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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藝是鑄造靈魂的工程，文藝工作者是靈魂的工程師。這樣的使命擔當者才能創造出經典和優秀的文藝作品，讓人們的靈魂經受洗禮，精神得到升華。它所傳遞的向上向善的價值觀，引導人們發現自然的美、生活的美、心靈美，真善美是革命文藝追求的永恒價值。在近日召開的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反復強調上述閃光的思想。這個思想不僅指出了我們社會主義文學藝術應當追求的最高境界和永恒的價值，也給我們的文學藝術創作和傳播提出了價值判斷的標準，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

一切事物存在的現實合理性就是因為它的價值，文學藝術當然也不例外。文藝的價值和標準到底是什么？長期以來雖有探索，但結果都是莫衷一是。有以政治為標準的香花毒草論，有以形式為標準的唯藝術論，也有單純經濟為標準的，例如收視率、點擊量、票房收入也都登場了，但都不能深刻而準確地反映文學藝術的根本價值。事實上，古今中外的文學藝術經典之作，能夠永留人間的核心魅力就是它的精神價值，世世代代與人們心靈相通，并且能激蕩出走向文明進步的思想火花。習近平總書記這個思想，可以說廓清了當前文藝領域某些思想混亂和社會焦慮癥，為社會主義文藝的大繁榮指明了方向。

永恒價值的源泉是廣大人民。社會主義文藝的本質是人民的文藝，人民生活和實踐是真善美的沃土，也是真善美的評判者。文藝只有堅持反映人民的心聲和情感，只有真心實意地與人民同呼吸、共命運、心連心，才能擺脫自我情感的困擾，也才不會把文藝變成無根浮萍、無病呻吟、無魂之軀。一切蒼白無力的東西是沒有精神價值的，即使炒作、包裝也是過眼煙云。只有扎根人民、深入生活，才能真正挖掘出生活中真的善的美的東西，讓人們看到光明、看到希望，看到前進的方向。

永恒價值的載體是經典作品。要創造出永恒的文學藝術價值，就是要靜下心來，打磨經得起檢驗的優秀作品，文學藝術家真正的生命力是在自己的作品中，而不是在那些熱熱鬧鬧的名利場和自導自演的緋聞中。一切有作為的文藝家，應該把精力放到以人民為導向的創作上，潛心創造思想精深、藝術精湛、制作精良的傳世之作上。要旗幟鮮明地抵制跟風炒作、抄襲模仿、千篇一律、低俗無聊、感官刺激等一類毫無價值的文化垃圾。我們正處在偉大變革和實現民族復興的時代，應該是能夠產生偉大作品的時代。我們的文學藝術家，也一定能創作更多無愧于時代的優秀作品來。

永恒價值的實現是凈化靈魂。好的文藝作品之所以永恒、之所以經世受用，就是因為它像藍天上的陽光、春天里的清風一樣，能夠啟迪人們思想、滋潤人們心靈、陶冶人們性情、振奮人們精神。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廣大文藝工作者，要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旗幟，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生動活潑、活靈活現地體現在文藝創作之中。用藝術化的作品形象地引導人們辨別是非、分清真假、衡量善惡、評判美丑，樹立正確的歷史觀、文化觀、國家觀，增強我們的自信心。一個好的文藝作品，在讀者、觀眾中能夠產生這樣的正能量，能夠打動人心，那么它的價值就一定是永不退色的。

文藝工作者不僅是優秀作品的創造者，也是文藝作品永恒價值的實現者。廣大文藝工作者應當認真學習習近平總書記這篇重要講話，切實把永恒價值的創造當作自身追求的最高境界，把創作反映時代精神的優秀作品當成自己的立身之本、職業之魂，靜下心來，深入基層，在人民群眾中吸取智慧和營養，豐富自己的生活經驗和創作內容。當我們的文藝家立場上感情上都能自覺為人民抒寫、為人民抒情、為人民抒懷的時候，他們就盡到了作為文藝工作者的天職，人生的價值、作品的價值就融匯在人民的價值體系中，就真正變成了我們中華民族的永恒價值。

柳斌杰（全國人大教科文衛委員會主任委員、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

曾經訪問一位文化名家，在談到當前文化世象時，他頗感憂心地說，浮躁這個流行病一直沒有過去，感覺很多文藝作品粗制濫造，不忍目睹。他舉例說，舞臺上表現老百姓高興喜悅的心情，幾個人就在那里不斷重復“高興，高興……”如此沒有內涵、缺乏藝術表現力和感染力的東西，燈光、舞美再炫，也難掩其文化垃圾的實質。

應當看到，經過幾十年的努力，我們走出了文化貧瘠，那種同讀幾本書、同唱幾首歌、同看幾臺戲的時代已經不復存在。第一大電視劇生產國、第一大圖書出版國、第三大電影生產國……這些頭銜的背后，是文化產品的豐富、文化生活的多彩。然而，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指出的：在文藝創作方面，也存在著有數量缺質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現象，存在著抄襲模仿、千篇一律的問題，存在著機械化生產、快餐式消費的問題。

想起前些年有識之士的發問：每年創作的歌曲、小說、電影、電視劇等堪稱海量，但其中能傳唱傳世的有多少？更有人指出：國內的文藝作品創造力不夠，90％作品屬于模仿和復制。那么，有“高原”缺“高峰”的原因究竟何在？為什么文藝變得如此浮躁？中國人的文化創造力哪里去了？

在我們這樣一個文明源遠流長、詩書底蘊深厚的國度，獨獨不缺的正是文化的創造智慧。問題的關鍵在于，很多人耐不住寂寞，經不起誘惑，卷入功名利祿的追逐，哪有時間精力沉下心來反復打磨、精于創造？有人說，文藝工作者也是人，也要先生存，坐十年“冷板凳”，日子過得清湯寡水，連老婆孩子都對不起。還有人說，看到那些摻水、低俗、劣質之作反賺名得利，誰還有心想傳世之作？凡此種種誠然如是，但如果我們忘記了初心，失去了定力，也就愧對“靈魂工程師”的美名。“凡作傳世之文者，必先有可以傳世之心”，如果荒蕪了內心那一方圣潔的凈土，又怎么能盛開純美的花朵？

有一幅漫畫形象而深刻，一現代作家指著曹雪芹說：“我已經著作等身，你卻一輩子連部小說也沒寫成。”曹雪芹“披閱十載，增刪五次”，乃有不朽之巨著。急功近利，不想贏得人民，只想及時贏得人民幣，必然會制造無數垃圾，更是對社會精神生活的一種傷害。司馬遷說“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詩》三百篇，大抵賢圣發憤之所為作也”，艱難困苦固然是成就巨著的一個原因，但那種“發憤”的精神，那種“望盡天涯路”的追求，那種“衣帶漸寬終不悔”的執著，卻超越了環境的順逆，而成為我們立德、立功、立言的根本所在。失去了這種堅忍不拔之志，雖有超世之才亦難攀“高峰”，只會在隨波逐流中迷失。

路遙曾在《平凡的世界》創作隨筆中，談到他的寫作狀態，“五官潰爛，大小便不暢通，深更半夜在陜北甘泉縣招待所轉圈圈行走”，以致讓人誤以為他“神經錯亂，怕要尋‘無常’”。但他覺得“所有這一切難道不比眼前這種浮華的喧囂更讓人向往嗎？”執著于這樣一種文藝追求，進入這樣一種純凈的藝術狀態，就一定能創作出更多精品力作，矗立起一座座文藝“高峰”。

“通過文藝作品傳遞真善美，傳遞向上向善的價值觀，引導人們增強道德判斷力和道德榮譽感，向往和追求講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對文藝的寄語，鼓舞人心，引人思考。

在“文藝的春天”中生發，我國文藝已是百花競放、碩果累累，極大地豐富著人們的精神生活。與此同時，也存在一些需要注意的傾向。有的作品缺少國家情懷、民族大義、社會觀照和人民感情，主題蒼白、導向偏頗、色調晦暗、制作粗鄙，以娛樂擠兌教育、制作取代創作、技術沖淡藝術，喪失教化蒼生、凈化風氣、美化心靈的功能，出現劣幣驅逐良幣現象。有的存在淡化理想、軟化信念，遠離崇高、諱言偉大，歪曲正義、閹割真理，刈除規范、消解傳統，戲說歷史、惡搞經典，褻瀆先賢、輕薄英雄，篡改定論、顛覆主流，漠視現實、輕言人民，哂笑犧牲、調笑奉獻，渲染陰暗、炒作虛幻的現象，搞文化虛無主義、打政治“擦邊球”、熱衷于揭歷史傷疤，唯洋是瞻，甚至自滅志氣、自毀長城。或立意模糊，崇高與猥瑣、光明與陰暗、正氣與邪氣、高尚與卑鄙界線不分；或格調不高，風花雪月小我腔，濫情艷遇生死怨，媚俗、低俗、惡俗現象登堂入室，畸形人生、變態心理、另類生活、極端行為招搖過市。

作品的背后，是作者的思想和情懷。一些人或心態浮躁、精神萎靡、道德低下、觀念錯位，散發出戾氣、邪氣、暮氣；或沾滿銅臭氣，為追求賣點而制造罵點，為博取市場而叫賣私丑，淪為“市場的奴隸”；個別品行不端，甚至劣跡斑斑的從藝者不恥反榮，大撈粉絲、賺足眼球，毒害社會風氣，挑戰道德底線。

如果放縱這些“無根的浮萍、無病的呻吟、無魂的軀殼”，我們的文藝就會缺筋少骨沒精神；如果無視文化垃圾、精神鴉片和道德小丑的恣狂妄為，我們的社會就會出現高地失守、價值打折、道德滑坡。古今中外，因價值觀扭曲導致思想混亂、社會動蕩的事例并不鮮見。

“用光明驅散黑暗，用美善戰勝丑惡”“好的文藝作品就應該像藍天上的陽光、春季里的清風一樣，能夠啟迪思想、溫潤心靈、陶冶人生，能夠掃除頹廢萎靡之風”。誰能堪當此任？唯有胸懷人民、德藝雙馨的文藝工作者。要想陽光明媚，必須心如藍天高潔；要有清風撲面，必先情懷溫暖如春。文藝工作者是靈魂工程師，沒有圣潔的心靈，塑造不出高貴的形象；沒有崇高的精神，創作不出優美的作品。道義是必須的擔當，人民是永恒的主題。

“廣大文藝工作者要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旗幟”，這是總書記的殷切期望。核心價值觀是當今中國的天地之心，是高懸于我們頭頂的北斗七星和映照在我們心空的床前明月。能不能遠離消極狀態、澄清錯誤思潮、弘揚核心價值？能不能唱響中國精神的正氣歌、中國道路的進行曲、中國力量的交響樂？能不能樹正氣、增骨氣、添底氣，為實現中國夢提供正能量？每一位文藝工作者都應當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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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5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在北京主持召開文藝工作座談會并發表重要講話。 新華社記者 鞠鵬 攝

“文藝工作者應該牢記，創作是自己的中心任務。一部好的作品應該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同時，也應該是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相統一的作品。文藝不能當市場的奴隸，不能沾滿銅臭氣”這是在近日召開的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對文藝工作者的殷切希望，為今后文藝工作指明了發展方向。

藝術是為人民大眾服務的，它對于人們思想意識和精神信念提高有著極大的引領作用。我國各個歷史時期的發展，都伴隨著文化藝術的繁榮，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現代散文……都對時代發展進步起到了積極作用。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文藝創作迎來了新的春天，產生了很多優秀作品，涌現出一批批優秀文藝工作者。但在市場經濟大潮的沖擊下，部分文藝工作者也沾染了不良習氣，文藝工作中也出現了諸多迷亂浮躁現象，一切向錢看，一味迎合公眾的媚俗化、庸俗化、低俗化盛行，忘記了文化藝術所應承載的社會責任與歷史使命。由此產生的最大弊端，不僅使得文藝工作落后于時代發展步伐，更重要的是造成了很多人精神信念的混亂與迷失。

任何文學藝術都是源自生活、反映生活，最終落點是要服務生活，脫離了這一點，文藝便失去了價值。在市場經濟環境下，文化藝術要生存下去，必須創造經濟效益；但絕不能為了實現利益最大化而失去底線，成為市場的奴隸。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的統一，是文藝工作的行動指南，要在體現自身價值的同時，贏取市場青睞。

從“迎合”到“引領”，這看似不經意的轉換，卻讓文藝工作看清了自身的歷史使命和時代責任。中國正在迎來前所未有的文化大發展時期，在資本與市場都豐盈的大背景下，文化領域必將成為又一快速崛起的高地。而文化藝術不能僅靠金錢來堆砌，必須在既遵循藝術規律又注重創新、既追求經濟效益又注重社會效益中發展壯大。在這個過程中，文藝工作一定要摒棄“迎合”，回歸“引領”作用，最大限度地彰顯文化的力量。

東西方不同文化背景下市場運作，一直是學界感興趣話題。

有研究者曾做過一個實驗，讓英裔孩子與亞裔孩子玩拼單詞游戲。實驗把孩子們隨意分成三組。對第一組孩子，任由他們自己選擇不同顏色的彩筆，任由他們把給定的6個字母拼寫成不同類別的單詞。對第二組孩子，老師對他們提出要求，只能用藍色彩筆作答，并且只能拼成某一類詞組。對第三組孩子，老師對他們的要求同于第二組，但同時對孩子們說：“這是你們的母親希望你們這樣做的。”而實際上，孩子們的母親并沒有參與游戲。

結果非常有意思：允許自己自由選擇彩筆和單詞類別的英裔孩子，拼出的單詞量是老師替他們作出選擇時的4倍，是“母親”替他們作出選擇時的2.5倍；而亞裔孩子在被告知“母親希望你這樣做”時，拼出的單詞量是自由選擇時的1.3倍，是老師為他們作主時的2倍。

更有意思的是，實驗者觀察到，英裔孩子聽說他們的母親參與了游戲并為他們作主時，表現出尷尬甚至反感的情緒，有孩子甚至拒絕“被作主”；而比較之下，亞裔孩子聽說母親在，都表露出欣喜情緒。一位日本孩子在得知母親已為他作出選擇，在游戲結束后甚至主動對老師說：“能否告訴我媽媽，我已經按她的要求做了！”

通過這一實驗，研究者認識到了文化的力量。不同文化背景對行為的影響非常深刻且與生俱來。相比較而言，歐美文化更強調自主選擇，每個人為自己的行為負責；而亞洲文化卻更重視社群關系，認為個人價值體現在讓周圍的人認可或高興。

商務專家對花旗集團遍布世界93個國家的業務網點進行了研究，以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員工如何看待其工作環境。員工們首先被要求填寫一個表格，說明他們所認為的在工作中選擇權的多少。調查發現，亞洲區員工認為選擇權最小，拉美籍其次，歐美員工則認為選擇權最大。研究的第二步，讓員工填寫對工作環境滿意度。結果竟然是，大多數歐美員工認為他們擁有更多選擇權時，其對工作環境的滿意度更高；而亞裔員工當認為工作越是由上司決定的多時，對工作環境的滿意度則更高。

商務專家這一研究成果其實與前述實驗可以相互印證：東方文化背景下，更認同社群文化的員工，也更愿意“被領導”，努力工作直接目的是符合領導的意圖；而西方文化背景下，更認同個人主義的員工，更愿意自我決策，努力工作的直接目的是實現自我價值。

社會學家從上述一個實驗和一個研究中則進一步得出這樣的結論：西方社會強調法治，恰是與個人主義文化大背景相適應：因為每個人都愿意自我選擇，因而也必須自負其責；而東方社會更習慣人治與德治，也恰是與社群文化大背景一致：東方人的確習慣生活在社群中間，更習慣生活秩序從小被父母、上學被老師、上班被上司安排得井井有條。也正因為東方人強調“被安排”好，因此，東方文化對于有權力去“安排”別人的人，賦予了很高的道德要求，尤其是老師與官員，必須是社會的道德楷模。

如何對待不同的文化？當各種文化在相互隔離的環境中成長時，這個問題是不存在的。但是，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當不同文化“邂逅”時，我們往往生出對待不同文化的“分別心”，認為某種文化優于另一種文化。

一旦有了這種“分別心”，事情往往會變得很復雜。一位印度裔美國著名學者就曾撰文寫道，在英國，由于尼克·里森的非法操作，致使巴林銀行陷入破產困境，但媒體只會譴責“流氓經理人”；而在日本和中國，任何一個社會事件，都會導致媒體大規模檢討“制度與體制弊端”。這恰恰反映了西方文化個人主義與東方文化集體主義的不同。但吊詭的是，那些主張檢討“制度與體制弊端”的東方知識分子，卻強調自己對西方文化的認同。這就是“文化沖突”所導致的“思想分裂”。

更為嚴重的情況是：當任何一種文化想證明自己的優越性、并力圖征服另一種文化時，文化的力量就可能轉化為國家或群體之間的對抗，亨廷頓所謂“文明的沖突”就產生了。這大概是今天世界之所以陷入動蕩與紛爭的一個重要原因。

所以，還是要回到一種簡單的看法：文化并無高下之分。東方文化盡管可能在某些人眼中抑制了創新，但正因其常把群體利益置于個人利益之上，才維系了東方文明數千年綿綿不絕，這是強調個人至上的西方文明所無法企及的。即使是從純粹的個人主義出發，因為不同文化背景下個人對于生活環境滿意度的主觀感受，已經與文化水乳交融了，所以，無所謂哪種文化背景下的個體生活得更幸福一些。

不同文化之間當然需要相互交流和吸納，但這只能是一個自然演進而非強加與強迫的過程。惟其如此，無論是知識人的內心，還是我們所處的這個世界，才會更加和諧。

盧周來（經濟學者）

——二論學習貫徹習近平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重要講話

引領時代風氣，文藝不能迷失價值方向；塑造民族之魂，文藝不能遠離人民生活。“社會主義文藝，從本質上講，就是人民的文藝”，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深刻闡述了文藝與人民的關系，重申文藝創作的人民取向，定位文藝發展的人民坐標，強調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對新的歷史條件下做好文藝工作具有重要指導意義。

“為什么人的問題，是一個根本的問題，原則的問題。”72年前，毛澤東振聾發聵地提出了文藝為工農兵、為人民大眾服務的根本方向；72年風云激蕩，“為人民大眾”成為社會主義文藝的價值底色。人民既是歷史的創造者、也是歷史的見證者，既是歷史的“劇中人”、也是歷史的“劇作者”。堅持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是黨對文藝戰線提出的一項基本要求，也是決定我國文藝事業前途命運的關鍵。

人民需要文藝，文藝是人民生活的精神食糧。隨著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社會消費從“生存型”向“發展型”轉變，人們對精神文化生活有了更多訴求，對文藝作品的質量、品位、風格有了更高要求。列寧說過，人民群眾“有權享受真正偉大的藝術”。人民的需要是文藝存在的根本價值所在，文藝工作者理應緊跟時代潮流、把握人民需求，為人民書寫、為人民抒情、為人民抒懷，創作出更多人民喜聞樂見的優秀作品。這是時代的呼喚、人民的期盼，更是文藝工作者義不容辭的責任與使命。

文藝需要人民，人民是文藝創作的源頭活水。古往今來，那些歷經磨礪而愈顯珍貴、大浪淘沙而更加醇厚的傳世經典，無不是源于人民、為了人民、屬于人民。屈原“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寄托對人民命運的悲憫；杜甫“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飽含對百姓冷暖的關切。藝術可以放飛想象的翅膀，但一定要腳踩堅實的大地。一旦離開人民，文藝就會變成無根的浮萍、無病的呻吟、無魂的軀殼。只有始終把人民的冷暖放在心中、把萬家的憂樂傾注筆端，才能獲得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創作源泉。

人民不是抽象的符號，而是一個一個具體的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愛恨，有夢想，也有內心的沖突和掙扎。如果“熱愛人民”只是停留于口號，如何做到歡樂著人民的歡樂、憂患著人民的憂患？如果讓社會效益屈從于市場價值，讓文藝成為市場的奴隸，又如何談得上為人民創作、為人民放歌？為人民就要愛人民，愛得真摯、愛得徹底、愛得持久；貼近人民，就要拆除“心”的圍墻，要“身入”更要“心入”“情入”。扎根人民、扎根生活，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才能以文藝觀照現實、溫潤心靈、涵養精神，讓人們看到美好、看到希望、看到夢想就在前方。

文藝與人民的聯系，是一種內在的生命聯系，這是一根永遠剪不斷的情感臍帶、文化臍帶和歷史臍帶。天是世界的天，地是中國的地，只有仰望人類文明的璀璨星空，同時扎根于中國大地，扎根于人民的火熱實踐，我們的文藝才能描繪出中國色彩、講述好中國故事，書寫無愧于時代、無愧于人民的精品力作。

千百年來，傳世的文學作品都以春風化雨、潤物無聲的力量，引人向上向善、奮然前行。當文學遭遇網絡，網絡文學應運而生。能否延續一脈相承的優良傳統，抒寫網絡時代的嶄新篇章，是網絡文學發展的關鍵所在。在近日召開的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專門向兩位參會的網絡作家問好，會后還親切叮囑：“希望你們創作更多具有正能量的作品。”這一細節在網上引起熱烈反響。

作為一種新型的文學樣式，網絡文學依托網絡，服務網民，吸引了海量的作者與讀者參與其中。“榕樹下”等原創文學門戶、“紅段子”等移動網絡內容……經過短短十余年的發展，網絡文學原創作品無論是按字數還是按篇目計算，都已經遠遠超過當代文學60多年在紙質媒體發表作品的總和。最新統計顯示，截至今年6月底，我國網絡文學用戶數已達2．89億，網民網絡文學使用率達到45．8％。網絡文學的穩步發展，形成了巨大的社會影響力，在豐富人們文化生活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但也要看到，網絡文學存在泥沙俱下、魚龍混雜的現象。缺乏深邃的社會意義、深沉的人生感悟和深厚的文化積淀，制約著網絡文學的深度發展。更讓人憂心的是，許多網絡文學作品脫離現實生活，沉迷于奇思妙想，片面追求感官刺激，刻意迎合獵奇心理，把低俗當通俗，把欲望當希望，乃至貶損崇高、消解經典，不僅不能讓人感受到應有的正能量，反而讓人壓抑、使人萎靡、令人悲觀。這不能不說是部分網絡文學的一道硬傷。

回望我國文化長河，先秦散文、漢賦、晉文、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等一座座高峰，傳遞向上向善的正能量，是其鮮明的底色。它們或豪放剛勁，或婉約優美，或質樸本真，或鋪采摛文，內容千差萬別，形式多種多樣，但字里行間皆是自然的美、生活的美、心靈的美。進取自強、高潔坦蕩的情操，樂山好水、悲天憫人的情愫，憂國憂民、建功立業的情懷，蘊含在一部部經典當中，為中華文化的勃發、為中國精神的賡續注入著連綿不絕的正能量。這些經典有如一顆顆明珠，鑲嵌在中華民族的歷史長卷之上，也串起了我們民族一脈相承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質、精神脈絡。古往今來，傳播的載體、表現的形式一直在變，但是，我們民族傳統文化特有的氣質、氣度、氣派不應變也不能變，文學涵養精氣神、傳遞正能量的功能定位不應變也不能變。這是網絡文學必須遵從的歷史和現實邏輯。

我們身處一個催人奮進、引人奮發的偉大時代，萎靡不振、荒誕不經絕不是這個時代的基調，壓抑沉悶、晦暗低俗也絕不是這個時代的色澤。如果不能在真偽善惡美丑的對決中堅守大道正氣，發出大雅正聲，網絡文學喪失的將不只是文學的功能，還將包括自身存在的意義。惟有延續優良傳統，抒寫時代新聲，創作生產出無愧于我們這個民族和時代的優秀作品，網絡文學才能夯實安身立命之本，也才能不負這個時代，贏得自己的未來。

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15日上午在京主持召開文藝工作座談會并發表重要講話。他強調，文藝是時代前進的號角，最能代表一個時代的風貌，最能引領一個時代的風氣。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文藝的作用不可替代，文藝工作者大有可為。

有個比喻說得好，經濟是血肉，文化是靈魂。無論推動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建設文化強國，還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文藝工作者都需認識自己所擔負的歷史使命和責任，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努力創作更多無愧于時代的優秀作品，弘揚中國精神、凝聚中國力量。

72年前，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提出了文藝為什么人服務和如何服務這兩個根本問題。今天，這一提法仍不過時，仍須深思“二為”方向——堅持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方向；仍須堅持“雙百”方針——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仍須“三貼近”——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貼近群眾，為人民放歌，為人民抒情，為人民呼吁；仍須尊重文藝規律。

文藝工作者惟有把握時代節拍，把個人的藝術追求融入國家發展的洪流之中，把文藝的生動創造寓于時代進步之中，才能創造出更多為中國老百姓喜聞樂見的、具有中國作風的優秀作品。

遺憾的是，在市場經濟大潮中出現了令人擔憂的現象，比如出現了低俗、庸俗甚至惡俗的作品，一些從業者單純追求感官刺激，忘了所應該肩負的歷史使命和社會責任。一部好的作品，應該是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同時也應該是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相統一的作品。文藝不能當市場的奴隸，不要沾染了銅臭氣。優秀的文藝作品，最好是既能在思想上、藝術上取得成功，又能在市場上受到歡迎。

毋庸諱言，進入新世紀特別是近些年，伴隨著技術迅猛發展，生活方式轉變，現代化挺進，全球化更深入，思想領域和文藝創作也出現更多元的態勢。新態勢意味著新機遇，也為文藝創作帶來更多利好，但是也容易發生方向性迷失，不可不警醒，也不可不增加定力，把握好大勢。

文藝發生了方向性的迷失，實際上是文藝工作者發生了方向性的迷失。如果在為什么人的問題上發生偏差，即便短期內賺了錢，也不可能擁有長久的生命力；即便在小范圍內擁有了一定影響，也不可能流芳后代，相反卻會受到唾棄。究其因，低俗不是通俗，欲望不代表希望，單純感官娛樂不等于精神快樂。

“（寫作）不是為飽食終日的貴婦人服務，不是為百無聊賴、胖得發愁的‘一萬個上層分子’服務，而是為千千萬萬勞動人民，為這些國家的精華、國家的力量、國家的未來服務”。文藝既然為大眾服務，為百姓放歌，文藝工作者就應該時刻牢記責任，不辱使命，不入歧途，不劍走偏鋒，更不能迷失方向。

文藝工作者是職業，也是身份；是夢想，也是責任。一定程度上說，創作的過程就是不斷考量自己靈魂的過程，也是把握人生與時代有多大距離的過程。在這個生機勃勃的時代，每名文藝工作者好好體味習近平關于文藝工作的講話，就會更有擔當，從而積極創作，滿足人民精神需求、豐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強人民精神力量。

“家鄉有個小石匠，參加土改入了黨，頭戴竹葉帽，身穿百姓裝，穿著草鞋干革命，創建了滇西大糧倉。一身泥一身汗，大官他不像，像什么？像，像個種田郎。楊善洲，楊善洲，老牛拉車不回頭，坐官一場手空空，退休又鉆山溝溝……”我一直記得這首2011年拍《楊善洲》時聽到的當代百姓編的歌謠。

作為演員，我們想說的話都表現在人物上、角色上。《焦裕祿》《楊善洲》這兩部電影都是在他們工作生活的土地上拍攝的，我對此深有體會，“我們到了一個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結合起來，在人民中間生根、開花。”焦裕祿、楊善洲就是這樣。

演員是一種職業，我們這個職業就是創作人物，而且是鮮活的人物。通過人物，讓觀眾感受到假惡丑和真善美。但是演員需要明白一點：人物，不是演員一個人的，是集體創作，而且有些人物在現實生活中就很有影響。對此，作為演員千萬不能自我膨脹。

拍電影《橫空出世》，我接觸到總裝備部很多精英，如果說他們付出的是100，那么他們得到的回報是1，太不成比例。拍完這部戲，我很受觸動，他們太了不起了，所以又參加了反映中國航天測控人生活的電視劇《中國軌道》的拍攝。拍攝進行到一小半的時候，我發現自己得了病，當時就想我寧肯死了，也不能讓這個戲夭折。整個劇組從西安拉到北京，我堅持了一個多月，把戲演完了。休養了兩年后，我重新拍戲，每次在劇組吃盒飯時，我都覺得特別幸福，因為感受到自己生命的價值，我在為觀眾創作。

近些年來，文藝事業蓬勃發展，但出現很多亂象。從個人來說，是一些演員經不起名利的自我膨脹；從社會來說，是環境提供了讓他們膨脹的土壤。比如不管明星做了什么，粉絲都歡呼鼓掌，好壞、黑白、是非不分，這是不應該的。文藝界出了丑聞，最受影響的，也是這些粉絲，他們中有些人青春年少，世界觀、價值觀還沒有完全定型，要注意對他們的正面引導。還有一種怪現象，就是有些作品觀眾一邊看一邊罵，創作者一邊挨罵一邊還掙著大錢。這樣的作品是有經濟效益了，但是社會效益呢？應該加強對這種作品的外部監管和制約。

演員這個職業不輕松，想做好了不容易。我們趕上一個好時代，要珍惜演員這個名號。文藝工作者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文化是我們民族的血脈——這是對我們最大的認可和鼓勵。

最近，我在拍攝電影《遠方的河》，反映上海知青金訓華為救物資、救小兄弟而犧牲的真實事跡。為此，上海一家電視臺找到當年被救的人，這位已是60多歲的老人最初拒絕上電視：他怕被罵借英雄炒作自己，更怕英雄的在天之靈受委屈，因為這樣的節目會有多少觀眾關注呢？但是欄目組和攝制組感動了他。做有情懷的作品，塑造有生命力的人物，這是我的理想。

李雪健（中國文聯副主席、中國電影家協會主席）

我從事了60余年戲曲工作，戲曲藝術作為我畢生鐘愛和從事的事業，至今仍覺得它是寶藏，究其根源就是它作為中華民族傳統文化藝術的魅力。它的程式、語言、旋律遵循著美學原則和精神內核，代表著中國傳統的人文精神。但是傳統并非不創新，古典也并非不時尚，回顧戲曲藝術的道路，本身也是在包容創新、兼收并蓄中發展演變，比如京劇能夠集合各劇種優點，使之融會貫通，節奏明快，旋律順暢。

現在時代在發展，快節奏的社會生活更需要傳統文化精髓的注入，黨和人民把繼承、弘揚、推動和發展傳統藝術的重擔交給戲曲工作者，我們如何做好這門學問？結合我個人關于《曹操與楊修》《貞觀盛世》《廉吏于成龍》的創作實踐而言，我想不僅要尊重傳統、研究傳統、繼承傳統，還要激活傳統。這三部曲也是在我和團隊反復實踐、集思廣益中創排完成并得到了觀眾的支持和認可。

文學藝術不僅要帶給觀眾藝術享受，還應有關照現實和啟迪作用。新時期，我們在把握傳統戲曲的深邃底蘊，用活傳統戲曲的深厚技巧，保持每個劇種的不同風格、個性及美學內涵的前提下，還應融入這個時代，適應觀眾新的文化。戲曲表演者可以通過學習、借鑒、移植、發酵，在自己的思路下把程式用活，塑造有血有肉、栩栩如生的人物，加強戲曲藝術的表達力和展現力，帶給觀眾更好的藝術作品。

值得欣慰的是，戲曲工作者也在創作演出中努力踐行傳播傳統文化。有個鮮明對比可以說明這個問題，近年來，戲曲人尤其是基層院團處在非常邊緣化的現狀中，但他們仍然甘受清貧，堅守著精神領域的一方凈土，傳播真善美，鞭笞假惡丑，再苦也要演好戲，以實際行動擁護黨中央的決策與號召。如山西兩個院團都在演出《廉吏于成龍》，老百姓非常喜歡，只是唯利是圖的經銷商不喜歡。如果為了利益而摒棄傳統文化，如果中華民族精神家園的最后底線無法堅守，那么藝術舞臺將逐漸被歐美所取代，非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和非中華文化的載體將大行其道，那是我們不愿見到的。

國家對文藝事業的關心和支持讓我們感到溫馨，更使我們清晰地認識到振興戲曲藝術的使命和責任。我們更應身體力行，樹立起高度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增強大局意識、使命意識，堅持“二為”方向和“雙百”方針，緊跟時代步伐，積極開展傳統劇目的挖掘整理工作，精排、精演，使老戲煥發出時代的光彩；在新創劇目方面精益求精，創作出喚醒民族自信、文化自信，無愧于時代的精品力作，使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煥發出新的魅力，盡一個戲曲人應盡的天職和良心！

尚長榮(中國戲劇家協會主席、中國文聯榮譽委員)

10月15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在北京主持召開文藝工作座談會并發表重要講話。 新華社記者 鞠鵬 攝

習近平在文藝工作座談會的講話炒語連珠振聾發聵，“人民是文藝創作的源頭活水，一旦離開人民，文藝就會變成無根的浮萍、無病的呻吟、無魂的軀殼。”“文藝不能當市場的奴隸，不要沾滿了銅臭氣。優秀的文藝作品，最好是既能在思想上、藝術上取得成功，又能在市場上受到歡迎” ……網民普遍反映“說得好”、“接地氣提士氣”、“情真意切感人肺腑”，還有的說“總書記說到咱的心坎上”。

從河北正定到中南海，從與河北作家賈大山的交往到文藝座談會發表講話，習近平與文藝家一路相伴隨，與廣大文藝工作者心連心、同呼吸共命運。他的這次講話，既繼承了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精髓，又為新形勢下特別是市場經濟條件下文藝工作指出了發展方向。

“低俗不是通俗，欲望不代表希望，單純感官娛樂不等于精神快樂”，一針見血切中要害。現在的娛樂節目和電影，單純追求商業化而不注重藝術性，電影一定要票房過億才叫過癮，導致文化產業看似繁榮實則貧乏空洞。偽“文藝”成為了金錢的奴隸，低級惡俗及商業化炒作流行。很多的電影電視劇，要么拜金炫富，要么歪瓜劣棗，要么小三老少配姐弟戀，要么歷史名著亂改一氣……票房收視率上去了，可道德文明卻喪失了，有些甚至沒有了道德底線。

現在已經不太使用“文藝工作者”之類的詞匯，更多地是講“娛樂圈”。娛樂圈走入了怪圈。一些藝人放棄了做人的基本原則，不該露的露了，不該說的說了，不該做的做了；不惜以緋聞、黃賭毒等無底線丑聞，迎合低級趣味的群體需求，越臭身價越高。一些網站為博點擊率，大肆炒作推波助瀾。那些真正為國為民做出巨大貢獻的科學家、文學家、藝木家卻鮮有提及，娛樂導向成了最大問題。

文藝是一個時代的鏡子、是一個時代的精神面貌、是一個時代的精神風向標。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文藝作用不可替代。

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說，中國的文藝要堅持“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二為方向，堅持“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雙百方針。習近平的講話，是市場經濟條件下毛澤東思想的繼承和發展。習近平的講話，沒有空話套話，也沒有故作驚人語，講的都是一些大白話大實話，通俗易懂喜聞樂見很平實。這些道理大家都懂，但要做到又非常難。

文學家藝術家只有在中國夢實踐中，把自己當作群眾的忠實的代言人，耐得住寂寞，才有可能出接地氣、經得起時間考驗的精品。如果把自己看作群眾的主人，看作高踞于“下等人”頭上的貴族，不管有多大的才能，也是群眾所不需要的。只有代表群眾才能教育群眾，只有做群眾的學生才能做群眾的先生。

當年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后，文藝事業開創出嶄新的局面。這次習近平的重要講話必定會推動文藝事業的大發展大繁榮，讓我們拭目以待。

我稱得上是中國人民解放軍文藝戰線的一名老兵，到現在依然在心里經常哼唱著“追上去追上去不讓敵人喘氣”那些歌。我們也有風花雪月，但那風是“鐵馬秋風”、花是“戰地黃花”、雪是“樓船夜雪”、月是“邊關冷月”。就是這種肝膽、這種魂魄教會我跟著走、往前行，我愿意為兵服務一輩子！所以，我、我們心中常念叨的就是6個字：“正能量、接地氣”，在部隊來說就是有兵味戰味！

這個兵味戰味體現在哪里？不外乎兩條。一個是我們的作品，不管是一首詩、一首歌還是一部劇，都要說出戰士的心里話，寫出戰士的真感情，讓戰士發自內心地去喜歡去傳唱，讓他們在沖鋒陷陣時有無窮的力量，在軍旅生活中有前進的動力，在成長歷程中有精神的港灣。近年來，軍隊推出了一批強軍歌曲，鼓士氣、抒兵情、壯軍威，唱出了當下軍營的最強音，這是一個很好的導向。另一個是我們這些文藝工作者，還是要保持扎根軍營、官兵“五同”的好作風。現在總政組織軍隊文藝工作者走基層、要求多下部隊慰問服務，很多軍隊文工團也在搞下連當兵、多聞兵味，這樣的舉措好。軍營是我們創作的沃土，戰士是我們謳歌的主角，離開了這些，就沒了兵味戰味，甚至會變味。

然而，我們也不是生活在真空里，哪能“兩耳不聞窗外事”？近年來，我總有一種“亂花漸欲迷人眼”的感覺。社會上緋聞、丑聞，花邊桃色；作秀、作嘔，低俗惡俗，紛紛闖入眼簾、聒噪不休，好像這才時髦奪眼球，甚至香臭不分、法紀不論，越黑越火，讓我著實感到有點寒風颯颯。一開始，我以為只是偶然現象，一笑置之；漸漸地我從一些青少年的反映和津津樂道里，感到不可等閑視之；最后我感到冷風刺骨，不能就這樣聽之任之了。我們好像不能光看到評了多少獎、開了多少花，而要真看看移風易俗、社會風尚、流行風味兒了！更何況在人家不遺余力、重金營造、推而廣之的情況下，我們有少數人還爭先恐后搖旗吶喊、推波助瀾，被市場、收視率牽著鼻子走，還津津有味、得意非凡，這還有點文藝工作者應有的良知么？

所以，我一直在渴盼中央發出清晰有力的聲音，重現文藝的朗朗天空。72年前，我們黨開過一次文藝座談會，叫“延安文藝座談會”，明努力方向、開風氣之先、啟一代文風，正本清源，振奮了全國人民；今天，我舉雙手贊成開這樣一次文藝座談會，我期待著這次會議能夠振聾發聵，潤物揚帆。

我覺得，我們每一位以文藝為終身職業的從業者，我的同行們，都應該做到“四有”，那就是胸有大業，腹有詩書，肩有擔當，術有專攻！我們還應該有“四藝”，那就是大義、道義之“義”，堅毅、毅力之“毅”，友誼、情誼之“誼”，然后才可以談到藝術、文藝之“藝”。

閻肅(空政文工團一級編劇)

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15日上午在京主持召開文藝工作座談會并發表重要講話。他在講話中指出，“要把滿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為文藝和文藝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把人民作為文藝表現的主體，把人民作為文藝審美的鑒賞家和評判者，把為人民服務作為文藝工作者的天職”。

他同時強調，“一部好的作品，應該是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同時也應該是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相統一的作品。文藝不能當市場的奴隸，不要沾滿了銅臭氣。優秀的文藝作品，最好是既能在思想上、藝術上取得成功，又能在市場上受到歡迎”。

人民的實踐、人民的生活，是文藝作品的源頭活水；面向人民、服務人民，是文藝工作的神圣使命。是否能在這個高度上進行創作，決定了一部作品的思想性、藝術性，進而決定了它的傳播力和美譽度。從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豐富的文藝作品中可以看到，經典的往往也是流行的、高水準的常常也是高人氣的，只有贏得人民的作品才能在長久的時間內贏得市場，將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統一起來。

贏得人民，文藝作品要展現出社會歷史高度。魯迅先生論文藝，稱其為“國民精神所發的火光，同時也是引導國民精神的前途的燈火。”縱看古今，任何經得起時光檢驗、歷史淘漉的經典作品，無一不富含著對時代問題的追問、對現實人生的觀照、對社會生態的考察、對歷史大勢的深思；無一不是以真求美、以質修文、以現實的深度贏得藝術的高度。正是它們，綿延不斷、前后接續，形成了一部社會文化歷史，動態地提升著一個民族的人文精神。也正是它們，不斷地向后來者重申著文藝創作的根本要求：根植人民，觀照時代，無愧歷史，面向未來。

贏得人民，文藝作品要富含民族文化精神。有民族的視角，才有世界的眼光，有中國文化，才講得出中國故事、唱得響中國聲音。作家莫言圍繞山東高密“東北鄉”構筑的精神世界，為他贏得了諾貝爾文學獎；翻譯家許淵沖在中國詩詞和英法韻文之間的互譯，為他帶來了國際文學翻譯界的最高獎項。經典作品如此，大眾文藝更是如此。《中國好歌曲》的節目模式被海外訂購，吸引力在于原創，也在于其所表達的東方美學意境；《舌尖上的中國》成功實現國際傳播，是因為華夏美食，更因為其中流動的中國文化興味。好的文藝作品的共同規律就在這里：要對流行文化有把握和前瞻，又要對傳統文化有理解和消化；要諳熟市場的普遍傳播規律，更要展現出民族文化特有的價值關懷。

贏得人民，文藝作品要有面向群眾、扎根生活的風格。“接地氣兒”作品耐看，就是因為它們始終“把人民的冷暖、人民的幸福放在心中，把人民的喜怒哀樂傾注在自己的筆端”。中國電視劇《媳婦的美好時代》在非洲熱播，原因正在于習近平總書記那句評價——“使坦桑尼亞觀眾了解到中國老百姓家庭生活的酸甜苦辣”。主流正劇《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能收獲高人氣和高美譽度，源于它表達的題材，也源于它的“表達風格”：寫偉人也寫普通人，寫國是國情也寫百姓生態，讓觀者體味到，廟堂之上也有人情味、百姓家里也有大政治。主旋律如何接地氣？找到生活、回到生活應是答案。

讓一部作品有崇高之美、信仰之美，有思想深度、藝術高度，追根究底都取決于以人民為“出發點”“落腳點”“鑒賞家”和“評判者”的創作態度和藝術宗旨。這樣的好作品，有些會同時贏得社會效益和市場效益，有些則會在更長久的時間中贏得歷史的掌聲，在更深層的意義上展現出對社會文明發展的影響。為人民抒寫、為人民抒情、為人民抒懷，站在“人民創造歷史”的寬闊視野上觀察和評價文藝作品，是習近平總書記的講話對當代文藝創作的激勵和鞭策。

請允許我先講一件發生在不久前的事情。甘肅省酒泉市玉門小金灣，是一個以東鄉族為主的鄉村，村民們信奉的是伊斯蘭教。在小金灣，升學率一直是個讓校長頭痛的問題。然而今年9月份開學時，小金灣小學居然沒有一個孩子退學！從原來一個年級80到90個學生，今年達到了300多名！為什么會產生這樣的改變？我們得知，這竟然是因為中國舞協在那里開展舞蹈志愿服務項目——新農村少兒舞蹈美育工程之后，發生的悄悄的、可喜的變化！

我們于是驚訝了：舞蹈，真的有這樣的魅力！藝術，就是可以這樣“潤物細無聲”！

也是在剛剛過去的國慶節之前，中國舞協舉辦了“全國新農村少兒舞蹈美育工程——少數民族舞蹈課堂匯報展演”。來自全國偏遠地區的18個民族的500多名小學生，在北京的民族劇場上演了各自民族的少兒舞蹈，他們感情真摯，表演樸實，載歌載舞，令人贊嘆！這些農村孩子，從來沒有走出家鄉一步，不要說北京，就連縣城都不知道在哪里！這一天，他們在北京的大舞臺上，綻放出燦爛而自信的笑容！小金灣小學的四年級學生楊文，在自己的日記中寫道：北京，原來覺得特別遙遠，做夢都沒想到今天真的來了！

這，就是文化的力量！

面對偏遠地區、貧困地區，面向生活在基層的百姓，我們從事文化藝術工作的人能做什么？我們不能觀望、不能猶豫、不能躲進小樓，我們只能背起這份沉甸甸的時代責任，加倍地努力，再努力！我們不能端著那些假大空的“架子”，我們只能踏踏實實地創作人民喜愛的作品，與人民面對面，與人民心貼心！我們不能孤芳自賞、不能一切向錢看，我們必須用文化的力量傳播陽光，移風易俗，教化人心，驅散霧霾，改善人性，給人們更多的精神力量！這既是文化藝術工作者的機遇，也是偉大時代賦予我們的責任和使命！

近年來，中國舞蹈家協會實施了“全國新農村少兒舞蹈美育工程”，帶領舞蹈家和青年舞者們堅持深入生活，為廣大人民群眾服務，提升文藝本領。時代在發展，社會在前進，藝術工作隨著時代的腳步，已經進入了一個全新的歷史階段。我們應該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中，充分貢獻自身的才智，充分發揮文化的力量，更好地實現豐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強人民精神力量，滿足人民精神需求的目標！

最后，我要向大家報告一個好消息：就在10月14日，我們又有新的一批文藝志愿者，50多個舞蹈志愿老師，從酒泉又出發上路了。這一次，他們決心要讓舞蹈志愿行動，覆蓋整個酒泉地區的所有農村小學，惠及成千上萬的甘肅各個民族的孩子。孩子們在電話里爭著說：中國舞協的老師們，放心，我們一定會跳得更好！親愛的北京，我們一定會再來！舞蹈志愿者們說：羌笛無須怨楊柳，春風早過玉門關！

趙汝蘅(中國舞蹈家協會主席、中國文聯榮譽委員)

【文藝不能淪為市場的奴隸，也不能媚俗。歸根結底，文藝要想大發展大繁榮，就必須遵循文藝規律。】

習近平15日上午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強調，一部好的作品，應該是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同時也應該是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相統一的作品。文藝不能當市場的奴隸，不要沾滿了銅臭氣。優秀的文藝作品，最好是既能在思想上、藝術上取得成功，又能在市場上受到歡迎。

參與座談會的文藝工作者有許多為人熟知的面孔，比如王蒙、莫言、賈平凹、馮小剛、陳凱歌、陳道明、趙季平，等等。他們的作品基本上既叫好又叫座，做到了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相統一。更難能可貴的是，許多文藝工作者既“寫”道德文章，又因人格魅力而具有較強的市場號召力，遠非一些吸毒、嫖娼或出軌的藝人所能比。

市場是個好東西。沒有市場，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就缺乏足夠支撐；沒有市場，文藝產業不可能做大，也行之不遠。但是，市場又處處充滿陷阱，過于以經濟利益為考量，就可能被金錢操縱，甚至淪為資本的附庸。有些作品格調不高，專盯臍下三寸，炮制花邊作品，仿佛帶點黃、沾點色、露露點，就能俘虜住觀眾；還有的作品故意迎合少數民粹主義者，既不尊重史實，也無視民族情感，大肆炮制鬧劇，比如手撕鬼子的“神劇”……這樣的作品也許會有一定受眾，但經不起推敲和檢驗，易碎且含雜質過多，注定備受詬病。

文藝作品與市場并不是死對頭，我們反對的是淪為市場奴隸的文藝，而不是緊跟時代節拍的文藝；我們鄙夷的是惟利是圖的文藝，而不是票房口碑俱佳的文藝；我們憎恨的是高高在上、不接地氣的文藝，而不是鮮活生動、冒著市井熱氣的文藝。

文藝不能淪為市場的奴隸，也不能媚俗。有句話說得好，“（寫作）不是為飽食終日的貴婦人服務，不是為百無聊賴、胖得發愁的‘一萬個上層分子’服務，而是為千千萬萬勞動人民，為這些國家的精華、國家的力量、國家的未來服務”。為民眾服務，不等于越下里巴人越好，越媚俗、越流俗越好。突破底線，粗鄙不堪，既低估了民眾的審美觀，也是自以為是的可悲創作觀。

其實，文藝也不能當權力的奴婢。據說現在一年創作歌曲在兩萬首以上，但是真正為廣大群眾所傳唱的有多少首？我們全國幾百個電視頻道，數以千萬計的文化節目，真正的有豐富文化內涵、高尚文化品位和品格的節目又占多大比例？在前不久出版的《文化熱點面對面》一書中，文化部部長蔡武接連發問，他認為行政權力對藝術的發展不要過多干預，才能促使文藝大師的涌現。這雖是常識，卻直擊要害。如果文藝淪為權力的奴婢，就會媚權，甚至被掣肘過多，創新活力枯萎，創新動力止歇，難有經得起歷史淘洗的精品傳世。

歸根結底，文藝要想大發展大繁榮，還必須遵循文藝規律。多年前，習近平就要求，充分發揚藝術民主和學術民主，堅持社會責任和創作自由的統一、弘揚主旋律和提倡多樣化的統一，加強調查研究，不斷認識和把握文藝規律。我們正處于生機勃勃的時代，理應多出現且持續出現配得上這個時代的偉大文藝。頻出偉大文藝并無捷徑，也不需要捷徑，培植可自由生長的土壤，最大限度地尊重藝術規律，并適時芟除雜草，即可。

《京華時報》評論員 王石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