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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難語境放大了公眾對官員的挑剔心理，不過沒必要對此刻意遏制，因為它首先是對官員的一種監督。如果官員畏懼這種挑剔，他們在工作中才能重視公眾的訴求。】

哈爾濱“1·2”大火已經撲滅，但其引發的“次生災害”仍在蔓延。災難發生時，哈爾濱市委常委、市委秘書長石嘉興身穿一件價值不菲的羽絨服現身火災現場，被網友稱為“棉服哥”。石嘉興所穿品牌羽絨服國內售價在萬元以上，而石嘉興回應媒體稱，衣服是女兒由國外購買，不過人民幣幾千塊錢。

一件名牌羽絨服又給官員“引火燒身”。網友追問怒氣沖沖，官員回應小心謹慎。從“天價煙局長”周久耕到“皮帶哥”李建國，這些年因為“吃穿抽戴”問題攤上事兒的官員并不少，民眾對這方面的信息也更加敏感。一盒豪華香煙、一條名牌皮帶、一塊奢侈品手表，經過輿論聚焦、放大，官員很有可能就會遭到“劫運”。而在一些特殊場合，比如災難現場，任何與現場情形不搭調的細節，比如官員的某個不恰當的表情，也會成為刺激公眾神經的導火索。

火災現場哈爾濱這名官員所穿的名牌羽絨服到底有多大問題？回答這個問題不妨先剝離一下災難語境。作為哈爾濱市委常委，一個廳級官員的收入能不能消費起一件名牌羽絨服？國外代購幾千元也好，國內專賣上萬元也罷，單單看這件名牌羽絨服，并不是官員收入“不能承受之重”。在東北，因為保暖需要，冬天穿一件質優的羽絨服并不是過分要求，只要自己的合法收入足以支撐其消費，這件羽絨服本身說明不了什么問題。

哈爾濱道外區北方南勛陶瓷大市場倉庫1月2日著火，大火持續了20多個小時，造成11層高的建筑坍塌，5名消防員犧牲、14人受傷。如此慘痛的后果公眾足以痛心，而隨后哈爾濱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平安哈爾濱”發布的消息通報中，全文585個字有258個字都在說“領導高度重視”，更是引得輿情洶洶。在這樣的災難語境下，官員的言行舉止、“吃穿抽戴”等細節都會激發公眾的逆反心理，于是便有了公眾“羽絨服都穿這么貴，真不知道其他東西能用到什么價位”的詰問。

災難語境放大了公眾對官員的挑剔心理，不過我們沒必要對此刻意遏制。因為，盡管這種自發意識的挑剔可能會“過度聯想”甚至“無厘頭”，但它首先是對官員的一種監督。如果官員畏懼公眾的挑剔，他們在日常工作中才能重視公眾的訴求。值得注意的是，當災難語境放大公眾對官員的挑剔心時，媒體輿論有沒有必要去“過度配合”？一件名牌羽絨服穿在平時合情合理，穿在災難現場就成了問題。而它又真的算得上“問題”嗎？如果輿論過于配合，網友很有可能會忽略重點，無暇顧及那些真正的問題，身陷盲從的挑剔之中。在“挑剔”與“監督”之間，每個人都應該更理性一些。

在哈爾濱“1·2”火災發生后，哈爾濱市委常委、市委秘書長石嘉興身穿法國品牌蒙克萊（Moncler）羽絨服出現在火災救援現場的照片引發了網友熱議。目前，該品牌羽絨服在我國的售價基本為人民幣1萬元左右。（1月6日澎湃新聞）

循著慣例，這位陷入羽絨服風波的官員，馬上有了一個“棉服哥”的代稱。在突如其來的輿論口水面前，“棉服哥”匆忙解釋，該羽絨服是女兒從國外買來送給他，且在國外購買不過幾千元人民幣云云，顯然無法止住外界的猜測與質疑。

有種耳熟能詳的說法是：官員也是人。由此而論，盡管身為一市主要領導，盡管身處火災救援現場，只要是奔著為民排憂解難的目的而去，縱然有旁人看出“棉服哥”穿著奢華、衣價不菲，或者“舌頭無骨，隨彎隨闊”地非議幾句，似乎也不必過于上心和在意，更不必趕緊琢磨著如何將這些不利言辭刪得一干二凈。有道是君子坦蕩蕩，在眼下的氛圍中，哈爾濱市的“棉服哥”真該拿出坦蕩的姿態，來給傳聞和輿情降降溫。

作為一地的主要領導，在火災發生后突然冒出“棉服哥”的熱議，其內心的感受肯定好不到哪兒去。對“捕風捉影”或是連帶著“惡意中傷”的傳言，可以想到的對策無非兩招：一是運用可以調動的權力，盡一切辦法來刪而除之；二是身正不懼影子斜，有“衣”說“衣”、坦然面對，即便因此承受種種不實指責，也愿以自己的過硬品德與作風，一如既往地顯現其“為民、務實、清廉”的本來底色。

“棉服哥”能不能做到拿坦蕩來降溫？這當中，關于“萬元羽絨服”實為女兒國外購買的便宜貨，一來還需以具體可信的憑據來證明，二來“幾千元”到底是多少千元，也不能含含糊糊、語焉不詳，八九千元若也輕描淡寫地稱之“幾千元”，那么這種便宜觀就有點不太接地氣了。

另外，“棉服哥”還告訴記者：元旦假期期間，他穿著這件羽絨服去北京看望女兒。當晚在聽到火災造成消防員犧牲的消息后，他馬上改簽了機票趕回了哈爾濱。因為情況緊急，就直接從機場趕往了火災救援現場，沒來得及換衣服。聞此解釋，我反而更困惑了：身為主要官員，事態緊急之下，當然應該以最快速度趕赴事發現場，又何必多慮穿什么服飾才更襯托“救急之情”；再說了，我穿的是用自己勞動所得買的衣服，難道還怕像“楊表哥”那樣招致“因穿獲查”？

“棉服哥”應拿坦蕩來降溫，但至少從目前來看，他還需要亮出更佳的表現來才行，即便是關于那件頂尖品牌羽絨服來龍去脈的解釋證實上。

【災難語境放大了公眾對官員的挑剔心理，不過沒必要對此刻意遏制，因為它首先是對官員的一種監督。如果官員畏懼這種挑剔，他們在工作中才能重視公眾的訴求。】

哈爾濱“1·2”大火已經撲滅，但其引發的“次生災害”仍在蔓延。災難發生時，哈爾濱市委常委、市委秘書長石嘉興身穿一件價值不菲的羽絨服現身火災現場，被網友稱為“棉服哥”。石嘉興所穿品牌羽絨服國內售價在萬元以上，而石嘉興回應媒體稱，衣服是女兒由國外購買，不過人民幣幾千塊錢。

一件名牌羽絨服又給官員“引火燒身”。網友追問怒氣沖沖，官員回應小心謹慎。從“天價煙局長”周久耕到“皮帶哥”李建國，這些年因為“吃穿抽戴”問題攤上事兒的官員并不少，民眾對這方面的信息也更加敏感。一盒豪華香煙、一條名牌皮帶、一塊奢侈品手表，經過輿論聚焦、放大，官員很有可能就會遭到“劫運”。而在一些特殊場合，比如災難現場，任何與現場情形不搭調的細節，比如官員的某個不恰當的表情，也會成為刺激公眾神經的導火索。

火災現場哈爾濱這名官員所穿的名牌羽絨服到底有多大問題？回答這個問題不妨先剝離一下災難語境。作為哈爾濱市委常委，一個廳級官員的收入能不能消費起一件名牌羽絨服？國外代購幾千元也好，國內專賣上萬元也罷，單單看這件名牌羽絨服，并不是官員收入“不能承受之重”。在東北，因為保暖需要，冬天穿一件質優的羽絨服并不是過分要求，只要自己的合法收入足以支撐其消費，這件羽絨服本身說明不了什么問題。

哈爾濱道外區北方南勛陶瓷大市場倉庫1月2日著火，大火持續了20多個小時，造成11層高的建筑坍塌，5名消防員犧牲、14人受傷。如此慘痛的后果公眾足以痛心，而隨后哈爾濱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平安哈爾濱”發布的消息通報中，全文585個字有258個字都在說“領導高度重視”，更是引得輿情洶洶。在這樣的災難語境下，官員的言行舉止、“吃穿抽戴”等細節都會激發公眾的逆反心理，于是便有了公眾“羽絨服都穿這么貴，真不知道其他東西能用到什么價位”的詰問。

災難語境放大了公眾對官員的挑剔心理，不過我們沒必要對此刻意遏制。因為，盡管這種自發意識的挑剔可能會“過度聯想”甚至“無厘頭”，但它首先是對官員的一種監督。如果官員畏懼公眾的挑剔，他們在日常工作中才能重視公眾的訴求。值得注意的是，當災難語境放大公眾對官員的挑剔心時，媒體輿論有沒有必要去“過度配合”？一件名牌羽絨服穿在平時合情合理，穿在災難現場就成了問題。而它又真的算得上“問題”嗎？如果輿論過于配合，網友很有可能會忽略重點，無暇顧及那些真正的問題，身陷盲從的挑剔之中。在“挑剔”與“監督”之間，每個人都應該更理性一些。

在哈爾濱“1·2”火災發生后，哈爾濱市委常委、市委秘書長石嘉興身穿法國品牌蒙克萊（Moncler）的羽絨服出現在火災救援現場的照片引發了網友熱議，而他也因此被網友戲稱為“棉服哥”。據悉，石嘉興所穿羽絨服國內售價在萬元以上，而石嘉興回應稱，其羽絨服為女兒在國外購買，不過人民幣幾千塊錢。（1月7日 荊楚網）

繼“表哥”（楊達才）、“皮帶哥”（李建國）、“天價煙局長”（周久耕）紛紛落馬之后，“棉衣哥”的出現似乎讓看熱鬧的人“大失所望”——原以為會看到又一個貪官的落馬，卻不想不過是一場“善意的誤會”。我們并不能因此而責怪公眾的不正常心態，畢竟有著種種“前車之鑒”，但是總是帶著有色眼鏡去看待政府官員，且對他們總抱有一種“懷疑一切”的態度同樣要不得。

對于領導干部的個人喜好，筆者不置可否，但是筆者認為，穿什么樣的衣服就應該出現在什么樣的地方。近年來，出現了這樣一種怪病，一旦出現突發情況，領導們往往會扎堆的出現，一窩蜂地扎堆去現場，似乎不去現場就是不重視，不去現場就不足以體現領導地位，不去現場就不能為險情解決提供幫助。的確，在事發現場，領導們不僅可以更為直觀的了解事件發生的進程，而且能夠得到第一手資料，但是我們要問的是，這對于事情的解決又有多大的幫助呢？

一方面，領導“扎堆”容易造成“權力扎堆”。多方指揮，缺乏統一調度，甚至是外行指揮內行，不僅沒有起到極好的促進作用，反而擾亂了正常的工作秩序，造成不必要的傷害。另一方面，領導“扎堆”容易產生“失宜禮節”。領導到現場坐鎮指揮，就要安排歡迎儀式，傾聽領導講話，還要做好領導安全保護，等等。這些安排不做是對領導的不尊重，做了卻又顯得不合時宜，著實令現場處置人員頭疼。

突發事件的處理處置是每一位領導干部都必須重視且具備的能力，“第一時間趕赴現場”是一種極其負責的工作態度，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只有要到現場去，自己才重視、才能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幫助，不是嗎？像“穿著萬元羽絨服就趕赴救災現場”的事情還是少做一些吧，即便是再急切換個衣服總還是可以的，否則終究不過是擺擺樣子，走走過場，上上新聞，難逃作秀之嫌。

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穿不穿名牌羽絨服不是問題，到不到現場也不是問題，問題是該如何去轉變執政理念、執政觀念，時刻保證令行政通。只要做到這一點，領導們又何必在突發情況面前“擠作一團”呢？面對突發事件，真正能夠寬慰民心的不是幾句安慰的話，也不是幾個熱情的握手，而是擲地有聲的承諾、實實在在的行動和真真切切的改變。新時期就要有新風貌，領導干部也應當學會用實際行動來說話，走好我們中國人自己的執政路，展現屬于我們自己的當代中國官員的時代風采。

“萬元羽絨服”事件一出，便一石激起千層浪，引起了廣泛的討論，這些評論里面不乏理性的質疑，但更多的還是 “查一查”的起哄。從“天價煙”到“微笑哥”，這幾年因為在公共場合“舉止不當”被關注，繼而被揪出貪腐事實的官員可謂數不勝數，當今政府對網絡監督空前重視，幾乎做到了有曝必查，而網民對監督的熱情也空前高漲，一經發現，死咬不放，不達目的，誓不罷休。這一方面是網絡監督取得的勝利和長足進步，另一方面也折射出公眾監督途徑單一及部分網民的畸形心態，同時這種畸形關注也極有可能助長作秀之風。

在大家都在為遇難的消防戰士哀悼的時候，眼尖的網友盯上了某位官員的衣服和站姿，瞬間點燃部分網友的激情，瞬間口水齊飛，紛紛圍觀起哄，其實在他們心中，已經默認了這位官員是有問題的。在當事人解釋衣服來歷后，有的網友又關注其女兒是干啥的，出國的目的是什么等等。這宛如被圍在一群人中間指指點點，任你百口莫辯。信息時代，人人都有麥克風，大家圍觀起來更方便、更快捷、更“名正言順”。然而在大家圍觀的同時，是否考慮過信息是不是真實，觀點是否客觀，認識是否正確，是否帶有偏見？現在網絡上有兩種畸形心態，一種是極端的拜金心態，表現為現在流行的“有錢就是任性”“土豪我們做朋友”等。另一種就是極端的仇官心態。可以想見，如果是其他人穿“萬元羽絨服”，那定然不會被吐口水，相反引來的可能就是“膜拜”了。筆者認為，這兩種心態都對社會有很大危害。穿萬元羽絨服，決不能作為有問題的證據，死抓這個不放，是有違法治精神的，因為沒有任何法律規定官員不能穿萬元衣服，因為這個去質疑其女兒出國目的，那更是對他人隱私的侵犯。當然，如果因為這個導火索被查出確實有問題，那就另當別論，到時候大家倒可以大噴特噴了。

另一方面，網民如此“火眼金睛”，更大的危害在于可能助長作秀之風。按當事人的說法，他得知發生火災，第一時間趕到了現場，以至于來不及考慮著裝問題。如果這類事件多發，那么官員出門前必定對細節嚴加檢查，對動作、表情等等細節都“精益求精”，那么世上就會多出無數的話劇表演，這對社會資源豈不是一種浪費？如果出現緊急情況，豈不誤事，官員出現在公眾視野里盡可精心表演，在視野外又“回歸本真”，如“白表哥”，那對監督何益？要想構建健康的社會運行秩序，還需“正本清源”，無論是網絡還是其他傳播媒介，都應多關注正能量，只有多些愛和形成了正面健康的氛圍，社會才會越來越美好。

該事件更折射出網民監督意愿的高漲和監督渠道和能力不足之間的矛盾，希望當事人能坦蕩面對質疑，希望圍觀者仔細求證事實后冷靜客觀發表觀點，更希望監督機制愈加完善。?

近日，新浪官微“@平安哈爾濱”發布的一張“領導到哈爾濱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親切看望受傷的消防戰士”的現場圖片，再次在輿論場上激起波瀾。

圖片說明尤其刺眼：領導職銜、名字滿滿當當，傷員和治療狀況只言片語。這是一個典型的政府工作報道，洋溢著領導的溫暖，受傷消防員露出了半張臉，以說明慰問的對象和場景。網友嘲諷和批評說：“傷員淪為了領導秀親民的陪襯”。

早在這起令人揪心的火災事故發生后的第一時間，官方發布的事故通告里，585字里有258字的“各級領導重視”，九位領導六位提名，消防總隊卻成了最后的“協助”單位，而犧牲、失聯的消防戰士，他們的名字哪里去了？

說這是八股，其實還算客氣。在消防戰士的英勇犧牲面前，這樣的八股顯得寒冷。通稿，中規中矩，即便是在重大的犧牲和慘烈的事故中，依然穩穩當當地講頭銜、排序，有條有理，他們甚至都舍不得讓自己的感情“沖動”一下，哪怕只是稍稍打破一下常規，融入點人情，也會讓人感覺好受一些。

文風，透露著格調。領導慰問，是感慨英雄，重在撫恤，還是有感于領導慰問付出了多么大的“重視”，以至于領導一個個出動，排兵布陣，這不同的格調盡在圖片、書寫之中展示。

領導可能內心真誠地慰問和撫恤，但他們對通稿的書寫方式不會不聞不問，不會毫無察覺，對社會的觀感、反映不會毫無感知。文風，其實就是工作作風，在字里行間體現。

八股寫到了這個份上，已經具備了疏離人心的作用，不再能小視。八股在人們內心觸痛的時候拿出來，不再是笑料，而是傷害。這樣的八股一再出現，還有多少的“高度重視”，能讓人相信和敬重呢？“重視”，其實已經被消解，失去了分量，哪怕所有的領導出動。真正的重視是一種敬畏、體恤、溫暖，這是需要讓人感受到的真情實感，也同樣可以在字里行間散發，而那又該是一篇怎樣的報道呢？

585個字,“領導高度重視”占去258個！

1月2日，黑龍江哈爾濱市道外區太古街一處日雜倉庫發生火災。1月3日凌晨4時25分，哈爾濱市公安局官方微博針對此次火災發布了一份通告。有細心的網友統計后發現，這份585個字的通告，“領導重視”的內容占了近一半的篇幅，而最讓人揪心的消防戰士犧牲、受傷的情況幾乎被一筆帶過。對此，不滿之聲不少。

或許，當地有關方面會覺得委屈？

是的，1月2日下午1時發生火災，1月3日凌晨公安局的官方微博在其他通道沒有發聲的情況下熬夜發出一份通告，其實也算“蠻拼的”。況且，領導親臨現場、靠前指揮也完全是事實，各方面、各部門協同作戰亦不可否認，“群眾全部撤離無傷亡”也是真實結果。

尤其是“領導重視”，從4日該市政府的新聞發布會上透露的消息，三地、27支消防隊、152輛消防車、642名指戰員，如果沒有“領導重視”如何能夠在短時間內集結奔赴火場？如果沒有“領導重視”，如何能夠把公安、安監、行政執法等單位的人員協調調動起來？

那么，這些實話說出來以后，為啥沒有被點贊，反而招致罵聲一片呢？

當“領導重視”之類的表達被批時，人們實際上是在不滿或者說痛恨什么？

首先，人們反感的是這份通告官樣表達背后的不近人情。是的，火災發生后，領導和各相關部門都很辛苦，都在第一時間趕赴現場。但從一座城市的全局工作來看，今天的“領導重視”不過是在彌補昨天的工作不足罷了。該有的防火通道為什么消失了？平時的嚴格檢查為什么失效了？4年前的火災為何今日重現？在目前尚未查清原因，也未追責到人的情況下，領導的重視和努力難道不應該嗎？對分內之事著墨頗多，甚至給人一種當做成績宣揚的感覺，恐怕本身就有“喪事喜辦”的傾向。火災當前，表功優先，怎能不讓人反感？

其次，人們反感的是這份通告背后透露出的不思進取。盡管這是一份連夜推出的通告，但不知執筆者是否考慮過，這通告到底是給誰看的？此時，公眾最想知道的是什么？是領導和各單位做了哪些分內之事，還是那些為保衛這座城市付出生命的小戰士姓甚名誰？是安置受災群眾的具體措施，還是一句“無人傷亡”的概述表達？

最后，人們反感的是這份通告展現出的官僚主義味道。領導名字一個不落，排列順序完全正確，措辭表述高低有別。其實不只這次哈爾濱火災，在其他不少重大事故中，人們都會看到這么一段“領導重視”的“八股”表述。與其說這是面向公眾的情況通報，不如說是對上負責的工作報告，帶有明顯的“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心態。在反四風深入推進的今天，仍有這種官僚主義傾向嚴重的文章出現，如何不讓人懊惱？

說到底，人們反感的不是“高度重視”，而是這種不顧公眾心理需求的生硬表達，以及這種表達背后的權力傲慢。

哈爾濱2日一倉庫發生火災導致5名消防員死亡后，該市公安局的官方微博“平安哈爾濱”發消息公布基本情況，全稿585個字，其中領導“高度重視”“做出批示”“緊急部署”部分占了258個字，多名領導的名字和職務都在文中出現，而犧牲消防員的名字都沒有寫出。該稿件迅速遭到網上輿論的炮轟，哈爾濱市官方的整體形象因此遭受負面影響。

各地出了事故后，官方的情況通報和新聞稿往往突出領導“重視”和對緊急處置事件的“指揮”，這已成為相當固定的“黨八股”格式，各地在做這類發布時，幾乎不會有誰對它的實際效果進行思考。“平安哈爾濱”這次的突兀實際是對這種套路做了較為極端的發揮罷了。

時代早就變了，輿論的多元化格局已成事實。官方不再是信息的唯一發布者，而成為輿論場上的信息源頭之一。官方的輿論環境并不好，輿論場上批評官方的熱情很高，官僚主義幾乎面對著將其漫畫化的輿論“自動反應機制”，官方機構和媒體較為出格的表現都很容易被這個“機制”捕捉住，并遭放大，成為對官方形象的“高級黑”。

最典型的“高級黑”往往涉及以下領域，官員亂說空話套話，不恰當的親民秀，自我表揚，向上阿諛奉承，搞虛假自我展示露餡等等。可以看出，它們基本屬于官僚主義大的范疇，而官僚主義是最容易被發現、識破，并且嘲諷起來也最容易獲得戲劇性效果的官場表現。

從以往官方習慣的工作機制講，“平安哈爾濱”犯的不是什么大錯。它的小編可能經驗不足，審稿的官員或許不了解網上輿情，他們大體按照往常工作程序做事，只是“沒把握住分寸”。但互聯網輿論場可不這么看。

這么突出領導，被一些批評者認為是在幫著領導“開脫”，只寫出多名領導的名字卻無一名犧牲消防員的名字，被一些人解讀為“不重視生命”。哈爾濱的情況未必一定是這樣，但不能不說，各地基層出事時突出當地領導親臨指揮的報道方式，的確有些能看到幫他們開脫的影子，至少公眾這方面的印象是強烈的。

效果明明不好，一些地方出事當地的通報還那樣做，說明一些官員最重視的或許不是老百姓看了報道怎么想，而是什么樣的通報最有利于他們對上交代和渡過難關。

“高級黑”一旦形成，其結果不僅是地方當局的“自黑”，還會殃及官方的整體形象。必須指出，政府公信力是社會治理最寶貴的資源，而這個資源當前幾乎沒受到系統性的保護，對它的損害大體可以不受處罰。目前并不存在保護政府公信力的責權框架，這方面的事情基本處于放任自流的狀態。

政府公信力大概需要受到“緊急搶救”級別的保護，它理應獲得各級和各地官員們的“高度重視”。“平安哈爾濱”事件背后的那些深層原因是全國性的，如果現在不著手改善，它們還將造成一個又一個轟動的公共輿論風波，那將是地方治理的損失，也將侵蝕全國治理的效果。

關鍵是要真正清除官僚主義，真正弘揚實事求是的作風，這是比解決“高級黑”技術層面問題更重要的改進方向。當然，提高各地政府和官方機構的輿論應對能力也不應光說不做，一個地方政府吃一塹，全國各地的政府都應跟著長一智。

哈爾濱道外區火災導致5名消防員犧牲、14人受傷,人們在為“火燒連營”悲憤和難過、向犧牲的消防戰士致敬的同時,在網絡討論中,甚至在許多傳統媒體上,也發出反思的聲音:5名年輕消防員的犧牲是否可避免?應該如何減少消防員的生命之殤?

不能不說,這種反思不僅無礙對英雄的崇敬,而且是有意義的另類追懷。

在共和國幾代人的記憶中,為了國家、集體和人民的利益而犧牲,是無上光榮的事,“重于泰山”。應該說,危難時刻,那些為了公共利益挺身而出,不惜犧牲自己生命的人,是奉獻與忘我的極致,是人性最光輝的閃耀,雄踞人類精神的高地,是人們崇敬與學習的標桿。我們弘揚核心價值觀,永遠要傳承這種寶貴的精神財富。

我們要崇敬、學習、傳承奉獻犧牲精神,在一些情況下,的確也有必要反思,犧牲是否一定不可避免? 借助于日益豐富的信息獲取渠道和更加全面充分的公共討論,公眾在看待犧牲是否可避免的問題上,有了更多元的觀點,變得更加理性。

從新版《中小學守則》刪去“見義勇為”開始,就可以看出很多人已經開始更理性看待許多問題。對此次哈爾濱火災事件,包括新華社在內的許多媒體都質疑:既然群眾已安全疏散,為何消防員還要冒險進入火場?現場指揮是否進行過建筑物坍塌風險評估?

基于對生命的珍視,公眾和輿論不只是就事論事,對“本可避免犧牲”卻出現了犧牲深感痛惜,經過比較深入的思考,提出了許多建設性建議。集中體現在希望從體制層面解決長期以來的“消防之痛”,借鑒外國經驗,實行消防職業化。

說到底,越是崇敬犧牲的英雄,越要珍視生命價值,尋求盡可能避免犧牲、少一些犧牲的科學方法。消防救火是高危工作,僅有犧牲精神是不夠的,在絕對的犧牲精神之上,還有絕對的科學精神與專業技能。雖然難以徹底避免犧牲,但完全可以大大減少犧牲。《新華每日電訊》“好望角”專欄12月5日刊發的《奧斯陸消防“零殉職”的啟示》已給出最好的答案,無論是嚴格的準入門檻、高度專業化的訓練、科學的火場指揮處置,還是全社會的廣泛參與,都表明:高危的消防救火工作,做到消防員生命不高危并非神話。

可以說,對消防烈士最好的追懷,莫過于全方位改革消防體制,建立更專業的消防隊伍,實行更科學的消防訓練和救火指揮處置,從而盡最大可能不讓戰友再流淚。

哈爾濱大火的悲劇震驚了全國，幾位年輕消防戰士用自己的生命譜寫了悲壯的英雄贊歌，然而在痛悼英雄的同時，哈爾濱的大火也暴露出當下中國消防事業面臨的三個亟待解決的問題。

其一是消防資源不足的問題。當下中國正處于城市化的中期，一方面，人口密集的城區正在快速地膨脹，火災數量隨之上升，這讓消防部門長期處于超負荷的工作狀態。另一方面，城市的道路建設、布局規劃、管理措施又往往沒有跟上，這又導致消防部門常常需要面對極為復雜的工作環境。因此，加大對消防部門的資源投入已經成為城市管理中刻不容緩的問題。然而，由于我國的消防體制實行軍地雙頭管理，并沒有被完全納入地方公務機關的體系，因此往往在爭取地方預算的時候處于較為弱勢的地位。

更為重要的是，消防在本質上是投入很大但效果不夠顯著的事業，即在火災發生之前，花的錢很難見到效果。這就讓一些財政比較緊張的地方政府更傾向于將資源投入到可以迅速見效的部門，而只有在火災發生后才開始真正重視消防部門。

其二是消防人員專業性不足的問題。我國的消防部門主要以現役軍人為主。在現行義務兵役制為主的情況下，消防部隊面臨人員流動過快、消防戰士年齡較低、專業經驗不足、專業訓練有待加強等多方面的問題。當代城市消防是高度復雜、高度專業、高度危險的公共事業，它需要與之相匹配的高素質、高待遇、高穩定性的工作隊伍。在堅持消防部隊主要地位的前提下，有必要嘗試建立地方性的消防單位，并且將這種消防單位納入公務機關進行管理。這樣不僅可以解決流動性、專業性的問題，還可以為消防部隊人員的轉業提供更好的、更對口的平臺。

其三是消防主體單一、消防力量薄弱的問題。我國目前的消防體制主要成型于上世紀80年代中期，隨著城市化的快速推進，這種機制越來越難以實現對城市的有效覆蓋。在消防部門的領導下，以消防部隊為主，積極整合社會資源已經成為當務之急。就發達國家的經驗而言，一個完善的消防體制應該由消防部隊、地方消防部門與民間消防共同組成。消防部隊主要針對緊急、嚴重或是跨區域的火情，地方消防部門主要負責日常預防與一般性火情，而民間消防力量則可以在官方消防力量難以在第一時間抵達的區域內，進行緊急救險。

尤為值得注意的是，民間消防志愿者不僅可以成為整合單位、社區消防資源的渠道，而且可以成為公民消防意識、消防技能的培訓平臺。它對于人口密集且資源相對有限的城市化大國來說，具有極為重要的功能。不管是在上海的踩踏事件還是哈爾濱的大火中，我們都可以發現，許多災情往往都來源于大眾在預防知識方面的欠缺，許多令人痛心的損失本來也有可能通過公眾安全意識的提高而得以避免。我們的管理部門應該切實建立有效而非形式上的安全教育體系，而民間的消防志愿者組織正可以起到這樣的作用。

近年來頻發的城市災害，其實昭示著我們的城市管理水平、城市文明程度還存在許多亟待提高的地方。對有關的管理部門來說，除了悼念我們的英雄，更重要的是汲取悲劇的教訓，踏踏實實地深化改革，從而避免下一次的悲劇。

上海外灘擁擠踩踏致36人遇難49人受傷，哈爾濱火災致5名消防員殉職14人受傷……歲末年初，接二連三的事故給嶄新的日歷抹上了一層悲傷的色彩，新年的鐘聲帶來了沉重的安全警示。我們祈愿逝者安息，為傷者祝福，同時也不能不拷問血的教訓為何一再發生，如何避免悲劇重演？

對這些事故，輿論紛紛發出有針對性的追問，諸如：國際化大都市因何發生重大慘劇？大型商庫為什么成為消防死角？“世界級”現代化大工廠為何會發生爆炸悲劇？從這些事故發生的場所和起因中不難發現，它一定程度上折射出現代社會的安全之痛，急需適應性的安全防范思路與具體措施加以應對。

現代社會的一大特征是人員流動大，特別是互聯網信息暢通以及現代交通工具發達，可以實現大量人員的迅速集聚。每逢假期，處處人滿為患，安全風險也隨之增大。據報道，考慮到人流量大等問題，今年外灘未組織大型跨年迎新活動，取消了往年舉辦的燈光秀，但很多人不知情，仍奔著外灘看燈光而來。由于往年被嚴密控制的外灘變成“自由開放”的空間，顯露的危險信號并沒引起足夠重視，當發現情況異常而緊急調集警力處置時為時已晚。可以說，上海外灘踩踏事件與對短時間內大量人員聚集的風險預判不足、預案不夠不無關系。

值得注意的是，從近年發生的類似事故看，往往是民間性的燈會、展覽會和體育賽事易發生群死群傷事故。如北京密云燈會踩踏事故造成37人死亡15人受傷；杭州西湖煙花大會燒傷百人；早些年的太原迎澤公園燈展造成擠死105人傷108人事故等。對非政府主辦的活動或大量群眾自由集聚的場所，政府同樣負有監管責任，對風險加以研判并及時預警。廣州跨年之夜無倒數活動仍然做足預案分批放行，香港大規模迎新年倒數活動實施分階段封路、限制和分流人群等防范預案，廣州火車站春運采取“方陣式”控人流，這些做法證明積極主動的預案何其重要。

現代人的生活方式給群體集聚安全防控提出新的課題，現代工商業的發展對消防安全同樣是新的考驗。近年來，全國各地現代化工廠燃爆事故時有發生，大型商場、倉庫的熊熊烈火此起彼伏，且一旦發生事故往往驚天動地。哈爾濱大火暴露出消防通道被占、失火建筑未通過消防驗收、“住商混合”等系列問題，全國各地類似的火災“定時炸彈”還有多少難以讓人放心？還有多少現代化工廠缺乏與之匹配的現代化消防意識與安全措施？

著名的“海恩法則”指出，每一起嚴重事故的背后必然有29次輕微事故和300起未遂先兆以及1000起事故隱患。法則特別強調兩點，一是事故發生是量的積累的結果，二是再好的技術、再完美的規章也無法取代人自身的素質和責任心。這一法則雖然針對的是航空飛行安全問題，卻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意義，其核心是告誡人們：任何安全事故都是可以預防的。面對歲末年初的多起重大事故，無疑需要更多從現代社會特征與“海恩法則”的警示角度來審視，進而從技術、措施、預警、防范等方面進行有效的修補，摒棄防控懈怠，把任何可能發生的事故壓制在萌芽狀態。長期以來對群眾的應急演練、安全教育等方面的缺失無疑也須補上。唯此，慘痛的悲劇才可望不會重演。

【平日里消防安全監管不力，底數不清；諸多小隱患沒能及時清除；對人群高度聚集的建筑物缺乏必要的常態化檢查，一旦突發火災，就很可能會將消防員的生命推向萬劫不復的危境。這樣的悲劇不應該一再上演了。】

2日，哈爾濱北方南勛陶瓷大市場倉庫著火，“火燒連營”持續20多個小時，造成建筑坍塌，5名消防員犧牲。記者調查發現，消防通道被占、建筑未通過消防驗收、消防安檢缺失……這里近乎是一個“消防死角”。據當地警方披露，倉庫內使用超負荷電暖器或是火災直接原因。

一場慘烈大火，給“冰城”新年蒙上了濃濃的陰霾。年輕生命的猝然銷殞，固然令人痛惜，而當地日常消防管理的稀松，尤其讓人不解。我們在禮贊消防戰士英勇赴難的同時，或許也該追問，為什么會發生這樣一起蔓延20多小時的烈焚之痛？

與諸多起火事件一樣，這一次，哈爾濱警方也發現，禍患同樣起于“忽微”：倉庫內有人私自使用超負荷電暖器。然而，區區一個電暖器，不過是當地日常消防管理混亂失序的小小表征，并不能承載慘痛的災難。

新華社報道顯示，事發地屬于典型的商用、民用混合型建筑，地下一層是倉庫，1－3層是商鋪，4－11層是居民樓。這樣的商住混用建筑，歷來都是消防管理的重點與難點，需要有關部門下大力氣進行整治。遺憾的是，這一建筑居然在沒有通過消防驗收的情況下，即投入使用多年，不知道，這些年來，當地政府、安全生產監督管理、環保、消防等職能部門是如何履職的？

生命的代價也再次表明這樣一個簡單的道理，對消防隱患的寬容，就是對消防員的殘忍。這實質上是在用消防員的生命在“玩火”。

根據《消防法》等相關法律規定，事關公共安全，消防驗收是公共建筑物投用的“門禁”，驗收合格前絕對不能使用，只能進行整改。而據當地商戶講，多年來并無執法部門到這里進行消防安全檢查，更沒有提出整改要求或進行處罰。那么，相關部門為何聽任一個紅紅火火的大市場違規使用而無所作為？

還有，消防通道作為“生命通道”，不僅關系到事發建筑的人員安全，也關系到附近其他小區的公共安全。商戶私搭亂建當然有責任，而管理部門長期無視違建，不去清理，同樣存在不可推卸的責任。這原本是城市日常管理的必備功課，不可有絲毫懈怠，等到大火燃起，才來抱怨街道狹窄，消防車難以靠近核心區作業，顯然晚了。

就是這樣一個危險無時不在的區域，在哈爾濱市政府發布的信息中，卻是“非消防安全重點單位”。既然是“非重點”，也就不再“重點監管”，而只是“抽查”，甚至可能連“抽查”也缺失。于是，終于釀成慘劇。地方政府如此回應公眾質疑，不免讓人費解，究竟什么樣的建筑物，才算得上“重點”呢？

平日里消防安全監管不力，底數不清；諸多小隱患沒能及時清除；對人群高度聚集的建筑物缺乏必要的常態化檢查，一旦突發火災，就很可能會將消防員的生命推向萬劫不復的危境。這樣的悲劇不應該一再上演了。

一起造成多人死傷的慘烈事故，背后往往有著“人禍”痕跡。希望有關部門在排查具體責任人同時，也應該反思日常消防管理的疏漏，啟動責任追究制度，查查這里面有沒有失職瀆職的情形。不如此不足以喚醒管理者的良知與責任心，也不足以回應公眾的懸疑。

【過火的倉庫可以重建，生命卻不可能再來一次。防患于未然當然是最好的理由，在火災發生之初即得到有效處置同樣可免于更大的損失。與火魔對抗，需要勇氣，更需要經驗。】

趙子龍，1996年7月25日出生；傅仁超，1995年10月28日出生；張曉凱，1995年5月24日出生；楊小偉，1992年2月9日出生；侯寶森，1994年7月29日出生。

這些90后的孩子，是5位消防戰士。他們年輕的生命，止于1月2日哈爾濱市北方南勛陶瓷大市場的倉庫大火。“一個士兵，不是戰死沙場，就是回到故鄉。”他們沒能像孩子一樣回到故鄉，在與火災的肉搏中，他們像英雄一樣戰死于和平時代的沙場。以年輕的生命踏火而歌，哪怕血肉的軀體浴火焚身。在相關報道中，尤其讓人不禁為之淚奔的一個描述是，從目前的傷者統計來看，14位受傷者當中，有13位是消防戰士，一位為商場的保安人員，“群眾無一傷亡”。

是聞聲救苦，是慷慨悲歌，是馬革裹尸，是死得其所。但無論如何，面對這樣一些年輕的生命，永遠都沒有什么比“不死”更能讓人獲得欣慰和得到安慰。過火的倉庫可以重建，生命卻不可能再來一次。從2003年湖南衡陽特大火災致20名消防官兵因公殉職，到此次哈爾濱大火致5名消防戰士遇難，生命如此寶貴，有沒有什么辦法可以減少類似悲劇？

防患于未然當然是最好的理由，在火災發生之初即得到有效處置同樣可免于更大的損失。哈爾濱倉庫大火目前僅初步判斷系電暖氣超負荷引發。倉庫重地，電暖氣超負荷運作乃明顯違規之舉，倉庫方面為何未能及時發現？另外據悉，火災發生20分鐘左右消防隊已趕到現場，但因街道擁堵，只有4輛消防車到達核心現場滅火。那么，這個倉庫到底有無消防通道，又為何被擁堵？目擊者表示，“因為氣溫是零下20多攝氏度，水槍噴出去基本就結冰了，火勢控制起來很慢”，低溫滅火，有無“水槍”之外的滅火器具選擇？

就相關報道來看，火災于下午一點左右發生，倉庫外部明火當晚7時許已被撲滅，隨后消防人員進入倉庫內部繼續清理火災隱患。當晚10時許，倉庫的樓板突然發生塌方，參與救援的多名消防戰士被埋，由此引發死傷事故。在消防領域，大火導致建筑塌方又叫“建筑火災倒塌”。建筑之所以會被“燒垮”，因為它有耐火極限，過了這個極限，建筑就會發生變形。這已屬消防常識。但哈爾濱事故中，消防官兵在大火燃燒9個多小時后仍留在火災現場。除了神圣天職帶來的感動外，也應思考如何多些科學與審慎。

與火魔對抗，需要勇氣，更需要經驗。在壯烈犧牲的5名消防戰士中，年僅18歲的趙子龍系2014年9月1日入伍的新兵。或許對于新兵趙子龍來說，天職所系，火情就是命令，哪怕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但我們更希望，他和他的戰友們可以從不死中獲得更多寶貴經驗。消防是一項專業性很強的特殊工種，正因為此，美國的專職消防人員實行職業化制度，其隊員最低招募年齡為29歲，且必須經過高校專業畢業，具有大學學歷，同時要進行消防專業業務培訓后方能上崗。

5位年輕的消防隊員之死，重于泰山。他們雖死，必有浩氣長存。但“如可贖兮，人百其身”，因此如有可能，我們仍希望他們可以不死，可以盡孝于父母，可以盡享其人生。

【2003年衡陽大火之后，盡管“職業化”已是從消防部門到社會大眾的共識，但相關的改革遲遲未啟動。各地消防員普遍面臨人力不足、專業滯后、待遇偏低的職業尷尬。】

1月2日13時14分，哈爾濱市道外區太古街727號一倉庫發生火災。21時37分大樓突然坍塌，造成5名消防員犧牲，14人受傷。

人們哀悼5個年輕生命的逝去，同時更向這些英勇的消防員致以崇高敬意。消防員是烈火中的英雄，他們總是不顧自身安危，出現在危險關頭。統計顯示，我國每年有近30名消防員在救火中犧牲，近300名消防員受傷甚至致殘，消防員以生命為代價，守護公眾生命財產的安全，他們是我們這個時代當之無愧的英雄。

消防員的獻身精神固然可歌可泣，但如何在保障民眾生命財產安全的同時減少消防員的傷亡，也值得思考。事實上，中國消防員的傷亡率在全世界是偏高的，許多火場傷亡事故并非不可避免。

以建筑火災坍塌事故為例，這樣的事故雖來得突然，但并非無可征兆，傷亡并非不可避免。在消防指揮層面，可在救火初期就對失火建筑進行充分的評估，評估火場坍塌的可能性，制定防止坍塌的救火方案，同時設置專門的安全人員，加強火場安全的偵察；在救火操作層面，如果現場消防人員有著足夠的警惕意識和豐富的判斷經驗，隨時捕獲火場的異常信號，那么就有可能在坍塌發生前，及時撤出滅火人員。

所有的這一切，都是建立在完備的專業知識和豐富的火場經驗之上的，對于消防人員的職業素質要求非常之高。可是，我國消防員主體為現役武警官兵，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服役多年的消防員剛累積了一些實際經驗，就得退役，新來的消防員則是經驗全無。許多年富力強、經驗豐富的消防指揮官由于不能獲得晉升，往往在黃金從業年齡離開了這一行業。近年來出現的合同制消防員，也屬于“臨時工”性質，人員流動頻繁。這樣的現實下，消防員的職業素質堪憂。

而在國外，消防員基本上都走職業化之路。在英國，專門設有消防學院，從新入職的消防員到地方消防官員都需到學院接受培訓。日本建有56所消防學校，隊員經過嚴格的職業教育訓練，才能成為合格消防指揮員。而各國對于消防員都有優厚的福利薪酬制度，吸引最優秀的人才加入消防員隊伍，如美國從業5年的消防員比大學教授工資還高。

2003年衡陽大火中20名消防官兵犧牲，其后的十余年間，呼吁消防人員“職業化”的聲音不斷，但遺憾的是，盡管“職業化”已成從消防部門到社會大眾的共識，但相關的改革遲遲未啟動。各地消防員普遍面臨人力不足、專業滯后、待遇偏低的職業尷尬，這樣的現實，正是消防員傷亡事故頻發的深層原因所在。

在城市化、工業化高速發展的中國，消防遇到的挑戰正越來越大，所需承擔的消防任務也越來越繁重、復雜，這對消防人員的職業素質，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消防人員“職業化”不能再拖。我們當借鑒國外經驗，在消防員人員編制、薪酬待遇、學習培訓、上升通道等方面，進行全面的職業化建設，讓我們的消防員不僅“英勇”，而且“善戰”，在維護公眾安寧的同時，最大程度減少流血犧牲。

從哈爾濱道外區太古街南頭日雜物品倉庫發生火災到現在，已經過去接近70個小時，事故調查及救援工作仍在繼續。事故發生后，被住戶和周邊居民反復提起的，是“多個消防通道被堵塞、甚至被開成店鋪”的問題。甚至有報道稱，該樓盤是“爛尾樓”，都沒通過驗收，堵塞的消防通道何以通過消防安全檢查？對該建筑的種種質疑，相關部門如何回應？（據2015年1月5日 中國廣播網）

在自媒體時代，每一起新聞事件發生后，社會公眾的關注力已不滿足于停留在事件本身上，而是轉到對事件背后原因的深刻探求上，渴望了解事實真相，對突發重大新聞事件尤其如此。所以，媒體介入事件報道時，決不能僅憑三言兩語的爆料簡單定論，畢竟得出結論需要大量的調查取證和科學分析判斷，我們要相信相關部門最終會給出此次哈爾濱火災客觀真實的調查結果，媒體不妨都靜下來耐心地等一等。

近日，類似情況還發生在距今有600年歷史的云南巍山縣省級文物保護單位拱辰樓的火災報道中，對于大火因何而起，有媒體報道說，4日下午，當地一名知情者爆料稱，著火前拱辰樓被私人承包做茶社，當地很多人都知道。游客想要登上拱辰樓需要繳納兩元錢門票，進入茶社喝茶或休息需要另外收費。不論這一爆料是真是假，暫時都不應作為起火原因的最終結論，必須以權威部門的調查為準，強調權威發布，媒體報道時應該慎重。

在新聞事件報道中，社會輿論的關注常常受傳播信息的引導，媒體的一些不實或不當的報道，會使事件產生一些意想不到的波瀾。比如，去年2月26日，有媒體根據網上爆料，公開刊發《南京公務員夫妻打癱護士》的新聞，由于報道刻意地將患者家屬的公務員身份凸顯出來，恰好與社會公眾的“懲貪官”、“滅富貴”心理相契合，使得這則新聞連同一些未經證實的消息，在互聯網、微信、微博上迅速傳播，形成了幾乎一邊倒的壓迫性輿論。迫于輿論壓力，當事的男性公務員單位——江蘇省檢察院立即宣布對打人者停職的處分。

應該說，這種在第一時間“雷厲風行”地進行切割式危機處理時，如果事實清楚，定性準確，這樣的處理確實會起到很好的效果。但如果事實有誤，處理不當，就會傷害當事人的合法權益，也會助長網民的不良情緒，陷入惡性循環。在這方面，也是有深刻教訓的。

客觀地說，爆料只是進行調查的線索，而不是最終結論。尤其是眼下相對保持輿論靜默，無論是對火災善后處理還是對事故調查判斷，都會創造一個良好的環境，能夠有效防范媒體報道誤導輿論，先入為主，加劇調查難度，誘發社會矛盾。可以說，儲存酒精膏等危險品、4年前曾發生火災、消防通道被占用、居民多次反映無果等等，都可能是導致這場火災的原因，但何為主要原因，何為次要原因，哪些是直接原因，哪些是間接原因，不是僅憑幾句爆料就能琢定的，而是需要結合現場實際，進行大量的調查取證和深入細致的分析研判才能確定下來。專家最有發言權，媒體報道可以監督，但別給幫倒忙。

經驗教訓一再表明，事件在未明朗或在社會條件未成熟之時妄下結論，容易引起受眾的誤讀和盲目夸大。而許多事務又常常是真象與假象混雜，加之大多數人都無法親臨事件現場耳聞目睹，基本上是依靠媒體報道去了解。這樣，在相關部門還未有定論，記者還未查實真相的時候，媒體就把各方都還在求證商榷的問題大張旗鼓的公之于眾，極易引起輿論的誤導。

當前中國社會各種矛盾的復雜性和脆弱性不可小覷，西方“顏色革命”的威脅日益加劇，堅守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和倫理道德，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媒體責任重大，任務艱巨。媒體不妨就從哈爾濱火災事故做起，耐下心來等到權威調查結論出籠后再作報道也不遲。新聞有時是搶出來，有時也是等出來的，心急吃不了熱豆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