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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度中國慈善透明報告》顯示，有77％的公益慈善組織透明指數得分不及格，其中地方紅會得分較低，五成公眾對慈善組織信息披露不滿意。《報告》還顯示，去年我國慈善捐贈總額近千億，企業捐贈近7成。

慈善的生命力在于透明。唯有透明，慈善事業才能真正激發、吸納、整合人們內心的慈善熱情和動力，讓慈善事業生生不息。遺憾的是，從報告來看，慈善組織的透明度還不夠，雖然止跌反彈的捐贈數額可帶來稍許安慰，但若我們辨析慈善捐贈的主體，對比慈善事業發達的國家，就會明白，增加慈善組織的透明度，會讓慈善事業煥發怎樣的面貌，取得怎樣的進步。而這種可期許的面貌和進步，現在還只是一種暢想與可能，甚至可能因為慈善組織的停滯不前，而成為一種泡影。

所以，需深究的問題是，為何慈善組織的透明度較低，如何增加和提升其透明度，讓慈善可以成為“玻璃缸中的金魚”？盡管，造成慈善組織透明度較低的原因很多，但已形成共識的核心原因是，行政化造成的公開動力不足、自覺不夠。雖然，《公益慈善捐助信息公開指引》對捐贈信息的公開作出了指導，但這種指導并非強制規定，在缺少法律剛性的保障下，容易成為一種看上去很有力的“空話”。加之，慈善組織多帶有官方背景，缺少競爭意識和服務意識，行政化所帶來的種種官僚作風，行之于慈善而為人更不能接受。

因此，去除慈善組織的行政化，既是對慈善公信力的保證，也是對慈善公信力的提升。當行政化的種種弊端在慈善事業中被消除，人們看到的是公開透明的服務積極的慈善組織，他們對于慈善的種種顧慮就可以消除，他們內心的慈善熱情就可能被最大化激發。

有人期待以立法的形式推進慈善組織的去行政化。這是去行政化的應有之路。只是，慈善立法之路卻走得艱辛。從2004年全國民政會議提出建立慈善長效機制，慈善立法一直步履蹣跚，成為頗為期待但也等待時間較長的立法之一。顯然，慈善立法到了迫切需要提速的時候。

其實，關于立法的重點是可以梳理清晰的。首先，明白慈善的意義，厘清慈善的內涵。這是慈善立法的出發點，若何為慈善還是模糊的，慈善與行政的關系還沒有弄清，慈善甚至呈現出反慈善的一面，立法就可能麻煩更多、矛盾更多。其次，明確慈善的路徑，規劃慈善的未來。慈善不僅是一種動機，還是一種行為，這種行為必須以制度予以規范，才能成為真實的慈善，所以，慈善立法必須具體、細化、可操作。第三，增加公眾的監督，提升慈善的激勵。慈善組織的公開性夠不夠，應由公眾判斷，判斷的標準之一，就是他們的監督是否簡便、可行、有力。只有公眾監督成為常態，慈善組織才能獲得公信力。

當然，公開透明只是公眾參與慈善的基礎，慈善事業對于公眾的激勵——道德層面的激勵和功利化的激勵，都是人們整體參與慈善的直接原因。對于公眾來說，他們期待的慈善是自愿的、透明的、制度化的，全民性的。這離不開慈善的去行政化，更離不開慈善的立法。只要慈善立法能夠理念、路徑、機制三方面用力，人們期待的全民慈善，就不會只是夢想。

【一切只有回歸到理性的渠道，質疑是有理有據的，回應也是有板有眼的，那才是一個良性的氛圍，無論是紅會還是公眾，都會成為最終的受益者。】

近日，有微博稱“紅會200毫升一袋血賣給醫院200元，醫院賣給病人則為500元。只此一項，中國紅十字會獲利39．35億元，醫療衛生部門獲利高達上百億元”。對此，紅會回應稱，該說法嚴重失實。中國紅十字會只參與無償獻血的宣傳、動員和表彰工作，從不收取任何費用。對于血液的采集、化驗、保存和使用等工作均不由紅十字會負責（9月22日《法制日報》）。

自郭美美事件以來，黑紅會似乎成為一些網友下意識的習慣。紅會呼吁捐款時，網友便會呼吁“不捐”，免得給了郭美美們；紅會呼吁獻血時，網友也會跟著說“別獻了”，免得紅會借此牟利；紅會查詢平臺一上線，網友就立馬輸入一些明星的名字，結果明星們只捐了幾元或幾十元，然后網友們便開始嘲笑紅會“干啥都不行”……類似的吐槽與調侃，幾乎成為網絡生活的一部分。黑紅會，似乎正成為某些網友新的娛樂活動，而且是屢玩不膩的那種。

不可否認，網友黑紅會的說法，有些是有道理的，但也有些不是那么有道理。就“紅會靠賣血1年獲利39億元”這樣的事情來說，就屬于后者。其實，早在2011年，經濟學家郎咸平就在微博中質疑“無償獻血有償用血，紅會從中牟利”，這在當時引發了廣泛的關注，也引起了一場社會大討論。而今年昆山爆炸案發生后，一些網絡大V同樣發起了“別獻血讓紅會牟利”的活動。而如今這些微博的質疑，與之前的懷疑并沒有什么區別。

不過，在一次次的探討中，一些常識也逐漸明朗。一則，紅會只參與無償獻血的宣傳、動員和表彰工作，并沒有足夠的技術介入到血液的保管與使用中去，也不能收取任何費用；二則，“無償獻血有償用血”看起來似乎難以接受，但獻血法規定，公民臨床用血時，還是需要交付用于血液采集、儲存、分離、檢驗等費用，而無償獻血者及其家屬則可按照相關規定免費或減免相關費用。就此來說，當前紅會借無償獻血牟利的傳言，顯然是站不住腳的。

可以說，這些常識已經被強調多次，而每一次有類似事件發生時，都會有完全一致的常識普及。遺憾的是，即便如此，此事還是在網上引起熱議，成為網友們黑紅會的理由。由此可見，輿論的自我凈化能力還是很有限的，其分別真假、回歸常識的能力，同樣是急需提高的。對公眾來說，紅會不是不可以黑，但不能隨便黑，也不能誤傷，這應該是最起碼的底線。這樣的底線，對任何人或任何機構而言，應該都是成立的。

自然，這樣的說法并非幫紅會開脫。作為一家慈善機構，紅會的確應該經得起必要的質疑與非議，這也是其應盡的職責。只是，圍觀者的質疑，也不應那么低級與可笑、那么沒常識，而應有點技術含量、找準靶子。畢竟，放空炮、習慣性的黑紅會，是一場沒有贏家的博弈，只會加劇紅會與公眾之間的情緒對立。而一切只有回歸到理性的渠道，質疑是有理有據的，回應也是有板有眼的，那才是一個良性的氛圍，無論是紅會還是公眾，都會成為最終的受益者。

一條質疑“紅十字會賣血獲利”的微博，近日在網上被廣為轉發。該微博稱，僅2010年，中國無償獻血者高達1180萬人次，無償獻血量達到3935噸，紅十字會200毫升一袋血賣給醫院200元，醫院賣給病人則為500元，中國紅十字會從中獲利39.35億，醫療衛生部門獲利高達上百億元。中國紅十字會總會相關負責人表示，上述說法嚴重失實。

每年從出售無償獻血的血液中獲利數十億元，這個指控如果屬實，無疑是中國紅十字會的一個重磅丑聞。好在紅十字會迅速作出澄清，稱根據獻血法的規定，中國紅十字會只參與無償獻血的宣傳、動員和表彰工作，這些工作從不收取任何費用；無償獻血血液的采集、化驗、保存和使用等工作均不由紅十字會負責，全國各級血液中心和血站也均不隸屬于紅十字會。此外，媒體還詳細調查了“紅十字會賣血獲利數十億元”之說的肇始及流變，從另一個方面證明，這一說法缺乏可靠的依據，系捕風捉影胡亂拼湊而成，稱之為謠言亦不為過。

一個說得有鼻子有眼的傳言，就這樣暴露出了謠言的真面目，辟謠的過程并不特別復雜，可見這個謠言本身實在不堪一擊。辟謠之后不免深思：為何有人要編造“紅十字會賣血獲利數十億元”的說法？為何有人對謠言深信不疑？

對此最直觀的解釋是，近年來紅十字會曝出了一系列負面新聞，除一度鬧得沸沸揚揚的“郭美美事件”，捐贈信息不透明、財務管理混亂、“官僚化”傾向嚴重、違規出租救災用倉庫等等，都受到輿論的質疑詬病，其中“郭美美事件”盡管后來證實與紅會無關，但已經讓紅會的聲譽和公信力受到很大影響。這些都讓紅會給公眾留下了比較突出的負面印象，讓公眾覺得紅會就是一個“壞孩子”，說不定什么時候就會鬧出丑聞來，而且只要是紅會鬧出的丑聞，人們就大可信以為真并鳴鼓而攻之……

由于紅會在一些人心中已形成某種“刻板印象”，對紅會參與的公益項目、社會活動、公共事務嚴格審視，吹毛求疵，橫挑鼻子豎挑眼，甚至編造、傳播各種不實之詞，在一些人那里就成為一種“習慣性質疑”?！傲晳T性質疑”如果發展到造謠中傷、惡意誹謗，那就涉嫌違法犯罪，紅會可以拿起法律武器維護自身權益，法律須對違法犯罪行為依法懲處。而其他一些“習慣性質疑”，盡管未必都能成立，也難免讓紅會感到不舒服、不自在，其實質卻是從不同領域和層面，對紅會工作進行監督并給予幫助，目的是促使紅會加快推進自身改革，加強和完善管理制度，盡快建立、規范各項工作機制，切實解決捐贈信息不透明、“官僚化”傾向嚴重等問題。

一些人對紅十字會進行“習慣性質疑”，不代表對紅會懷有巨大的偏見，更不意味著要把紅會一棍子打死，而是客觀反映了紅會置身其中的現實輿論生態。等到輿論生態有了很大的改觀，人們對紅會的“習慣性質疑”逐漸轉為“習慣性信任”，那時紅會就可以深切地體會到，紅會改進工作、改善形象以及發展和改革的全過程，或多或少都得益于公眾的質疑和監督，紅會遭受“習慣性質疑”是值得的。

周常武（北京 編輯）

近日，網上流傳一條微博，“僅2010年，中國無償獻血者高達1180萬人次，無償獻血量達到3935噸。紅十字會200毫升一袋血賣給醫院200元，醫院賣給病人則為500元。只此一項，中國紅十字會獲利39.35億元，醫療衛生部門獲利高達上百億元”。紅會回應稱，“嚴重失實”。（《法制日報》9月22日）

對于近年身處輿論漩渦的紅會來說，這條微博殺傷力巨大。相信只要仔細看了紅會的回應，并且了解獻血法有關規定，知道紅會與采血中心脫離，明白在無償獻血工作中，血液的采集、檢測和存儲、使用等工作由衛生行政部門監督管理，應該就不會再懷疑紅會了。

這些年來，紅會面臨的質疑著實不少，作出的回應也著實不少，碰到的“老不信”也著實不少。何以這一次回應，就相對更有說服力呢？這里主要還是得益于《中華人民共和國獻血法》，它明確了紅十字會在無償獻血工作中的職責，這也是紅會相關部門負責人所稱的，“中國紅十字會在參與無償獻血工作中從不收取任何費用。對于血液的采集、化驗、保存和使用等工作均不由紅十字會負責，全國各級血液中心和血站也均不隸屬于紅十字會?！边@就是制度的力量，擠壓了想象的空間。

現實中經常聽到有人“吐槽”，一些工作一些決策，雖然私下拍板了，而且沒有私心，也進行了充分的權衡選擇；從最后結果來看，決策也不錯，既沒有讓集體利益受損，自己也沒有從中獲取好處，但是，往往還是有人不理解，甚至在背后指指點點，懷疑其中“有故事”、“有蹊蹺”。何以如此？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沒有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留下了想象的空間。

“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在現實中，可以找出若干這樣的實例。但是，好制度不僅能夠減少暗箱操作空間，還能夠減少懷疑和想象空間。這些年來，紅會為什么備受質疑且備感委屈？很重要的一點，還是源于制度建設上的不足，以及程序上的不公開不透明。大家都看到紅會吸收了很多善款善物，可這些善款善物是如何管理和保存的，最終又用到哪里，發揮了什么作用，公眾知之甚少。在這樣的情況下，即使沒有出現挪用，即使沒有人貪污，也留下了想象的空間。更何況紅會確實發生了一些“丑聞”，更加劇了公眾的懷疑。

在這個“人人都有攝像機，個個都是發言人”的時代，包括紅會在內，我們要做的不是抱怨，而是要坦然地、平和地面對監督。學會在輿論監督下工作，把權力裝入制度的籠子，不給權力留下暗箱操作的空間，不給社會留下懷疑和想象的空間，這是公共部門必須面對的新課題。

20日，民政部主管的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發布《2013年度中國慈善捐助報告》顯示：2013年全國接收國內外社會各界的款物捐贈總額約989.42億元，比2012年增長21.06%。而紅會系統接收的捐贈總額為32.05億元，占全國捐贈總額的3.24%。

去年捐贈總額增長21%，令人欣喜。而紅會系統接收捐贈只占3.24%，讓人遺憾。眾所周知，紅會系統包括紅總會、紅會基金會和地方紅會，僅地方紅會的數量就很龐大，紅會系統在中國公益慈善事業中長期占據重要地位。然而，去年紅會系統接收的捐贈額與紅會系統的地位，似乎不相符，值得思考。

有學者表示，紅會是一個人道主義組織，籌款并不是其主要工作。言外之意是，要客觀看待紅會接收的捐贈額在全國所占的比例。的確，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紅十字會法》規定，紅會的職責多達7項，自然沒有更多的精力去籌集款物。而接收捐贈超過七成的慈善會和基金會，則是以籌款為重要工作的。

換言之，紅會系統接收的捐贈額與慈善會、基金會接收的捐贈額沒有可比性。進而言之，工作重點不同是紅會系統接收捐贈少的一個重要原因。另外，有數據顯示，在自然災害嚴重的年份，紅十字會接收的捐贈比較多，去年自然災害相比往年不算最嚴重，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響了紅會系統的募捐額。

但在一般人看來，紅會系統募捐額少還與兩個因素有關：其一，紅會自身改革力度不夠。盡管“郭美美事件”的影響已經進入衰退期，但是紅會本身的病根還沒有去除，“郭美美事件”的后遺癥還沒有痊愈，人們在提起紅會時不由自主地會聯想到“郭美美事件”以及紅會存在的其他問題。

盡管紅會在“郭美美事件”后通過一系列改革舉措以重塑社會形象，且取得了一定效果，但是，由于紅十字會法仍沒有做出修改，紅會系統管理體制仍沒有理順，這就會影響到公眾對紅會的信任度，進而影響到募捐額。

其二，地方紅會影響了紅會系統整體形象。盡管中國數千個地方紅會與中國紅十字總會、紅會基金會在財務、配置、運作等方面基本處于獨立狀態，但事實情況卻是“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地方紅會曝出的種種負面新聞，也會影響到整個紅會系統的形象。

這個《報告》顯示，紅十字會透明指數較上年下降5.46%,且透明指數低于樣本平均值。原因就在于，地方紅會的得分普遍較低，就拉低了整個紅會系統的得分——這僅僅是地方紅會問題影響紅會系統形象的一個縮影。地方紅會透明度普遍較低，公眾和企業自然不愿意向地方紅會捐款，進而影響紅會系統募捐總額。

盡管紅會系統募捐額少有客觀原因，但也有主觀原因。為今之計，只有盡快完善相關法律，加快管理體制改革，才能重塑紅會系統新形象。據悉，已頒布實施20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紅十字會法》修改已被列入2014年立法計劃。期待立法與體制改革同步，紅總會與地方紅會要么徹底脫鉤，要么垂直管理。

在很多公眾的印象中，募捐額是衡量一個公益慈善組織公信力的重要標尺，募捐額越多表明公眾對公益組織的認可度越高，募捐額越少則表明公信力越低。從這個角度而言，無論是紅會系統募捐額少，還是紅會系統透明度下降，都在提醒有關方面要深刻反思紅會系統自身存在的問題。

張海英（北京 教師）

9月20日，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發布《2013年度中國慈善捐助報告》?！秷蟾妗凤@示2013年全國接受國內外社會各界的款物捐贈總額約989.42億元，而紅會系統接收的捐贈總額為32.05億元，占全國捐贈總額的3.24%。（9月21日《新京報》）

新的年度中國慈善捐助報告出爐，紅會占全國捐贈總額的3.24%，這一比例尤其打眼。近些年，紅會受“郭美美事件”一系列負面新聞影響，一直令人關注，盡管今年郭美美謠諑已經澄清，但帶給紅會的公信危機是深遠的，很難讓人不把這結果和“信任危機”聯系起來。

不可否認，“信任危機”加劇了社會慈善捐贈用腳投票的步伐，讓紅會的受贈額度持續走低。2013年近千億的慈善捐贈中，企業是社會捐贈的主力，占有七成，而社會捐贈的主要渠道是基金會和慈善會，這充分說明經濟的長足發展，企業捐贈已經成為社會慈善的主力軍，通過自建慈善基金或者加入特定基金會，正在成為常態。

顯然，這個權利具有社會進步的標識意義，它并不以政府管理社會慈善的意志為轉移，反而是反襯出“大社會小政府”的力不從心。所以，以紅會為代表的政府公益慈善受贈比例逐步下降，并不全然是信任危機所致，一定程度上是社會組織參與社會治理的必然結果。

紅會不足4%接受社會捐贈的占比，真實反映出社會慈善組織的壯大與能力的顯現，也折射出公益慈善的社會屬性，社會組織參與公益慈善才會真正帶來公益事業的健康發展。相反，官方慈善“政慈不分”、管辦一體的格局，無論是效率、能力，還是信任度，都難以滿足現代公益慈善機制的要求，才是受贈乏力的根本癥結，而紅會不過是因為信任出現了危機，而顯得癥狀更突出罷了。

一花獨開不是春，把慈善交給社會去興辦，更符合社會組織參與社會治理的現實要求。政府應加快慈善公益改革，因勢利導，放權社會，營造社會公益慈善組織更寬松的成長環境，并從立法層面解決好公益慈善的體制機制和透明規則，設置出可視的安全區。至于政府慈善組織，應當實現管辦分離，逐步實現去行政化，以平等慈善公益主體的身份開展慈善運作，那么其健全的組織構架的優勢，才能在整體慈善公益事業的格局中得到更好的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