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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兩會給人印象最深的是，在兩會期間，平時很少見到的部長們在這十幾天里密集面對媒體和公眾，提供了大量信息和觀點。據不完全統計，共有25位正部級官員和幾十位其他級別的官員通過在各種場合接受記者采訪，發表自己對各種問題的看法，回應民生熱點和百姓關切，同時還舉行了10場左右的新聞發布會。很多記者感慨，有些部長一年當中面對媒體的次數也沒有這十幾天多。

信息公開主要有兩個含義，一是披露信息，二是政策解讀。在網絡化全媒體時代，這樣的披露和解讀萬不可少。有人說這一切都可以通過網上發布解決，這是不對的。國務院多次強調信息公開，2014年又就建立健全信息發布和政策解讀機制提出要求，再一次明確了以新聞發言人為核心的新聞發布制度應該在信息發布和政策解讀兩個層面推進。兩會讓我們看到了這兩個層面的推進，得到了人民廣泛認可。希望這樣的表態不僅僅是在兩會記者錄音筆和攝像機的盯梢下，而要放到一年的時間里。

披露信息，這是提高黨的領導水平和執政能力，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最基本要求。在披露信息過程中，既要堅持依法依規、公開透明的原則，還要堅持同步部署、善用媒體的原則。當前的一個主要問題是，披露信息不能做到與工作同步進行，也不能及時回應社會關切。政府信息公開指南更新不夠及時，可讀性、通俗性有待加強等等。

如果說信息披露難，政策解讀就更難，難就難在有些官員思想觀念陳舊。總有人認為，講話下發了、文件印制了、工作會也開了，還有什么必要面對公眾和媒體再說話。這種認識十分淺薄和有害，要知道講話、文件和會議都是內部的工作，媒體和公眾很難了解，更難理解這些內容，包括這些內容產生的背景、需要解釋的重點難點等。正因為如此，黨中央國務院才明確要求信息公開不僅包括披露信息，還包括政策解讀。今年兩會上部長們的發言內容從國內政策到國際問題，從內事到外交直至國防。短短十幾天，通過部長們的解讀，人們真的好像上了一堂堂形勢教育課。課的內容那樣鮮活生動，課的形式有問有答，部長們不時拋出流行語、網絡詞或開個小玩笑，幫助公眾理解政策，有效地促進了公眾與政府的溝通與理解。

我心底常有這樣的感受，這十幾天的部長們和官員多可愛啊。這樣生動有效的形式為什么不能更多地放在平時、放在每一項重大政策出臺前后呢？披露信息和解讀政策已經不是一個新鮮話題了，但卻不斷被人提起。這一方面是由于我們的工作離目標還有相當距離，另外一方面也說明這方面工作缺乏剛性要求和硬性規定，也沒有將其列入政績考核的一項內容。為此，我希望，今年兩會閉幕，信息公開不要謝幕。▲(作者是語文出版社社長)

今天李克強總理的記者會，充盈著極接地氣的提問，各種細節，各種個性。

您是否網購過？最近網購過什么？總理您去年說壯士斷腕，是不是很疼啊？您有啥讀書感受啊？

猜想中外記者已熟識了這位總理的出牌“套路”——從草根階層走來、有豐富基層經歷和調研見聞，對“個性”問題有問必答。16+1個問題，幾乎將中國面對的挑戰、改革難點、國際熱點一網打盡。

和去年記者會一樣，李克強的回答，有兩個特點極為相似。

一是民生情懷，這份情懷是有故事有畫面感的。去年他提及北方老百姓穿著棉衣睡覺、幾百人一個旱廁，以及毫無希望和生氣的“零就業”家庭，這是他的心頭之痛。今年，他繼續為記者們講述在西部的親眼目睹：一個四面透風的板房中母子相依，四十多歲的兒子因貧困說不上媳婦；另一個家庭兒子好不容易考上大學，女兒卻要早早出門打工為哥哥賺學費。總理看了很沉重很痛心。他特別談到人均GDP北上廣與中西部地區的巨大差距：15000美元：3000美元，甚至提到一個沉痛的數字，按國際標準，中國還有2億貧困人口。實際上，政府的不少決策，和這些故事這些畫面息息相關——用他的表述，就是“穿鞋要合腳，施政要利民惠民”，包括提及經濟放緩要有合理空間，要兼顧就業、創業和消費的多樣性。

二是自我削權，堅決捆住政府不該亂伸的手。去年他說，“改革會觸動利益、會動‘奶酪’，你放權，有些人的權就少了。放寬市場準入，增強市場競爭力，現有的一些企業就會感到壓力。但是為了釋放改革紅利，尤其是讓廣大人民受惠，我們義無反顧。”今年，李克強繼續堅定不移，不斷強調：“簡政放權不是‘剪指甲’，是‘割腕’”，“疼痛還會蔓延”，“ 忍痛也得下刀”——很明顯，這依然是他和他的團隊面臨的最集中的改革痛點和難點。

對照去年和今年的總理記者會，也有明顯的不同。如果說去年是直面難點，開局落子；今年則是大局初定，成竹在胸。

比如，他在談及網絡購物時，稱“要站在‘互聯網+’的風口上實現經濟起飛”；談及經濟下行壓力，他說“我們沒有采取短期強刺激政策”，會保持經濟放緩合理空間；回應金融風險時，笑談“我們工具箱里的工具還比較多”；關于平衡穩增長和調結構，他表示要“在中高速增長過程中實現中高端”；特別是對政府自我削權，從提前實現削減行政審批事項三分之一的承諾后，繼續“放大招”立軍令狀：今年全面取消非行政許可；全面實施責任清單，權力清單；探索事中事后監管新模式。

這份信心，來源于上一年的施政實績與改革勝果，也來源于日漸明晰的施政邏輯：緩解眼下的經濟難題，不走從前那種“短期強刺激”的老路，而是著眼長遠。李克強熟知當代中國改革史：從前用包產到戶解決了糧食和農業難題，用不給農民工進城設障來催生中國經濟奇跡。而今他要做的，就是徹底解開綁住“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手腳的行政束縛，給中國改革繼續深化的龐大空間，給中國經濟與社會發展二次騰飛的強大動力。

這里有幾層遞進關系。第一層，是紓解眼下面臨的經濟難題，“高手在民間”，人民蘊藏著無窮的創造力，政府摒棄殺雞取卵的急功近利，而是讓如淘寶村那樣的市場細胞活躍起來，讓百姓的創新潛能釋放出來，匯聚成發展的巨大動能，頂住經濟下行壓力。第二層，是跳過中等收入陷阱——到了人均GDP3000美元之后，很多國家快速發展中積累的社會矛盾如權力腐敗、階層固化、環境污染等集中爆發，經濟增長陷入長期停滯。李克強一年多前在談及政府和市場關系時說，不能讓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成為“閑不住的手”，政府“清障搭臺”，百姓萬馬奔騰，才能“搭”出跳過中等收入陷阱的堅強跳板，打破階層固化，實現他在記者會上的表述，“讓貧困家庭的孩子有更多上升通道”，“更多的人實現人生價值”；第三層意義，是用自我削權，縮小甚至斬斷貪官污吏的尋租空間，這是眼下百姓關注的強力反腐狠招之后，次第安排的制度反腐后手棋，扎緊制度的籬笆，才能讓中國官場徹底走出腐敗的泥沼。

希望通過忍痛改革，將總理的信心傳遞到市場、到民間、到中國大眾之中，則社會主義中國發展的終極目標實現有望，每一個人都能得到平等發展的機會，實現社會公平正義，讓百姓有充分的獲得感、幸福感。

　　CFP供圖

15日上午，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回答記者關于簡政放權改革的問題時表示，改革確實很疼，而且在加深，面還會擴大。因為簡政放權是政府的自我革命，削權是要觸動利益的，它不是“剪指甲”，是“割腕”，忍痛也得下刀。

轉變政府職能、簡政放權是本屆政府一直念茲在茲、全力推進的大事，兩年內完成了當初提出“本屆政府下決心要削減三分之一以上行政審批事項”的目標。簡政放權，只爭朝夕，用“壯士斷腕”來形容并不過分。

廣州在簡政放權上當仁不讓，一馬當先。2014年8月4日，“廣州市下放各區實施的具體事項目錄”將25項原來由市級批準的事權下放到區級管理。去年，廣州動態調整99項行政審批、備案事項，公布10個部門權責清單，推進居民辦證制度改革，95.7%的行政審批事項可網上辦理，再次見證廣州簡政放權的執行力。在今年1月召開的市委十屆六次全會上，市委書記任學鋒提出，“推進商事制度改革，加強事中事后監管，規范市場秩序。推進簡政放權，實施財政體制改革，促進市區兩級財權與事權相匹配”。可以預見，隨著廣東自貿區建設的推進，廣州在簡政放權上無疑將快馬加鞭，繼續領跑。

簡政放權，要放多少才合適，沒有一個客觀的、具體的標準，以下放權力的數量來評價簡政“含金量”也未必準確，或許那些“壓箱底”的才是真正“好貨”，但有一個主觀的、終極的標準，那就是群眾的滿意度。說到底，簡政放權就是一場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的權力再分配過程，簡了多少政，放了多少權，與群眾利益直接相關；放得夠不夠，效果好不好，群眾最有發言權。因此，群眾滿意度應成為各級政府簡政放權的依歸。

應該說，對簡政放權過程出現的“中梗阻”，群眾是不滿意的。頂層簡政放權決心很大，力度不小，部分地區和部門在執行過程中卻“挑肥揀瘦”，有利就執行，無利不落實，以致出現“上焦、中溫、下涼”的怪現象，讓簡政放權效果大打折扣。對“放小權、抓大權”，群眾是不滿意的。放的是“邊角料”，抓的是“緊俏貨”，看上去下放了不少，實際作用卻不大，也難以讓群眾點贊。對簡政放權沒有一放到底，被“紅頂中介”截留接盤，群眾是不滿意的。具有官方色彩或背景的中介機構——“二政府”審批，未必比原來的行政機關審批更公平。對某些行政人員在簡政放權之后當甩手掌柜，不作為，群眾是不滿意的。

在操作層面，以群眾滿意為依歸的簡政放權，事前要問需于民——哪些行政審批事項對市場作用弊大于利，且由市場機制可以自行解決，應該取消；哪些行政管理約束社會活力，放手給社會組織更合理、更高效，可以放手。從民意調查入手，列出負面清單，認準目標推進，簡政放權方能更有成效。事后要問效于民——簡政放權效果如何，群眾是否滿意，能打多少分？還存在哪些問題需要進一步解決？此時，“客戶體驗”幫助方案優化，提升服務品質。“大道至簡，有權不可任性”。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要“加大簡政放權、放管結合改革力度”。在此過程中，用效果說話，讓群眾評判，應成簡政放權新常態。

【當“群眾”與“獲得感”聯結在了一起，當“權力”與“不可任性”形成固定搭配，折射出的，是對人民群眾關切、期盼的重視，是對執政者監督、約束的強化】

“語言是思想的直接現實”。剛剛結束的全國兩會上，一些引來廣泛共鳴的“熱句”，承載著公眾的期盼、凝聚著社會的共識，讓人感受到中國發展的潮涌脈動。

兩會前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十次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改革要“讓人民群眾有更多獲得感”；兩會上，政府工作報告提請代表審議時，“有權不可任性”的表述贏得高分貝掌聲。代表委員們共商國是、建言獻策，往往能讓人感受到這兩個“熱句”的情感與溫度。

越關注群眾“獲得感”，參政議政就越有針對性。改革工資制度、下調社保費率、保障教育公平……一個個民生熱點，成為代表委員關注的焦點；延遲退休、提高養老金、稅收法定……一系列民生政策，在討論互動中形成共識。以切身利益的保障，以公平正義的實現，以環境質量的改善，以政風社風的凈化，讓公眾共享發展的成果，回應“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從這個意義上說，今年的兩會本身就開得很有“獲得感”。

而“任性”一詞以網絡流行語身份登堂入室，成為主流政治話語，也折射著對于治理方式、執政之道的思考。今年兩會，一個重要議程就是立法法的修訂。這部“管法的法”與時俱進，那些想“任性”的權力之手必將被更有力地束縛住。在全面依法治國的語境下，要想有效削減權力任性的空間，關鍵還是得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領導干部惟有更加敬畏權力、強化自我規約，“心中常思百姓疾苦，腦中常謀富民之策”，才能自覺做到不任性，并通過扎扎實實的務實舉措，讓群眾積淀更多的獲得感。

當“群眾”與“獲得感”聯結在了一起，當“權力”與“不可任性”形成固定搭配，折射出的，是對人民群眾關切、期盼的重視，是對執政者監督、約束的強化。一言以蔽之，是對“權利”與“權力”關系問題的回答。事實上，更加注重百姓感受、更加規約官員權力，也正是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傳遞出的鮮明執政理念。

兩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六次下團組參加審議，把脈問題、聚焦發展，為工作拎出主線、劃定重點。從“立下愚公志、打好攻堅戰”，到“扶貧先扶智，絕不能讓貧困家庭的孩子輸在起跑線上，堅決阻止貧困代際傳遞”，再到“環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麗，藍天也是幸福”，談扶貧、話“三農”、講教育、促環保，著眼的是全面小康、深化改革，關注的正是群眾的幸福感、獲得感。而要求“各級黨政機關和每一位領導干部、每一位工作人員都要增強法治觀念、法律意識”，宣示“下大氣力拔‘爛樹’、治‘病樹’、正‘歪樹’”，強調“全方位扎緊制度籠子，更多用制度治黨、管權、治吏”，重法治、抓作風、建制度，著眼的是依法治國、從嚴治黨，關注的正是管住隨時可能任性的權力。從全面深化改革的關鍵之年、全面依法治國的開局之年、實現全面小康的“十三五”規劃醞釀之年的角度來觀照，我們就更能理解這樣的“兩會好聲音”。

兩會圓滿落幕，疾馳的中國號列車已駛入嶄新歷史區間。春天是播種希望的季節，兩會播下的種子，孕育著累累碩果。而兩會的“熱句”，已經形成春天的交響，讓人聽見更美好的未來一步步走近的聲音。

【如何讓法律真正有效地體現公意，凝聚良好的公平正義價值，并通過執法和司法實現一個超大型國家的善治，是新時期立法秩序戰略調整的關鍵】

十二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表決通過了關于修改立法法的決定。這部實施了15年的“諸法之法”此次修改，不僅僅是在具體法律技術和制度細節上的完善，更為“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帶來了新的驅動力，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奠定秩序基礎，進而將這種秩序作為全面深化改革、全面從嚴治黨的引導和依據，最終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提供穩定的規則預期。

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歷史成就已經指明，黨領導人民依法治國，即通過民主立法程序實現黨的意志與人民意志的真正統一，這也是我們黨治國理政的基本經驗。然而，如何確保黨的意志與人民意志真正實現統一，如何讓法律真正有效地體現公意，凝聚良好的公平正義價值，并通過執法和司法實現一個超大型國家的善治，從而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提供最堅強的保障，是新時期立法秩序戰略調整的關鍵。

立法法的此次修改，正是要重新調整不適應善治、有違公意、偏離正義的舊秩序和偏狹的“利益政治”，將局部利益、部門利益、特定群體利益調整到以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意志為基礎的立法秩序上來，并接受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統一調整與評價，從而最終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所需要的良法善治基礎。從這個戰略背景上來審視，立法法修改的實質，是公意對局部利益和地方利益的重新統攝、歸納和調整。

修改后的立法法首先重新規范了中央與地方關系。立法公意的權威首先是中央權威，涉及全民共同意志的利益必須是中央立法，尤其是法律保留的事項，在這個前提下充分尊重地方局部利益和現實約束條件，形成一種中央權威與地方局部利益的均衡結構。新的立法法關于授權立法的細化和對設區的市授予地方立法權，正是這一邏輯的表現。全面深化改革需要地方首創精神，賦予設區的市以地方立法權，既是對這種地方探索的肯定與激勵，也是一種約束和責任，通過一種嚴格的立法權限、范圍與程序的控制將地方探索歸攏到統一的法治秩序和精神之中。

其次，立法法的修改突出了人大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導作用。十八屆四中全會確立了“人大主導立法”格局的正當性。然而，長久以來，導致黨的意志與人民意志無法有效統一，公共利益被空心化、虛置化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立法過程中的部門利益傾向。一方面有些享有立法權的行政機關往往利用立法的過程“爭權諉責”，另一方面也出現架空上位法，任意通過立法擴大公民義務、克減公民權利，造成權力結構和權利結構的雙重失衡。因此，本次修法同時也在破除部門利益對公意的侵蝕，一波三折的稅收法定原則立法正是體現。

此外，修改后的立法法在通過確立法律作為統一秩序的基準的同時，堅持了中央與地方、人大與行政的多元立法體制與立法權限，允許統一秩序下的多元法律生產，并更加注重各個層次的立法及規范性文件的備案與審查，進一步實現了對立法公意的動態維護。立法法的修改既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舉措“自轉”的效應體現，更是圍繞新的戰略布局“公轉”的表征，從而為“四個全面”的深化提供了新的善治契機。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全面從嚴治黨，正是為了構建山清水秀的政治生態，正是不讓腐敗分子在黨內有藏身之地。】

今年全國兩會已經圓滿畫上句號。對于民眾來說，或許記住了代表委員的諍言直語、真知灼見，也許還捕捉了跳躍其中的花絮或佳話，人們為政府工作報告中的諸多新提法感到新鮮，也為“兩高”報告反思司法不公而贊嘆，還津津樂道于總理答中外記者問時的妙語如珠。

新現象凸顯新氣象，新氣象銜接新布局，這次全國兩會，是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提出“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后的首次盛會，通過兩會通透而開闊的萬千氣象，恰能明確看出四個全面的高瞻與遠圖、立意與坐標。

如果把中國比作一列正在向著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發的列車，那么改革就是發動機，法治就是穩壓器，黨的領導就是火車頭。“四個全面”是一個整體，缺一不可。本次全國兩會期間，無論習總書記強調，東北等老工業基地振興發展，不能再唱“工業一柱擎天，結構單一”的“二人轉”，要做好加減乘除，還是政府工作報告關于扶貧的細密計劃，以及代表委員的熱議與闊論，無不表達共同的心聲，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黨和政府的重要使命，是我們這輩人的責任，也是實現中國夢的首要目標。

之所以強調“全面建成”，正與制度本質有關。中國有些地方已經很富裕，但有些地方仍然貧困，最艱巨、最繁重的扶貧任務在農村，特別是在貧困地。為此，我們所提出的小康，正是不分地域的全面小康，是不讓一個人掉隊的全面小康。政府工作報告強調持續打好扶貧攻堅戰，深入推進集中連片特困地區扶貧開發，實施精準扶貧、精準脫貧，“難度再大，今年也要再減少農村貧困人口1000萬人以上。”這是承諾，更是已經開始的行動。

今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關鍵之年。本屆政府兩年內，完成了當初提出的五年內砍掉三分之一行政審批事項的目標。簡政放權不是空頭支票，改革看得見，改革成果更讓人有直觀感受。推進商事制度改革后，每天就有上萬家企業登記，比上年增加了50%。簡政放權是政府的自我革命，削權不是剪指甲而是割腕，“壯士斷腕”絕非虛妄之論。從簡政放權，到戶籍、醫療乃至司法等一系列改革，我們可看到改革的聲勢，也看到改革的深度、寬度與厚度，這些因素疊加起來，足見改革是全面深化是改革，是敢于涉險灘、敢啃硬骨頭的改革。

今年是全面依法治國的開局之年。本次人大會議通過關于修改立法法的決定，傳遞了良法善治更可期待的鮮明信號。如果稍加了解此次修改的立法法，更覺別有洞天。無論落實“稅收法定”原則，還是對部門規章和地方政府規章權限進行規范；無論建立開展立法協商，完善立法論證、聽證、法律草案公開征求意見等制度，還是加強備案審查，都清楚宣示建設法治國家已邁出堅實步伐。今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工作報告中，專門有一段闡述如何加強人大對預算和決算的監督，再聯系到新預算法的施行，也讓人越來越感知法治的重量與力量。新環保法不是紙老虎，不是棉花棒，而是殺手锏，不僅讓人看到法律的剛性，還能看到國家建設生態文明的決心。

本次全國兩會期間，習近平在不同場合多次強調全面從嚴治黨。全面從嚴治黨，關鍵是要抓住領導干部這個“關鍵少數”。黨要管黨絲毫不能松懈，從嚴治黨一刻不能放松。全面從嚴治黨，是決心也是信心，政治生態清明，從政環境就優良。全面從嚴治黨，正是為了構建山清水秀的政治生態，正是不讓腐敗分子在黨內有藏身之地。沒有規矩，不成方圓，管黨治黨靠什么？要靠黨內規則、嚴明紀律。堅持思想建黨和制度治黨緊密結合，全方位扎緊制度籠子，更多用制度治黨、管權、治吏，就能不斷實現政治生態純正健康。

可以明亮地預期，有了“四個全面”的布局，會有更多的善政，會有更持久的改變。新的征途已經開啟，出力才能出彩，盡責盡職才能盡善盡美。

十二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昨日閉幕，每年會后的總理答記者問都是“重頭戲”。總理答記者問釋放什么信號、給國人怎樣的信心，歷來備受關心。看完今年李克強總理答記者會，中國是不是出現通縮和中國是不是最大經濟體兩個問題引起我的注意和思考。

面對“被通縮” 我們有應對

有媒體記者問總理：中國已經進入通貨緊縮，也有一種說法說中國是通貨緊縮的輸出國。對此您怎么看？

總理回答說：關于通貨緊縮，國際上對這個提法有多種解釋，比較一致的是一個國家的物價綜合水平持續出現負增長，我們國家CPI或者說物價總水平1月份是正增長，2月份還比1月份同比更高，所以不能說中國已經出現通貨緊縮。至于中國現在的物價總水平比較低，并不是中國向世界輸出了通縮。我們是被通縮，舉個例子，去年我們進口了3.1億噸的原油、9.3億噸鐵礦石，量是增的，但價格下來了，主要是因為國際大宗商品價格大幅下跌。對這種“被通縮”，我們有應對，也有進一步準備，當然我們更希望世界經濟能走出低迷，實現復蘇。

我認為總理對中國通縮的判斷是清醒而準確的，中國確實還沒有走入通貨緊縮的發展僵局。雖然PPI和CPI水平持續低水平，但畢竟一、二月呈正增長，且開始有好轉趨勢，困難也在可控范圍之內。

正如總理所言，我們是“被通縮”，因為中國經濟對外聯系不斷加強，許多原材料和初級產品在很大程度上都依靠進口，CPI、PPI持續雙降多時，與國際市場上原材料和初級產品價格下降有很大的關聯。受到全球經濟不景氣的影響，國際市場原油、礦石、金屬等基礎性產品價格持續下降或在低位震蕩，國內資源產品也在下降。比如開車的人會明顯感覺到油價下跌，這在很大程度上拉動物價指數下降，尤其是PPI下行。PPI對CPI具有傳導作用，即生活資料出廠價格變化直接影響CPI的變化；生產資料出廠價格的變化，直接引起生產消費品的企業生產成本的變化，間接影響CPI變化。總之，PPI下行導致CPI下行，通貨緊縮壓力增大，這是一個由國際外部通縮傳導給我們的通縮，是被通縮。

政府顯然注意到了這個問題，自去年下半年以來，央行在公開市場進行正回購操作，并實實在在地降準或降息，就是意在維持中性偏松的貨幣環境，緩解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從貨幣供應量看，“通貨”并不緊缺，只要資金寬松，貸款增長較好，即確保資金流入實體經濟，而不是在體內封閉循環，提高資金的使用效率，物價持續下行的空間就不會太大，持續的時間也不會太長，斷言中國進入通貨緊縮有失依據。

就算中國有適度的通縮，也并非完全是壞事，適度通縮給政府騰出了宏觀調控的空間，諸多政策因為沒有通脹壓力反而更容易執行，所以應該抓住這個機會，加快改革，盡快調整結構，加快轉型升級步伐，在效率上多做文章，以優化經濟質量。比如推進資源類價格改革，理順資源產品的價格形成機制，緩解供需矛盾，這可謂正當其時。

所謂轉型，其實是解決需求不足的問題。刺激消費拉動經濟增長，提振市場信心，低通貨無疑是很好的切入時機，這既是防通縮的辦法，也是拉動經濟增長的重中之重。當然，拉動消費不能光靠推出一些優惠的消費項目，刺激有效需求是個系統工程，尤其是需要落實完善社會保障，提高個人所得稅征收起點，建立良好的工資增長制度，這樣才能提高人民的消費水平。要舍才有得，放水才能養魚，不要讓人民守著錢不敢花。

中國是實實在在的發展中國家

再來說說中國是不是最大經濟體，是不是挑戰了美國地位的問題。我覺得總理的回答更是清醒睿智。他說：中國是不是世界最大經濟體？我在國外經常聽到這種說法，總是有一種被忽悠的感覺。因為根據國際權威的統計，中國是第二大經濟體，按照人均GDP，我們是在80位以后。春節前我去中國西部，連走兩個農村，一家母子二人，住在四面透風的房子，兒子40多歲，因為窮還沒有結婚。另一家好不容易出了一個大學生，但妹妹為了讓哥哥讀書，春節還在外面打工。這樣例子還有很多。如果按照世界銀行標準，中國還有2億貧困人口。中國是實實在在的發展中國家。

早在2011年時，經濟學家林毅夫就說，中國將在2030年超美國，成世界最大經濟體。在2014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公布最新數據稱，2014年中國實質GDP總額將達17.6萬億美元，超過美國的17.4萬億美元，從而成為全球最大經濟體。

單純從經濟總量看，美國自從1872年以來作為世界最大經濟國的地位，終于在140多年后被中國代替了，但是中國人口眾多，一平均就落到后面去了。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數據顯示，中國人均收入水平只有全球平均的75％，而美國人均收入水平是全球平均水平的370％。

同時我們還不要忘記一個事實，中國的貧富兩極分化在加劇，因為存在嚴重的兩極分化，人均GDP或是人均收入也就成了一個“虛假的繁榮”。就像總理所見所聞，中國西部農村還十分貧窮，有人無錢結婚、有人無錢上學，“這樣例子還有很多”。

中國其實還算不上真正的強大，具體分析中國經濟，那就是經濟含金量較低、科技創新力不足、經濟的高增長靠出賣廉價勞動力和付出環境代價換取。如果我們單純為“中國是最大經濟體”舉杯相慶，那就是盲目和可笑的。我們在教育、文化、醫療、環保、反腐、養老等諸多指標上，都離發達國家有相當大的距離，所以必須承認我們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

慶幸的是，李克強總理并沒有為“中國是最大經濟體”而沾沾自喜，他甚至說“總是有一種被忽悠的感覺”，這種冷靜讓人敬佩和放心，他看到了問題的所在，知道自身短板所在，也清楚努力的方向和路徑：“中國把自己的事辦好，保持合理的發展，本身就是對世界巨大的貢獻，而且中國還在越來越多地承擔國際責任和義務。”

對于一些居心叵測，試圖用“中國是最大經濟體”，從而挑起中國威脅論，以引起美國打壓中國的險惡用心，總理顯然胸有成竹，回答得有理有利有節：“中國以發展為第一要務，需要一個和平環境，中美關系是全球最大發展中國家和最大發達國家的關系，我們愿意構建相互尊重，互不沖突，互不對抗新型大國關系。”

確實，中國首先是做好自己的事，爭取和平發展的外部環境。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取得的成就，就是拋棄冷戰思維，從“要準備打仗”的錯誤判斷中走出來，重新研判國際形勢，確定和平與發展是當今世界的主題，拋棄閉關鎖國政策，變與人為敵為與人為友，打開國際市場，允許國際貿易，加入WTO，融入全球經濟一體化，這才有了資金、技術、人才的紛至沓來，憑借勞動力、低工資優勢，大陸承接世界產業轉移，在全球市場價值鏈中占據一環，并一步步走進中等收入國家行列。往后，中國還得堅持和平發展的成功經驗不動搖。

?? 【推動“兩創”的過程，就是持續為改革引入能量的過程。“兩創”提供的是推動上下改革認知合流，讓改革紅利最大化的機遇。】

3月15日上午，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中外記者招待會回答關于“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提問時指出，“兩創”實際上是一個改革。推動“兩創”，政府不能不多操心，市場活力的激發需要政府清障搭臺，國家的繁榮在于人民創造力的發揮。

李克強總理的回答，點出了“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意義。推動“兩創”，具有經濟增長和推動改革的雙重價值。“兩創”已被確定為中國經濟轉型和增長的“雙引擎”之一，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13處提及創業。“兩創”之所以被提到如此重要的地位，在于其提供了擴大內需的抓手。在出口環境不穩定，投資具有邊際效應遞減的情況下，擴大內需是支撐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這早已是定論。擴大內需，不僅只關注為百姓減負，更需要關注如何讓百姓增收。為百姓減負，是“授之以魚”，而讓百姓能夠增收，才是“授之以漁”。而“兩創”正是增加百姓收入，調整收入分配的有效途徑。去年在經濟增長放緩的情況下，仍然實現了就業和收入的穩定增長。這證明，一旦社會創新和創業熱情得以激發，就能夠成為經濟增長的有效驅動力。

推動“兩創”，還可以為改革注入新能量。創新和創業之所以還不夠，主要源于制度束縛。創業門檻過高，小微企業難以孵化，捆住了創業手腳；權力介入過多，行政審批事項繁瑣，壓抑了創新精神。讓“兩創”成為百姓能夠看得見價值、付得起代價、愿意投入其中的行動，制度成本不能昂貴，制度束縛必須解開。簡政放權和商事制度改革，就是政府層面清除路障，釋放創業和創新活力之舉。而作為“兩創”主體，民眾可以為改革注入新的能量。此前以個體經濟和網絡經濟發展為標志的兩次創業潮，最終都帶動了制度層面的變革。“兩創”掀起的第三次創業潮，也可以通過實踐推動制度設計的優化。

可以說，推動“兩創”的過程，就是持續為改革引入能量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政府和民眾一個也不能少。

從政府角度看，束縛“兩創”的繩索還沒有徹底解開。一方面，簡政放權和商事制度改革尚在半途，盡管取消和下放了一大批行政審批項目，但仍有大量不必要的規章制度阻礙著創業和創新。另一方面，簡政放權和商事制度改革后，還面臨著防止變相干預創業創新的任務，讓“兩創”成為常態，仍是一個嚴峻課題。因此，推動“兩創”既需要政府保持改革的決心，也需要政府賦予改革的定力。

從民眾角度看，投入“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實際上將延展改革的脈絡，拓展改革的空間。比如，“兩創”具有打破社會板結化現象、提高社會公平的潛在意義，這不僅需要自上而下的制度優化，更需要自下而上的實踐推動。就此而言，“兩創”提供的是推動上下改革認知合流，讓改革紅利最大化的機遇。

【全民閱讀，無法靠“指令”推進，也無法靠“市場”來實現。社會管理者能做的，無外乎兩點：一是進行倡導，二是創造條件。】

總理答中外記者問，是每年兩會的“壓軸大戲”。今年，在經濟、政治、外交等“硬問題”后，由人民日報記者提出的一個關于讀書的“軟問題”，讓這一年一度的記者會，給人不一樣的感受。

有人質疑，代表人民日報這樣一份有著極強政治性的“硬報”提問，不關注中緬邊境局勢這樣的問題，反而請總理談一談“全民閱讀”甚至是“讀書感受”，是不是有點本末倒置？這讓人想到胡適1922年寫的一篇文章。這篇名為《這一周》的評論說，“這一周中國的大事，并不是董康（當時的財政總長）的被打，也不是內閣的總辭職、也不是四川的大戰，乃是十七日北京地質調查所的博物館與圖書館的開幕”。其中的價值排序，倒是頗耐人尋味。

在總理的記者會談到讀書，無疑會讓閱讀一事引來更多關注。而往年，除了偶爾傳出一兩篇不知真假的“中國人為什么不讀書”的文章讓人心頭一震外，就只有4月23日這個“世界讀書日”能集中討論一下讀書的話題了。試想，如果不是記者提問政府工作報告中連續兩年寫入“全民閱讀”的事兒，恐怕這四個字仍然會被淹沒在那些被認為“更有價值”的信息里。

雖然總理與記者都未明言中國人的閱讀狀況堪憂，但這樣的關注中，本身就隱含著類似的判斷。兩會上，一位建議設立“國家讀書日”的代表，引用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調查數據，“中國國民人均每年紙質圖書閱讀量和購書量均低于5本，遠低于歐美國家，甚至是發展中國家”。而當越來越多人沉迷于不足140個字的微博段子，當越來越多人轉發著或濃或淡似是而非的心靈雞湯，當成功學、厚黑學、養生學的書籍大行其道，也難免讓人擔心，這樣的閱讀狀況，怎么形成我們時代應有的精神氣質？

有這樣一幅插畫，沒有書籍墊腳者，看到的只是花草藍天的宣傳畫；以少量書籍墊腳者，看到的是宣傳畫之上密布的陰云；而以更多書籍墊腳者，才能看到陰云之上壯闊的陽光。其實，中國傳統中讀書本就是為了“經世致用”；而在消費主義與物質浪潮的沖刷之下，讀書更成為一種奢侈品。在這樣的情況下，要讓書籍成為思想的啟蒙、承載境界的提升，要讓全面閱讀促成國人心靈的壯麗日出，恐怕確實是非要下一番功夫不可。

誠然，閱讀是一件相對私人的事。全民閱讀，無法靠“指令”推進，也無法靠“市場”來實現。社會管理者能做的，無外乎兩點：一是進行倡導，恰如在總理記者會上、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相關問題，恰如設立全民讀書日；二是創造條件，如讓出版市場獲得更有品質的繁榮，如讓圖書館成為點亮文化生活的窗口。唯有如此，才能涵養出一個真正的“書香中國”。

本報特約評論員舒天烈

【市場沒有國界，但政府需要保障其所服務的民眾的民生需求，分清了這種責任，我們對中國房地產市場的走勢就可以作出基本的判斷。】

在昨天李克強總理的記者招待會上，獲得首個提問機會的英國媒體記者問，現在中國公民已是紐約、悉尼、倫敦等地最大的海外顧客群體，當地房價被明顯抬高，中國政府是否會擔心由此引發海外市場的強烈反應？今年中國政府是否會出臺新政策來促進國內的房地產市場？

最近幾年，我們經常可以從網上看到這樣的新聞，來自中國的購房者在西方發達國家的一些城市一擲千金購買豪宅，但這些新聞的真實性和準確性卻無從查考，根據這些模糊的信息，是不可能作出準確判斷的。因此，面對這個頗有挑戰性的問題，李克強坦率地表示：“這個可能還要做評估，我沒有這方面確切的消息。”這個回答是理性的。

近年來，隨著中國公民赴海外留學、投資、就業和定居，中國公民在所到城市購房置業已屬平常之事，當地對此是歡迎的，因為這有利于它們在受到金融危機打擊后的經濟復蘇。其實，中國政府對外國公民在我國購房也是歡迎的，李克強在記者會上就對這位外國記者表示，歡迎他在中國購房。

針對第二個問題，李克強介紹了中國政府今年在保障房建設上的目標，并明確表示政府有保障群眾基本居住條件的責任。

“住房既是經濟問題，更是民生問題”，李克強的回答闡明了政府在房地產市場中的行為邊界。對于政府來說，作為經濟問題的，就應當基本交給市場，而作為民生問題的部分，政府就必須負起責任。根據這個原則，政府只要堅持做好民眾的住房保底就可以了，商品房市場到底如何發展，尤其是房價會怎樣，還是應該尊重市場自身規律。

但是，由于住房是最重要的民生物資，因此一國政府對外來購房需求需要保持一定的警惕。澳大利亞總理阿博特上月就表示，準備出臺政策嚴格限制外國人在澳購置房地產，這正是基于政府對本國民眾住房保障的立場作出的反應。不管投機力量來自國外還是國內，只要損害了基本的居住和改善需求，政府就有責任干預。

改革開放后的中國，早已成為國際市場大家庭的一個重要成員，無論是中國公民在國外購房，還是外國公民在中國購房，只要遵守相關法律，政府一般不可能出手干預，這也是市場經濟之下的一種原則。市場沒有國界，但政府需要保障其所服務的民眾的民生需求，分清了這種責任，我們對中國房地產市場的走勢就可以作出基本的判斷。

昨日，總理李克強答記者問，談到“全民閱讀”兩次寫進政府工作報告時表示，希望全民閱讀氛圍能無處不在，這有助于發展創新力量，增加社會道德力量。實際上，早在2013年全國兩會期間，有提案建議，為全民閱讀立法，確定政府為促進全民閱讀的責任主體，就引起廣泛關注熱議。

讓風雅達人做表率

王基宇（知乎文化評論人）：消費文化產品的門檻終究還是公民文化素質，而把精神審美作為生活習慣的一部分是歷來教育所缺失的，這種習慣的建立，則非從小培養深度閱讀不可。而社會大眾有沒有讀書風氣，還是得看我們大學里的文化是怎樣的，有沒有一批憑學識、眼界、道德、風采能讓學生體會到讀書是一種高貴生活方式的教師，有沒有一批能壓倒校園內拜金、功利、幼稚、虛無風氣的青年成為讀書與討論活動的組織者，有沒有一種源于自發好風氣的“法”能立在大眾心中，贏得社會的認同，塑造下個時代的國民品質。

徐付群（文化媒體人）：政府可以推薦，民間也可以自由選擇，這樣比較好。

切忌文化搭臺、經濟唱戲

李昕（三聯書店總編輯、知名傳媒人）：文化已經開始被邊緣化。盡管人們都在講促進文化的大發展大繁榮，但實際上這里“文化”的概念，內涵已經有所改變，可以說是文化隱去，娛樂登場：文化搭臺，經濟唱戲。在這種環境中倡導全民閱讀，為了不至于流于形式，必須倡導公益精神。很顯然，公益事業首先要靠政府扶植和支持，政府為了全民健康，可以在城市里建公園，在街道邊、住宅小區修建運動設施，為什么就不能多建一些各式各類的小型圖書室？還有，對租房經營的實體書店加以關注和扶植。

湯更生（國家圖書館社會教育部主任）：閱讀立法，主要是實現全民閱讀在財政、組織、服務方面的政府保障,從而彌補閱讀公共資源和設施的不足、不均衡，并不會直接干涉個人的閱讀生活。現在，我們的部分行政部門推進的全民閱讀，形式主義比較嚴重，尤其是農村的農家書屋，充斥著大量過時圖書，農民閱讀質量低。再比如，現在的出版市場“虛假繁榮”，沒有真正的好書。這都將從法律層面得到解決。

譚旭東（兒童文學作家）：全民閱讀是一個系統工程。

做活書店，辦好圖書館

朱小玲（浙江工商大學圖書館管理人員）：書店，尤其是獨立書店，像北京的單向街等，通過創新服務、多元化經營，為民眾提供了公共閱讀空間的新選擇。書店不僅是書店，更應該是一個以書為媒的文化場所，具有閱讀導向、信息收集、塑造城市形象、形成文化氛圍、進行文化傳承等不同的功能。全民閱讀的發展決定了書業的未來，而書業的發展又將促進全民閱讀的開展。

徐雁（圖書館學教授、中國閱讀學研究會會長）：“全民閱讀推廣”應至少包括：第一，各行各業各階層人員都應該成為閱讀推廣的對象。不僅要有以所在城市命名的地標式公共圖書館，而且要積極推廣建設大量分布在城鄉各個部位的，依據所在區域居民人群和文化消費特點而合理配置的社區圖書館(鄉村閱覽室)。第二，閱讀將是一種人生全過程的閱讀。因此，在城鄉圖書館(閱覽室)的建設中，不僅要建設兒童閱覽區域，而且還應同步配置好老年讀者閱覽區。第三，無論是公益性的圖書館，還是商務性的書店，都應對所藏、所銷讀物(無論是傳統還是數字化圖書資源)進行全品種的積極推廣。

今年上半年，交通運輸部將出臺出租車改革方案。3月12日，交通運輸部部長楊傳堂接受京華時報記者采訪時表示，企業的利潤水平全國不一，“份兒錢”也各不同，不應該降低“份兒錢”，而私家車則永不允許當專車用。（3月13日《京華時報》）

從現行法律法規分析，私家車確實不能當專車。按照《道路運輸條例》第六十四條規定，未取得道路運輸經營許可，擅自從事道路運輸的，由縣級以上道路運輸管理機構責令停止經營；有違法所得的，沒收違法所得，處以違法所得2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罰款；沒有違法所得或違法所得不足2萬元的，處以3萬元以上10萬元以下的罰款。私家車無法獲得運輸經營許可證，并非營運車輛，法理上也難以進入市場，這或是交通部門“一口回絕”私家車進入市場的緣由。

但“堵住”了私家車進入租車市場，背后的龐大市場需求不能自動解決。公開資料顯示，目前全國登記備案的汽車租賃公司共有5000家左右，但其中自有車輛超過1000輛的僅4家，行業平均車輛擁有量在100輛以下。囿于成本和風險考慮，租賃公司不可能也難以完全以“自有”方式擁有和掌握租賃車輛，這是一個客觀現實，因為在車輛折舊率過高、“自有”風險更大的情況下，租賃公司出于龐大的市場需求考慮總要想方設法去補充“空白”。

其二，國內出租車市場供給整體上嚴重不足。按照住建部提供的數據，城市中萬人應擁有20輛出租車，國內絕大多數城市在“絕對數量”上未能達標。以北京為例，1994年以來，北京市出租車總量一直控制在6萬多輛。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20多年，也是中國城鎮化高速發展的時期，北京出租車總量卻基本沒變。不增加車輛的管理現狀絕非個別，也進一步導致市場供給緊張、公眾打車出行難。比較有代表性的還有河南鄭州市。1996年以來，鄭州的城區面積不斷擴大，常住和流動人口不斷增多，但出租車數量卻一直沒有增加，供需關系不平衡矛盾愈發突出。

那么，問題來了。管住了私家車進入租車市場的可能性，但背后的市場需求呢？市場需求是客觀存在的，在正常方式無法解決的情況下，非法的方式必然大行其道，“黑車”在一些城市的猖獗正與此有關。因此，在明令禁止“私家車當專車”之時，盡快彌補正常的市場需求迫在眉睫。政府有關方面應該探索和實踐如何保障租賃車輛供給和出租車供給問題，允許個人以公司形式新設“專車公司”，“專車公司”車輛保有數量應大幅度放寬，譬如，擁有“三輛、五輛”自有車就應該允許開辦“專車公司”。另一方面，須直面時下的出租車行業壟斷問題，適當和適度放開出租車公司和出租車審批，按照城市規模和城市人口數量補充出租車數量。總之，在解決公眾出行難上，既要“堵”，堵住“黑車”；更要“疏”，讓更多合法運營的車輛補足市場需求、開展公平競爭。這是交通運輸部部長所稱的“私家車永遠不許當專車”表態能夠真正落地的關鍵。

【全民閱讀還需要關注全新的閱讀推廣模式。民間閱讀推廣人這幾年做了大量嘗試。最為明顯的一點，就是民間的圖書館藏書雖然數量少，但質量普遍較高，因為劣質藏書直接會影響他們的用戶體驗。】

李克強總理在昨日上午的答中外記者問中，提到了自己網購書籍，又表示“兩次把‘全民閱讀’這幾個字寫入《政府工作報告》”，他說：“書籍和閱讀可以說是人類文明傳承的主要載體，就我個人的經歷來說，用閑暇時間來閱讀是一種享受，也是擁有財富，可以說終身受益。我希望全民閱讀能夠形成一種氛圍，無處不在。我們國家全民的閱讀量能夠逐年增加，這也是我們社會進步、文明程度提高的十分重要的標志。”

社會如此關注閱讀，與國內百姓需求發展自然相關。從掃盲教育脫胎而生的基礎教育，關注課本教育，而不是更廣闊的閱讀世界。這些年因為從事閱讀推廣第一線的工作，大量和百姓接觸，被問到最多的總是那幾個基礎問題：為什么要閱讀，該讀什么？其中不乏碩士博士。專業讀書人出身尚且對閱讀沒什么概念，百姓一提閱讀也習慣性與識字、考試、發財等目的聯系在一起。這種功利性十足的閱讀看似沒錯，實際卻和作為生活方式的閱讀有很大差異。文憑不等于文化，閱讀重視的是個人的修養，而不是簡單等同于考試升學。所以，閱讀理念上的改變是目前最需要被傳遞、被解讀的部分。

全民閱讀還需要探討更多讓百姓體會到務實好處的做法。近幾年社會上新型閱讀空間的探索算是其中重要舉措。現在社會的現實是，在公共圖書館和書店享受閱讀樂趣成為一種奢侈的生活。每到周末，知名書店和圖書館的講座和沙龍，一場能吸引幾百人參加是常事。在這些場合中，常見為參與一場活動來回路上花費幾個小時的讀者。有人開玩笑說：如果圖書館和書店不占領老百姓的業余時間，人民群眾的文化需求必然被棋牌室占領。

北京市去年大力扶持“公共閱讀空間”，是一種值得關注的政府導向。如去年4月三聯韜奮書店開始施行24小時營業；西城區更是“騰挪”出幾塊公共用地，開辦公共閱讀空間。西城區的金中都公園，一個環境優美的市民公園，吸引第二書房社區圖書館落地其中，精選優質藏書，開設高品質講座，日常客流能達到五六百人。這個公共空間還吸收周邊社區的老人參與義工，為社區服務。

全民閱讀還需要更多懂閱讀、愛閱讀的人加入。深圳2014年成立了閱讀聯合會，吸收了近百家致力于推進閱讀文化發展的單位和個人自愿結成的行業性的地方性非營利社會組織，是國內第一個閱讀聯合組織。這個組織培訓社會上的閱讀推廣人，同時給閱讀推廣人提供社區、書店、圖書館等服務處所。

全民閱讀還需要關注全新的閱讀推廣模式。民間閱讀推廣人這幾年做了大量嘗試。最為明顯的一點，就是民間的圖書館藏書雖然數量少，但質量普遍較高，因為劣質藏書直接會影響他們的用戶體驗。同時他們還嘗試開發很多新型服務，比如繪本館將閱讀與特色美術課、手工課、英語教育課程結合，還有繪本館開啟義工服務模式等。北京地區500多個全職媽媽組成的讀書會，重在營造美好的閱讀氛圍，媽媽們從閱讀中汲取育兒、居家、職場等力量。這些孕育中的模式，需要探索、提煉，也吸引了一些投資機構關注，比如“領讀者孵化計劃”。如果未來行業能夠產生更加有效的商業模式，吸引資本進入，會對全民閱讀提速大有幫助。

總之，全民閱讀需要政策制定者、從業者、媒體、研究者以及相關產業力量共同提供更加務實的解決方案。如果政府引導到位，激勵更多有理想的人和機構投入促進全民閱讀的工作中。渠道到了，做事的人多了，讀者方便了，國家倡導的全民閱讀必將成為真正利國利民的政策。

真正的研究才剛剛起步。

□劉穎（閱讀推廣人）

【進一步改進預算編制工作，應該擴大預算編制過程的公眾參與。在預算編制之前，就應當先行征求社會各界意見，至少要向人大公開，征求意見。】

昨天上午，十二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閉幕會上，代表們表決通過了政府工作報告等8項報告決議草案。其中2015年預算報告以贊成2483票，反對304票，棄權87票的結果通過。成為本次大會獲得反對票最多的報告。

預算報告“反對票最多”，并不意味著今年預算的編制水平相比往年差。相反，從總體上看，今年的預算報告按照新的預算法的要求，不僅是編制環節還是初審環節，都有了較大的進步。比如，預算報告比較全面地報告了上一次人大全體會議決議提出的一些要求，增加了分析的內容和分量，也積極回應了一些社會各界關切的問題，還提供了預算審查簡要讀本，等等。代表們不滿意票數的增加，實際上反映了社會民主與法治意識的提高，也反映了代表們對國家“錢袋子”的高度關心。

人大代表參加全國人大會議的職責，本來就主要不是去“叫好”，而是去反映民眾的意見和建議，對政府工作報告和預算報告等提出意見。對財政預算報告，不同地區、不同利益群體的要求可能是不完全一致的。因此，有一些人大代表對報告“有意見”是正常的。

代表反對票多，預算編制部門冤不冤？當然不冤。這個道理很簡單。一個企業里，不管財務人員編制的預算和財務報告多么專業，但有一個底線性要求是必須達到的，那就是他應當讓委托人讀完報告后能夠相信，報告中所涉及的賬目支出是合理的。如果財務人員編制的報告不能達到這一要求，老板就難以滿意。對于一個國家來說，道理也是一樣的，那就是，財政部門編制的預算，即使代表不能完全讀懂，但一定要能夠說服代表，預算編制是經過科學論證的，是對民眾負責的。

預算報告“反對票最多”，對預算編制部門來說也未必是壞事。預算編制部門應當將其作為一種新的動力，進一步改進預算編制工作。

這其中，首先需要做的，就是擴大預算編制過程的公眾參與。要借鑒法治發達國家經驗，在預算編制之前，就應當先行征求社會各界意見，編制的每一個環節產生的階段性信息，都應當及時向社會，至少要向人大公開，征求意見。預算草案初稿形成后，在報送人大專門委員會委員初審前，應當先行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在編制過程中征求到的意見，應當形成專門報告，供代表審議時參考。

其次，則可以考慮在代表大會召開前，先行召開一次人大常委會，對預算報告進行初審，初審時聘請部分有經驗的專家作為顧問，提供專業咨詢。常委會先期審議意見和專家意見，應當作為參閱資料，一并供代表參考。再次，也可以考慮，在預算編制和初審環節，邀請部分有專業背景的人大代表參與，通過代表們的“提前介入”，擴大代表參與的廣度和深度，使最終形成的預算草案更符合代表們審議要求，進而提高滿意度。

□朱恒順（全國人大內司委）

【“互聯網+”不是互聯網與傳統行業你死我活、爭奪飯碗的零和游戲，也不是互聯網與傳統行業的簡單相加。而是利用互聯網技術與互聯網平臺，使互聯網與傳統行業深度融合，協同增效，創造新的價值與新的發展生態。】

昨天下午十二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記者會上，在回答《新京報》記者關于電商等新業態的提問時，李克強總理說，最近互聯網上流行的一個詞叫“風口”，“我想，站在‘互聯網＋’的風口上順勢而為，會使中國經濟飛起來”。總理的一句回答，使“互聯網+”與“風口”、“順勢而為”等詞匯瞬間在中國互聯網上火起來。

“互聯網+”，之前也出現在李克強總理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報告指出：要制定“互聯網+”行動計劃，推動移動互聯網、云計算、大數據、物聯網等與現代制造業結合，促進電子商務、工業互聯網和互聯網金融健康發展，引導互聯網企業拓展國際市場。這是第一次在政府工作報告當中大量提到互聯網，并突出了互聯網在經濟結構轉型中的重要地位。

“互聯網+”的“+”，其意為互聯網加傳統行業。在寫入政府工作報告之前，“互聯網+”并非無根之木，而是已經在神州大地上進行得如火如荼，尤其是在第三產業中“互聯網+”模式實際上已經得到全面應用，比如電商的京東模式和淘寶模式，都有大批傳統第三產業參與，網上銀行也是以實體銀行業為基礎，滴滴快的模式正在改變傳統交通業，而大批的傳統媒體也正行進在媒體融合的路上，這還不算幾乎席卷整個服務業的O2O模式。

“互聯網+”不是互聯網與傳統行業你死我活、爭奪飯碗的零和游戲，也不是互聯網與傳統行業的簡單相加。而是利用互聯網技術與互聯網平臺，使互聯網與傳統行業深度融合，協同增效，創造新的價值與新的發展生態，所謂“+”，還有把蛋糕做大的意思。中國經濟近年來在減速，而“互聯網+”則是再次創造增量價值，促經濟騰飛的一條正確路徑。如果“互聯網+”效應發揮得好，互聯網將像第一次工業革命的蒸汽、第二次工業革命中的電力一樣，極大地提升生產力與生產效率，這將有力推動我國工業4.0的進程。

成功有天時地利人和，互聯網不僅是歷史潮流與世界潮流，而且也是中國的機遇。一百多年以來，中國錯過了第一次工業革命所開創的“蒸汽時代”與第二次工業革命的“電氣時代”二戰后的第三次工業革命雖然搭上末班車，但依舊是追趕者，只有互聯網時代，中國具備了引領世界潮流的能力。

接入互聯網20年，中國網民超6億，世界互聯網十強企業，中國占據四席遠超歐洲，一個世界網絡強國已具雛形。而在中國，也還沒有哪個行業像互聯網一樣，如此與國際接軌、誕生出如此數量眾多的世界級企業家。

十多年來，互聯網產業就是中國經濟的傳奇，其增速超國家GDP增速5倍，互聯網經濟占GDP的比重也超過很多發達國家，互聯網業已經完全具備拉動二三產業、帶動整個國民經濟全面向上的能力。如果“互聯網+”行動計劃獲得成功，將給中國經濟注入源源不斷的強大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