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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歲女子房云云盜竊合肥副廳級官員巨額財產案，引發社會廣泛關注。事發后，與房云云一道被抓的“盜竊團伙”成員唐水燕向澎湃新聞爆料，她的哥哥唐燕平從未偷盜過，只是幫房云云間接保管偷來的600多張購物卡，卻被合肥警方以盜竊罪跨省抓捕。8月7日，澎湃新聞就此事致電合肥市公安局，相關工作人員回應稱，“這是個應該相信警察還是相信竊賊的問題”。（8月7日，澎湃新聞）

房云云偷官案的情節之復雜不斷被媒體曝光，超出了小說家們的杜撰和虛構，其案件中的任何一個細節和曝出的新的節點總能引起媒體關注的眼神。針對唐燕平被拘，合肥警方給出“信警察還是信盜賊”的反問，其潛意識是說，只能信警察，這種兩者只能選其一的回答，拋開案件本身的光怪陸離，這樣信誰不信誰的邏輯，本身就有商榷的空間。

刑事案件偵訊中，任何一個嫌疑人被采取強制措施，其依據只能有二，其一是刑事法律，一切以法律為準繩；其二是嫌疑人的犯罪事實，一切以事實為依據，說白一點，就是證據至上。當所有的證據指向唐燕平存在盜竊情節、或有其在盜竊案中發揮重要作用的證據時，依法拘留唐燕平就不會引起非議。

在合肥警方的邏輯當中，信警察與信盜竊犯，顯然割裂了兩者在案件中的聯系，也沒有弄清兩者之間既相互區別又相互聯系，既相互制約又在某種程度上又相互促進的這種關系，更反映出合肥警方一種潛在的意識，即警方做出的任何決定都是正確的、確信無疑，無可爭辯、不容質疑的，而嫌疑人的話都是不可信的。這種思維顯然有身份歧視的嫌疑。

事實上，在偵破案件當中，警方和犯罪嫌疑人，作為案件偵訊的不同主體，都是偵破案件不可或缺的，無論是誰，都應該在法律的框架下行事。只有他或他們的行為嚴格遵守法律的前提下，他們的言行才是可信的。刑事法律，設立犯罪嫌疑人的自首、辯解甚或控訴，其初衷也許就在于嫌疑人的話也有可能是真的。

倘若只信警察，那么前提就是，警察的一切程序是合法的，采取的措施是適度的，警方所偵訊的事實及證據是客觀的、全面的，沒有瑕疵的。但是，任何有利于犯罪嫌疑人，或者任何有利于犯罪事實查清的任何細節、事實，都不應因身份而有所偏袒，更不應有歧視，否則，只能陷入有利于警方、或有利于權力和富豪的一方，這在法律公平實施方面是非常危險的。

房云云偷官案，在小偷反腐方面，似乎達到了一個里程碑式的節點，但其盜終歸是盜的本性不能改變。依法打擊偷盜行為，與依法打擊貪腐行為，兩者都不能偏廢。在拋開任何花邊新聞的前提下，嚴格依照法律規定的程序，嚴格遵循全面的犯罪事實，依法保障任何人的法定權利，才能破除信警察還是信盜竊犯的兩難選擇。因此，在信警察還是信盜竊犯的兩種選擇里，筆者更愿意相信法律。只有法律的公平性、客觀性、嚴肅性、周密性，才能既約束公權力的乖張，也狠治偷盜團伙的丑惡。

最近回了一次老家,好幾位鄉鄰都頗為痛惜地說:“炳爺走了,往后誰來給咱們評理和拿主意?”聽到這個消息,我的心往下一沉。是的,也許自此以后,這個村子就再也沒有像炳爺這樣德高望重、為人正直、處事公道的德賢長輩了。

我們這個村子是個族村,2000多村民有三分之二都是同姓同宗。然而,村莊就是一個小社會,像村中修路鋪橋這樣的大事,以及鄰里之間產生矛盾糾紛這樣的小事,多年來一直都靠像炳爺這樣的德賢長輩出來拿主意、出計謀、斷是非。

為村民主事的德賢長輩,幾十年來,一般都維持在五六個人左右。他們當中,有讀過私塾的,有見過世面的,有輩分高的。遇到村里有什么事情,他們就聚集在一起商量對策,通過點點滴滴的努力,或者憑著高尚的人格魅力,獲得了鄉親們的尊敬和愛戴。所以,只要他們出面,幾乎沒有什么事情是辦不成的。

有一次,村里要拓寬道路,要征用一戶人家的幾分地,村干部怎么做工作都不行。村里的幾位德賢長輩知道這件事情后,就把這戶人家的戶主叫到村中的祠堂,狠狠地罵了一頓。這位強壯如牛的漢子,當時連一句話都不敢申辯,回去就把地讓了出來。

村里有位老人,共育有四個兒女,可當老人失去勞動能力后,卻沒人愿意贍養他,老人只好向幾位德賢長輩哭訴。幾位德賢長輩氣得不行,也不顧年老體弱,每人拿著一根指頭粗的竹竿,找上門對老人的不孝兒女劈頭就打,一邊打一邊罵:“打死你們幾個不知好歹的畜生?！闭f來也奇怪,老人的兒女連躲避都不敢,一再保證會好好地照顧老人。

其實,像類似的事例還很多很多,村里的德賢長輩,積極主動地配合村兩委會解決了許多棘手的問題。前些年,為了喚起鄉親們的同宗同祖意識,他們還籌集資金修了宗譜,主持過幾次祭祖儀式。

正是有了為村子為眾人主事的德賢長輩,多年來,村里從沒有發生過一起刑事案件。偷蒙拐騙、打架斗毆、賭博酗酒、棄老遺子的現象也很少出現,村里人都本分為人,認真做事,鄰里之間更是相敬如賓,和諧相處。

然而,隨著村中幾位德賢長輩的年事漸高,以及相繼去世,再加上村子里一些接受過教育,有一定文化知識,也有一定能力的“精英人士”融入城市工作和生活,鄉村的德賢長輩開始“斷檔”,直至消失了。

失去德賢長輩的鄉村,肯定會給鄉村治理帶來負面影響。真期待一批有德行、有經驗、有學識、有資本的“能人”,能夠重返鄉村,續接上鄉賢治理鄉村的傳統文化命脈。

【小偷盜竊兩名官員逾200萬元的財物，確實該偵查深挖，但對這些財物來路是否正當，有關部門也該啟動廉政調查，二者當并行不悖?！?/p>

竊賊被追究刑責時，“漏算”了兩起盜竊案，不竊喜反倒自請加罪，這聽上去突兀，可若摻入些“小偷反腐”的元素，就沒那么奇怪了。

據報道，20歲女子房某因在常州入室盜竊6次，日前被判刑10年，但她“喊冤”稱：自己總共作案8起，有兩起是在合肥，偷了兩名官員家的巨額財產，但這兩起均未被受理入罪，她想舉報立功，也未被法院采納。這引發公眾質疑：莫非偷官“無罪”？對此合肥警方透露，偷官案目前仍有主犯在逃，所以案件仍在偵辦深挖中。

不得不說，該事件頗具戲劇性：一邊是涉事竊賊主動提醒“漏案”，一邊卻是司法機關在對其判決時，沒提到這兩起失竊案。聯系到失竊者系官員的案件背景，它難免引發猜疑：莫非司法機關在故意回避對小偷“偷”出來的腐敗線索？而今合肥警方解釋：常州涉事法院未提及房某所涉的偷官案，不是既往不咎，而是因她在兩地犯下的盜竊案沒合并偵查，屬于單獨受理。

即便如此，這仍難平息公眾質疑：兩名官員被偷財物價值逾200萬元，包括600多張購物卡，其中1名還被發現別墅房產證和1800平米土地證。基于常理判斷，它或有來路不正的可能。不少網民追問：官員失竊固然倒霉，可小偷為何“踩點”后能滿載而歸？在中央強力反腐下，是誰持有如此多的購物卡？在輿論各種揣測之際，這些顯然不能成謎。

遺憾的是，指向兩名被盜官員的廉政調查有無啟動，尚不得而知。毫無疑問，對小偷盜竊兩名官員的財物，確實該偵查深挖，但與此同時，也不能忘了對官員涉腐線索的查究，二者并行不悖。

事實上，從媒體報道看，房某供述了偷官案細節，還曾將問題寫成舉報信向上反映。所以，無論是從漏案查辦的角度看，還是從舉報線索審查的程序講，對被盜官員的調查都應提上日程。我國刑訴法中規定，司法機關在接到舉報后當迅速查辦，經過初查決定是否立案，并將結果及時告知舉報者，舉報人還可申請復議。

眼下被盜官員有無涉腐，依舊存疑，有關部門理應開展另案調查。若有問題，遵循違法必究原則依法查處；沒問題，也能還其清白。事實上，只要是涉及腐敗的疑點，都不能輕易放過，這是反腐常識，也是應有的法治理路。

□午夜侃人（媒體人）

“我明明作案是8起，為什么只追究6起？”入室盜竊被判刑十年，依法進入妊娠待產、監外執行，年僅20歲的女子房云云，對判決書充滿疑惑。自供在合肥偷竊兩官員，但公訴和判決時并未提及。合肥方面回應稱，因屬團伙作案仍有疑犯在逃，目前還未移交檢察機關。記者日前證實，被盜者系安徽省銀監局與食藥監局兩名副廳級官員。

兩廳官家中財物被盜，委實值得同情。但網民除了冷嘲就是熱諷，不少網友竊笑，這恐怕又是一起“小偷反腐案”。近幾年來，屢有貪官因被偷竊，露出了狐貍尾巴。聲名狼藉的小偷遂變身為“反腐生力軍”，堪稱中國反腐的一大奇觀。

有意思的是，房不僅將所偷購物卡等物品進行拍照，并向安徽省紀委和檢察院寄出了舉報信?！斑@些舉報信都是我自己寫的，舉報就是為了能算立功好減刑”。

與房云云大肆張揚相對應的，卻是被偷盜者的低調。有的官員家中失盜了，不敢報警，甘愿吃啞巴虧。即便忍無可忍報了案的，也是被盜的多上報的少。此次有街坊詢問某廳官妻，就說只被偷了一兩千元。當然，兩廳官被偷財物究竟有多少，最終還得以警方破案后的數據為準。

可僅僅從房云云自供看，兩廳官就疑似“問題官員”。“我在這家盜竊600多張購物卡，合肥百貨大樓的面值1000元的購物卡大概就有400余張，還有銀泰百貨的面值1000元、2000元的有30多張，回家我數了數有五六十萬元的購物卡和香煙、冬蟲夏草等禮品。”這600多張購物卡究竟從何而來？有幾張是自個兒買的？

誰都知道購物卡消費價高物不美的潛規則，沒有哪個冤大頭會棄現金交易，而以購物卡代之。而600多張購物卡僅僅是閑置未用的“余數”，被消費刷過的又有多少只能“天知道”。別小看每張價值僅一兩千元，無論多少只要是別人送上門的都是不當得利，都涉嫌受賄。何況積少成多，以每張千元計，600多張就是60多萬元，也夠上立案標準的。

好在安徽省紀委相關負責人表示正介入調查，如查實存在貪腐行為，將嚴懲不貸。決不冤枉一個好官，也決不放過一個貪官。公眾不妨拭目以待。

今年5月，陜西女子房云云伙同他人在常州等地6次入室盜竊，于7月份被常州市鐘樓區法院判處有期徒刑10年，因其懷孕被暫予監外執行。房云云通過媒體、紀檢等渠道舉報兩名合肥被盜事主——安徽銀監局副局長胡某、安徽省食藥監局副局長陳某為貪官，希望以此獲得減刑。安徽省紀委稱已介入調查。

“偷官”易，查官難？

查清腐敗線索需要一定的時間，但反腐不能一直“在路上”、紀委不能一直在“調查中”，反腐更需要爭取時間，一有苗頭就該有行動，一點不可懈怠。

事到如今，我們看到，女賊已“就地正法”——7月8日，20歲女子房云云因在江蘇省常州市6次入室盜竊，犯盜竊罪，被常州市鐘樓區人民法院判處有期徒刑十年，罰金人民幣三萬元。但女賊交代的另外兩起盜竊案，公安不立案，法院不追究，莫非是刻意隱瞞什么？房云云為了“立功”舉報的官員呢？根據最新的調查：兩名官員工作正常，尚未聽說被盜官員被帶走調查的消息。

事發5月26日，到現在已經兩個多月，雖說時間不長，但對房云云舉報的情況應該有個基本的回應，然而，令人失望的是，當地相關部門仍在打官腔——紀委已介入，正在了解情況。不得不提的是，在此之前安徽省紀委其實已接到匿名舉報信。

正值全國反腐不斷深入和加大力度之際，為啥這一明顯涉腐線索不去追查？小偷就能輕易偷到的官員，當地警方和紀委卻慢了好幾拍、看上去困難重重，這種慢悠悠的反腐效率，實在令公眾感到匪夷所思。反腐跟前慢一拍，就有可能讓腐敗分子多貪一分，也給其銷匿罪證、逃避打擊提供了時間。這也難免令公眾懷疑，當地警方、紀檢部門對小偷偷出的涉腐線索麻木背后，是否存在包庇，是否有見不得人的利益勾著。

反腐固然需要時間和程序，不能過于強調速度，但是，也應該注意到，在房云云向媒體和紀委“爆料”至今，已有兩周多的時間也不算短了，至今沒有讓公眾看到明顯的進展。大家能理解查清腐敗線索需要一定的時間，但反腐不能一直“在路上”、當地紀委不能一直在“調查中”，反腐更需要爭取時間，一有苗頭就該有行動，不可懈怠。

其實早日查清楚，對舉報者是一個交代，對身陷輿論關口的兩個官員也是一個澄清。面對社會熱點事件，采取“拖”字訣，不清不楚地讓事情發酵，必然會造成更惡劣的社會影響。

還有，據房云云等人交代，他們專門選擇黨政機關廳處級領導干部為作案目標，目前警方也正在追查其他未落網成員，在此要提醒下，他們被抓之后，不妨順藤摸瓜，看看他們還偷了哪些“廳處級”官員，他們是否報了案，看看其中有沒有“案中案”。別因為輿論關注減弱，讓這起“小偷偷官員”的案件，最后不了了之，成了“懸案”。

□王小異（媒體人）

【“偷官賊”不值得同情，更經不起表揚，他們只是寄生在腐敗生態鏈上的小魚小蝦。傳奇而滑稽的“小偷反腐”，固然是“惡惡相磨”，但公權力及時出手，秉公執法，才有可能“負負得正”?！?/p>

“女賊偷官”事件繼續發酵。前些天曝光度很高的女賊房云云有一位朋友兼同行唐某燕，近日接受媒體采訪，稱“從來不對老百姓下手”，專門偷官員辦公室。唐某燕還有個原則：如果官員房間里沒什么東西，就不動他的東西；只有那種房間里面有堆積如山的禮品的，才下手。

再加上唐某燕擁有“80后女賊王”的稱號，這則新聞一出，“盜亦有道”的驚呼聲響徹網絡。不少人煞有介事地稱她為“俠盜”、“女俠”、“反腐賊”。若較真的話，這伙盜賊當然當不起“俠”的稱呼，更沒什么“道”可言，有“劫富”而無“濟貧”，舉報官員也僅是在落網之后為求立功減刑。不過，大部分網友應該也沒真把她們當“俠”，主要是調侃，并借機表達對貪腐的痛恨。

“小偷反腐”早有先例。前兩年就有媒體總結出“小偷反腐十案例”，舉其中兩例：2011年山西焦煤集團原董事長白培中家中被劫，其妻報案后牽出白培中違紀行為，后白培中被免職；2011年山西忻州市園林局公務員郭某家被盜，郭不敢報案，小偷又偽造證件以反腐為名勒索郭某及其家人。

這些賊為何愛偷官員？這顯然是個值得討論的問題。唐某燕的回答是：2008年開始作案時，認識了一個朋友，朋友告訴她，如果偷的是貪官，他們一般不會報案，而且也不算違背良心。良心之說難以采信，但貪官不敢報案確實是一種普遍的情形。上面白培中的案子，只會打消其他被盜貪官報案的沖動。而這種經驗經由同行和媒體的傳播，可能已成為一些盜賊團伙的“生意經”。

“偷官賊”不值得同情，更經不起表揚，他們只是寄生在腐敗生態鏈上的小魚小蝦。貪腐分子不論被偷被搶，都會由于身子不正、心中有鬼，而害怕見光。他們被黑暗角落里的另一群人盯上、撕咬，可謂“一物降一物”。“惦記”貪官的，梁上君子只是之一而非全部。前兩年，在湖南雙峰縣，利用PS艷照敲詐官員成為一門流行的生意，發展出“傳幫帶”產業鏈。

一般人眼里權力在握、風光無限的官員，在另外一些人眼里卻成了不敢叫喚的羔羊。出現這種現象，也反映出當前官員信息公開尚不充分。從報道可以看出，唐某燕這樣的“偷官賊”對一些官員辦公室、家庭情況的了解程度，遠遠超出一般公眾。而這些沒有見光的官員財產，有些是見光就死的，這甚至會連累其合法財產。

房云云、唐某燕的“反腐”動作，已獲得巨大公眾關注，有關部門也已介入調查。最終走向仍有待觀察，說不定也會影響未來的偷官賊和著了道的官。傳奇而滑稽的“小偷反腐”，固然是“惡惡相磨”，但這需要公權力及時出手，秉公執法，才有可能“負負得正”。

□西坡（媒體人）

近日，陜西彬縣女子房云云舉報稱自己作案8起，卻只被追究6起，沒有被追究的那兩起案子是偷了合肥的兩名官員，涉案財物200多萬。對此，合肥警方解釋稱，那兩起案子沒有提及，是因為他們是團伙作案，警方正在追逃相關成員。警方介紹說，該團伙以林某某為首并在幕后操控，由唐燕平提供開鎖技術，懷孕的房云云和產后不久的唐某燕實施盜竊。（8月6日《華商報》）

從房云云到唐某燕，對于她們的盜竊行為盡管已經受到了法律的制裁，但是她們卻以“專門偷官員”“已經向中紀委舉報”為理由博得公眾的眼球。其實，也的確如此，從中央八項規定至今，紛紛落馬的官員無不是讓我們覺得歡呼雀躍。而她們這樣的行為，以盜竊的名義客觀上獲得了反腐的效果，因為已經有兩位官員在她們因為偷竊舉報之后落馬。但是，對于這樣的“小偷反腐”行為，我們也不能一味點贊。因為盜竊畢竟是違法的行為，無論其客觀上的結果如何，導致了反腐的效果還是別的，都不能改變其盜竊違法的性質，更不能因為客觀上的反腐就披上了正義的外衣。

反腐的手段有很多，法律手段有之，紀委監督有之，群眾監督有之。而“小偷反腐”這樣的形式本身也就是一個畸形的群眾監督形式。從表面上看，小偷通過盜竊官員辦公室或家中的財務，并向中紀委舉報，這好像是一種反腐的形式。但是，這樣的行為已經以違法為前提。不過，有的人可能會質疑：既然手段違反，難道就不能起到對官員監督的效果了嗎？答案應該是肯定的。對于官員的權力監督，我們理應保證合法的手段，因為這就是法律的底線所在。如果監督官員的時候，我們可以肆無忌憚采取違法手段，可以想象，我們每個公民的權利也將遭殃，因為官員并非只是官員身份，他們也有著普通公民的權利。

更需要看到的是，在這些“小偷反腐”的例子中，大多數的形式都是動用了懷孕或者哺乳期的女性進行。之所以這樣做，她們分明是懂得法律的界線，對懷孕和哺乳期的婦女可以有寬大處理的條例，而這就是鉆法律的空子。而從主觀意愿上，她們也不是為了反腐，而是為了自己的利益罷了，即仍舊是盜竊行為。所以，如果我們對這樣的行為僅僅采取“點贊”的態度，可以想象社會上將會有更多的人加入到盜竊的隊伍中來，而他們打著的幌子就是“反腐”，實際上卻是為了滿足自己的私欲。

俠盜羅賓漢、梁山好漢，這些都是人們心目中的英雄形象。但是，他們的形象與“小偷反腐”格格不入。盡管，從表面上看，他們盜竊官員家中的財務客觀上是起到了反腐的作用，但是這樣的前提已經建立在違法的基礎之上。按照法治國家的基本法則，凡事都需要以法律的邊界為底線，一切逾越法律邊界的行為都必須受到約束。對“小偷反腐”的行為來說，她們必須受到法律的制裁，因為這就是盜竊行為；至于起到的反腐客觀作用，應該反思的是反腐制度本身的約束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