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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讓科學家管好科研經費2014-10-22 09:32

近日，多名院士、大學教授因身陷科研經費腐敗丑聞被查，科技投入問題再次成為社會熱議話題。與此同時，《關于深化中央財政科技計劃（專項、基金等）管理改革方案》獲批，有力地回應了公眾關切。有專家稱，這一方案的出臺，意味著我國科技投入的管理將出現歷史性轉折。（10月21日《新華每日電訊》）

資料顯示，2013年全國公共財政科技支出超過5000億元，而1978年這一數據僅為52億多元——不到40年，我國的財政科技投入增長了近100倍。科研投入的增長，在近些年呈現出喜人景象，但與此同時，科研腐敗和科研注水現象也越來越普遍，以至于有人痛心發問：科學家們怎么在曾經孜孜以求的科研經費面前倒下了？

對于這組數據，我覺得有兩個背景信息需要留意：其一，科研經費亂象實際上是一個老問題了，這些年科研經費多了之后浪費驚人，在過去科研經費捉襟見肘之時候同樣存在類似問題；其二，財政經費“跑冒滴漏”現象，不僅存在于科研領域，其他政府撥款的項目中也大量存在，有些甚至比科研領域更嚴重。

結合這兩個背景信息，我們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當前科研經費管理中存在的諸多問題，其根本原因不是錢太多（事實上我們的科研經費總體還是太少），更不是科學家集體性墮落（雖然不排除個別人有此情況），而主要是一個科學管理的問題。

道理很簡單。科學家可能是這個星球上最有智慧的一群人，既然他們能精確地把衛星送上月球，管好5000億元的科研經費，想必也不是什么難事。但問題恰恰在于，科學研究工作與科研經費管理，奉行著幾乎完全相反的邏輯順序。

科學研究奉行的是“共榮原則”，它是以最優秀人的水平為代表的。一個拔尖人才的一項科研突破，代表著一個群體的科研水平，讓大家都覺得“與有榮焉”。然而，科研經費管理適用的恰恰是“木桶理論”，它總是受最差的道德、品質和行為的約束，即使多數人是自覺的，但也不能忽視那些最差的人的表現。

有人認為，科研經費的管理者必須是一個“惡人”。這個“惡”，不是說管理者的品質低下，而是他在被管理者面前應該是一個不講情面的人，追求“制度面前人人平等”。更重要的是，他假設被管理者都可能有潛在的人性缺點，而管理的目的就是讓不自覺的人無從下手。

因此，科研經費存在的問題，本質上是一個管理學命題。這跟科學家的能力以及總體品質，并沒有太大關系。如果沒有一個合理的管理制度，即使再聰明的科學家，恐怕也不能做到毫無紕漏，因為漏洞無處不在，他可能自己都不知道哪條是正確的道路。從這個意義上講，不是科學家自己管不好科研經費，更多的還是管理的導向沒有做到明確具體、獎懲分明。

可以看出，此前媒體對科研經費的批評，最終指向的不僅僅是揭露和批判，更多的是一種期待和關切，呼吁完善的監管制度的出現。在這個意義上，《關于深化中央財政科技計劃（專項、基金等）管理改革方案》的出臺，對于科研工作者來說，既是一種約束，更是一種保護。通過約束少部分人內心的“小惡魔”，能夠保護執著科學研究的“天使”。

一個管理方案的出臺，能夠回應民眾的一部分關切，解決現實中的一些問題，讓科研經費回到其科學屬性。不過，除了用制度約束不自覺者，防止出現“一個課題報銷一千多張火車票”的亂象，還得要創新分配方式，讓更多具有探索精神的突破性科學研究得到支持。畢竟，有效率才是最大的節約。

科研經費如何杜絕“跑部錢進”2014-10-22 07:57

近日，多名院士、大學教授因陷科研經費腐敗丑聞被查，科技投入問題再次成為社會熱議話題。幾乎與此同時，《關于深化中央財政科技計劃（專項、基金等）管理改革方案》（下文簡稱《方案》）獲批，有力地回應了公眾關切。有專家稱，這一方案的出臺，意味著我國科技投入的管理將出現歷史性轉折。

有關統計顯示，我國全國公共財政科技支出每年已超過5000億元，但鮮有世界級科研成果，改變科研經費的配置模式，由此顯得十分迫切。根據《方案》，按照財政部、科技部的規劃，政府將不再直接管項目，分配項目經費、課題經費，杜絕“跑部錢進”。

如果能真正做到杜絕“跑部錢進”，這將很大程度改變我國的科研格局。從目前的《方案》看，有杜絕“跑部錢進”的良好初衷，但如果執行、落實不到位，“跑部錢進”會依舊存在，而且可能更甚。另外，要用好科研經費，除改革投入管理之外，必須改革對科研人員的管理、評價，切實建立現代大學制度和現代科研制度。

首先，科研資源集中，有可能進一步加劇科研行政化。按照《方案》，將致力于解決資源配置碎片化的問題，進一步聚焦科研項目做大事。資源配置碎片化，在現實中，導致了多頭申報，重復資助，重復投入等問題，這需要治理。但是，把資源全部集中在一起，也意味著權力進一步集中，如果不能有效處理政府與科研基金會的關系，會進一步加劇科研行政化。

如果綜合評審委員會的所有專家，都由政府部門聘任，那么，評審權說是在綜合評審委員會，卻仍舊在政府部門；如果綜合評審委員會的評審不獨立，政府部門官員可以左右最終評審結果，那在申報課題時，還會有跑要現象、“戴帽子”項目。

其次，科技計劃將科研項目分為五類，有可能被高校、科研機構視為不同等級進行考核。新的科技計劃（專項、基金等）體系，包括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國家科技重大專項、國家重點研發計劃、技術創新引導專項（基金）、基地和人才專項，這貌似讓科技計劃成為一個整體，但也帶來另一方面問題，即科研項目，被分為等級。高校和科研機構會按不同的科研項目，對教授、研究人員進行考核。

新《方案》并沒有回答怎樣解決這一問題。在筆者看來，解決這一問題的關鍵，在于大學建立現代學校制度，科研機構建立現代科研機構，具體而言，就是在大學和科研機構實行以“學術自治，教授治學”為核心的現代治理，對教師、科研人員的考核標準，應該由教授委員會、學術委員會制訂，并具體執行，而不能由行政機構制訂、執行；學校和科研機構的財務信息公開、透明，接受社會監督。

如果大學和科研機構均實行行政治理，把科研項目、經費作為考核教授、科研人員的重要指標，整個學術界就會一直崇尚資源，卻不崇尚學術，那么以整合學術資源為重要特征的新科技體系，難以改變崇尚資源的風潮，科研經費還是難以真正用到刀刃上。

冰啟（上海教師）

別讓巨額科研經費流入個人腰包2014-10-22 07:39

近日，包括李寧等院士、大學教授因陷入科研經費腐敗丑聞被查，科技投入問題再次成為社會熱議話題。據全國政協的一份統計材料：2013年，全國公共財政科技支出超過5000億元。與巨額投入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我國真正世界級的科研成果和大師級的科學家還鮮有出現。與此同時，由科技部、財政部共同起草的《關于深化中央財政科技計劃（專項、基金等）管理改革方案》已獲國務院批準。有專家稱，這一方案的出臺，意味著我國科技投入的管理將出現歷史性轉折。（《第一財經日報》10月21日）

早在2011年12月，《中國青年報》發表的文章披露，高校科研經費數額巨大而監管形同虛設，截挪侵占、虛報冒領現象非常普遍。文章見報后，引發各界熱議，呼吁加強對科研經費的監管。今年全國兩會期間，高校科研經費被亂花的話題再次為代表委員熱議。一時間，科研經費成了“唐僧肉”、科研項目等于自動提款機的說法成為全社會關注的熱點。

上述報道之所以再次刺痛公眾的神經，是因為新華社首次公開了去年的全國公共財政科技支出超過5000億元，比1978年的52億多元增長了近100倍，結果引出這樣一句驚天之問：巨額的科技投入到底流向了哪里？中國科協一項調查顯示：科研資金用于項目本身僅占約四成，這意味著大量科研經費流失在項目之外。人們擔心，其中不少經費會流入李寧之類的項目負責人的腰包。

一年5000億元的科技投入，已經超過了2013年中央財政教育支出的4132.45億元，足見國家大力發展科技事業的決心之大，但事與愿違，巨額投入反而“造就了”李寧等科技領域的諸多“蛀蟲”。這讓人痛心疾首。

令人欣慰的是，以上述《方案》的獲批為標志，我國已經開啟了科技投入管理體制的改革。從《方案》確定的五項改革原則看，一是轉變政府科技管理職能，二是聚焦國家重大戰略任務，三是促進科技與經濟深度融合，四是明晰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五是堅持公開透明和社會監督，每一條都切中時弊，大方向完全正確。接下來要做的就是如何將細化后的原則措施加以落實。

以第五條為例。堅持公開透明和社會監督，兩者缺一不可，監督必須建立在公開透明的基礎上。鑒于科研領域的高度專業性以及小眾化，兩部委在堅持公開透明的同時，尤須完善監督體系。以對經費的使用情況進行監督來說，包括：對部門計劃的項目負責人及其所在單位的監督，主要是對項目執行的財務狀況進行必要的審計，監督經費使用的合法性、合規性，審查所開支的款項是否符合規定；對經費使用過程存在的問題，要給出必要的建議，問題嚴重的，將訴諸法律予以處分。

針對現狀，當務之急是建立健全人民代表大會的宏觀監督、科技教育管理部門的日常監督和審計部門的事后監督體系，確保科研經費事前、事中和事后的全過程監督。監督對象不局限于科研經費使用單位和個人，還應包括科研經費管理部門。監督內容除了科研經費分配、使用情況，更應注重對使用效果的監督和評估，以此形成全方位的監督體系。只要這條能得到細化和落實，科技經費腐敗現象當能得到有效遏制。

不能既做教授又當老板2014-10-22 07:39

日前，中紀委官網發布科技部黨組關于巡視整改情況的通報，證實中國農業大學教授李寧已被依法批捕。據悉，李寧在農業大學“財大氣粗”，人人稱其為“李老板”。事實上，“李老板”名副其實，其名下有多家生物技術公司，分別在北京和無錫等地。（《中國經濟周刊》10月21日）

李寧在農大應該被稱為“李教授”，然而，人人卻稱其為“李老板”，這說明農大的很多人早就知道李寧一邊當教授一邊當老板。此外，李寧是中國工程院院士，還是很多科研項目的負責人和評審。這么多的重要角色集于一身，或許為李寧長期以來獲得、轉移科研經費提供了方便。

多年前，很多教授就被研究生們稱為“老板”，原因是，教授的手中不僅掌握著大量經費，還掌握著研究生前程，是研究生們在為教授“打工”。后來，教授變“老板”的內涵發生了變化，即教授不但是研究生們的“老板”，由于自己還創辦了公司，成為真正的企業老板。李寧就是一例。

既當教授又當老板是否可行？從國外的例子來看，似乎可行，比如說，國外一流大學的不少教授都有自己的公司，以便讓產學研“親密”結合。然而，卻很少看到國外教授像李寧一樣把科研經費轉移到自己名下公司，原因是人家的科研經費在分配、使用和監督方面比較成熟，科研經費的撥款與審核彼此獨立。

也就是說，李寧之所以能套取科研經費，不完全是因為李寧自己開公司，主要是因為我們的科研經費在分配、使用、監督等方面出了問題。比如說，李寧既是一些重大項目的專家組組長、學術帶頭人，又是這些項目課題的評審，既當運動員又當裁判員，這樣一來，李寧涉及的相關項目就能獲得大量的科研經費。

可見，我們的科研經費首先在分配環節就有問題，即不是公正合理地分配經費，而是像李寧這樣的關鍵人物在經費分配中起重要作用。另外，對科研經費使用缺少監督，應該也是李寧套取科研經費的重要原因。

有高校管理者指出，科研資金流失的原因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對科研項目人力成本的投入不到位，課題負責人收入與付出不成正比，難免心理不平衡。二是已完成課題驗收的結余經費，按規定應上交，但普遍做法是留給課題負責人支配，管理比較寬松。這些說法應該是事實，但顯然不止這兩個原因。

在筆者看來，包括李寧在內的相關教授套取科研經費，首先我們要圍繞“科研經費”的分配、使用等環節進行系統反思。要從相關制度上、現實操作上進行反思。應該吸取各種科研腐敗的教訓，完善相關制度，并監督實際操作符合制度規定。

其次要圍繞“產學研”結合進行反思。既然國家投入巨額經費支持科研項目，還應該在科研成果轉化方面進行周密設計。比如，李寧旗下生物科技公司濟福霖，就擔任了研究成果轉讓的角色。盡管我們有《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等相關法規，但類似于李寧這種科技成果轉化方式是否符合相關規定，值得追問。

雖然教授變“教授老板”在國內外的例子很多，但筆者卻不贊同這種現象，因為教授所開公司的業務多與自己的研究領域有關，很難防止腐敗。而且，教授一邊搞教研，一邊當老板，很難保證教研質量。另外，“教授老板”還模糊了教研與市場的邊界。教授與老板，這兩種角色不應該重疊或者模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