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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淡化了“獎牌數”考核后，體育相關部門應以發展群眾體育為新的考核機制，并制定群眾體育的“黃金計劃”。】

近日，國家體育總局對中央巡視組反饋意見中提出的金牌至上的政績觀扭曲了體育精神的問題高度重視，決定取消亞運會、奧運會貢獻獎項的評選，對全運會等全國綜合性運動會只公布成績榜，不再分別公布各省份的金牌、獎牌和總分排名。

總局淡化“獎牌”考核，地方怎么辦

客觀地說，不同的歷史時期，金牌承載的社會功能并不相同。早先，金牌之所以能夠引起全民族的共鳴，就是因為運動員們在體育競技場上體現出了真正的理想、信念、號召力、凝聚力等體育精神。但是，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與騰飛，金牌被賦予的歷史使命也已經完成。這時候，應該把體育服務于金牌，轉變到讓體育服務于民的軌道上。

遺憾的是，體育系統沒有抓住歷史機遇完成上述轉變，相反，從地方體育局到國家體育總局形成了一個更為龐大的“金牌至上系統”。在這個系統的運作下，“奧運戰略”實際上就是“金牌至上”的馬甲，并最終衍生出了一個上下聯動的“功利系統”。所謂功，就是官員們晉升或者保住烏紗帽的籌碼；所謂利，就是一塊金牌就可能成為很多人的“長期飯票”。

在追名逐利的金牌至上的環境中，假球、故意輸球、操縱比賽等毒瘤，最終褻瀆了金牌特有的屬性和價值。金牌被賦予的物質利益附加值，早已超出體育本身，全運會、亞運會和奧運會，成為“體育系統”論功行賞的舞臺，運動員成為名副其實的“金牌工具”，舉國之力的金牌至上政策，早就偏離了體育發展的方向。

在金牌制造的功利氛圍中，讓既得利益者自我變革太難，中央巡視組的反饋意見無疑給體總（國家體育總局）的改革帶來好機遇。要想真正根除金牌至上的毒瘤，就必須徹底解散上下聯動的“功利系統”。

體育場地人均數應作為新考核指標

去年10月20日，國務院發布了《關于加快發展體育產業促進體育消費的若干意見》，首次提出將全民健身上升為國家戰略。這是站在國家高度，對群眾體育的最高定位。當淡化了“獎牌數”考核后，一個官員的政績該如何重新考核？這就需要體育相關部門應以發展群眾體育為新的考核機制，將群眾體育的各項指標作為考核內容，成為相關官員升遷的重要參考。

其中，體育場地人均數就可以作為一項硬指標。截至2013年年底，中國擁有體育場地169.46萬個，人均只有1.46平方米（所謂“彈丸之地”的日本人均達到19平方米）。舉目四望，皆是鋼筋水泥的叢林，以至于青少年們有了這樣一句口頭禪：“不玩游戲不刷手機，我還能干什么？”這是對體育場地設施實在少得可憐的一種反襯，也是莫大的諷刺。

就是少得可憐的人均1.46平方米，其實也是“虛”的。因為，有很多投資巨大的場館，基本上都搞展覽、演唱會、大型賽事了。而且，很多的場地都在學校中，他們絕大多數不會對社會開放。所以，1.46平方米這個數據就顯得更加慘淡。

按照此前國務院要求，2025年中國體育產業總規模要力爭超過5萬億元，足球市場空間將達2萬億元。這期間，可借鑒德國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黃金計劃”，政府大力投資體育場地建設，并且與學校和社區掛鉤，使體育成為老百姓的“身邊生活”。同時，體育系統和政府相關部門問需于民，然后服務于民，則群眾體育一定會讓我們邁向體育強國，并全面帶動整個體育產業的發展。

□肖良志（《體壇周報》記者）

26日，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公布了《中共國家體育總局黨組關于巡視整改情況的通報》（以下簡稱《通報》）。《通報》中稱，體育總局對巡視反饋意見中提出的金牌至上的政績觀扭曲了體育精神的問題高度重視。體育總局取消了亞運會、奧運會貢獻獎獎項的評選，對全運會等全國綜合性運動會只公布比賽成績榜，不再分別公布各省區市的金牌、獎牌和總分排名。

中央第十一巡視組2014年對國家體育總局進行專項巡視時指出，體育系統存在圍繞賽事的不正之風，原因在于金牌至上的政績觀扭曲了體育精神。正是有了這一特殊背景，才有體育總局今天的一攬子改革措施，金牌至上的政績觀對體育精神的扭曲，可以從日前公開審理的一個案子窺斑見豹。

2009年全運會前夕，某省確定了跆拳道項目奪取兩枚金牌的任務，但實際上該省只具備奪取一枚金牌的水平，為了完成兩塊金牌的任務，該省體育局長決定給時任國家體育總局拳擊跆拳道運動管理中心副主任趙磊一定的好處。趙磊因收受30萬元賄賂，日前被北京市二中院一審判處有期徒刑10年（1月6日《北京日報》）。

從謝亞龍、陸俊到趙磊，被黑金“摞倒”的體育官員和體育專業人士，揭開了體育系統不正之風的冰山一角。“潛規則”、“暗箱操作”、“權錢交易”、“私相授受”、“身份造假”、“年齡造假”、“虛假比賽”……近年來，體育界被曝光的丑聞不比任何一個領域少。

公允地說，對金牌的功過是非也要一分為二。回顧我國競技體育歷史，金牌產生的價值曾經遠遠超越金牌乃至體育本身，極大地提振了民族自信心。還記得中國女排在1981年11月首次奪得世界冠軍嗎？在一個亟須重返世界舞臺、獲得世界點贊的心態下，女排奪冠給國人帶來的榮譽感、自豪感，以及對國人圖強自新的正激勵，今天怎么評價都不過分。歷史走到了今天，一方面，我們比過去擁有了更多的自信，體育運動金牌已不再是富強的唯一證明；另一方面，新生代運動員比老一代運動員更有思想、更獨立，更看重個人權益。在這種時空背景下，還將競技當作體育的唯一使命，體育運動的一切、一切的體育運動圍著金牌轉，就顯得不合時宜了。

摒棄金牌至上，回歸體育本源，并非要放棄競技體育，放棄與競技體育伴生的體育產業，全盤否認競技體育崇尚卓越與拼搏的精神，只是別把競技體育當成體育的全部，而是要將更多人力、物力、精力放在全民健身上，就像過去那句口號：“發展體育運動，增強人民體質”。從全民健身高度審視，體育行政管理也要從職能上作適度調適。一是要“放”：簡政放權。減少對體育賽事、群眾性體育組織活動的行政審批，創造更寬松的環境以激活群眾體育運動的活力；二要“收”，將發展全民健身的責任收歸身上，為全民健身投入更多的公共資源，為全民健身提供各種服務，包括規范制定、教練培訓、技術指導等等。至于競技體育，不妨向競技體育管理制度成熟的國家學習，多采取社會管理型，讓市場機制成為促進競技體育發展的基本動力。

1月26日,國家體育總局通報中央巡視組反饋意見整改落實情況稱,將從評價指標方面引導全國體育界樹立正確的體育政績觀,將取消亞運會、奧運會貢獻獎獎項的評選,對全運會等全國綜合性運動會只公布比賽成績榜,不再分別公布各省區市的金牌、獎牌和總分排名。國家體育總局還表示,今后將從群眾體育、競技體育、體育產業、體育投入產出效益等多個角度研究設立體育事業發展的評價指標。(1月26日新華社)

金牌至上的體育政績觀,以及由此衍生的一整套自上而下的體制激勵,雖然迅速拉升了國內競技體育的發展水平,也確實導致了一系列不容忽視的并發癥。這一局面由來已久,且越發為公眾所詬病。在此背景下,體育總局拋出有針對性的整改措施,無疑契合各方期待。無論是獎項設置的調整,抑或是排名方式的變更,種種做法所釋放的信號,都直白無誤地表明,官方“體育觀”正在理性回歸。這意味著,有關職能部門將更尊重體育本身的價值,推動體育的純粹化進程。

相當長的時間內,“爭金奪銀”幾乎是體育主管部門的終極追求。這既是由于“運動員奪取金牌”能帶來國家榮譽、強化國家認同,故而理所當然要大力經營,也是因為相較于發展其他體育事業,“金牌戰略”更易于集中力量辦大事,也更容易在短期內制造耀眼成績。基于上述功利考量,“金牌至上”的體育政績觀大行其道,實則不足為奇。只不過,現代體育發展到今天,這種思路的政策紅利正在不可避免地弱化和衰退。

從本質上說,“金牌至上”戰略的另一面,其實是相關職能部門的自我矮化。在這種模式內,體育主管機構將“全面發展體育事業”的責任使命,在一定程度上簡化為“大賽上爭金奪銀”。由此導致的后果有二,一是資源配置失衡,群眾體育、全民健身等陷入投入不足的困境；二是競技體育加速成為少數人的狂歡,其發展成果無法為全民所充分分享——一邊是不斷爭金奪銀,一邊卻是民眾無處鍛煉,這是必須正視的現實。

時至今日,體育事業戰略重點由競技體育向群眾體育、體育產業的轉向,可謂正當其時。隨著競技體育投入趨近飽和,繼續向該領域大肆砸錢,或許已經不足以產生可觀的“增量效益”。與之相較,發力彌補民間體育的歷史欠賬,加速推動體育市場的規模化、規范化,才真正大有可為。對于這一點,所有體制內的職能部門,理應具備足夠的共識。而取消亞運、奧運貢獻獎,取消全運會的地域排名等等做法,顯然就是改變激勵方式、凝聚統一價值觀念的重要一步。

必須重申的是,“爭金奪銀”本該是全民體育發展到一定程度后自然而然的結果,如果我們從前一度顛倒了因果關系,那么,如今宣示“改變金牌至上的扭曲政績觀”,無疑彰顯了公共體育啟動新一輪糾偏的勇氣。

【離開“金牌至上”，重塑體育精神，通過科學公正和公開公平的評價體系，扭轉體育業風氣，非要在主事者頭腦里完成一次“調整轉型”不可。】

不再根據獎牌數量評選亞運會、奧運會“貢獻獎”，全國綜合性運動會只公布比賽成績榜，不再分別公布各省區市的金牌、獎牌和總分排名；將從群眾體育、競技體育、體育產業、體育投入產出效益等多角度研究設立體育事業發展的評價指標。

一個原本早該做出的改變體育事業生態的調整舉措，意外地出現在了中紀委網站對國家體育總局黨組巡視整改情況的通報之中。通報內容很長，但隱藏其間的這一點實質性舉措并沒被遺漏。

站在整個國家體育管理頂層的負責機構不再分省排序比金牌數，是不是意味著，從此每逢有各級各類運動會、競技賽時，全國各個省、市、縣、鄉鎮不會再在年度工作報告里逐級向下分解、設置獲得金牌、獎牌“任務數”，作為考核各級體育官員和從業者的標志性指標；不會再有人為了“集體榮譽”、地區利益或管理者升遷獎勵而不惜有組織地違規造假，隱瞞或涂改年齡、身份參賽，甚至試圖用行政的、利益的黑箱手段，操縱比賽結果，讓體育回到它單純的“更快更高更遠”的快樂中去？當然不能指望太多。打假球、吹黑哨、拿選拔運動員的權力謀私之類現象不會一天消失，但這顯然是向恢復體育運動真義、重塑體育精神邁出了重要一步。

“金牌至上的政績觀扭曲了體育精神”，中央巡視組對于在國家體育總局發現的諸多問題的根本原因一言以蔽之，可謂精辟明白，擊中要害。

不可否認，特定年代里，舉國培養體制、金牌至上的激勵，曾帶給中國體育以迅速上躥的世界排名與榮耀，就如同前些年，對GDP的強烈追求曾在很多地方經濟快速增長中充當了有力的助推器一樣。但時至今日，當整個國家都在談論“調結構”、“創新轉型”、可持續發展的時候，一只腳早已大步邁進市場機制的體育圈，在頂層設計與管理機制上，卻奇怪地依然保留著某些早已落后于時代的理念和政策，比如依然抱持著獎牌GDP思維、“金牌至上的政績觀”。這或許是由于懶政惰性與行為慣性，也或許是有私心與私利的混雜糾葛。

今天中國要建設體育強國，已不再是舉全國之力，在每一個項目上苦心打造一兩個頂尖人才，奪個把金牌；更多是要追求每位公民、每一個生命個體的積極、強健和健康、快樂、自我實現，是讓體育新苗由興趣、熱愛自發滋生并強壯起來，是要在蓬勃開展的群眾體育活動中通過公平公正規范和良性循環，發現、培育高手、“國家隊”。

離開“金牌至上”，重塑體育精神，通過科學公正和公開公平的評價體系，扭轉體育業風氣，絕不是一兩次黨風廉政建設、反思整改就能解決的。這將是一項浩大持久的工程，非要在主事者頭腦中和制度設計上完成一次“調整轉型”不可。

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昨日通報中共國家體育總局黨組的巡視整改情況。通報指出，體育總局對巡視反饋意見中提出的金牌至上的政績觀扭曲了體育精神的問題高度重視，組織進行了深入研討和深刻反思，深刻認識到金牌至上的政績觀扭曲體育精神的危害性。

作為一種“政績觀”的金牌至上理念，經由巡視組的特別指點與強調，讓身為體育事業主管部門的體育總局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為此，體育總局制定了一系列相應舉措，包括取消亞運會、奧運會貢獻獎獎項的評選，對全運會等全國綜合性運動會只公布比賽成績榜，不再分別公布各省區市的金牌、獎牌和總分排名等“淡化”成績的新規，以此體現轉變觀念的決心。

對于積弊深重的體育管理而言，這樣的反思固然是一次端正風氣的契機，但如果反思僅限于體育界內部，恐怕還未觸及到最大的問題所在。

從世界各大體育賽事的金牌榜來看，中國是名副其實的體育大國、強國。但是，在驕人的競技體育成績之外，中國的國民身體素質卻呈現出不斷下降的趨勢。資料顯示，我國國民肥胖率、心血管疾病發病率、國民亞健康比率在世界上高居前列，近年來關于青少年體質普遍惡化的報道也成為討論頗多的社會話題，國民身體素質整體堪憂。

在體育強國的體弱國民中，成績斐然的優秀運動仿佛“貧民窟里的百萬富翁”，這一巨大反差的出現本身就極不自然，引起了輿論的廣泛關注。但在對問題原因的認識上，卻常歸因于國民生活方式的不健康，諸如工作忙、愛熬夜、沒時間鍛煉身體等，很大程度上忽視了國家應當為人民體育活動提供便利的責任。

毛澤東同志曾揮筆寫下“發展體育運動，增強人民體質”的題詞，為新中國體育事業的發展指明了方向。但在舉國體制之下，圍繞著爭奪金牌而進行的體育發展背后，卻是一套十分功利的指導理論。體育被視為顯示國家實力與形象的工具，以培養少數能為國爭光的優秀運動員為主要任務，這種對體育目的的根本性扭曲，直接導致了體育事業發展的方向性偏差，實際上也造成了巨大的資源浪費。

與國家在競技運動員身上的高投入相比，對群眾性體育健身設施、服務的投入明顯薄弱。一個尷尬的現實是，人們想找到一塊適宜運動的免費活動場地鍛煉一下，也可能不那么輕松。在商業性運動場館之外，公共性體育空間和設施的提供，在很多地方都顯得捉襟見肘，而中小學甚至長期存在體育課被占用的現象，群眾基本的運動健身需求難以得到滿足，明顯不利于全民身體素質的增強。

歸根結底，體育作為一項公共事業，要培育的是人民大眾的身體，強健全體國民的體質。體育觀念的反思與轉型，最終還是要回歸到體育事業的國民性上來。對競技體育成績的追求，更多是建立在提升全民運動參與度的基礎之上，國家應當扮演好“普惠”的角色，從根本上轉變體育投入的方向，讓人民享受到體育事業發展的利好。

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發布《中共國家體育總局黨組關于巡視整改情況的通報》。《通報》稱，深刻認識金牌至上的政績觀扭曲體育精神的危害性。同時，體育總局取消了亞運會、奧運會貢獻獎獎項的評選，對全運會等全國綜合性運動會只公布比賽成績榜，不再分別公布各省區市的金牌、獎牌和總分排名。（人民網1月26日）

金牌通常都被賦予極大的“含金量”。一旦在亞運會、奧運會上獲得金牌，從運動員本人到教練、體育官員，再到體育粉絲，無不歡欣鼓舞。如今，體育總局取消亞運會、奧運會貢獻獎獎項的評選，并對全國綜合性運動會取消排名，根本上就是破除“金牌GDP”情結。

曾經有人笑稱“運動員脖子上的牌子等于自己的房子、教練的票子、領導的位子和地方的面子”。由此可以看出，一枚金牌的背后存在的利益鏈條，金牌所衍生出的附加價值已經遠遠超過了金牌本身。但是，作為一項體育運動，如果被置于“神壇”，讓金牌成為衡量體育運動成績的唯一標準，顯然已經背離了體育運動的本義。

事實上，體育運動并非只是競技體育，并不能用運動員的體育成績來衡量，從而給金牌罩上太多的光環。除了競技體育之外，我們還需要大眾體育，這相當于體育運動的“另一條腿”，二者缺一不可。如果有關部門和民眾過于看重競技體育運動金牌數量的多少，必然會擠壓大眾體育運動的生存發展空間。

當然，媒體輿論也需要反思。比如，一項比賽在失利之后，往往都會被媒體用“兵敗”、“國恥”等詞語形容。但是，假如拿下比賽，并最終獲得了優秀的成績，運動員又會被輿論塑造為至高無上的“英雄”。正是這種不正常的輿論氛圍的熏染，助長了公眾片面的認識，認為取得優秀成績尤其是奪冠就是體育運動的最終目的。

實際上，很多體育強國對于競技體育運動的輸贏、金牌的多少，并不是看得很重。在這些國家，競技體育運動不斷發展的同時，大眾體育運動的水平也比較高，競技體育與大眾體育的發展呈現同步化特征。但是，在我國，“金牌GDP”成為一種慣性，競技體育運動的地位被人為的強化了，而大眾體育卻經常被冷落。

摒棄“金牌GDP”心態，根本的目的就是要扭轉之前不正確的體育政績觀，實現競技體育與大眾體育共同發展的目標。唯有如此，才能讓我國體育運動實現“兩條腿”走路，真正從體育大國成為名副其實的體育強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