷史,公眾翹首以盼!

【提速降費，會提高運營商的經營效益，可以促進消費、加快技術變革、推進創業創新，一加一減之間，帶來巨大的乘數效應】

好多智能手機用戶都有兩大困擾——電量不夠、資費太高，解決電池續航能力問題有待科技進步，減輕資費負擔則需要電信運營商合理設置收費標準。最近，一直居高不下的漫游費就引起了社會關注。

不久前，有媒體報道，安徽合肥的胡女士出國旅游，僅僅刷了一下微信，手機流量費就高達1.6萬多元，真可謂不折不扣的“天價”，后經協商，運營商免除了費用，但并不承認收費有問題，而是“照顧對方感受”。相比之下，浙江杭州的李女士就沒有那么幸運，她赴德國、瑞士等國旅游期間的高額電話賬單要全額支付，來不及說話的幾秒通話，也要支付十幾元的話費。

國際漫游費情況特殊，出境手機話費計費體系復雜，需要國內運營商與境外運營商談判，不同的國家價格不同，對此消費者多少有點心理準備。但是，讓消費者難以理解的是，在同一運營商的同一網絡內，國內通話漫游費仍然普遍存在。實際上，國內漫游費是我國運營商內部區域分割的歷史性產物，目前運營商已基本實現全集團整體核算成本。從技術層面來說，國內漫游費成本已幾乎為零，并不需要比本地通話更多投入，繼續收取漫游費，其合理性在今天需要打上問號。

爭議不少的漫游費，只是電信領域“費高速慢”問題的一個縮影。國際電信聯盟發布的報告顯示，中國內地的信息和通信技術發展指數排在世界第八十六位，其中“移動通信綜合價格分指數”排名則為世界28位。去年我國一億多人次出國旅游，但出國通信漫游的增長速度卻是下降的。因為網費、流量費太高，很多導游都隨身帶一個移動無線信號發射器，既方便組織游客，又能省錢。

降費提速，廣大消費者期盼已久，也是不降不行、不快不行的市場選擇。對運營商而言，這里有一個如何算賬的問題。

誠然，運營商面臨著財務上的成本約束，不可能用降費的方式照顧每個用戶的感受，而且作為受到嚴格考核的央企和公開上市的股份公司，不可能回避盈利問題。但在移動互聯的大潮中，既要會算小賬，更要會算大賬。

前兩年，運營商和騰訊公司曾因微信產生齟齬，隨著流量收入占比的提升，運營商的態度慢慢改變，其實算的就是收入結構調整的大賬。降低資費，需要運營商內部挖潛，從控制成本、技術升級、提高管理水平等方面倒逼企業進步。費用降下來，會推動流量消費的增加，實現薄利多銷，最終也會提高運營商的經營效益。從整個社會層面來看，提速降費得到落實，可以降低社會溝通成本、釋放社會活力，更可以促進消費、加快技術變革、推進創業創新。一加一減之間，可以帶來巨大的乘數效應。

統計顯示，截至2014年底，我國手機網民規模已達5.57億人，占整體網民的比例為85.8%。應該說，抓住了手機，就抓住了移動互聯的牛鼻子。建設高速暢通、質優價廉的移動網絡，讓數億部智能手機在網絡上自由穿行，是產業發展的必備一環，又何嘗不是電信運營商的良機？當下中國，“互聯網+”的發展如火如荼，企業面臨著無限商機。跳出自己的一畝三分地，放下錙銖必較的小算盤，擁抱移動互聯的大格局，才能抓住機遇，打造長青基業。

近年來，手機用戶與通訊運營商頻頻因高額漫游費用發生糾紛。記者調查發現，從技術層面來說，已收取20余年的國內漫游費目前成本已幾乎為零，運營商卻仍在收取。（5月21日《經濟參考報》）

根據1994年原郵電部發布的《關于加強移動電話機管理和調整移動電話資費標準的通知》，移動電話需收取0.6元／分鐘的自動漫游費。漫游費以市一級行政區域作為收費的標準，以至于兩個相鄰區域交叉地帶，經常被漫游被長途，飽受高收費的痛楚。

當初收取漫游費的初衷是為了收回通信設施建設的成本，有一定的合理性。然而，這項費用一收就是20年，如此高的收費，其投入早就收回，并且三大運營商早已經完成了區域的整合，實現了從技術到資產的一體化，從這個意義來說，至少本運營商市場范圍之內，不存在事實上的“漫游”，沒理由為相互“租用”服務互相支付費用。

三大運營商不取消、不降低漫游費，是利益所致。解決服務價格虛高不下，只有兩個手段：一是市場競爭；二是行政干預。三大運營商敢于維持高資費，首先是壟斷的地位決定的，缺少充分的市場競爭，消費者缺少充分的選擇權，只能受制于人。這些從最近三大運營商，應對國務院要求提網速、降網費的推諉與敷衍中可窺見一斑。電信市場放開，最終形成充分的市場需要較長的周期，但更關鍵的是，通訊基礎設施為三大運營商所壟斷，如果市場不能廉價分享這些設施，而另起爐灶，提供富有價格競爭力服務的可能性幾乎為零。

在破除通訊運營壟斷之前，有效的行政干預才是可行之策。一方面通訊本身是社會公用服務，如同水、電、路一樣，政府負有組織低價供給的責任；另一方面三大通信運營商國企的性質、通信基礎設施國家投入以及政策性的市場限制等，也決定了運營商要在很大程度上承擔起通訊公用的責任。叫停國內漫游費只是一個方面，重要的是如何在通訊服務價格形成中建立必要的約束機制，讓基礎性通信服務體現公共服務的特性。

　　漫畫：徐簡

5月20日，國務院辦公廳印發《加快高速寬帶網絡建設推進網絡提速降費的指導意見》，再次提出寬帶降費提速，同時還列出了一系列加快寬帶建設的硬指標。可以判斷，以寬帶降費提速為切入點，以穩增長、促改革、調結構、惠民生為旨歸，矯正失靈的市場、重塑寬帶市場格局的改革圖景正逐漸清晰。

改革將如何推進、如何突破？在中央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12次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提出要“重用改革促進派”。這是針對干部選拔任用而言的。而針對一個利益固化、盤根錯節、競爭不足乃至失靈的市場的改革，除了重用改革促進派，更為直接的，還是從頂層設計的高度，以改革的有形之手強力打破固化局面，重塑市場格局，重建市場機制，讓失靈的市場找回市場的原本精神。

可以說，李克強總理數次督促降費提速，就是這種有形之手的適時干預。三家運營商5月15日集中出臺各自的降費提速方案，也完全是迫于有形之手的壓力。

市場經濟從概念到現實實踐的普及，讓人們享受市場紅利的同時，也無形中形成對于市場的盲目崇拜，以至于很多人不加分別地對行政干預抱以抵觸之心。對有形之手高度警惕自然沒錯，坦率地說，當前所要極力避免的，依然是有形之手伸得過長、過快、過多；應當極力提倡的，依然是盡可能發揮市場自身的力量。但是，市場也有失靈之時，尤其是在電信這類帶有自然壟斷屬性的市場上，市場的主要特征已經不是競爭、不是自我調節，而是壟斷，或者說是寡頭之間的壟斷競爭。

中國的電信市場也經歷過從大一統到幾分天下的改革。目的自然是為了引入競爭機制，發揮市場的力量。但現實的情況究竟如何，實在無須贅言。小的競爭不能說沒有，但大的方面卻是趨同。可以說，“求同存異”是這類市場鮮明的特色。而寡頭競爭的可預料結果，就是心照不宣的“默契”。于是，降費提速消費者雖喊了多年，卻終究沒有什么效果。對寡頭壟斷的市場，一盤散沙的消費者難成博弈的力量。

假如沒有總理多次的督促，會有三家運營商這么快的回應？

沒必要對有形之手過度敏感，無論怎樣看待這只手，它終究在市場中存在。實際上，壟斷格局的形成，除了競爭同樣會導致壟斷這一純粹市場因素，有形之手發揮了重要作用。政策、稅收、市場主體待遇等方面稍微傾斜，最終結局顯然就會大不一樣。

關鍵是什么人、出于什么目的在指揮這只手！用行政強力，用有形之手去矯正失靈的市場，本質上也是一種市場的自我矯正。具體到中國當前的情況來說，電信、銀行、三桶油等這一類市場的改革，我認為僅僅依靠市場自身的力量根本無法實質性推進，有必要借助有形之手的行政強力打破固化的格局，主動為市場注入活水，培育新的競爭力量。

近來有關“網費貴，網速慢”的話題在李克強總理表態后，引發了各方討論。而同樣與國內三大電信運營商有關的另一項業務也再度獲得關注。近日，來自新華社的報道稱，我國移動漫游費一年收取上百億元，但從技術層面來說，已收取20余年的國內漫游費目前成本已幾乎為零，運營商卻仍在收取。（新華網5月21日）

移動漫游收費一年達百億元之巨，從中國電信行業的“吸金”能力來看，并不令人意外。去年，據國際知名通信專業媒體TotalTelecom發布的年度全球電信運營商排名情況，中國移動繼續保持全球收入第四、利潤第一的位置，中國電信位列第10位，中國聯通位列第12位。而即便在全球上市公司市值排名中，三大電信運營商也居高位。但與強大的賺錢能力相對，電信行業，無論是在網絡服務還是在資費方面，所引發的詬病與爭議卻同樣驚人。如此 “反差”，無疑令人深思。

不同于傳統產業，電信行業在世界各國都仍屬于一種高技術型行業。而技術的進步，大多源自對現實需求的響應或是引導社會需求，這決定了它往往能夠與消費者之間保持一種相當的貼近性，甚至企業本身能夠展示出一種全新的價值理念，以引導社會新的消費觀念。

僅以漫游費為例。在電信業剛興起之時，由于基礎設施投入的必要成本，大多數國家都普遍收取了漫游費。不過，隨著投資成本的邊際遞減，加上技術的進步，漫游費大多都朝著逐漸降低甚至是取消的方向發展。而我國的情況是，雖然通話漫游費產生于2G網絡時代，但隨著技術發展漫游成本已大幅降低，部分3G用戶乃至4G用戶仍普遍被收取國內漫游費，且部分資費標準已多年沒有調整。

漫游費依然堅挺，表面是讓消費者支付了高昂的通信成本，企業贏得了利益。但從企業精神與文化的構建來看，企業同樣是受害者。

一方面，國內漫游費成本已“幾乎為零”，消費者卻仍為此埋單，技術進步與企業改革的紅利未能被消費者同步享受，而變成企業單方面謀利的工具。在這之中，企業看似賺取了大量的利潤，但卻加重了消費者的負擔并由此帶給企業更多的爭議與指摘，企業形象反而隨著盈利的增多而失分。

另一方面，在一個流動日趨頻繁的社會，無論是行政管理還是市場行為，打破區域間的分割狀態，已是大勢所趨。“畫地為牢”的漫游費，依然延續的是往日的條塊化、碎片化的營收模式，它所帶來的不只是讓消費者承擔高成本的跨區域通信費，更代表的是一種與舊的管理形態相捆綁的落后的企業文化理念。譬如，在公共政策如戶籍制度、社保政策等在謀求改革和取消異地銜接限制的背景下，嚴格按照區域界限收取的漫游費，顯然未能彰顯出應該肩負公共責任的國企對開放理念的認同態度，而可能反倒弱化了社會對于開放和改革的共識。

在總理的敦促下，各部門先后對網費、網速問題作出了回應，相信漫游費問題的改革也將只是時間的問題。但這種被動的改革姿態所引申出的另外一個問題不容忽視：作為有著超強賺錢能力，并代表先進科技的這類國企，如何能夠展現出更為敏銳的市場意識并培植自身開放而先進的企業文化與精神，做先進理念的倡導者而非僅僅是“會賺錢的工具”？

【由于目前政策的管制，基于移動網絡基礎上的流量通話、WiFi通話，對運營商的影響還有限，但未來一旦政策放開，恐怕運營商根本無法阻擋免費通話的潮流。】

國內三大電信運營商近日集體宣布提速降費“N大舉措”，但流量費降低之外，不少網友紛紛吐槽手機漫游費仍然居高不下。記者粗略統計，我國移動漫游費一年收取上百億元。記者調查發現，一方面，從技術層面來說，已收取20余年的國內漫游費目前成本已“幾乎為零”，運營商卻仍在收取；另一方面，盡管運營商多次調降收費，但在個別國家，中國旅客的漫游通話收費標準仍動輒每分鐘高達三四十元。

對于手機漫游費而言，國外漫游費貴其實情有可原，因為它的價格與結算費用機制有非常大的關系，消費者交給國內運營商的費用，絕大部分都是替國外運營商代收的，所以就此問題總把板子打在國內運營商身上，有欠公允。要降低這一費用，需要國內運營商加大與境外運營商的談判力度，加強國際間通信合作，共同努力降低國際漫游費價格。

但面對消費者關于國內漫游費貴的指責，國內運營商倒一點都不冤。國內漫游費本是2G時代的產物，但隨著技術發展漫游成本已大幅降低，媒體稱“幾乎為零”并不夸張。正如專家所說，手機漫游的過程，只是由網絡傳送幾個由計算機自動生成、比普通電子郵件還簡單的信息，手機在外地建立漫游后，與所在地的手機沒有區別。

可見，手機漫游不應該單獨收費。可現實卻是，運營商不僅對2G用戶收費，部分3G、4G用戶同樣也收，這樣的做法在國外是極為罕見的，在美國，根本沒有國內漫游費一說，在歐盟各國，不僅國內漫游費沒有，各國之間的國際漫游費也于近年取消。

運營商抱著國內漫游費這棵搖錢樹不放，一方面自然是利益的驅使，由于手機通信收費近年來一直呈降低的趨勢，運營商增收壓力越來越大，尤其對于2G業務而言，由于缺乏數據業務收入，語音成為其主要利潤來源，運營商自然不會主動砍掉已有收費項目。

另一方面，這還反映出運營商經營模式的落后。從世界發展的趨勢而言，語音通信屬于沒落的通信業務，許多國外運營商早已開始推動語音通信的免費，將經營重點轉向流量經營。也就是重視客戶的體驗，通過培養、挖掘用戶的流量消費習慣，彌補語音通信消費的缺口，同時以移動數據網絡為基礎，推出創新產品，以獲得額外收入。但在國內，運營商流量經營的營銷、創新意識都比較缺乏。

運營商過分依賴語音收入，死抱著國內漫游費不放，是短視的行為。要看到，在4G時代，傳統語音通信隨時可能被新技術替代掉，目前微信早已推出微信電話本，1分鐘電話只需要消耗100K流量，按照套餐內流量計算，成本1分錢都不到，運營商怎么與之競爭？當然，由于目前政策的管制，微信電話本還只能打打擦邊球，基于移動網絡基礎上的流量通話、WiFi通話，對運營商的影響還有限，但未來一旦政策放開，恐怕運營商根本無法阻擋免費通話的潮流。

所以，運營商們與其等到未來別人來瓜分自己的蛋糕，不如自己革自己的命。把國內漫游費這樣過時玩意早點丟掉，通過運營模式的改革，主動擁抱免費通信時代的到來，這才是明智的選擇。

□韓涵（媒體人）

粗略統計，我國移動漫游費一年收取上百億元。近年來，手機用戶與通訊運營商頻頻因高額漫游費用發生糾紛。調查發現，一方面，從技術層面來說，已收取20余年的國內漫游費目前成本已“幾乎為零”，運營商卻仍在收取；另一方面，盡管運營商多次調降收費，但在個別國家，中國旅客的漫游通話收費標準仍動輒每分鐘高達三四十元。

不能讓天價漫游費 再繼續“漫游”下去

朱永華

其實，早在很多年前，移動電話尚未在國內普及的時候，作為“大哥大”的手機，無論是正常通話費還是國內國際漫游費，都高得讓人咂舌，但因為使用者較少，人們的感受并不強烈。但隨著手機進入千家萬戶，成為普通群體日常不可缺少的通訊工具之后，人們對國內國際漫游費的高企既有怨氣又無可奈何。而某些營運商在對客戶宣傳時，也把漫游的復雜性說得神乎其神，讓人覺得漫游費就像“高速公路”一樣，跑得遠自然就會收費高。隨著信息時代的高速發展，人們越來越看到國內漫游費的不合理甚至亂象百出，要求取消國內漫游費和降低國際漫游費的呼聲也越來越高。

顯然，在全國通信網絡尚未完全建成“一張網”的情況下，中間所產生較高的“漫游費”有他的合理之處，但隨著全國“一張網”的形成，國內漫游已經不存在額外成本，就連業內資深技術人員也坦言，從技術層面來說，國內漫游費成本已“幾乎為零”，并不需要比本地通話更多投入。“國內漫游對各分公司只是數據庫提取的問題，幾乎不產生任何技術上的成本。”技術上的成本沒有，人工成本就不存在，在國內任何一處相互通話，與電腦上網瀏覽各地信息一樣，產生的只是正常流量，與距離遠近不存在任何關系，再收取所謂的“漫游費”，無疑是在“空手套白狼”，非但是不合理，更有“欺詐消費”之嫌。

實際上，國內手機漫游費以及其他各種通信收費標準，高于世界大多數國家包括港澳臺在內，早已是眾所周知的事實，盡管也做了多次調整，但卻很難盡如人意，通訊收費的過高，甚至驚動了國家總理，但即便是在總理的批評和督促之下，運營商給公眾開出的降價方式和幅度也難顯誠意，國內漫游費更未包括其中。這也不奇怪，與香港尚有多家運營商相比，人口和手機用戶均居世界第一的內地通訊市場，僅有三大運營商“和諧相處”，相對壟斷的體制和缺少競爭市場環境，不可避免地會滋生畸形利益思維。突出的表現就是收費與服務相脫節，把少有的一點資費下降，也看成是“響應總理號召”和對消費者的一種“恩賜”。在這種幾乎沒有市場競爭的環境下，要讓三大運營商按照市場游戲規則來確定收費價格和清除不合理收費，依然還很不現實。

“零成本”下國內漫游費還在收，而且三家運營商一如既往地選擇默契，誰也不愿意輕易放棄。作為只能在三家運營商之間做出選擇的國內手機用戶，只能無奈就范。不僅如此，“三王爭霸”還坐擁國家優惠政策，一方面要求國家加大投入，將通訊網絡作為民生基礎建設發展戰略，一方面卻又把逐利的目光緊盯民生，且對于日益猖獗的通訊信息詐騙犯罪，“三王”卻又熟視無睹，有意無意為其大開方便之門。

“零成本”的漫游費照收不誤，實際上只是三大運營商收費亂象的冰山一角，有多少收費是基于成本核算，利潤保持在合理范圍之內，幾乎都是一本糊涂賬。顯而易見的是，面對社會公眾的呼聲尤其是總理對收費高的批評，三大運營商不僅很快給出“響應”，提速降費的速度和幅度也堪稱空前，沒有長期巨大的利潤潛力空間，三大運營商又怎能如此“痛快”？然而，迫于輿論壓力做出的提速降費，并沒有觸及三大運營商畸形利益思維的根本，依然需要通過大刀闊斧的改革，讓通訊網絡走上良性、規范、健康的發展軌道。不能讓“零成本”的手機漫游費再這么繼續“漫游”下去。

漫游費問題 應提上具體改革議程

乾羽

漫游費的收取，已經失去現實背景。20多年前，收取漫游費是因為當時的運營商是以各省甚至是地級市作為經營單位的，這些單位之間成本獨立核算。所以，到了一個新的地方，使用了該地的通訊設施和資源，就需要繳納一定的漫游費。這是漫游費的起源和收取原因。這樣的理由還算說得過去，這是一個無法繞開的歷史問題。但是，現在情形早已改變，三大運營商已經實現了國內統一核算，并不存在什么“各自為戰”的問題。

此時，漫游費的收取就顯得有些滑稽——已經不存在、不需要什么漫游了，還收取什么漫游費？即便我們在經過一個地方時，會收到這個地方運營商熱情洋溢的歡迎短信，但事實上，已經不存在什么漫游，各地運營商早已是親密的“一家人”，所謂的漫游，其成本已經接近于零。這樣的歡迎短信，更像是一個理直氣壯的收費通知。

此時，漫游費已經成為一種純粹的人為收費，取消漫游費并不存在技術難度，也不存在制度障礙，收取的原因只是運營商想要收取、不愿放棄——收取價格不菲的漫游費，一年就可以帶來上百億元的收益。既然，不取消的利潤如此之高，那么何必取消，有什么動力取消？只要打上通話漫游的旗號，上百億元就輕輕松松落入腰包，到哪里還能找到這樣的好事？

當然，最終吃虧的是消費者。但消費者有什么辦法呢？在信息不對稱的時候，他們看著通話明細清單無話可說，因為他們不知道漫游費是什么東西，漫游費收取的依據是什么？既然，人家已經打出了漫游費的支出，那么就老實地交費唄，誰叫自己真的“漫游”到異地了呢？如果漫游費稍微降低一點，人們甚至覺得貪了大便宜，他們會覺得這是一種莫大進步，是一種運營商的主動讓利。信息不對稱讓人們稀里糊涂交了漫游費，如果不是有媒體有專家確定地說，漫游費早已可以取消了，人們會覺得花錢買單天經地義。

即便公眾知道了漫游費是項人為收費，他們除了表達意見之外，似乎也沒有更好的解決辦法。他們必須使用通訊服務，他們沒有底氣去運營商那里指出問題，要求取消漫游費。如果是這樣，運營商會跟他們說，愛用不用，漫游費不能取消或只能慢慢取消。這就是無法選擇的結果和悲哀。事實上，輿論也已經指出過漫游費應該取消的問題，在之前幾年，相關話題媒體已經報道過，輿論也形成過。但遺憾的是，雷聲大、雨點小，一陣熱議之后，漫游費還是存在，頂多就是半遮半掩地降低一些。難道，漫游費真的不能取消嗎？

漫游費已經具備了取消條件，取消漫游費的輿論也早已形成，但有時輿論力量是有限的，尤其是輿論無法實質撼動被監督者利益的時候。這就需要更具體的頂層設計和更詳細的制度安排，并有意引入市場競爭與市場監督，以理念和規則讓被監督者作出應有的表態和讓步，以競爭與監督引導被監督者作出必須的改變與改善。此時，輿論是監督者，也是改革議程的設置者。現在，取消漫游費再次成為熱點輿論，對于久已存在需要解決的漫游費問題，不能再輕易放過，不能僅僅再抱怨了事。這會讓公眾傷心，讓輿論無力。

多位權威技術專家表示，目前，三大運營商已基本實現全集團整體核算成本，國內漫游費卻照舊收取，這并不合理。浙江移動公司一位資深技術人員坦言，從技術層面來說，國內漫游費成本已“幾乎為零”，并不需要比本地通話更多投入。（5月21日《經濟參考報》）

國內漫游費“零成本”，這話從浙江移動公司資深技術人員的口中說出，可信度是非常高的。既然如此，國內漫游費為何還不取消？

1994年，原郵電部發布的《關于加強移動電話機管理和調整移動電話資費標準的通知》指出，移動電話需收取0.6元/分鐘的自動漫游費。這個漫游費一收就是10多年。2008年，工信部下發《關于降低完成移動電話國內漫游通話費上限標準的通知》，規定國內漫游通話費上限為主叫每分鐘0.6元。盡管時代變了——產生于2G時代的漫游費，但目前部分3G乃至4G用戶仍普遍被收取國內漫游費，而且部分資費標準已多年沒有調整。

工信部電信研究院通信信息所發布的數據顯示，早在2012年，我國移動漫游費收入累計達718.5億元，在國內移動通信收入中的占比基本穩定在8%至10%。盡管近年國際國內漫游費均有調降，但依然是一項重要的收費項目。在部分套餐中，數據流量也會收取漫游費。由此看出，漫游費雖然是消費者的“痛”，卻是運營商的“寶”。

盡管漫游費仍是部分運營商語音通信收入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從政府和社會受益的角度來看，通訊服務是一項社會基礎服務，運營商無疑應該做好這項服務。因為這既是運營商的立身之本，也是運營商應盡的社會責任。只想著自身利益最大化，不盡社會責任的企業，最終只能被拋棄和淘汰。

既然三大運營商的國內漫游成本已大幅下降、“幾乎為零”，那么，國內漫游費是到了該取消的時候了。李克強總理連續三次督促寬帶提速降費，三大運營商終于拋出降費方案了，盡管公眾對降費方案并不買賬，至少說明三大運營商沒把總理的話當成耳邊風。于是筆者在想一個問題：取消國內漫游費難道也要總理督促？識時務者為俊杰，吃罰酒的滋味沒有吃敬酒的滋味美。筆者在此提醒三大運營商：趕緊取消國內漫游費，越快越好；抓緊降低國際漫游費，越低越好！

　　CFP供圖

13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確定加快建設高速寬帶網絡促進提速降費措施，助力創業創新和民生改善。這是繼總理多次敦促提網速降網費以來，首次作出相關措施的方向性部署。

網費問題不是突然冒出來的。實際上，從網絡服務性價比來看，中國已經在該領域全球排名的低位區徘徊了好多年。隨著網絡的不可或缺性日益增加，這個問題也越來越扎眼，甚至成為阻礙發展的一個因素。

無論是“互聯網+”、“大眾創業萬眾創新”，還是電子商務、網絡購物、信息消費，可以發現，總理近年來提出的許多概念，都與網絡有著密切的聯系。而生活中，無網不歡、“低頭文化”、大數據“紅利”，也呼應了一個網絡即未來的期許。盡管股市神創板的互聯網神話一再被理性判斷為高估的泡沫，但其市場熱度其實也可以說是民眾用資產為互聯網的明天買單。

互聯網世界的未來會是什么樣的，難有人作出準確預測，但互聯網的基礎是什么卻很明確，這一點從美國老早搭建信息高速公路就能看出。我們目前所面臨的問題很大一部分可能未必是技術，更多時候，它體現在互聯網門檻上，具體說來，就是高網費低網速。

為什么會產生這個問題呢？最直觀來看，眼前的幾個網絡基礎運營商定價過高的情況始終存在，也是消費者最為詬病的部分。而此次會議提出的五點措施中的第一點中，“降低資費水平，推出流量不清零、流量轉贈等服務”的具體目標，針對的就是這一方面。

過去的流量清零規則，其實是網絡服務收費的絕對霸王條款之一。很簡單的道理，同樣是做買賣、購買行為，買一個實體的商品，一手交錢一手交貨，沒有哪個商家回頭會向你索貨的。哪怕吃一碗面，我沒有吃完，也可以把剩下的打包回去自己吃。而流量清零甚至打破了這個如此基本的買售定理，巴望著賺第一輪一買一賣的錢，還要爭取賺第二輪“流量回吐”的錢。和很多類似資源集中的企業一樣，他們手里的絕對技術和定價優勢，讓他們可以獨自制定任何霸道條款。解決這個問題，不僅依靠前述企業在服務款項上的自我革新，更有賴于更強的外部施壓。而由措施之三提出的推進電信市場開放和公平競爭來看，其已被納入改革范疇。

然而，如果說低網速高網費之過全在運營商，恐怕也把復雜問題過于簡單化了。之所以可以形成網絡運營上的三巨頭格局，首先要回到基礎設施上來。在線下社會，政府花錢給我們修橋鋪路設管網自是理所應當，這些投入也被認為是公共服務的基本部分，沒有說走個干凈道還要收費的，進入大數據時代，國家則需要扛起信息基礎設施建設的擔子，卸掉運營商身上最大的看不見的優勢，服務收費才能真正回歸服務多少收多少費，不會老用基建投入這樣的浮動支出作掩護。要跟進全球互聯網發展的步伐，避免技術落后挨打的厄運，這個步子得快點邁出，還要邁大點。

【可以預見，國務院常務會議推出的五項措施，各電信企業都會響應。但難以預見的是，能否就此形成降網費提網速的勢頭。】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13日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確定五項措施促進寬帶網絡提速降費，包括鼓勵電信企業推出提速降費方案，實施寬帶免費提速，流量不清零、流量轉贈服務等。

自今年全國兩會以來，李克強連續三次督促寬帶提速降費。總理高度關注網費網速這樣的微觀領域，在于網速網費的背后，關系著推進“互聯網+”需要的基礎環境能否改善，關系著基礎設施建設投資的邊際效應。“互聯網+”是市場已經意識到巨大價值空間的“藍海”，但目前的網絡環境形成了極大的制約。使用網絡的成本太高，實際上也抬升了經濟運行的成本。就此而言，能否降網費提網速是涉及能否優化宏觀經濟環境的大課題。

一般而言，提高網絡帶寬、降低網費是市場的事。但是，基于中國的實際情況，不能不由政府強力推動。中國的網絡運營商原本是一家，之后拆分。雖然表面上看已經組織起了可以相互競爭的市場格局，但實際上執行的是“劃江而治”、各管一片的策略，競爭因子從未充分發育，卻由此形成了對網絡建設和網費調整的保守態度。鑒于電信企業與政府的血緣關系，由政府督促其提速降費、流量不清零等服務，是應有之義。市場的主導者不按市場規律行事，要么表明市場失靈，要么表明本就沒有形成真正的市場。這個時候，政府應該站出來糾偏。

可以預見，國務院常務會議推出的五項措施，各電信企業都會響應。但難以預見的是，能否就此形成降網費提網速的勢頭。畢竟，電信企業有自身的利益考量，也有長期積累的政策議價能力。過去對于電信企業的反壟斷調查半途而止，已經表明這種能力有多么強大。如果僅僅是對消費者作出微小讓利，而不改變目前的運營范式，那么整體的網絡運營環境仍難言改善，對于宏觀經濟層面的帶動也將微乎其微。

因此，關鍵不在于電信企業是否讓出一些利益，降了一些網費提了一些網速，而在于能否形成降費提速的內在驅動力。形成這種驅動，只有一個辦法，就是引入競爭。這既是人所周知的常識，也是韓國、日本等相鄰國家信息基礎設施得以遙遙領先的秘訣。

何以競爭？引入社會資本組建新市場主體是一種途徑，打破現有的電信經營區劃，將各企業引上同一個競技臺也是一種途徑。基于電信企業的規模和實力以及其行業特征，再大的社會資本也難以與之匹敵。因此，構建國有電信企業的內部競爭格局，更具現實性。讓電信企業從壟斷的王座走下來，徹底投身到市場的池子當中，是一次巨大的轉型，轉型可能會付出不小的成本，但從長遠出發是值得的。而且，將其導入競爭格局中的成本，還可以通過加入信息基礎建設的投入予以補償。

降網費提網速利民利國，潛力巨大。充分挖掘其潛力，降一次兩次網費，將冗余流量的利益交還消費者等當然是重要指標，但更重要的指標，是讓電信企業形成非受迫式降費提速的自覺性和持續性。形成這種態勢，降網費提網速才可盡顯紅利。

本報特約評論員 徐立凡

李克強總理近日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明確提出五大舉措促進寬帶提速降費，包括鼓勵電信企業盡快發布提速降費方案，使城市平均寬帶接入速率提升40%以上，推出流量不清零等服務。中國電信和中國聯通昨日回應稱，相關方案將在今天發布。

看來，由李克強總理親自推動的寬帶提速降費新政有望由議而行，落到實處。相比2011年在國家發改委反壟斷風暴下承諾提速降費，此次電信運營商要拿出具體可操作方案，雖然目前仍然只能算“承諾”，但落實的可能性非常大。改革與發展，就要有這種實干的作風。

網絡是當代社會的一項基礎設施，國家須臾離不開它。實際上，現代生活的一切都已經建基于其上，它比高鐵、高速公路、航線加起來還重要。目前中國政府正在加緊布局“互聯網+”新時代，網絡不能拖國家發展戰略的后腿。

我國網速慢、網費貴，是供給不足造成的，而供給不足的原因是投資主體單一。據權威統計，截至2014年底，我國網民規模達到6.49億，是世界上最大的網民群體。按理用戶規模越大，網絡建設的邊際成本越低，相應的單位資費也低。但我國對網絡基礎設施的投資以國資為主體，投資主體單一，投入總體相對不足。網速慢和網費貴作為一種市場現象，正是市場供需矛盾突出的體現。

近兩年人們一直在探討中美物價“倒掛”的問題，討論很久，也沒有說清楚背后的原因。經濟學上所謂“購買力平價”理論，一般預設是中國物價比發達國家便宜很多。但“出國達人”們發現，國內很多商品比美國貴得多。這種物價“倒掛”現象比較復雜，但中國市場供給不足、競爭不夠，應是原因之一。

順理成章地，增加供給就是解決的方案，辦法就是引入更多的投資主體。國務院常務會議確定的五大舉措有三條是有關增加供給的，一是要電信企業提速降費，前提自然是加大投入；二是推進光纖到戶和寬帶鄉村工程，加快全光纖網絡城市和第四代移動通信網建設；三是推進電信市場開放和公平競爭，年內寬帶接入業務開放試點企業增加到100家以上。也就是加大投資與增加投資主體并重。

但市場的事，永遠不會是增加投資這么簡單，它涉及法律、產權、體制機制等制度安排。按照現行《電信條例》，我國從事基礎電信業務的公司國有股權或股份不少于51%，這意味著國資外投資主體不能發起成立基礎電信企業，客觀上只能搞財務投資。2008年我國宣布降低外商投資電信業的門檻，相比之下，民營資本反而地位不如外資。由于法律等制度問題未解決，電信業投資主體單一的問題如故。

要增加市場供給，離不開改革的思維和方法。實現網絡提速降費，最重要的恐怕還是推進電信市場的開放與公平競爭。國有電信企業要努力，投資主體和從業企業還要擴容。電信、廣電、互聯網“三網融合”，發達國家早已實現，這是降費神器。幾年前我國熱議一陣，至今沒有結果，實際上是資源的巨大浪費。不改革不行，不打破利益藩籬不行。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5月13日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確定加快建設高速寬帶網絡、促進提速降費的措施，以助力創業創新和民生改善。會議指出，加快高速寬帶網絡建設，促進提速降費，既可改善人民生活，又能降低創業創新成本，為“互聯網+”行動提供有力支撐，拉動有效投資和消費、培育發展新動能。（《新京報》5月14日）

在4月14日召開的經濟形勢座談會上，李克強總理就批評過我國寬帶不寬、費用較高、流量費較貴的問題。在總理的批評與敦促之下，廣大網友對國務院及相關部門進行調整寬帶網絡以促進提速降費之事也早有預期。果不其然，還不到一個月，工信部門就拿出了一份非常令人期待的改革方案。那么，為了省流量費舉著手機到處蹭免費WiFi這樣的囧事，還會不會是最常見的現象呢？或者說，國人是不是馬上就能用上速度快、費用低的網絡呢？

此次國務院常務工作會議確定的網絡建設事項中，幾乎涵蓋了之前所有網民關心的問題，比如提速、降費，比如流量不清零以及轉贈，農村落后地區的寬帶建設，落后地區的寬帶設施升級，以及加強網絡監管，等等。如果這些內容都能得到不折不扣的落實，在不久的未來，我國網民接受的網絡服務質量相信將會有明顯改善。

本次會議確定的另外一項內容，更加值得期待，即“推進電信市場開放和公平競爭，年內寬帶接入業務開放試點企業增加到100家以上”。也就是說，在電信行業，傳統的壟斷格局將進一步被打破。雖然具體到現實層面，傳統電信運營商“到底能自愿割掉多少肉”這個問題，還很難說，但可以肯定的是，民營資本進入電信業已經值得期待。早在2012年工信部發布的《關于鼓勵和引導民間資本進一步進入電信業的實施意見》中，就已經明確了這一改革方向。

揚湯止沸，不如釜底抽薪。相較于流量費貴不貴、寬帶寬不寬這些具體問題，推進我國電信行業市場化改革才更加讓人期待。只有在更大程度上打破當下電信行業的壟斷體制，廣大網友才會受益更多。只有引入市場競爭，廣大網友才會享受到更多更好的服務。

令人遺憾的是，如寬帶流量費用貴不貴、寬帶寬不寬這樣的問題，都需要大國總理親自過問，需要總理在會議上直言批評才能改進，再加上此前有市民為了流量費清零這事打了幾場官司都打不贏的事，這都讓公眾感覺到，破除壟斷進行市場化改革的艱難。然而，正如總理在今年“兩會”時所講的，改革不是剪指甲，而是要割腕，再痛也要下刀。看來，電信市場這一刀是躲不過去了。

【“英國模式”完全有可能在中國復制。可實行“網業分開”，將三大運營商的基礎網絡這一塊全部分離出來，組成獨立基礎網絡公司，專門從事基礎網業務，在保持微利的前提下對外批發帶寬、語音、流量。】

媒體報道，在13日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上，李克強總理指出，加快高速寬帶網絡建設，實施寬帶免費提速，使城市平均寬帶接入速率提升40%以上，降低資費水平，推出流量不清零、流量轉贈等服務。

關于降低國內電信收費，這個問題已經討論很多年，但一直懸而不決，最終，竟然逼得總理親自上陣，發言敦促。對此，相信各運營商和相關職能部門自然不敢怠慢。

不過，如果只是靠各運營商主動自覺提網速降網費，或者靠行政之手干預，恐怕不是長久之計。通信服務要想實現優質而廉價，關鍵要靠激活市場競爭，逼得運營商拼命壓低管理成本，提高管理效率，從而降低收費。

為什么通信業的競爭不充分？以寬帶為例，看起來，除了三大運營商之外，市場還有許多家企業提供寬帶接入服務。但實際上，這些企業并沒有自建的寬帶骨干網，他們必須先從運營商那里批發帶寬，然后賣給消費者。帶寬批發價高了，賣給消費者自然不便宜，也正因此，才有了“偽寬帶”的貓膩。再以手機通訊服務為例，現在已放開虛擬運營商，但這些虛擬運營商根本沒有撼動市場原有格局的能力，因為這些虛擬運營商賣給消費者的語音和流量，同樣是從運營商那里批發來的，怎么可能賣得比運營商便宜？

不過，如果說因此就要打破這種對于電信骨干網的壟斷經營，允許國內重復建多個寬帶和手機通訊骨干網，那既不現實，也會造成資源的極大浪費。那么，有沒有可能在一個通信骨干網的前提下，實現通信市場的充分競爭，讓提網速降網費變成現實？

在這個問題上，英國的模式或許值得借鑒。2005年之前，英國和中國一樣，電信市場由英國電信這一家國企壟斷經營，造成的質次價高問題令民眾不滿。2005年9月，迫于監管的壓力，英國電信集團把本地接入網絡完全分離出去，成立了一個叫做Openreach的公司，Openreach和英國電信相比是一家完全獨立經營、獨立核算的公司，他們只負責骨干網的建設，把流量賣出去。而且Openreach為任何相關的接入商以平等的條件提供接入服務，把流量無論賣給A還是B，相同的質量就必須是相同的價格，而且是最低的成本。也就是說，英國電信此時已變成了一家虛擬運營商，但其語音和流量的購入成本，和其他幾十家虛擬運營商是一樣的，如此一來，自然會有公平的競爭，讓消費者受惠。

如今，英國電信資費幾乎是所有西方國家中最低的，在過去的十年，英國寬帶的速度已經增長了100倍，但是寬帶的價格在過去十年減了一半。

“英國模式”完全有可能在中國復制。如果實行“網業分開”，將三大運營商的基礎網絡這一塊全部分離出來，組成獨立基礎網絡公司，專門從事基礎網業務，在保持微利的前提下對外批發帶寬、語音、流量，三大運營商和其他企業以同樣的價格購買，再轉賣給消費者，形成充分競爭。其實，鐵塔公司的設立，已經確立了類似英國網業分離的方向，期待下一步改革走得更遠。

□譚浩俊（學者）

【如果能以提速降費為契機，清除技術和體制上的一些掣肘，推進電信行業整體進步，這對整個互聯網行業的發展大有裨益】　　

上周，李克強總理“我們的流量費太高了”的感慨和工信部“大幅提高網速”“使老百姓上網速度更快”的承諾，讓網民們多年“提網速，降網費”的心又蠢蠢欲動了起來。隨著互聯網在國家戰略中地位的不斷提升，對人們工作生活的滲透日益加深，“提速降費”已不僅是關系到廣大網民感受的需求，更是經濟轉型升級、推動相關產業發展的必然趨勢。

這已經不是“提速降費”第一次成為輿論的焦點。在2012年，國家發改委就表示某運營商承諾降低上網費，發改委反壟斷局將繼續督促企業整改。但這樣一項有利國計民生，上下同欲的改革喊了多年，卻始終沒有實質性的突破，政府有不滿，網民有怨氣，運營商有難處，改革到底卡在了什么地方？

實際上，回看我國互聯網的建設和發展，提速降費是一個大的趨勢。想想10年前移動電話的資費水平，以今天的收入水平來看都是貴的。但為什么提速降費這么多年，與廣大網民的感受還是有所出入呢？

看看最近一段時間網絡上的調查和留言，會發現市場競爭不夠充分，基礎設施建設不夠完善，法律制度不夠健全，是網友認為網速慢、網費貴的主要原因，也有一些網友認為運營商不肯讓渡利益是造成網速慢的根本原因。運營商和用戶被擺在了對立面上：運營商要提速就要加大基礎設施投入，要維持利潤水平，就只能把成本轉移到用戶身上；網民希望提速降費就需要運營商放棄一部分利潤。這樣的邏輯看起來沒有什么問題，買和賣本身就是一對矛盾，買的要便宜，賣的要賺錢，無可厚非。

但問題在于，網絡資費不同于其他消費，有它的特殊性。首先，它不是一次性的消費，而多是長期性的合同關系；其次，它是一項基礎性的消費，其他網上商業行為都以此為基礎，所以它既有市場化的一面，也有基礎公共服務的一面。

在信息化時代，尤其是在“互聯網+”時代，提速降費從來就不是一場零和博弈，運營商和用戶都可以利用提速降費的機遇，實現價值和利益的雙贏。對廣大網民來說，提速降費帶來的好處無需多言。對運營商來說，也可以抓住這個機遇，呼吁推進電信領域立法，加快基礎設施建設，創新盈利增長點，這對加快電信行業發展、推動產業轉型升級，都是有長遠意義的，對企業本身也會帶來更多的黏性用戶，有利于企業的長遠發展。

提速降費面臨的困難也是當前很多改革面臨的問題，有些人容易將改革看成此消彼長、非此即彼的關系，將改革簡單化、片面化，歸根結底是不能用發展的眼光來看待改革和變化。互聯網的建設和發展需要運營商、互聯網公司和用戶之間的相互協調、互動合作，但有一點是明確的，我國的互聯網基礎設施越完善、產業發展越快，三方能共享的機會就越多，紅利也會越大。

其始也簡，其畢也鉅，我國互聯網行業20多年的發展歷程已證明了這個道理。如果能以提速降費為契機，清除技術和體制上的一些掣肘，推進電信行業整體進步，這對整個互聯網行業的發展大有裨益。

《 人民日報 》（ 2015年04月23日 16 版）

在近日舉行的政府經濟工作座談會上，李克強總理有關“提高網速、降低流量費”的呼吁引起全社會廣泛關注，也引發業內人士熱烈討論。筆者認為，這兩個問題的提出并非偶然，聯系前不久李總理提出的“互聯網+”概念，實現在提高網速的同時又降低流量費即是夯實“互聯網+”的根基。那么，如何才能真正讓提高網速與降低流量費二者兼顧呢？

長期以來，隨著中國互聯網使用人數的不斷擴大，以及中國電信運營商因為考核的壓力，相互間競爭日益激烈，價格競爭也成為一個主要競爭手段。不過，現階段運營商提供的網費價格還有進一步下探的空間。筆者認為，真正解決中國網速和流量費的問題，根本突破口存在于兩個方面，一是采用更先進的技術，一是加大投入。

眾所周知，要真正實現更高網速、降低資費，最根本的推進力就是采用先進的技術。舉例來說，中國大部分普通網民在幾年前用的寬帶還是120元包月、1M帶寬，但是光改（使用光纖傳輸）之后，馬上躍升至10M帶寬，價格還是120元包月，甚至更低。這就是技術的力量。只有廣泛使用新技術才能讓中國的寬帶速度提上去。

筆者經常去歐美國家，上網的方便性和帶寬速度與中國大城市相比，其領先的優勢已經越來越小。中國帶寬總體水平的差距主要還是在廣大農村地區和比較偏遠的地方。因此，只有將固定寬帶盡快完成光改這項工程在全國鋪開，才能為網速全面提升帶來更多的推動力。此外，在移動通信方面我們也應該更快地采用世界最先進的技術。

必須承認，在全國性光改的推進過程和移動通信的新技術采用上，當前我們還有一定的差距，尤其是廣大農村和偏遠地區，目前運營商還沒有足夠的意愿和力量在這些地方進行光改。例如青海西藏等地，有時20公里才有幾戶人家，一個月幾百元的收入，運營商完全收不回成本。這種情況也大大限制了電信運營商的光改積極性。

采用先進技術也引出另一個重要問題，就是投入。今天帶寬已經是國民經濟基礎，是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撐力量，也是民眾生活品質的重要保障。就“互聯網+”概念而言，更快的網速會讓網民在同一時間內完成比原來更多的事情，增加了利用網絡的舒適度和便捷度；降低流量費，則會讓更多的人跨過“門檻”，用網絡完成他們的工作、業務或交易。這從兩個方面有利于擴大中國的互聯網使用規模和互聯網經濟、金融的規模。因此，各級政府應該在寬帶建設領域加大投入，形成電信運營商與當地政府共同努力的局面。

韓國在10年前就看到寬帶的價值，政府提出了“發展寬帶建設”的國家戰略，拿出大量資金支持寬帶建設，運營商也積極參與，成為世界上寬帶建設最好的國家。就韓國經驗而言，盡快采用更先進技術和加大投入這兩件事做到了，相信大多數問題會迎刃而解。▲（作者是北京郵電大學客座教授、中國IT業知名觀察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