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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經濟之聲《天下財經》報道，“工資過快上漲會傷害經濟。”這是社科院副院長蔡昉的最新說法。（10月20日，光明網）

從網上輿論看，絕大部分網友對蔡昉院長“工資過快上漲會傷害經濟”的論調頗有些反感。的確，從現實看，中國近三十年來一直依靠低廉的勞動力，成就了“中國制造”的赫赫威名，即便是近幾年“長三角”“珠三角”等地因為“民工荒”被迫調高了工人工資，但從整體來看，我國勞動力工資上漲幅度算不上“快”。另外，據全國總工會一項調查顯示，我國居民勞動報酬占GDP的比重，22年間下降了近20個百分點，與勞動報酬比重持續下降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資本報酬占GDP的比重上升了20個百分點。簡直可以說，勞動力工資的漲幅遠遠被甩在了企業發展的屁股后面了，何來“過快”之說？

不過，感情上的不認同，并不代表蔡院長說的就沒有道理。工資的過快上漲必然加大企業的運營成本，當企業難承受成本壓力導致企業破產，進而影響經濟發展。所以，“工資上漲過快傷害經濟”也并非是空穴來風。

既然存在這樣的風險，我們就不應該視而不見，而應該未雨綢繆，早做預防。蔡昉院長提出了他自己的辦法：“通過穩定農民工就業，提高勞動參與率、繼續實現資源重新配置而獲得全要素生產率。這樣就有了替代工資上漲的辦法，既讓農民工愿意出來就業，又可以利用好公共政策。”簡而言之，就是讓工作的人干更多的活，或者是讓更多的人來干活。筆者認為這個辦法只能解決人手不夠的問題，很難解決“工資上漲”的問題。

近年來，隨著我國“人口紅利”的逐漸消失，基本上告別了勞動力幾近無限供給的時代，勞動力趨于緊缺，勞動力成本大幅攀升，工資上漲成了不可逆轉的趨勢。現在我們能做的就是如何避免“工資上漲過快”。

其實，無論是此前的工資增長過慢，還是蔡昉擔心的“上漲過快”，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國的勞資關系缺乏平等協商。在勞動力富余之時，資方常常擺出一副高高在上的面孔，開多少工資全憑老板一句話。如今世易時移，勞動力短缺開始顯現，打破長期由資方主導的人力資源市場格局，開始有了“自主定價權”，就很有可能漫天要價，要求企業給過高的工資。這樣一來，表面上看是勞動者贏得了主動，爭得了利益，但是同時，過高的人力成本擠占了企業的利潤空間，削弱里企業的競爭力，企業發展受到影響，最終遭受損失的還是在企業工作的勞動者。

所以，解決“工資上漲過快”問題，既不能依靠工薪族的自覺，更不能仰仗企業老板的蠻橫無賴，最好的好辦法就是建立工資集體協商機制，通過勞資雙方工資集體協商進行規范化的利益博弈，以對話代替對抗，在工資分配制度、工資分配形式、工資支付辦法、工資標準等事項進行平等協商，形成勞動雙方共同參與的工資解決機制，才能兼顧企業和勞動者雙方的利益，促進工資水平與企業效益相掛鉤，形成工資的正常增長機制。

民生無小事，而工資又是民生之源。只有解決好作為整個勞動經濟權益中最核心環節的工資收入問題，我們才能構建起公平、公正的利益分配格局，才能真正讓勞動者共享企業發展與經濟社會發展的成果。

據經濟之聲《天下財經》報道，“工資過快上漲會傷害經濟。”這是社科院副院長蔡昉的最新說法。蔡昉指出，過快的上漲也意味著有過多的企業會變得困難。如果過快的話，的確會傷害我們的經濟，有點承受不起。因此，我們并不需要工資無限制上漲。 （10月20日，中國廣播網）

工資屬于企業人力資本的投入，是企業利潤和經濟發展的來源，是不可缺少的支出。沒有這方面的支出，企業也就沒有利潤，經濟也不可能發展，這是最基本的經濟學常識。當然，壓縮工資開支水平甚至取消工資，企業的利潤會增加。然而，對于現代文明的現代企業而言，能這樣做嗎？絕對不能。工資要不要上漲，這取消于企業的利潤水平，也與同行業企業的用工水平相一致，也就是說，有個隨行就市的問題，具有客觀性，不是個別企業想漲就漲、想不漲就不漲的問題，

現在，到了“工資過快上漲傷害經濟”的地步了嗎？如今，絕大多數國內企業員工的工資上漲水平跟不上物價上漲的水平，生活成本大增。在不少城市和地區，廣大中低收入階層的人均月收入在兩三千元左右，而國內經濟的發展速度這些年來一直在全球領先，這也意味著國內不存在工資上漲過快傷害了經濟的問題。在這種背景下，工資水平還應當上漲，與國內經濟發展水平相協調。

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發展經濟的目的是造福百姓，漲工資是百姓尤其城市百姓受惠的重要途徑之一。如果發展經濟的目的就是為了追求所謂純利潤而在漲工資問題上糾結再三，發展這種經濟又有什么意義？須知，努力給企業員工漲工資，這也是讓國內民眾享受改革發展成果、奔小康的題中應有之義。否則，在人口老齡加速的態勢下，會出現人未富先老的尷尬，會讓廣大中低收入階層對改革失去應有的信心。

至于漲工資會給企業增加成本，這需要企業通過技術創新、管理創新等其他渠道來消化，絕不應當打不漲工資的主意。君不見，一些企業該漲工資而壓著不漲，該企業員工用腳投票走人沒商量，反倒傷害了企業和經濟，哪頭劃算？當下，正倡導拉動消費內需促進國內經濟發展。對于城市或城鎮人口來講，只有提高工資水平才能拉動消費，兜里銀子羞澀，怎么消費進而拉動內需？豈不是紙上談兵？

靠勞動力價格低廉來支撐企業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做強做大企業進而發展經濟，從宏觀方面講，要調結構、轉方式；從微觀方面講，要靠創新。如果企業消化不了漲工資而帶來的用工成本增加，仍打不漲工資或少漲工資的主意，說明其已經不適應當今經濟生態圈的競爭了，該壽終正寢了。

“工資過快上漲會傷害經濟。”這是中國社科院副院長蔡昉的最新說法。蔡昉指出，工資上漲現象是好事，它能改善收入分配，但是過快的上漲也意味著有過多的企業會變得困難。作為進步的一種機制，我們看到一部分承受不起高成本的企業已經垮掉了，可是另一方面，如果過快的話，的確會傷害我們的經濟，有點承受不起。因此，我們并不需要工資無限制上漲。（10月20日，中國廣播網）

雖說“工資過快上漲給企業發展帶來困難”的觀點并非完全沒有道理。但是，在公眾熱情期待漲薪的大背景下，蔡昉的觀點顯然不受人待見。需要理清的是，勞動者的工資真的過快上漲了嗎？除了壟斷行業與部分高新技術行業以外，又有多少行業的工資過快上漲呢？要我說，判斷工資是否過快上漲，主要看兩個因素。一看物價指數，二看經濟發展水平（俗稱GDP）。受石油價格下挫的影響，目前的物價漲幅正在回落，但是房價繼續噌噌往上冒，民眾對較低的物價漲幅難以感同身受，普遍感覺“錢不經用”。而且社會經濟不斷向前發展，提高勞動者的工資水平，是天經地義的事情，并非誰對勞動者的恩賜。

當然，對于效益不好的企業來說，要讓他們漲工資確實有困難。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勞動者不能漲工資，或者說抱怨漲工資傷害經濟。在我看來，這個問題要這樣看：一是企業要轉變發展方式，嘗試提檔升級，提高競爭力；二是政府要通過實際行動幫扶企業。特別是效益不好的企業與小微企業，要讓他們給員工漲工資，政府要體現責任擔當，積極“化稅為薪”，避免企業因漲工資承受太大的壓力。

筆者注意到，中央出臺了一些減稅措施。比如，上調增值稅和營業稅起征點，對金融機構與小型、微型企業簽訂的借款合同免征印花稅，對微型企業免征２２項行政事業類收費。今年9月國務院又出臺六大舉措扶持小微企業，月銷售額3萬以下暫免征稅。但是從企業發展現狀來看，中小企業特別是小微壓力仍然很大，完善結構性減稅政策，減輕企業稅費負擔還須繼續加力。此外，還要防止某些企業享受了政府提供的減稅優惠，卻以經營困難為由，不給員工漲工資。

對此，一方面，政府要把握公平導向，陽光操作，把減稅實惠送給真正需要幫助的微利中小企業、困難企業與部分競爭性企業，避免壟斷行業與富裕企業搭減稅便車，甚至趁機偷稅漏稅。另一方面，相關部門要完善制度設計，給享受減稅待遇的企業約法三章。督促這些企業嚴格遵守相關法律法規。工會組織要積極促成工資協商制度，增加職工談判話語權，讓職工拿到與勞動價值相匹配，與社會經濟發展相適應的工資報酬。從而避免政府讓渡的減稅利好被企業截留，勞動者“口惠實不至”。

除了減稅降費以外，政府還要給企業提供資金、技術支持，破解民營企業的融資難題，避免部分小企業因資金鏈斷裂，舉步維艱甚至破產解散。政府通過減稅降費、融資等幫扶措施，幫助中小企業、困難企業提高競爭力與利潤空間，有利于企業應對經濟轉型，也有利企業擺脫“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的加薪困境。

政府在做好“提低”工作的同時，也要回應蔡昉副院長的建議，對工資過快上漲的行業“限高”，縮小貧富差距。人社部發布的2011年《中國薪酬發展報告》顯示，我國企業工資分配的結構性問題突出，企業高管收入增長偏快，部分高管水平過高。同時，部分行業工資水平增長過快，水平過高，部分行業企業高管年薪上千萬元。因此，對于效益好、工資高的企業尤其是國企高管，政府要盡到監管責任。加強收入分配調節，打破既得利益格局，規范企業高管薪酬，抑制部分行業企業工資水平過高、增長過快的趨勢。

總之，工資如何跑贏物價，與社會經濟發展相適應，是企業與政府的共同責任。不求工資過快上漲只求工資跑贏物價，“工資過快上漲傷害經濟”的觀點千萬別成了某些企業盤剝勞動者的擋箭牌。

從2015年元旦開始，廣東職工可以就勞動報酬、保險或者福利等8大項內容與企業進行平等協商。昨日，廣東人大常委會公布了剛修訂的《廣東省企業集體合同條例》。該條例的修訂最大亮點是新增了工資集體協商制度—半數以上職工提請可提出集體協商，包括了可提出工資增長的協商要求。（9月29日《南方都市報》）

這么多年來，中央一再高調提出，讓改革的紅利惠及億萬民眾，換言之就是要建立職工工資逐年增長機制，如今公務員們的漲薪要求得到了重視與采納，而退休職工則先期嘗到了接連漲薪的甜頭，這是有目共睹的事實，至少讓相當一部分低收入群體擺脫了困境。

現在廣東要將工資協商機制寫進相關條例，明確提出只要有半數以上職工提出漲薪要求，即可與企業進行協商，可見工資增長不僅是一種民意，更是一種公民權利的表達，地方人大以立法形式制定這樣的規矩很有現實意義。

不過，對于工資協商中的某些細節，我覺得未必可行，突出表現在滿足一個必要的前提條件——亦即必須有一半以上職工提出漲薪要求。恕我直言，預設這樣的前提實在勉為其難，誰都知道，許多企業特別勞動密集型企業，勞動強度很高，且都是生產連軸轉，幾個班次輪流轉，不要說坐到一起共同商討了，即便見上一面都很難。果真企業工會真正愿意為職工維權，為職工的合法權益說話，即可組織職工們一起開會研究，向老板提出漲薪要求。但是只怕這只是一廂情愿，更是一種奢望，更多時候某些所謂的工會組織只是企業的一個擺設而已，工會負責人不會為難領導，漲不漲工資要看一把手的臉色，否則別想得到領導的賞識與重用。

如此說來，這個所謂的亮點反而是一個難點，將很難做得到的事情寫進條例中，反而增加了操作的難度，不具有可行性，因此僅就這一點來說，我覺得需要修改與完善，可將工資定期增長機制寫進合同之中，以法律形式固定下來，這才是真正的尊重群眾、依靠群眾。再說了，每個人都有要求漲工資的權利，何苦要半數以上才可以協商呢？

【在缺乏完整的可操作技術模型的前提下，簡單通過常識和案例得出“工資過快上漲傷害經濟”的結論，顯得既無多少建設性，又缺少對于現實的觀照感。】

中國社科院副院長、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近日表示:工資上漲現象是好事，它能改善收入分配，但是過快上漲意味著有過多的企業會變得困難。我們看到一部分承受不起高成本的企業已經垮掉了。工資過快上漲，的確會傷害我們的經濟，有點承受不起。因此，我們并不需要工資無限制上漲。

這一席話在網上激發了許多網友的參與感，斥責反駁成了一邊倒的聲音。這場爭議指向的不僅是“工資過快上漲”的認識問題，還折射出網絡形態中信息制造和傳播的不對稱性和耗散性，這讓一個本可成為嚴肅討論的話題變得滑稽和充滿謬誤。

從工資上漲過快的利弊角度看，蔡昉的觀點并非無據。工資漲幅并非沒有限定，常識是，受到勞動生產率的制約。假如工資漲幅快過生產率漲幅，那么將導致成本提升并推動物價普遍上漲，從而吞沒工資上漲所帶來的全民福利。即使是合理的工資上漲，也可能導致企業成本增加。近年來由于國內人工成本增加，一些勞動密集型產業已經轉移到境外工資水平更低的地方，也從一個側面說明工資上漲對于整體經濟的影響。

但是，“工資上漲過快”的標準是什么？不同行業不同崗位的工資水平應當依據什么指標衡量，上漲過快或過慢，并無一定之規。不同行業的勞動生產率或許是一個衡量標準，但如何將差異性極大并總是在變動中的勞動生產率設定為工資增長的參照系數，誰有權決定企業的工資水平而不危及企業——特別是非國有企業的經營自主權，這一系列問題仍然待解。在缺乏完整的可操作技術模型的前提下，簡單通過常識和案例得出“工資過快上漲傷害經濟”的結論，顯得既無多少建設性，又缺少對于現實的觀照感。

而現實中情況是，一方面，不乏工資增幅低于財政增幅、低于GDP增幅的實例，在CPI漲幅較快的年份，工資增幅低于CPI增幅還導致普通職工收入縮水；另一方面，由于勞動就業市場通常是典型的賣方市場，因此工方相對于資方總是處于弱勢，工資集體協商制度作為平衡性制度在實踐中并未得到有效貫徹。這進一步限制了普通職工工資的合理上漲。合理上漲都困難，何來上漲過快？就此而言，多數網友的駁斥是出于切身感受。

當然，學者習慣于從宏觀層面的整體利益考慮問題，而多數網友總是基于自身利益，這擴大了雙方的認知差異性。在一定程度上，這種差異不可彌合。表面上說的都是工資問題，但實際上不在一個范疇。

此外，人們總是習慣于在自己能夠認知的范圍內截取和評價信息，這會導致信息的不對稱和耗散。而信息制造和傳播的任何不慎都會讓這種耗散加速。比如，人們會注意到“工資過快上漲傷害經濟”，但忽視蔡昉所說的“通過穩定農民工就業，提高勞動參與率、繼續實現資源重新配置而獲得全要素生產率”的解決辦法。

這對于話語制造者和信息傳播平臺的各方來說都是一次提醒。學者、特別是官方學者，需要考慮其身份背景可能引發的對政策的誤讀，而信息傳播者和參與者需要平衡完整傳播信息，才能作出更客觀的評價。

“工資過快上漲傷害經濟”之爭中不乏謬誤，這反映出信息時代展開討論的難度。如何降低難度，讓理性討論成為一種習慣，不僅對這件事，對其他公共話題都有啟示意義。

本報特約評論員 徐立凡

誰都不是活在無菌真空，所以任何一句結合書面理論與社會經驗的話，都有一個與之契合的現實語境。而剝落抽離了特定的時空語境，多數在理想情況下“本應如此”的妥帖表達，最好情況也不過是淪為一句正確而漂亮的廢話；少數情形下，甚至可能產生讓聽眾反感的與其語義初衷適得其反的反向社會效果。

比如日前有專家指出，“工資上漲現象是好事，但過快上漲也意味著有過多的企業會變得困難。如果過快的話，的確會傷害我們的經濟，有點承受不起。因此，我們并不需要工資無限制上漲。”

其實稍懂一點兒經濟學常識的，都知道僅從“用工成本和員工薪資關系”，從“企業薪資成本與整體經濟關系”角度看，從純理論角度講，這樣的觀點一點兒都不新。員工工資上漲過快，人力成本導致的企業用工成本飆升，先是影響企業發展，直至拖累整體經濟增速。這是經濟學上最簡單明晰的一條邏輯鏈條，沒有大的問題。

但“社科院副院長：工資過快上漲會傷害經濟”這個簡單凝練的新聞標題，還是惹惱了一大票人。不信你可以從數十萬跟帖中，聽取罵聲一片。這是標題黨的斷章取義，曲解了專家意思嗎？也不全是。因為這個短短百十字消息，估計本就摘取節選的專家觀點片段，在這個問題上，專家確實側重表述的是“工資上漲過快傷害經濟”這層意思。

但，這顯然也是剝離了原始受訪語境的：可以推測媒體大致是需要一個類似觀點，才會就這一角度采訪專家，然后著重摘取了相關觀點作為理論支撐。這是特定新聞的特殊語境，而這與看新聞的受眾無涉。所以，網友不算曲解。

但專家還是挨罵了。這就要再進一步分析，專家從學術理論角度得出的應該是站得住腳的“專業靠譜”結論，為何還會惹惱看新聞的一干網友？這就又要繼續深挖，必須結合更深廣維度的現實語境去理解了。

從邏輯上分析，此語挨罵，肯定是網友對工資的現實觀感與專家的理論語境不匹配，認為專家不說“人話”。而不匹配情形，也不過下面幾種排列組合：一是工資上漲不快，甚至沒有多少上漲的感覺；二是即便有所上漲，后果也不會如專家說得這么聳人聽聞，比如“傷及經濟”；三是就算理論上會“傷及”，那么也該有別的宏觀政策和經濟調控保障手段，而不是不接地氣不體恤民情地胡亂發言打壓工資上漲。

具體分析，這三條應該都各占一部分：如果從歷史維度縱向比照，現在工資具體數額絕對比十年前或更早時要高得多。但水漲船高這和三十年改革發展的整體經濟環境密不可分，這是必須要漲的，工資漲幅和企業發展是步調一致的。而如果對比這段時間的通脹因素，工資跑不過CPI，或許就能理解為何民意對“漲工資”基本無感了。而且，從世界范圍橫向比較，大部分民眾薪資福利水平一直是超低甚至是負福利狀態。基數本就很可憐，何來“上漲過快”之說？

再者，多數情況下，不管是企業還是整體經濟發展，薪資成本占比并不是主要的，絕沒到“危及經濟”的程度。當下經濟下行壓力下，民眾更是有切膚之痛，這時不思企業和經濟重創新調結構的升級轉型，不在財稅金融等宏觀政策上減稅讓利，為企業減負，為民眾讓利，反而盯著民眾本就可憐的工資發言，這不惹人罵娘才怪！

這就是“工資上漲過快傷及經濟”論調為何不得民心的主要現實語境。專家不要揣著明白裝糊涂，端著裝著大談“專業問題”。經濟從來不是書齋政令上的冰冷術語，而是與民眾荷包、衣食住行同氣連枝的民生現實。不愿俯身讀懂社會的發聲，貌似專業實則冷血，除了收獲嗆聲，實在想不到民眾還能回報你什么了。

李曉亮（四川 職員）

“工資過快上漲會傷害經濟。”這是中國社科院副院長蔡昉的最新說法。他指出，工資上漲現象是好事，它能改善收入分配，但是過快的上漲也意味著有過多的企業會變得困難。（中國廣播網10月20日）

這兩年，有關最低工資是否過高、會否成為壓垮中小企業的“最后一根稻草”，中國產業工人的工資增速是不是已經對宏觀經濟傷筋動骨的爭論，不絕于耳。其實，蔡昉教授說的不過是句大白話：工資增長“過快”，超過了GDP或者企業積累的增速，分配秩序就已經失衡，造成傷害在所難免。這就像我們平時說的，肉吃多了對身體不好、運動過量對健康有害一樣——“過猶不及”，這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道理。

這個觀點的系統表述，是在2013年11月份，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在“中國－歐洲就業與發展”演講會上發布了《2013人口與勞動綠皮書》。其中提及一個觀點：中國的劉易斯拐點于2004年到來之后，工資上漲迅速，超越了勞動生產率的限度，將加速減弱中國經濟在制造業的比較優勢，導致經濟的“工資減速”過于劇烈，無異于一種休克療法。這樣的說法，當然是一家之言。但值得注意的是，在經濟增速放緩的新常態之下，結構調整的壓力、經濟轉型的壓力、洗牌重組的壓力，都可能歸結為“工資增長過快所致”。

我認為“工資過快上漲”是個偽命題，主要是基于以下三個方面的考量：

一來，在充分競爭的自由市場，不存在工資過快增長的擔心。因為勞資博弈，有制度規制，雙方再怎么互掐，不過就是討價還價的過程。這就像去菜市場買菜一樣，只要市場供給是有序充分的，漲漲跌跌就都是正常的事。

二來，就國內的薪資現狀來看，勞動者的議價能力恐怕還沒有強勢到僭越資方主導地位的程度。加之不少地方對投資者的支持，“老板怎么開心怎么辦”，硬說當下國內工人工資增長過快，似乎有點不合乎現實。

三來，這些年，工資是在增長，但增長還得考慮幾個背景——比如經濟增長水平、物價水平，以及歷史欠賬。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時，各地曾一度暫緩調整最低工資。那么，這幾年工資上漲，不過是中國宏觀經濟向好的普惠之意。如果算上飛漲的房價等生存成本，夸張點說，工資增長的利好，恐怕就要灰飛煙滅了。

這幾年，要說漲得快一點的，也就是最低工資標準。但這是頂層設計早就形成的共識，譬如根據2011年發布的《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事業發展“十二五”規劃綱要》，未來5年，中國最低工資標準年均增長13％以上，絕大多數地區最低工資標準將達到當地城鎮從業人員平均工資的40％以上。中國勞動協會認為，“最低工資上漲未導致失業率增加”。相反，本來就步履蹣跚的工資，增速稍稍正常一點，也是轉型升級的倒逼之力，是終結“廉價勞動力經濟”的必由之路。

沒吃到肉的時候，還是少談點“吃肉過多有害”的理論吧——盡管它是正確的提醒。饑腸轆轆的民眾覺得還是填飽肚子要緊。

【據經濟之聲報道，“工資過快上漲會傷害經濟。”這是中國社科院一位知名學者的最新說法。他指出，工資上漲現象是好事，它能改善收入分配，但是過快地上漲也意味著有過多的企業會變得困難。】

經濟要增長，工資必先漲。因為，只有生產者拿到工資，才會有能力去購買自己生產出來的商品。

工資才是經濟增長真動力

有些學者的言辭，常常讓人摸不著頭腦。“工資過快上漲會傷害經濟”的說法，令人大跌眼鏡。其實，工資收入的增進，不僅是社會公平正義的基礎，而且是經濟增長真正的內生動力。

先看“過快上漲”一說吧。若非空穴來風，此語指向的當是中國收入分配的現實結構。那么，事實究竟怎樣？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總量增長了156倍，這塊大蛋糕可分為政府收入（財稅增長了114倍），居民收入（工資增長了78倍），剩下的是資本收入，不太好直接算，但簡單地觀察也可看清楚，明顯資本跑得快、政府跑得慢，最跟不上趟的就是勞動者的工資收入！

整體上，工資收入漲得最費勁，其中壟斷國企還擠占了大頭，那么大量的私企、外企、小工商業者中的就業者，收入增長恐怕更蝸牛。改革發展的紅利，勞動者們分享到了幾何？所以，工資絕沒有“過快上漲”，增速拉下必定傷害民生，這是十八大收入倍增主張的社會邏輯。

但，工資的增進，又不止于社會公平，不是簡單的道德問題。更有其特定的經濟內涵。一句話，經濟要增長，工資必先漲。因為，只有生產者拿到工資，才會有能力去購買自己生產出來的香皂、啤酒、手機、自行車……假如，工資的增長，遠遠落后在商品生產之后，那么積壓下的庫存賣給誰？

資本逐利，生產、再生產無限擴張，商品如魔術般奔涌；勞動弱勢，創造出的價值無從實現，工資如海綿般擠壓。長此以往，就會釀成“生產相對過剩與購買力不足”的矛盾，這幕經典作家筆下的經濟危機，已經反復在我們身邊上演。從美國到日本，從歐盟到新興經濟體，有幾國能避開？中國經濟身處下行壓力，內需不足，特別是消費需求不足，已是最頭疼的痼疾。正逢需要工資較快增長之際，聞此不經之談，令人汗顏，令人羞赧。

增進工資，三條出路。一是保底，把法定的最低工資標準，與區域指導方式，扎扎實實落地，容不得一點折扣。二是限高，一些國企挾壟斷以謀私利，職工工資過高、福利濫發，必須在陽光下公開，接受全民檢閱。三是擴中，通過微觀的集體協商，中觀的產業政策，及宏觀的合理調控，千方百計提高普通勞動者的工資，改善他們的生活水平。

□延雪平（財經評論人）

【工資漲不漲，漲多少，歸根結底是人力資源市場說了算，這就決定了，工資“過快”“無限制”上漲的說法是不成立的。】

“傷害論”是偽命題

此論，初看起來，我們應該理解并認同。這是因為，此論背后隱藏的邏輯是，當前我國實體經濟正面臨著勞動力成本上升的困境，甚至部分傳統制造業企業已經因為不堪勞動力成本上升的重負而垮掉，故而，為了挽救實體經濟就得抑制勞動力成本上升的趨勢。

誠然，論者的初衷是好的，但是，如果我們仔細對此論背后的邏輯進行辨析，我們就會發現，“工資過快上漲會傷害經濟”其實是一個偽命題。

實際上，要使“工資過快上漲會傷害經濟”這一結論成立，有兩個隱含的前提必須滿足。一是目前的工資水平，是否真的上漲過快？對此，以最近十年為例，我國人均可支配收入確實翻了一倍左右，但是，與人均可支配收入相比，過去十年，我國房價卻普遍上漲了五倍左右，部分一線城市甚至上漲8-10倍。其他，與教育成本以及醫療成本的大幅上漲相比，其實我國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漲幅并不大。

第二個前提是，工資有可能會無限上漲。對此，如果我們認識到市場規律，就會明白，事實是永遠不可能存在的。換句話說，工資漲不漲，漲多少，歸根結底是人力資源市場說了算，不是政府說了算，更不是勞動者說了算。這就決定了，工資“過快”“無限制”上漲的說法是不成立的，那么“工資過快上漲會傷害經濟”也只能是一個偽命題。

其實，對工資與經濟之間的辯證關系，我們必須有發展的觀念。近年來，勞動力成本的持續上升，其本身就說明我國經濟的人口紅利已經不存在，在這種格局之下，若想維持我國經濟的持續增長，則必須啟動我國實體經濟的轉型，傳統制造業企業必須通過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從而拓寬企業的價值空間。如果傳統制造業企業一如既往地試圖依賴低勞動力成本生存，則不僅我國經濟永遠無法成功實現轉型，而且包括土地、環境等要素資源在內更是無法承受。

之于當下而言，在我國經濟初步迎來新常態之下，傳統制造業企業應完成產業轉型升級，通過技術創新告別人口紅利依賴，地方政府更應努力創造更為公平的市場競爭環境、減免企業過重的稅務負擔。兩相結合，通過傳統制造業企業的主動謀求突破，以及政府部門積極的行政職能轉變，才能真正讓我國經濟走出人口紅利依賴的怪圈，也才能“工資過快上漲會傷害經濟”等違背市場規律的言論不再有。

□楊國英（學者）

最近這段時間，廣東東莞市南城第一國際匯一城近百清潔工很郁悶，因為“長相”竟成為決定工資高低的標準之一。年紀輕、形象好的，月薪1800元；其他的則為1650元，而兩者工作量幾乎差不多。東莞市人力資源局勞動監察支隊隊長何柱堅表示，這種行為屬于明顯的“就業歧視”。（10月15日《南方都市報》）

在眼球效應時代，同工不同酬的“長相定工資”不可避免地會觸動公眾關于公平的敏感神經。從表面看，“長相定工資”忽視后天的主觀努力和付出，將工資與先天因素掛鉤，顯然背離了機會公平的時代潮流。然而，拋開感官上的欣賞價值，其實“長相定工資”也存在著一定合理因素。

從人力資源配置的角度來說，商場一樓人流量大又是出入口，安排長相較好的清潔工，其工作強度自然要大一些，按照“多勞多得”的原則，工資上出現差異也是一種正常現象。此外，不同的物業公司之間存在著激烈的市場競爭，“長相定工資”就是通過選擇性激勵的手段將一些年紀輕、形象好的清潔工人作為“臉面”展示給顧客，說到底是為了提升服務滿意度。

美國作家福塞爾有本叫《格調：社會等級與生活品位》的暢銷書，其中有一章節就叫“以貌取人”，里面講了諸如“容貌”、“衣著”、“體重”、“整潔”等知識與技術。在現代社會，外貌成為社會審美的重要內容，是釋放社會活力與生產力的重要力量，也是一種社會資本。從這個角度上說，“長相定工資”是市場機制作用的結果，是一種正常的經濟現象。

只不過，從事清潔工崗位的，大多是一些年齡偏大、學歷偏低的中老年人，既缺乏人力資本，也沒有什么社會人脈，在勞動力市場中屬于相對弱勢群體。這種比較差異下的“長相定工資”，難免會引發部分清潔工的被剝奪感，這顯然值得注意。

從長遠來看，實現清潔工年齡、素質結構的優化升級是一種必然趨勢，對清潔工實行差異化、個性化的激勵機制也有助于提高清潔工工作的積極性。然而，“以長相定工資”盡管有一定的合理性，在執行過程中卻過于生硬和冷血，自然會遭受非議。我們顯然更希望用人單位能夠進行多維度考量，給所有清潔工提供更人性化的工作環境。

日前，廣東省人大常委會公布了新修訂的《廣東省企業集體合同條例》，新條例最大的亮點，是新增了工資集體協商制度——半數以上職工提請，便可就勞動報酬、保險或福利等多項內容，與企業進行平等協商。

不能不說，條例設置的工資協商啟動門檻真的很低，因為我們都堅信，百分之百的職工都想漲薪。如果是降薪的話，可以肯定不會有一個職工站出來“提請”，除非是被老板收買的職工。而根據工資集體協商的國內規章和國際慣例，降薪確實也是協商的內容之一，這是屬于企業的權利，當企業經營出現困難時會想到這一權利。

說起來，想加工資卻不敢說，是不少國內職工的普遍心態。原因無非是怕被炒魷魚，或者擔心在領導們心目中留下“覺悟低”之類的糟糕印象。現在，廣東細化了工資協商的操作規程，讓多數職工共同來說待遇的事兒，總該敢于啟齒了吧？出人意料的是，相關新聞在網上的討論雖然火熱，但絕大多數網民并不看好——有人說，很難執行；有人說，沒人敢牽頭；還有人說，有些企業很困難，政府不減稅，工資協商就是空談……

這些看法，并非沒道理，但如果是作為反駁的理由，則都偏離了主題。要知道，給企業減稅，不是《廣東省企業集體合同條例》所能承擔的職責；而“難執行”、“沒人敢牽頭”，也不是制度本身的錯。難道沒有制度指引，就“易執行”、“敢牽頭”了么？這不合邏輯。

自己的權利要靠自己爭取，特別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不可能為了遷就一方的利益而隨意干預另一方的權益。政府所能做的，是制定規則。具體到這個新條例，其是否難執行，首先就在于你敢爭取，敢牽頭。對于職工可能被企業報復的情況，新條例也作出了保障性規定：企業無正當理由不得調整協商代表的工作崗位、降低其工資及各項福利待遇。協商代表履職期間，企業不得解除其勞動合同……對此，仍有人擔心協商代表今后在晉升等方面會受到影響。

如果職工們真的如此患得患失，相關條例的確沒辦法執行。可再想想今天，有些人想加個工資，卻連老板對自己的看法也如此在意，這如何能指望老板尊重你的權益？

當然，理想的狀態是工會幫助職工出面推動工資協商，條例本身其實也是這么要求的。因此，寄望咱們的企業工會更有力量。

所以，在目前的現實情境中，運用好已有的工資協商制度，便是一個了不起的進步。而法制的健全，就在于每一項規章制度的落實和推進。所以，在新條例面前，想加工資你就說！

從2015年元旦開始，廣東職工可以就勞動報酬、保險或者福利等八大項內容與企業進行平等協商。28日，廣東人大常委會公布了剛修訂的《廣東省企業集體合同條例》。該條例的修訂最大亮點是新增了工資集體協商制度——半數以上職工提請可提出集體協商，包括了可提出工資增長的協商要求。

根據廣東人大常委會公布的條例來看，職工與單位之間協商漲薪，目的就是為職工漲薪提供制度支撐，最大程度維護職工合法權益。通過條例，可以讓職工主動掌握話語權，讓他們能夠有底氣敢于和企業單位“叫板”，從而實現自身訴求。

但是，這種做法背后，也具有一定的不足和短板。比如職工要求漲薪，會不會遭到企業單位的打擊報復，甚至以某些理由將職工辭退，也是值得擔心的問題。

其實，漲薪是條例規定中的落腳點，目的就是保障職工合法權益。既然如此，不如為職工撐起“保護傘”，避免他們與企業單位產生正面沖突和交鋒。如果借鑒最低工資標準制度，建立起正常的工資浮動機制，應該是不錯的方式。在這種模式下，可以綜合考慮企業用工標準、條件等，通過制度的形式對于工資上漲的情形、期間、幅度等做出清晰的規定。

事實上，通過工資浮動機制的建立，可以讓如何漲薪、怎么漲薪更加具有現實可操作性。如此，漲薪與否，并不是企業或職工各說各話，而是由客觀的第三方按照相關標準進行清晰厘定，保持透明公開的原則。而且，以制度兜底的方式，對于故意不漲薪的企業，還可以進行問責和處理，必然會倒逼企業遵守制度規定。

因此，要協商漲薪也要建立工資浮動機制，以硬性制度為標準，為職工漲薪提供支撐，無疑是解決問題的有益嘗試和探索。

劉建國（山東法官）

近日，一名參加工作30年的湖南中部某市級機關公務員“鼓臺山”在網上曬出自己的工資條，每月實發2643．68元。同時，他還曬出了供職于中央某部委的自己女兒的工資，每月2790元，外加800元住房補貼。該帖發布后，一石激起千層浪，認可、同情、質疑、不屑，各種聲音充斥于網絡。“鼓臺山”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帖子里的每個字都是真實的，而且“真的干干凈凈沒有任何灰色收入”。（9月22日《北京青年報》）

一名工作了30年的公務員，月工資2000多元的確不高；一名供職于中央某部委的公務員，月收入3000多元恐怕只能維持在北京的基本生活。“鼓臺山”的帖子之所以引起強烈反響，正在于它顛覆了很多人對公務員高收入的想象，所以有人表示同情，有人表示懷疑。客觀而言，地區不同，公務員的收入差距較大，不可一概而論，但很多地方的基層公務員工資偏低，應是一個無可爭議的事實。

這讓我想起前不久發生的一件事：湖南冷水江市“工資統發信息網”意外泄密，有網友從中查到該市各機關單位的公務員工資，發現絕大多數在2000元至4000元之間，以至于很多網友大呼意外。于是，這份意外曝光的工資單收到了意外的效果：為一些公務員抱怨收入低提供了佐證，甚至在某種程度上平息了人們對公務員收入的質疑。“鼓臺山”發布的帖子也是如此，盡管有爭議，但它無疑有助于人們更加全面、理性地看待公務員的收入。

這兩件事其實共同揭示了一個問題：人們之所以“大呼意外”，是因為對公務員收入不了解，是因為公務員收入一向秘而不宣。既然公務員的實際工資水平并不高，很多公務員的工資甚至偏低，沒什么見不得人的秘密，何不大大方方地全部曬出來？

全面公開公務員工資，一方面是消除誤會和隔閡、取信于民的需要。當公務員工資成為“機密”，人們難免憑想象去猜測，各種傳言引發民眾的不信任感和焦慮情緒。而公開公務員工資，并不會帶來什么負面影響，反而有利于人們全面、正確看待公務員收入，繼而增進民眾對公務員的理解和信任。另一方面，公開公務員工資，是滿足公眾知情權和監督權的需要。公務員的工資由財政統發，花的是納稅人的錢，民眾有權知道公務員工資幾何、合理與否，并有權進行監督、提出意見，以防止可能存在的“權力自肥”問題。

值得欣慰的是，有一些地方已經或打算公開公務員工資。比如，按照今年2月修訂通過的《廣州市人民代表大會預算審查監督辦法》，今后廣州市公務員的基本工資、單位津貼、各種補助將讓公眾“一目了然”；再比如，今年3月，北京市石景山區公布了2014年預算，其中包括31個部門在職人員的工資福利情況。

公開公務員工資不應只是個別人、個別地方的“自選動作”，而應成為全國一盤棋的“規定動作”。目前各地都在推行公務員“陽光工資”制度，公務員工資不該有見不得人的秘密，“陽光工資”理應讓民眾看得見。公開公務員工資沒有任何技術難度，也不會有太多阻力，該大大方方地為公務員收入“祛魅”了。（晏揚）

網民“鼓臺山”近日在網上發了一條《公務員收入之真相》的帖子，講述他和女兒兩代公務員的收入情況。在湖南工作的他每月實領2643．68元，女兒就職中央某機關外事部門，月工資2790元，外加住房補貼每月800元。除此之外沒有福利，也無宿舍。這個帖子再次引發網上公務員該不該漲薪之爭，同情者有之，質疑者以及說“嫌錢少你別干”的同樣大有人在。

公務員薪水問題如今吸引了中國社會一輪輪潮水般的關注，它在從一個管理問題變成政治問題，似乎要成定義社會公正的一把核心標尺。應當說，這有些糟糕，因為當社會超級關注一個內部有很大差別的群體漲薪該不該時，就意味著它被無數意見和矛盾拖住了，變得極難操作。

中國公務員的工資已經多年未漲，出于社會實際情況和基本的管理科學理性，為公務員加薪本來不需爭論，該談的只是怎么加和加多少的問題。特別是當八項規定發揮作用已經有目共睹，某些公務員的原有補貼和所謂“灰色收入”遭到強有力禁止的時候，這更不應再是個問題。

但問題還是有的。一是公務員工資單之外收入究竟清理得有多干凈，缺少一個有效的監督機制。簡單地說，很多基層公務員的確很清苦，但輿論或者不太相信，或者認為他們的情況對整個公務員隊伍不具代表性。相信公務員“實際上過得很好”的人仍然非常多。

第二，民粹主義在輿論場大行其道，而且對國家的政策制定已經產生不小的牽制力。通常認為公務員的收入應當處在全社會的中上水平，但如果具體問到每一個人，可能沒有多少人會真心愿意公務員過得比他本人更好。他們不是“為人民服務”嗎？他們的收入就應當不如我，這在情緒上和道義上都似乎頗有邏輯。

第三，中國公務員的情況千差萬別，有分過福利房的，也有很多沒分上的。同樣級別，在發達地區和不發達地區，有實權的和沒實權的，過去的實際收入情況很不一樣。漲一兩千塊錢工資，在有的地區非常管用，在有些地區則顯得力度不足。

中國的根本問題還是這個國家太大而且復雜，統一治理既很重要，又受到大量“實際情況”的制約。可以肯定地說，有些公務員的工資必須漲，這應是中國社會良心的一部分。然而還有一部分公務員的確已經過得不錯，給他們漲工資其實也在所難免，但官方需要建立更加全面有效的公務員收入、福利監督機制，引導社會對給予官員一份有尊嚴收入必要性的理解，為給這部分公務員隨社會提薪的大節奏漲工資創造條件。

監督是必要的，但圍繞給公務員漲薪的爭論不應無休止地進行下去。因為即使大家覺得該給他們漲薪，也不會覺得這比給自己加薪更重要和合理。在這個問題上，國家要形成民主集中的決策機制，要等待輿論場平靜地看待為公務員漲薪，恐怕還要一些年。

需要指出，輿論場與民意不是完全的對應關系，在給公務員漲薪的問題上，不積極、不太情愿同反對以及堅決反對是不同的。中國反對和堅決反對這件事的人，大概不會像互聯網上所展現的那么多。

給公務員加薪并非給其他某個群體減薪，輿論場會爭議，但它的實際效果應當是正面的。加法改革引起大面積負效應的情況，在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從未發生過。相信給公務員加薪不會是個例外。

一個自稱工作了30年的湖南中部某市級機關公務員“鼓臺山”在網上曬出工資條——每月實發2643.68元。同時，他還曬出了自己供職于中央某部委的女兒的工資—每月2790元，外加800元的住房補貼。該帖發布后，一石激起千層浪，認同、質疑、同情、不屑……各種聲音充斥于網絡。

敢于在網上曬工資者，其所曬工資應該為真。要知道，人肉搜索通常能夠挖地三尺，同時又對那些虛偽作秀的公職人員極為敏感，因此，沒有多少人敢以身試“搜”，無緣無故地將自己置身于被搜索的危險境地。這與希望出名的炒作者不同，作為公職人員，低調甚至低調到默默無聞的狀態，才是一種境界。現在，“鼓臺山”不僅曬出了自己的工資，還附帶曬出了女兒的工資，這在很多人看來，實在是一種“吃飽了撐得慌”的表現。這有什么用嗎？

這當然有用。至少，這是一種個體的表態和宣言。毫無疑問，公務員群體的確有被標簽化和臉譜化的傾向。如何改變這種傾向？一種現實的視角是，從個體的表現和表態開始，重塑公務員形象。這種個體的表現和表態，盡管難以從整體上改變人們對于公務員的綜合印象，但是這種個體的表現和表態有兩個無法替代的作用和意義：一是，提供觀察問題的更多視角。不是所有公務員的收入都是讓人羨慕嫉妒恨的，不是所有公務員都有無法公開的灰色收入，對于很多基層公務員來說，他們的收入低得很，寡淡得很。二是，提供了討論問題的更多材料。個體未必能夠反映整體，但是個體畢竟也是真實存在，也是論證中的材料之一，類似的個體有不少，類似的個體情形當然應該被看到，應該被關注到。這是人們討論中應該涉及的實際情況。

所以，即便個體的表現和表態只是曇花一現，沒有積極的跟隨者，我們也應該看到個體的主動性，看到個體的議程設置作用。至少，我們不能再像以前一樣，面對公務員這三字時，充滿的是抽象的定義和自己填充的材料，而忘記了這個群體的復雜性。或者，換句話說，這種個體的表現和表態在促使著社會進行實事求是的思考——面對公務員這樣的群體，人們容易失去判斷的理性，這種情緒化的表現背離了正確處理問題的軌道，可能制造更多的麻煩與矛盾。任何時候，任何問題，務實的態度和理性的思維，都是保證問題得到妥善處理的前提和基礎。

當然，“網上曬工資”背后也存在著無奈。第一重無奈是，個體的真實情況被淹沒于臉譜化的抽象認知當中。無論個體的真實情況怎樣，也無論個體有著怎樣的努力和堅守，當一個群體被標簽化之后，個體的印象就會讓位于臉譜化的描述，個體的真實就會讓位于群體的形象，個體成為標簽化和臉譜化的犧牲品。第二重無奈是，個體不僅失去了其應有的形象，還失去了其表態的話語權。盡管，在一個信息開放的時代，個體可選擇發言的渠道和機會有很多，但是，因為整體輿論已經形成，個體的表態可能瞬間被覆蓋，即便能夠發出聲音，也難以成為主流的一部分。這種無奈背后，有人們認知中的盲區；但更大的問題是，個體缺少制度化救濟的渠道。

與個體相比，制度才是穩定的普遍的，更能夠引起人們觀念改變的東西。試想，如果網上曬工資不是一種個體的行為，而是一種整體的制度化安排和設計，當曬過工資之后，人們的感受會怎樣，認知會怎樣？至少，基層公務員群體的形象可以很輕易地轉變，人們看到了他們收入的微薄與委屈之深。這是制度帶來的認知的穩定感。但個體不行，即便很多個體開始在網上曬工資，人們依然會問，這樣的人有多少，比例有多大，是否選擇性公開？所以，基層公務員網上曬工資既有其意義，也有其無奈，只有以制度的表態代替個體的表態，公眾才能獲得基本的信任。這一點，毋庸置疑。

乾羽（江蘇 教師）

【國家根據經濟社會發展水平提高公務員的福利待遇，是基于公平的需求。尤其是在CPI屢創新高的背景下，公務員工資同步上調更無可厚非。】

公務員工資，一直是輿論熱點話題。中國社科院社會政策研究中心秘書長唐鈞認為，就現階段來看，公務員的月薪平均應該在5000元左右，其中最好的能達到8000元至1萬元（9月15日人民網）。

社科院專家提出的“公務員月薪應在5000元，最好的應達1萬元”的觀點，消息甫出，旋即引來板磚一片。公務員漲薪，為何總是讓人吐槽和反感，這恐怕緣于部分人對公務員依然存在成見，總以為公務員福利好，灰色收入多，這種思維定式，自然難免造成一些人對公務員漲薪的不滿。

長期以來，我國各地公務員工資參差不齊，且大規模的薪酬改革已多年未曾實施。比如，北京市從2003年實施“3581”陽光工資體系（即科、處、局、部級干部月薪分別為3000元、5000元、8000元以及1萬元）已有10年，整體薪酬并未作出過調整。去年，四川就有一副鎮長因“工作壓力大，收入低”而辭職。據該副鎮長所述，其工資收入僅夠給孩子買奶粉和尿布，工作6年還得靠父母接濟才能養家糊口。這些活生生的案例，說明公務員的薪酬并不高。

公務員適度漲薪，可謂箭在弦上。2013年發布的《國務院辦公廳關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重點工作分工的通知》規定：建立公務員和企業相當人員工資水平調查比較制度，完善科學合理的職務與職級并行制度，適當提高基層公務員工資水平。也就是說，公務員漲薪即便不是像專家所說的5000元左右平均月薪，也應在公務員現有工資待遇上作出適度上調，眼下的關鍵是公務員工資到底怎么漲才公平。

按照國務院安排部署，從去年開始人社部等方面就加快籌劃新一輪公務員薪酬改革。目前，基本的目標方向已經確定，概括起來，就是4句話、24個字——調整工資結構，擴展晉升空間，建立比較機制，實施配套改革。從總體上看，新一輪公務員薪酬改革，是把重心放在限高、提低上。那么，公務員平均月薪5000元到底高不高？如果是在北京、上海、深圳等一線大城市，平均月薪5000元并不算高。如果是在西部地區和艱苦邊遠地區，或許是高了。

其實，我們不必糾結于公務員平均月薪是5000元還是1萬元，應該關注的是在公務員漲薪上如何更接近于公平，這不僅是公務員薪酬改革的方向，也是給納稅人的一個合理交代。公務員平均月薪到底漲到多少合適？各地應該拿出切合實際的漲薪方案，因為不同地區不同崗位，其標準不能做到大一統，唯有因地制宜制定漲薪標準，才能讓公眾少一些吐槽，多一些肯定。

說到底，國家根據經濟社會發展水平提高公務員的福利待遇，是基于公平的需求。尤其是在CPI屢創新高的背景下，公務員工資同步上調更無可厚非。與其說公眾吐槽的是公務員5000元左右平均月薪，不如說是對公平的一種深切期待。須知，公平才是公務員漲薪的最大看點。

公務員漲薪公平具有起點公平的意義，是社會公平的重要基礎，可以使人們通過自身努力，提升參與平等競爭的能力，這有助于促進社會縱向流動。只有在“公平”二字上下功夫、做文章，公務員漲薪才能贏得民意，漲得讓人心服口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