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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期待的是司法工作更持續地發力，司法改革、法治進程穩步推進；是更多司法人員堅守司法底線，依法辦案、依法裁斷，讓法治思維、法治方式成為一種習慣；是每一個公民得到法律庇佑，不被隨意傷害；是公平正義能夠普照大地。】

3月15日，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舉行閉幕會，表決通過了關于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的決議草案及關于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的決議草案等。媒體報道稱，兩高報告以扎實的數字、案例和舉措詮釋了“陽光司法、司法為民”的含義，代表們紛紛點贊。

談及2014年的關鍵詞，“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顯然是濃墨重彩的一筆。這一年，法治的烙印清晰可見，法治領域有太多的大事讓人難忘——十八屆四中全會部署全面推進依法治國；依法鏟除腐敗，“打虎拍蠅”；呼格吉勒圖案再審判決無罪……而兩高報告對這些內容都進行了總結和反思。

比如，針對反腐，最高法的工作報告顯示，2014年，各級法院審結貪污賄賂等犯罪案件3.1萬件4.4萬人，同比分別上升6.7%和5.2%。其中被告人原為廳局級以上的99人，原為縣處級的871人。同時，最高檢的報告顯示，各級檢察機關查辦貪污、賄賂、挪用公款100萬元以上的案件3664件，同比上升42%。查辦縣處級以上國家工作人員4040人，同比上升40.7%……依法辦理周永康、徐才厚、蔣潔敏、李東生、李崇禧、金道銘、姚木根等28名省部級以上干部犯罪案件。

中央反腐敗、“打老虎”的決心和行動，在2014年，公眾有目共睹，司法機關在其中承擔的責任與壓力，可想而知。如今交出的報告包含一些概括的數字，而每一個數字背后都凝聚著相關司法工作人員過去一年的努力和付出。

比如，針對糾正冤假錯案，兩高報告不約而同提到了呼格吉勒圖案。最高法的報告稱，內蒙古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依法再審呼格吉勒圖故意殺人、流氓罪一案，改判呼格吉勒圖無罪，目前正在依法依紀追究有關辦案人員的責任；最高檢的報告更首次提及個案——對從申訴或辦案中發現的“徐輝強奸殺人案”、“黃家光故意殺人案”、“王本余奸淫幼女、故意殺人案”、“呼格吉勒圖故意殺人、流氓案”等冤錯案件，認真復核證據，依法提出糾正意見，監督支持人民法院糾錯。

在報告中提及具體案例，是對問題的一種直面和自省，也是對相關案件處理進程的一種監督。更重要的是，將這些冤假錯案“記錄在案”，是為了提醒、警示相關司法機關記住教訓，推動防冤糾錯的制度化，最大限度地避免新的錯案。

此外，兩高報告針對司法改革、司法隊伍建設、打擊網絡犯罪等，也都作了重點闡述。兩高報告獲贊，說明司法機關在過去一年中所做的工作得到了代表們的肯定與認可，而這種肯定，同時是對其2015年乃至更長時間內工作的一種期待。

成績只能代表過去，全面推進依法治國仍然任重而道遠。盡管我們揪出了不少“老虎”，但腐敗問題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約束權力的制度的“籠子”依然沒有完全扎緊、筑牢；盡管我們糾正了一些冤假錯案，但大多依賴于“真兇出現”和“亡者歸來”，而沒有更多地從源頭上、制度上去考量避免錯案；盡管我們處罰了司法隊伍中一些徇私枉法者，但各種“關系案”、“人情案”、司法天平向有錢有權者傾斜的情況仍然存在……

數字和“戰績”，相對今后更漫長的法治建設道路而言，只是一個開始。人們期待的是司法工作更持續地發力，司法改革、法治進程穩步推進；是更多司法人員堅守司法底線，依法辦案、依法裁斷，讓法治思維、法治方式成為一種習慣；是每一個公民得到法律庇佑，不被隨意傷害；是公平正義能夠普照大地。

3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周強和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曹建明在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上分別作工作報告。兩家最高司法機關的負責人對腐敗再下“戰書”，宣示2015年將高舉反腐利劍，有腐必反、有貪必肅，同時推動源頭治理預防腐敗。

歷史以來，兩高報告是社會的公平愿景，亦是國家的正義清單。去年，十八屆四中全會召開，會議通過了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今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成為全國上下的政治熱詞——于此背景之下，兩高報告中有關反腐的論述，格外引人關注。

數字勝于雄辯。兩份報告中關于2014年反腐工作的統計顯示，被依法查處的腐敗分子人數連年攀升，職務級別顯著提高。各級法院審結貪污賄賂等犯罪案件3.1萬件4.4萬人，同比分別上升6.7%和5.2%。檢察機關嚴肅查辦各類職務犯罪案件41487件55101人，人數同比上升7.4%。舉國關注的周永康、徐才厚、蔣潔敏等28名省部級以上干部犯罪案件被依法辦理，一些“小官巨貪”也被依法查處。

這些數字的背后，是中國民眾對政府廉政建設的信心指數持續飆升。去年底中國社科院發布的《反腐倡廉藍皮書》提供的數據顯示，大多數干部群眾對未來反腐敗充滿信心，93.7%的領導干部、88%的普通干部、84.8%的企業管理人員、73.1%的專業人員、75.8%的城鄉居民對未來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表示有信心或比較有信心。今年2月23日，中紀委監察部網站刊文稱，2014年，75.8%的城鄉居民對反腐敗表示有信心或比較有信心；而在2012年，這個數據是60%。兩年時間提高了15.8個百分點，這是令人驚奇的變化。中國司法進程與社情民意之間的關系，在這些看得見的數字間得到了邏輯的印證。

依法嚴懲腐敗，是司法機關重要職責。反腐不是一陣風，更不是寄寓諸多政治想象的運動，而是權力與權利走向法治化必然選擇。如何看待兩高報告對反腐工作的論述，恐怕離不開以下幾個維度：一則，眼下的反腐工作，固然數字多、力道狠，在治標上不遺余力，但這并不意味著中國反腐的治本之路停滯不前。用頂層設計的話說，“堅持標本兼治，當前要以治標為主，為治本贏得時間。”二則，報告傳遞的是司法機關高壓反腐，有腐必反、有貪必肅的執法常態，傳遞的是力度，明確的是領域。今年1月，中央政治局會議明確的今年重點抓好的“7個問題”，方方面面，每個環節，無不告訴公眾：反擊腐敗與制衡權力如鳥之雙翼，根本上捍衛的是人民權益。

萬眾一心，其利斷金。兩高報告彰顯著中國司法機關在反腐方面的給力作為。唯有事前預防、事中監督、事后懲戒，司法構筑起“立體防護網”，才會讓所有公職人員真正不能、不敢、不愿犯罪。

閑言碎語不要講，說一說“兩高23”意味長。今年“兩高”報告中點名提到的23起案件，讓人們看到了司法改革的決心和實效。

一個數字意味深長在哪里？一方面，它回應了百姓對司法懲惡揚善的期待。從橫向來看，23起案件涉及范圍廣，從打擊腐敗到昭雪冤假錯案，從保護公民信息安全到保護生態環境，涵蓋了群眾生活的各個方面；從縱向來看，它深入到犯罪事件的根源，該嚴則嚴，罰當其罪，讓那些不法分子無處藏身。

另一方面，它彰顯了司法的公平正義。23起案件，解決的是與群眾切身利益相關的問題，給人們以“安全感”；樹立的是法治的權威，讓依法懲治犯罪、推動平安中國建設成為全社會共同努力的目標。

平安，簡簡單單的十一筆，卻是老百姓對幸福生活最基本的愿望。老百姓期盼的平安不僅指自身的平安，還包括對所生活的社會環境平安。

這23起案件，是中國法治進程中的標志性事件，是平安中國建設道路上的里程碑。建設平安中國任重而道遠，但只要同心戮力，美好愿景一定會實現。

12日，十二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舉行第三次全體會議，聽取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周強關于最高人民法院工作的報告，以及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曹建明關于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的報告。“兩高”報告歷來備受會場內外矚目，今年的報告史無前例地大量引用案例，回應社會關切的熱點問題，其中包括糾防冤假錯案和打擊腐敗的案例，以及眾多貪官的名字。

一系列冤假錯案得以昭雪，司法體制改革破冰推進，反腐打虎拍蠅成果豐碩……回望過去的2014年，“兩高”可謂動作頻頻。各級人民法院審結貪污賄賂等犯罪案件3.1萬件4.4萬人，同比分別上升6.7%和5.2%；人民檢察院嚴肅查辦各類職務犯罪案件41487件55101人，人數同比上升7.4%……在密集“打虎”的背景下，“兩高”交出了一份沉甸甸的“成績單”。報告中，從推動源頭治理預防腐敗、查處“小官巨貪”到依法懲治“為官不為”、積極推進國際追逃追贓行動，一系列動作都釋放出以司法助力反腐的信號。尤其反腐的法治化在最高法的工作報告中被著重強調，成為專門論述的第一項工作，獨立辟出一部分，足見司法在反腐中所扮演的角色至關重要。將反腐的行動與權力同時納入法治規劃，引入法治思維，強化法治約束，毫無疑問，“兩高”報告從依法治國的角度回應了“反腐會否繼續、能否繼續”的深刻問題。

司法公正是社會正義的最后一道防線，冤假錯案是對司法公正最嚴重的損害。在“兩高”報告中如何表述“呼格案”等冤假錯案以及未來如何進行防范，是社會各界關注的焦點。對于司法公正的追求貫穿著今年“兩高”報告的始終，對司法不公案件的自省躍然紙上。最高法在報告中說，“對錯案的發生，我們深感自責”，最高檢報告中表示，“對冤錯案件首先深刻反省自己，倒查追究批捕、起訴環節把關不嚴的責任”。堅持司法公正，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重要目標。司法公正是具體的而不是抽象的，它存在于每一個具體案件之中，存在于每一個當事人的具體感受之中。一個錯案的負面影響，足以摧毀99個公正裁判積累起來的良好形象。司法不公會嚴重挫傷公眾對司法的信任，破壞法律的尊嚴和權威，進而對法治公信力造成難以挽回的損害。對于冤假錯案、司法不公的自省來源于“兩高”的改革自信，也只有敢于面對、直陳自身所存在的問題，才能推動司法公正的目標真正實現。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尤其是四中全會對依法治國的關注，是當下司法領域全面深化改革的強大推動力。最高法、最高檢不久前都制定各自改革的綱領性文件，分別出臺65項、42項具體改革任務。設立最高法院巡回法庭，設立跨行政區劃法院、檢察院，司法人員分類管理等改革舉措陸續推進，劍指司法領域深層次障礙。在“兩高”報告的2015年工作安排中，“深化司法改革”被反復重點強調，并對改革措施作進一步細化。以“審判為中心”的新一輪司法改革，意在理順內外兩方面關系：對外，刑事案件辦理流程中，偵控審各方角色的回歸本位，尤其是法院改變以往被動“吃飯”的角色，尊重和保障律師在庭審中的權利；對內，理順人財物管理機制，確保法官專業、獨立審判，維護法官的職業尊榮。既要通過推行司法公開，完善監督機制，規范司法審判流程，做到讓審理者裁判、讓裁判者負責，使司法權真正起到定分止爭、維護公平正義的作用；又要不斷提升法官、檢察官的整體水平，讓更多優秀的法律專業人才充實到這個崗位上來。

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背景下，新一輪司法改革重錘已經落下，利益藩籬阻擋不了改革洪流。隨著司法回歸司法的努力，司法部門謀篇布局、各司其職、忠于職守，是公民獲得公正司法的基礎，也是實現依法治國的重要一步。

每年的“兩高”報告都備受輿論關注,今年更是如此,根據北京大學大數據法律研究中心提供的輿情分析,無論是傳統媒體還是社交媒體,“兩高”報告都是“刷屏”對象,當仁不讓成為12日媒體和網民最為關注的焦點。

“打虎拍蠅”法院、檢察院都做了啥,這是媒體和網民對“兩高”報告最為關心的事。相比報告中關于查處腐敗案件的一大串數據,報告中出現周永康、徐才厚、蔣潔敏等這些名字,更讓媒體和網民倍感振奮。“兩高”報告中提出嚴懲群眾身邊的腐敗犯罪,受到網民一致點贊。

除了反腐,司法公正的各項舉措能否落實,也是媒體和網民對“兩高”報告的熱門看點。“兩高”報告中“設立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著力解決立案難問題”“切實保障律師依法履職”都是網絡媒體和網民熱議的話題。

有成績也不應回避問題,“兩高”報告中都提到同一個名字:呼格吉勒圖,對冤假錯案的糾正與責任追究也備受媒體和網民關注。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周強表示“我們深感自責”,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曹建明則表示“首先深刻反省自己”,被網民廣泛點評、轉發。

要評出12日的“最佳好聲音”,當屬周強在最高法工作報告中提出“六個決不”:1.決不讓國外成為腐敗分子的“避罪天堂”；2.決不允許網絡成為法外之地；3.決不允許任何人享有法外特權；4.決不允許對任何人法外開恩；5.決不允許對當事人訴求相互推諉；6.決不允許讓群眾為立案來回奔波。這“六個決不”被許多網民點贊、好評。

北京大學大數據法律研究中心主任王成表示,司法是社會公平正義的最后一道防線,也是實現依法治國的關鍵一環,“兩高”報告被“刷屏”、點贊的背后,是老百姓對司法公正越來越高的期盼,司法機關只有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才能回應這份期盼。

新華社北京3月12日新媒體專電 (記者涂銘)

司法機關只有經過全面反思，才能充分記取教訓，逐步健全糾防冤假錯案的長效機制，真正做到“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義”。這種反思是對被污染的“水源”去污凈化的過程，是推動我國司法改革和進步的必備前提。

3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周強、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曹建明分別在十二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上作工作報告，提請代表審議。“兩高”工作報告均提及內蒙古呼格吉勒圖案，稱目前正在依法依紀追究有關辦案人員的責任。對于這一冤錯案件，最高法院院長周強表示“我們深感自責”，最高檢檢察長曹建明表示“深刻反省自己”。

司法是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最后一道防線。一次不公正的審判，其惡果甚至超過十次犯罪，因為犯罪是無視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審判則是毀壞法律，污染的是“水源”。昨天的“兩高”工作報告列舉了多起冤錯案件，呼格吉勒圖案是其中最典型的一個。從“法律如水源”的角度看，呼格冤案帶給社會的傷害是巨大的，類似的冤錯案件不僅讓當事人或身陷囹圄或無辜枉死，更讓公平正義蒙塵，甚至會動搖公眾對司法公正的信心。

當年辦案的公安、檢察院、法院相關人員的不作為、亂作為，甚至是違法犯罪行為，直接導致了呼格冤案的發生。就此而言，昨天“兩高”的自責和自省是必要的。更重要的是，司法機關只有經過全面反思，才能充分記取教訓，逐步健全糾防冤假錯案的長效機制；才能彰顯敢于直面問題、勇于糾正錯案的正能量，真正做到“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義”。司法機關對各類冤錯案件的反思，就是對被污染的“水源”去污凈化的過程，這種反思是推動我國司法改革和進步的必備前提。

呼格案是我國司法體制中存在問題的一個極端表現，而公眾平時感受到的司法領域主要問題包括司法不公、司法公信力不高，一些司法人員作風不正、辦案不廉，辦金錢案、關系案、人情案等等。過去的2014年，在一系列冤假錯案得以昭雪的同時，我國司法體制改革也在同步破冰推進。

昨天的兩高報告，除了列舉常規工作的成績及存在的問題，還對過去一年最高法和最高檢所主導、力推的多項司法改革進展做了總結。去年，法院、檢察院系統在上海等地展開改革試點，探索“人財物統一管理體制”、“人員分類管理”等舉措，以有效減少外部干擾，提高司法機關獨立辦案的能力。同樣在去年開展的司法改革措施還有：設立最高法院巡回法庭，設立跨行政區劃法院、檢察院以破解地方保護主義，明確權力清單推進“去行政化”等舉措。近期，最高法正在推進的改革有：力求從制度上解決立案難問題的立案登記制改革，規范刑事訴訟涉案財物處置工作，禁止讓被告人穿囚服出庭等。最高檢近期推進的改革舉措有：深化跨行政區劃人民檢察院改革試點，從生態環境領域入手探索建立檢察機關提起公益訴訟制度等。

去年召開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把建設法治中國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今年由此成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開局之年。在此背景下，以去地方化、去行政化為核心任務的新一輪司法改革已開始破冰前行。任何一項改革都涉及相關各方的利益重新分配，司法改革也概莫能外，“觸及利益比觸及靈魂還難”，司法改革的阻力不容小視。司法機關在自我反思的同時，更要強化自身的法治思維，不斷突破利益的樊籬，努力解決司法不公，推動司法進步，實現社會公平正義。

3月12日上午9時，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第三次全體會議，聽取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周強關于最高人民法院工作的報告。周強在報告中表示：“深入推進司法公開，著力構建開放、動態、透明、便民的陽光司法機制”。

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有許多令人記憶深刻的表達，比如六個決不：決不讓國外成為腐敗分子的“避罪天堂”，決不讓網絡成為法外之地，決不允許任何人享有法外特權，決不允許對任何人法外開恩，決不允許對當事人訴求相互推諉，決不允許讓群眾為立案來回奔波。此外，還將啟動缺席判決沒收外逃腐敗分子違法所得程序等等，都讓人拍手稱快。

在全面依法治國的時代背景中，無論依法懲處腐敗分子還是努力解決民告官難問題，無論切實保障律師依法履職還是加強國家賠償和司法救助工作……都見證了最高法恪盡職守，用履職為建設法治國家盡力，更塑造公眾對法治的信任與信心。這種信任與信心不斷升華，就能提升對法治的信仰。習近平總書記曾強調，要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義，所有司法機關都要緊緊圍繞這個目標來改進工作。對于法院來說，需要做的事情很多，其中落實疑罪從無尤其備受關注。

去年有一起被判無罪的案件，受到多方好評，即福建念斌案。周強在報告中也提到，福建高院依法審理念斌投放危險物質案，以“事實不清、證據不足”宣告念斌無罪。落實罪刑法定、疑罪從無等法律原則，堅持公開審判、舉證質證、法庭辯論等訴訟制度，保障當事人的知情權、陳述權、辯護權、申訴權，才能最大程度減少冤假錯案，這是對法律的敬重，也是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

除了從制度安排上有力遏制冤假錯案的產生，針對已產生的冤假錯案更需要糾錯和究責。去年，各級法院按照審判監督程序再審改判刑事案件1317件，其中糾正一批重大冤假錯案。比如呼格案。目前有關部門正在依法依紀追究有關辦案人員的責任。這是令人欣慰的好消息。

對錯案固然需要發現一起，糾正一起，更重要的是鏟除生成錯案的土壤。這就離不了強化監督，從人大監督到民主監督，從檢察機關監督到社會監督，一個都不能少。同時，以公開促公正，比如推進審判流程公開、推進裁判文書公開、推進執行信息公開。有句話說得好，正義不僅要實現，還要以看得見的方式實現。公眾看得見，才容易監督；看得見，也容易認同；看得見，才使正義更貨真價實。

“公開是原則，不公開是例外”，變被動公開為主動公開，變內部公開為外部公開，變選擇性公開為全面公開，變形式公開為實質公開，近年來法院正在不斷推進司法公開，這不僅有利于實現司法公正、破解司法難題和瓶頸，還能逐漸提升司法公信力。以公開促公正，以公正促公信，這是自信，更是責任。

“奉法者強則國強”，今天我們要建設的法治國家，不只需要普通公民信奉法律，更需要司法機關信奉法律，努力做到每一個案件審理都要實現公正，民眾才能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義。當信仰法治成為公眾的自覺選擇，法治國家的根基就越扎實。

兩高報告以去年28名省部級“大老虎”落馬的戰果，給世人交了一張大步邁向法治中國的成績單，也在表述這一年對冤假錯案的糾正時，不約而同地表達了反省與自責的歉意。人們在兩份報告中，感受到了人性化的溫暖，也對司法公正寄予了更多的期待。

去年，司法機關根據社會反映的熱點問題，排除干擾與壓力，依法糾正了呼格案、念斌案、徐輝案等一系列具有重大影響的冤錯案件，聶樹斌案也被最高法指定異地復查，人們在這些冤錯案件的撥亂反正中，看到了司法機關重民情、敢糾錯的態度，也看到了司法機關重公正、敢負責的努力。

今年的兩高報告，呼格吉勒圖、念斌等冤錯案件的受害者名字，不僅沒有被回避，并且在兩高報告中更多的是以歉疚的姿態出現的。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周強在提到呼格案時說，“對錯案的發生，我們深感自責。”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曹建明則是列舉了徐輝、黃家光、王本余、呼格吉勒圖等冤錯案件，表示“對冤錯案件首先深刻反省自己”。

其實在去年的兩高報告中，最高法在談到依法糾正“張氏叔侄”案時是有過婉轉的自責的，表示要“從錯案中深刻汲取教訓”。應該說，2014年多達1317件刑事案件得到司法機關的再審改判，已經體現了“汲取教訓”的成果。但是，從“汲取教訓”，到“深感自責”、“首先深刻反省自己”，既向社會承擔了責任，又傳遞了人性化的歉意，是司法部門身段的進一步降低，也是從司法自身解剖問題的一番誠意。

無論是最高法在報告中自揭的“五大問題”，還是最高檢報告中自查的“六大問題”，可以說，每個問題都指到了要害，回應了社會的呼聲。尤其是有案不立、訴訟拖延、裁判標準不統一，法官隊伍中存在的徇私枉法，辦關系案、人情案、金錢案，以及檢察機關存在的倒查追究批捕、起訴環節把關不嚴等問題，都能在各種冤假錯案中找到對應的責任與教訓。

事實上，民眾對于司法腐敗之痛恨，絲毫不亞于官員隊伍中老虎與蒼蠅的腐敗。這也是近年來每起冤假錯案能夠廣泛引起社會高度關注的原因所在。司法不公，最終導致的是呼格、張氏叔侄這樣的無辜者，付出青春、甚至用生命的代價，是念斌這樣的無辜者用清白和自由的代價被人換取逍遙法外的空間，司法部門應該看到自身問題的嚴重性，感受到冤假錯案給人們的生命自由、家庭際遇、乃至社會秩序所造成的嚴重傷害。

正因如此，兩高報告中對于司法改革、對于如何防范冤假錯案，都作了詳盡表述。比如“健全冤假錯案防范、糾正、責任追究機制”，“實行辦案質量終身負責制和錯案責任倒查問責制”；比如，“完善對限制人身自由司法措施和偵查手段的司法監督，加強對刑訊逼供和非法取證的源頭預防，健全冤假錯案的有效防范、及時糾正機制”，等等。這些措施一旦形成健全的機制，對于防止冤假錯案必將起到長效的作用。

不可否認的是，近年來司法機關糾正的冤假錯案，并不完全都是枉法裁判所造成的，有的屬于舊的司法程序、機制上的漏洞所致，有的屬于認識水平和司法水平的不足所致。但無論是哪一種情況，對社會、對司法公信本身，造成的傷害已經存在。因此，有錯必糾、有責必追，應該成為司法機關維護社會法治的尊嚴、維護公平正義的常態，不忌諱糾錯可能帶來的負面形象，不忌憚改判可能遇到的種種障礙，通過健康的司法機制，既還給社會應有的法治公道，又純潔司法隊伍本身。

而事實上，每一起冤假錯案的糾錯，民眾都給出了熱情的點贊。在公平公正、法治中國的道路上，司法機關的改革步子和糾錯步子邁得越快，民眾給出的喝彩就會越多越響。

在《說文解字》對“法”字的釋義中,“平之如水”指的是法律應像水一樣講究公平公正。能否讓人們在司法活動中感受到公平正義,一直都被視為檢驗法治成色的重要標尺。在今年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的工作報告中,追求司法公正既是“兩高”過去一年的工作重點,又是“兩高”未來一年的發力方向。

司法公正并非一個抽象概念,而是具體體現在每個司法案件之中。過去一年,通過福建念斌案當事人宣判無罪、內蒙古呼格吉勒圖案沉冤昭雪等標志性事件,公眾感受到了中國提升司法公正水平的決心；最高人民法院設立巡回法庭、最高人民檢察院探索設立跨行政區劃人民檢察院等改革,讓人們看到了“兩高”力促司法公正的努力。司法公正成為“兩高”報告中最醒目的關鍵詞,符合公眾預期。

司法是調整社會關系和社會秩序的總開關,也是法律實施的核心環節。各級法院和檢察院努力做到公正司法,會對社會公正產生積極的引領作用；如果司法不公,則會對社會公正產生致命的破壞作用,“一個錯案的負面影響,足以摧毀99個公正裁判積累起來的良好形象”。正因如此,在全面依法治國的過程中,應該時刻堅守司法公正底線,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

必須將司法公正貫穿全面依法治國全過程,因為司法公正是民眾從依法治國中能夠最直接感受到的“獲得感”。十八大以來,解決公平正義問題被放到突出位置,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政法工作要以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增進人民福祉為出發點和落腳點。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做出了一系列有助于司法公正的部署,更是按下依法治國“快進鍵”。

不過,正如“兩高”報告所說,當前司法不公、司法公信力不高的問題仍比較突出。比如,有的法官缺乏司法良知和法紀觀念,違背法官職業道德,徇私枉法,辦關系案、人情案、金錢案；有的法官有案不立、有罪不究；再比如,有些檢察人員人權意識、程序意識、證據意識、規范意識沒有真正牢固樹立,有罪推定、口供至上、片面追訴等慣性思維尚未徹底消除,有些爭議性案件的糾錯工作進展比較緩慢……這些問題踐踏了法律尊嚴,也會影響人們對司法公正的判斷。

“奉法者強則國強,奉法者弱則國弱。”司法改革已進入深水區,在推進全面依法治國的語境下,司法機關要堅持“問題導向”,通過改革進一步促進司法公正。要扎實推進全面深化人民法院改革意見確定的各項改革舉措,積極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要嚴格依法收集、固定、審查和運用證據,防止事實不清、證據不足或者違反法律程序的案件“帶病”進入起訴、審判程序；此外,還要為領導干部干預司法劃出“紅線”,建立防止司法干預的“防火墻”和“隔離帶”。

公開透明是保證司法公正最有效的舉措。“兩高”報告為下一步增進司法公開、促進司法公正指明了方向。要深入推進案件信息公開,防止司法工作受到權力、金錢和私情等因素的腐蝕和影響,蛻變為司法為權、司法為錢、司法為情；還要充分運用網絡等新媒體,及時公布社會關注案件處理情況。

保證公正司法,離不開立體化的監督體系。只有強化司法監督,才能促進司法機關牢牢把握和行使好人民所賦予的司法權。各級人大應充分運用質詢、詢問、罷免職務、撤銷決定、組織特定問題調查委員會等法律賦予的監督形式,加大監督力度、增強監督實效。

“法者,治之端也。”通過不斷深化司法改革,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義,法治才會成為全社會的信仰,全面依法治國才有更深厚的基礎。

日前，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十次會議審議通過了《深化人民監督員制度改革方案》。最高人民檢察院、司法部近日將該《方案》印發實施。《方案》亮點之一是，人民監督員的選任和管理改由司法行政機關進行，從制度上解決了“檢察機關自己選人監督自己”的問題。

檢察機關是國家的法律監督機關，公安機關和法院以及行政機關都在檢察機關的監督之下，但是，“權力導致腐敗，絕對的權力絕對導致腐敗”，作為監督者的檢察機關同樣享有權力，也難免會滋生腐敗現象。近些年，媒體披露出的一些地方檢察人員違法違紀的現象同樣令人觸目驚心，這就引發一個命題，“誰來監督監督者？”

其實，包括檢察機關在內，社會公眾、專家、學者普遍都意識到了這個問題。從目前的相關規定來看，檢察機關本身也是受到監督的，比如群眾監督、輿論監督、紀檢監察的監督和人大監督，這些監督對于防范檢察人員濫用權力起到了相當大的作用，但作用還是不夠的。主要在于，這些監督往往不能深入到檢察機關的具體訴訟之中去，監督往往還是水中看月、霧里看花。

這些年，檢察機關的改革在解決“誰來監督監督者”上著墨不少，比如前些年推出的自偵案件逮捕權上提一級，再就是設立人民監督員制度。特別是后者，是請檢察機關外部的人士，比如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專家、學者和社會人士，來對檢察機關辦理案件中出現徇私舞弊、貪贓枉法、刑訊逼供、暴力取證等違法違紀情況；犯罪嫌疑人不服逮捕決定的；采取指定居所監視居住強制措施等違法情形進行監督。這種監督具有比較大的力度和公信力，一是這種監督深入到訴訟當中，深入到檢察機關辦案過程中，不是無的放矢；二是這種監督的監督者是來自檢察機關的外部，更具有公信力。

但是，人民監督員雖然是由外部人員擔任，其選任與管理卻是由檢察機關本身來進行，選擇什么樣的人由檢察機關決定，對他們的日常工作安排和管理也是由檢察機關進行，這難免給人民監督員的監督力度打了個折扣。人們擔心由檢察機關自身來控制人民監督員，這似乎又回到了“同體監督”，人民監督員會不會因此看檢察機關眼色行事，否則下次就不讓你擔任人民監督員或者在任職過程中給你“小鞋”穿。

本次改革，就是深化人民監督員制度改革，著力解決“同體監督”的問題。對于人民監督員的選任，由檢察機關選任改為由司法行政機關負責選任，省級和設區的市級司法行政機關分別選任同級人民檢察院人民監督員。人民監督員不再由檢察機關本身來選任與管理，而是由司法行政機關來選任與管理，如此，他們與檢察機關就沒有人身依附和領導關系，就能從公眾的角度、站在公正的立場，能更加放心地對檢察機關進行監督。這就從制度上解決了“監督者由誰來監督”的問題，有利于防范檢察人員濫用權力和腐化等問題，提高檢察機關的公信力，進而促進司法公平、公正，有利于推進法治進步。

當然，在實現司法行政機關選任人民監督員后，還需要進一步完善相關細節，讓人民監督員更有力地參與到對案件的監督上來。

昨天上午，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第三次全體會議，聽取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周強關于最高人民法院工作的報告，聽取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曹建明關于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的報告。

在最高院工作報告中，周強多次提及“立案難”問題。圍繞這一問題，過去一年，最高院從清理地方限制立案的“土政策”到推進訴訟服務大廳、網站、12368熱線“三位一體”訴訟服務中心建設等做了一系列工作。在表述下一年工作安排時，周強強調，要堅持司法為民、公正司法、嚴格司法，決不允許讓群眾為立案來回奔波。

如果說法院是社會正義的最后一道防線，那么起訴則是啟動最后一道防線的第一步。一些民眾抱著對司法正義的期待來到法院，卻被法院以各種原因拒絕于公力救濟之外，不止影響到具體矛盾的化解，更打擊了當事人乃至更多人對司法的信任。在依法治國的語境下，我們常常辨析法律的信仰與信仰的法律，反復重申司法權威的重要性，可一旦連信任都不在，權威和信仰就更是縹緲無力。下大力氣解決“立案難”問題，其實是看到了維護公民訴權，于司法而言的基礎性作用。

作為與“執行難”、“申訴難”并列的法院“三難”之一，“立案難”是一個老問題。造成“立案難”的因素很多，有些如自審門檻高、程序審查變實體審查、立案不及時是法院自身的問題，有些來自于法院以外的壓力，反映出與司法系統內部其他問題一樣的“難言之隱”，還有一些則是確實無法立案，當事人多方求告無門，歸入“立案難”的問題。

專門強調“立案難”，不是說問題在加劇，事實上，相較以往，“立案難”情況已經有了相當的改善。特別是民事訴訟法、行政訴訟法在修改過程中，對訴訟主體、案件受理范圍等阻礙立案的硬指標都做了一定程度的“放寬”。而對于法院內部影響立案的因素，各級法院也在司法實踐中不斷改進工作，同類情形的出現頻次已大有減少。進言之，盡管仍在提“立案難”，但站在數據和法專業主義的角度，立案已沒有那么難了。不過，這樣的判斷更多從司法視角出發。

民眾是怎么看待司法的呢？它其實由每天發生在我們身邊的，不同的人對訴訟的態度組成。客觀而言，雖然似乎與現有司法機關承受的案件受理壓力不相符，但現實是，直到現在，遇到事情自然而然去法院打官司，還不是大多數人的第一選擇。要是能夠私下解決，如果不是走投無路，怎么也不會想要去法院走一遭。這里面，不能排除中國自古以來不鼓勵訴訟的“無訟”傳統，可與此同時，也與司法給社會大眾的既有印象——司法門檻過高。

為什么一個人寧愿窮盡所有氣力私力救濟而不得，才退而求其次地前往法院？以法治建設而論，其給社會帶來的最大進步，便是個人權利意識的提升。很多時候，我們不再漠視自己以及他人權利遭受侵害，也不乏為權利而抗爭的行為，但恰恰是這中間的一些權利追訴，得不到法院乃至相關訴訟法律的正視，因為可訴行政行為的范圍狹窄，民告官難；因為對普通人舉證要求過高，不少侵權案件過不了法院的第一道坎；因為其他復雜的甚至語焉不詳的原因，一個個爭取權利的意愿被擋在了法院之外。

霍姆斯稱法律的生命在于經驗，這經驗不只是來自法官判例的經驗，更來自無數權利人捍衛權利的經驗。個人放棄自我保護，將自己乃至生命交付國家契約，無所依憑，唯有信仰法律以及司法伸張正義。而法院、司法怎么面對這些走到其面前的個體，才是對法治社會的真正考驗。

【糾正錯案只是第一步，反思錯案并將之融入防范錯案的制度化正義之中，才能重建司法公信與司法權威。每一個司法官員都要依法履職，在自己的職能范圍內守土有責。】

要問過去一年中，普通民眾對司法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平冤糾錯和司法改革大概是最具代表性的答案。12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周強和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曹建明分別向全國人大報告工作，兩人也不約而同地提到了平冤糾錯。

周強在談到錯案時稱，“對錯案的發生，我們深感自責”。曹建明也說，“對冤錯案件首先深刻反省自己，倒查追究批捕、起訴環節把關不嚴的責任，吸取沉痛教訓，健全糾防冤假錯案長效機制”。中國最高司法機關兩位“掌門人”對錯案的反思，定格在全國人大的歷史畫卷中。

與此相映照的，是這樣一組數據：2014年，各級法院按照審判監督程序再審改判刑事案件1317件，對518名公訴案件被告人和260名自訴案件被告人依法宣告無罪。普通人未必知曉這些數據，但備受關注的“呼格案”“念斌案”“徐輝強奸殺人案”“黃家光故意殺人案”等“冤假錯案”的糾正，在過去一年中曾反復沖擊著民眾對司法的信任。

糾正錯案不易，“呼格案”“念斌案”等能得以糾正，都是“遲來的正義”。每一起錯案的糾正，背后都關聯著涉案家庭的悲歡離合與血淚交織。而錯案如果止于糾錯，又何以防止下一個錯案不期然地從刑事裁判的“生產線”上被推送出來？

所以說，糾正錯案只是第一步，反思錯案并將之融入防范錯案的制度化正義之中，才能重建因錯案而流失的司法公信與司法權威。以往一些司法機關，對錯案在糾正上一味拖延塞責，在糾正后又大力宣揚其糾正之“功”而忽略當年犯錯之“責”。這種無視冤案苦主的情感，罔顧民眾對司法自省的期待，一心要把“壞事當好事辦”的錯案善后，加劇了民眾對司法的不信任，也疏遠了民眾與司法的距離。

當然，我們應當承認錯案的成因十分復雜，往往還牽連甚廣。一個冤案苦主從蒙冤走向死刑，需要經過完整的立案、偵查、移送起訴、審查起訴、提起公訴、審理、裁判和執行。光在審理環節，也有一審、二審，有的還要加上死刑復核程序或再審程序。經手一宗個案的辦案人少則數十人，多則上百人。只要一道關卡守住了，錯案都有可能避免。推諉給“前面錯了”所以后面跟著錯了，這不是有力的辯解，而是無恥的推諉。刑事司法的每一道程序，都有懲罰犯罪與保障人權的雙重功能，每一個司法官員都要依法履職，在自己的職能范圍內守土有責。

周強院長在央視《小撒探會》節目中說，“有錯必糾，有責必追”。曹建明檢察長在報告中強調對錯案“要倒查追究批捕、起訴環節把關不嚴的責任”。這就是守土盡責。當然，在過去一年那些備受關注的平冤糾錯個案中，已經究責或已完成全部究責的并不多。不讓“有錯必糾，有責必追”成為“爛尾”，還需各級司法機關共同努力。

【個案也遠比枯燥乏味的法條更易接近，民眾圍觀個案同樣源于對自我的關懷，同時，“兩高”自曝“家丑”，倡言“追責”，這恰可視為司法機關防冤糾錯的制度化努力。】

12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周強、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曹建明分別在十二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上作工作報告，提請代表審議。與以往報告最大的不同，就是其中清晰列舉了司法機關去年查辦的30多個大案、要案等具有典型意義的案件。

個案批量進入“兩高”工作報告，從文本上看，似乎只是個話語體系轉換的問題。從業已啟動的新一輪司法改革來看，又可窺見司法理念轉型的影子。司法官要走向專業化和職業化，司法卻要走向大眾化和平民化。一宗進入公共輿論場的個案，引發百萬計的民眾參與圍觀和討論，在當下已越來越尋常。

當然，能夠進入公共輿論場的個案總是極少數。中國法院在去年一年中進行了多達8萬次的庭審視頻直播，有629.4萬份裁判文書在網上公布。但與媒體所聚焦的一些個案相比，這些直播觀者甚少，點擊寥寥。

對于非法律專業人士來說，個案也遠比枯燥乏味的法條更易接近。關注個案，實則是在別人的故事里閱讀自己的影子——從本質上來說，網民喜歡圍觀個案同樣源于對自我的關懷。個案及于個人，但制度和司法習慣將影響人們的行動指南。如果一個年輕人僅僅因為最先發現了犯罪現場并向警方報了案，就要被污為殺人犯并被執行死刑，那么，這一冤案必然催生出這樣的社會后果：在遇到某些類似社會事件時，多數人恐怕就會傾向于選擇“事不關己，高高掛起。”

司法公正總是借助個案進入人心。如果發生了冤假錯案卻遲遲得不到糾正，擺在司法公信面前的就是“100-1＝0”的窘境。“兩高”報告都提到了“呼格案”，該案的平冤糾錯已是在當事人被冤殺18年之后。最高法院院長周強在談到錯案時表示，“對錯案的發生，我們深感自責。”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曹建明也強調，“對冤錯案件首先深刻反省自己，倒查追究批捕、起訴環節把關不嚴的責任。”

糾錯需要勇氣，自省和反思同樣需要勇氣。在向全國人大報告工作的嚴肅場合，“兩高”自曝“家丑”，倡言“追責”，這恰可視為司法機關防冤糾錯的制度化努力。在最高檢察院的工作報告中，還有這樣一個案例：河北順平縣檢察院在審查辦理王玉雷涉嫌故意殺人案時，針對多處疑點，堅決排除非法證據，作出不批捕決定，提出補充偵查意見，公安機關最終抓獲真兇。這起并不為多數人所知的個案糾錯，由于在檢察環節的及時卡位，避免了滑向冤案的危險。相比起“亡者歸來”或“真兇浮現”，缺乏曲折的王玉雷案雖然沒有很多公共事件的熱度，但唯其這樣的糾錯，更能代表制度化正義，也更讓人愿意相信司法公信及在司法權威保障之下的個體自由。

個案在“兩高”報告中鮮活，這是工作報告的文本進步。但最終來看，當每一宗個案里都有了司法公正，個案自然會淡出“兩高”的工作報告。

昨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周強、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曹建明分別向全國人大報告工作。“兩高”在共同的“問題導向”下，不約而同提到了“呼格案”等影響性訴訟。而且，周強和曹建明都對發生的錯案表示了“深感自責”及“深刻反省”之意。

糾錯不易，自省更難。錯案算是“家丑”，本不足為“外人”道。但從司法權的來源看，“兩高”向人民報告“家丑”，也是人民主權的應然。錯案并非“政績”，更不能“壞事當好事來辦”。“兩高”報告將錯案記錄在案，在自省與自責之外，更大的意義在于：借機推動防冤糾錯的制度化，以期最大限度避免錯案的發生。

從錯案的善后來說，糾錯追責只是第一步。周強強調，更重要的是從中吸取深刻教訓，分析產生這些錯案的原因有哪些，這樣才能更加有效地防范新的錯案出現。在如何防范錯案上，最高法院給出的解答是，“首先要加強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的改革”，總結那些錯案發生的一個原因就是庭審作用的淡化，庭審走過場。與此相配套的是，“要加強對非法證據的排除，進一步嚴格證據制度”，只有這樣，才能夠真正有效地防范新的冤假錯案。

所謂“以審判為中心”，直指法制恢復重建初期的“以偵查為中心”。庭審為何“走過場”，因為在庭審之外，案件裁判結果已定，庭審也就“形式化”了。在大多數人的印象中，刑事司法就是一條從公安到檢察再到法院的流水作業線。也有學者曾用“公安做飯”、“檢察端飯”、“法院吃飯”來形容三家的不同分工。正因為做飯的“公安”太過強勢，檢法兩家在很多時候無法對公安的偵查工作形成真正的制約。在刑事司法鏈條的源頭，冤假錯案就有了滋生的土壤。

1979年頒行的刑事訴訟法職權主義色彩濃厚，在“公檢法流水作業”模式中，我們甚至看不到辯方的影子。但經過1996年和2012年兩次刑事訴訟法大修，中國的刑事司法模式已從當初的“公檢法流水作業”向“控辯審三角架構”大踏步邁進了。“兩高”報告此次也大篇幅強調要重視律師的作用，為律師依法履職提供必要的保障。走出“公檢法”兄弟單位情結，走向“控辯審”三角關系，這才是法律圈的新常態。

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對于防冤糾錯來說當然是個好消息。但要真正實現“以審判為中心”，還需要法院擁有獨立于偵查機關之外的制度化保障。法院是社會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線，法院本身可以通過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來倒逼偵查制度的轉型。而偵查轉型的重擔最終還是要落到偵查機關的頭上。

毋庸諱言，一些偵查部門在嚴格依法收集、固定、保存、審查、運用證據的能力上，還遠不能適應現代刑事司法理念的需要。確保司法公正，一方面要預防冤假錯案，另一方面也不能因為偵查的懈怠及偵查能力的欠缺，而導致大量案件無法偵破，或雖有嫌疑對象卻無法證明。所以說，“以審判中心”更大的意義在于，促使偵查部門按照審判時的證據認定規則，去提升偵查水平和能力，并指導整個偵查行為的展開。

周強在描述“法治2015，我的期待”時，說出了“讓罪犯受到應得的懲罰，讓每個無罪的人不受追究。”這個“天下無冤”的理想，不獨法檢需要自省與自責，更需要司法流程中每個環節都能沿著司法改革的既定目標堅定向前。一個嚴于自省與自責的司法機關，不但不會丟了“面子”，還會贏得更多司法公信的“里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