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服丝袜视频高清中文字幕,最刺激的欧美三级网站,在日本看免费XXXXXX,久久成人人电影网

【在現代社會里，多元的慈善選擇很正常，你可以援助山區，我可以支持藝術。拿房地產暴利等命題去抹殺潘石屹們的慈善價值，更是無厘頭。】

潘石屹“越洋捐款”，這兩天發酵成一場輿論風波。糾集在此話題上的褒貶，各執一端，很是耐人尋味。質疑聲主要就是：潘石屹為什么要“舍近求遠”，不把錢捐給國內更需要救助的貧困學生，而捐給哈佛等名校的學生？你潘石屹是在國內發家的，財富是從高房價中得來，如今為何“恩將外報”？這些問題，看似苛責，但卻是社會觀念水位的現實投射，也是慈善面臨的真實外圍環境，值得好好辨析一番。

多元的慈善選擇，才是正常態

中國龐大的貧困鄉村地區兒童確實需要資助。我曾去過云南會澤山區重點初中，看到的就是，人滿為患、物資嚴重匱乏，一個年級七八個班，一個班六十多個孩子，校園小食堂中午吃飯孩子們排隊在操場吃，八平米宿舍住了十幾個孩子，孩子被子下面沒有床板，直接擱在鐵欄桿上。春天時節，已是群蠅亂飛。

這里的孩子們，顯然比讀哈佛的中國“普通貧困生”更需要錢。但慈善本就不該定于一“向”：市場是自由的，捐贈同樣可以是自由的、無國界的，比爾·蓋茨可以捐助全球艾滋病患，可以幫助非洲赤貧人士，而作為年度捐贈計劃的一部分，巴菲特今年向比爾和梅林達－蓋茨基金會（Bill and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以及其他幾家慈善機構捐獻了價值28億美元的股票。美國人并沒有跳起來，指責蓋茨與巴菲特為什么不投入美國本土富民運動，讓紐約的一些流浪漢吃上飯。道理很簡單：慈善，是個體自覺。

在一個市場與社會架構相對完善的社會里，各個慈善基金會、各類文化藝術基金會，會支撐起豐富多彩的世界。世界參差多元，各方并行不悖，才是正常態：茅于軾先生等人致力于中國鄉村工人技術培訓，拓寬他們的就業市場，值得尊重，誰又能說資助紐約大都會歌劇院的富豪們不值得尊重呢？連人都吃不飽，還去管交響樂和歌劇——這樣的指責，只能說是價值偏隘，是被功利化視角蒙蔽。

實質上，潘石屹從鄉民到富民，所見所聞所經歷，足以支持他做出理性選擇。

沒必要將捐助跟高房價原罪扯一塊

中國赴美學生越來越多，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去年8月報道，受到應試教育和高考壓力的影響，中國赴美留學中學生的數量近年來大幅增長，初中生數量5年間更是翻了100倍。在2010至2011學年，在美國的中國籍高中生人數接近2．4萬，超過全部赴美中國留學生總數的15％。2006年，有65名中國初中生在美國留學，2011年上升到6725人。在美讀大學的更是不可勝數。教育國際化是大勢所趨，誰也無法阻擋。未來中國具有國際視野的各方面人才，很多將出自其中，也許這些學生中的某些人，將決定中國甚至全球的走向。

哈佛是個富得流油、各方捐助源源不斷的老牌私立大學，而耶魯大學的投資機構在市場中素有盛名，2011年《南方日報》采訪哈佛大學國際招生面試官Ruth Boulet女士，證明有60％的學生享受了學校的資金援助，潘石屹愿意加助一臂之力，沒有什么不好。潘石屹強調自己資助的是中國貧困生（項目的具體操作，應該是根據其與哈佛間的協議而定），這其實就有本土關照的成分，事實上，哪怕資助國際貧困生，又有什么不可以？還能體現國際情懷。

至于高房價、房地產商原罪問題，不必與捐助扯在一起，有制度與法律在，如果有確鑿的證據，直接向有關部門提供證據就是。那么多開發商得到了財富，還有那么多開發商破產，市場起起落落，潘石屹捐款之前不提原罪，現在陡然提起，有些誅心。

讓人擔心的是，美國知名大學中，中國高管與富裕群體的子弟占了很大一部分——不要以為勾兌僅存在于中國大學，美國大學同樣如此——到世界一流大學的資金會不會成為另一個人際管道，就像某些商學院的作用？會不會成為降稅的通道？這些倒是潘石屹的“越洋捐贈”中的堪憂之處。

話說回來，慈善家曹德旺先生，從1983年至今持續30年的捐贈，總額近60億元，在國內開創嚴苛的捐贈問責制，以制度制止捐贈領域尋租，為建立誠信捐贈開了好頭。他不張揚，有底線，以制度為屏障把善款高效地用到了該用的地方。潘石屹的善舉確實無可厚非，但要說的話，曹氏慈善其實也更令人敬佩。

□葉檀（財經作家）

【在中國范圍和世界范圍內，優秀學生們愿意在什么樣的大學接受教育，潘石屹們的“豪捐”就投向什么樣的大學，這樣的競爭才是最公平的教育競爭，也才是最有效的教育競爭。】

SOHO中國董事長潘石屹近日與哈佛大學簽署金額為1500萬美元（約合9300萬人民幣）的“SOHO中國助學金”，引發輿論熱議。有人提出疑問，國內致富的地產商為何助學國外而不選擇中國高校？SOHO中國CEO張欣向媒體表示，助學是希望更多中國優秀貧困生能接受世界一流大學教育。潘石屹在其認證微博上回應，稱這次助學金定向資助在哈佛學習的中國貧困家庭學生。

中國地產商在國內經營企業致富，未見向國內高校捐多少錢，卻一出手就向世界一流大學哈佛大學捐贈1500萬美元，此事集中了“中國富人”、“豪捐”、“哈佛大學”等不無敏感的關鍵詞，難免要引起輿論的爭議。質疑者提出的詰問十分尖銳，潘石屹和張欣的回應也干脆有力，至少落實到“資助中國貧困家庭學生”這一點，讓質疑者在資助對象問題上無話可說。對質疑者提出的另一個問題“為何捐贈國外高校而不是中國高校”，潘石屹和張欣未作正面回應。就上述兩個問題深究下去，不難發現“豪捐”名校的背后，展現的是世界高等教育正在進行的一場激烈的教育競爭。

在中國，像北大、清華這樣的一流大學以及眾多重點大學都是公立大學，辦學經費有政府投入作為主要保障，有學生所繳納的學費作為補充，對校外捐款的需求并不十分迫切。不同的是，哈佛、耶魯等世界一流大學大多是私立大學，來自校友和社會的捐款是最主要的資金保障，他們從企業家、富豪那里接受幾百萬、幾千萬甚至上億美元的捐款，可以說是家常便飯。幾年前，來自中國的耶魯大學碩士畢業生張磊向耶魯大學管理學院捐贈800多萬美元，曾引起不少中國網友的非議。張磊解釋說，他在中國從小學讀到大學本科畢業，但耶魯的教育改變了他的一生，他愿意用自己賺的錢回報耶魯的培養之恩。張磊“豪捐”耶魯和潘石屹“豪捐”哈佛，一個是校友反哺母校，一個是富人向大學捐款，都是再正常不過之事，只是這兩筆捐款都有“中國背景”，從而讓一些國內網友感到不舒服。

哈佛、耶魯等世界名校之所以能源源不斷地吸引校友和社會的捐款，除了校友有回報培養之恩的因素外，更重要的是，捐贈者對這些大學管好用好捐款懷有高度的信任，相信自己把錢捐給大學一定會物有所值。這些名校通過接受捐款等各種渠道籌集了充裕的辦學經費，在完善的大學董事會監督和嚴格的外界監督下，一分錢也不敢亂花，其中一項至關重要的支出，就是為學生提供獎學金，包括用豐厚的獎學金到世界各地去“搶”優秀學生。這與國內一些大學在建大樓、上項目、裝點門面、“三公”消費上不惜血本，給學生提供獎學金卻十分吝嗇，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現代大學制度中，大學獎學金制度有一種核心設計，就是在學生的成績達到基本水準的前提下，獎學金主要面向貧困家庭學生發放，以免他們因交不起學費而被迫放棄念書。哈佛大學的獎學金制度被認為具有“殺富濟貧”功能，窮人的孩子考上哈佛后，因家庭貧困可以申請到所需要的獎學金，富人的孩子因為家里富有，往往不能獲得獎學金，反而可能承受不了高昂學費而“輟學”。耶魯大學有一個外國留學生資助方案，家庭年收入低于一定標準的外國學生，考上耶魯后念完本科費用全免，其他多數外國籍本科生也僅需支付學費的10％到20％。潘石屹向哈佛捐贈“SOHO中國助學金”，定向資助在哈佛學習的中國貧困家庭學生，既符合哈佛大學獎學金“殺富濟貧”的特點，也具有耶魯大學外國留學生資助方案的功能，從這個意義上說，應該算是一筆很貼切到位的捐款。

說到底，大學之間的教育競爭，很大程度上就是競爭“錢”和“人”，前者是吸引、爭取來自校友和社會的捐款，后者是吸引、爭取國內和世界各地的優秀學生前來就讀，其中的一個關鍵環節，就是用捐款來給學生發獎學金，用獎學金來吸引優秀學生（包括貧困家庭的優秀學生）。這種競爭早已在哈佛、耶魯等世界名校之間展開，也正在哈佛、耶魯等世界名校和中國大學之間展開。中國大學需要思考和警醒的是：假如政府投入大幅削減甚至停止投入，以我們現有的大學制度、辦學模式和教育質量，我們能不能吸引來足夠的校友捐款和社會捐款？能不能吸引來足夠的優秀生源？

在中國范圍和世界范圍內，優秀學生們愿意在什么樣的大學接受教育，潘石屹們的“豪捐”就投向什么樣的大學，這樣的競爭才是最公平的教育競爭，也才是最有效的教育競爭。

潘石屹個人的錢，他愛怎么花是他的自由。不過以基金會的名義捐贈，如何把這個項目做成功、做成一個中國民間海外捐贈的樣板，還要面臨很多需要解決的問題以及挑戰。

前幾天，潘石屹以“SOHO中國基金會”的名義和美國哈佛大學簽訂了1500萬美元的捐贈協議，據張欣介紹：未來將在全球范圍內捐助1億美元，資助在世界一流大學攻讀本科的中國貧困學生，家庭年收入6.5萬元以下的學子都可以申請。

更該問，是否調查過貧困生能否考入哈佛

經濟學家姚樹潔叫板潘石屹，質疑在中國賺錢的地產商為何捐資遠在美國的哈佛大學，不少網友也跟風疑問，“為啥不捐給中國高校？”這樣的看法自然有失偏頗，1921年的美國也是社會矛盾重重，成立不久的洛克菲勒基金會就撥款100萬美元，捐助建設了北京協和醫學院，為中國現代西醫的發展奠定了基礎和標準。慈善公益是一件從人性出發的事情，姚樹潔把這事扯到國家和民族層面上來討論，顯然是“跑調了”。

潘石屹捐款1500萬美金給哈佛大學用于支持中國貧困學子是一件好事，并無不妥。如果社會的關注與爭論以道德綁架慈善，就是以“惡”出發，其結果只會阻礙更多的富人進入慈善公益領域。討論一個慈善公益項目是善還是惡，是否公平，應該更多地關注項目的運作程序，才能發現這個公益項目是否真正做到扶貧濟困，是否真正推動了社會。

回到潘石屹捐贈的事上，有網友質疑潘石屹，是否調查過有多少家庭年收入低于65000元的學子能考入哈佛大學？這樣從程序出發的質疑比其他論調更理性、更到位。在很多網友看來，潘石屹設立獎學金所要解決掉的問題和“三伏天送棉被”一樣根本不存在，這么做的意圖究竟是什么？這樣的問題顯然只有潘石屹本人能回答。因為，目前還沒有公開信息透露“SOHO中國基金會”和哈佛之間協議的內容和項目具體的操作辦法。

中國民間該如何“海外捐贈”

按照張欣的介紹，潘石屹是以“SOHO中國基金會”的名義和哈佛大學簽署的捐贈協議，那么如何把這個項目做成功，潘石屹和“SOHO中國基金會”的項目團隊還要面臨很多需要解決的問題以及挑戰。

對于“SOHO中國基金會”首批捐贈哈佛大學1500萬美金，以及計劃海外捐贈1億美金該如何實施？《基金會管理條例》等相關法規并無明文的規定。即便是關于基金會涉外管理的法規，也只是界定了國內基金會如何接受海外捐贈的相關行為規范以及匯報制度，并未涉及國內基金會“對外捐贈”行為的管理。國內的基金會“涉外”基本是以“接受”為主，鮮有“捐出”例子。

初嘗“海外捐贈”的“SOHO中國基金會”，首先要解決的是“1億美金海外捐贈”是否符合基金會所登記的“業務范圍”。按照公開的信息，“SOHO中國基金會”的業務范圍并不包括“涉外援助”。即便這1億美金是潘石屹個人或者“SOHO中國”通過“SOHO中國基金會”定向捐贈給哈佛大學，按照現行的法律法規，海外捐贈也可能不被許可。

其次，根據國家外匯管理局《關于境內機構捐贈外匯管理有關問題的通知》規定，“SOHO中國基金會”對哈佛大學的善款要從中國匯至美國，需要提交包括捐贈協議在內的諸多單證及《服務貿易、收益、經常轉移和部分資本項目對外支付稅務證明》等文件。而這中間如果“SOHO中國基金會”接受這1億美金善款的捐贈方潘石屹或SOHO中國公司,根據《捐贈法》享受了善款稅前列支的鼓勵政策，那么又存在抵扣近3000萬美金公共財政稅收的問題。

此外，如果潘石屹和“SOHO中國基金會”做成一個中國民間海外捐贈的樣板，他們還要面臨著海外慈善公益項目管理，如何監督哈佛大學按照捐贈協議實施項目，如何保證受助學生遴選的公平、公正、公開，如何保證項目實施過程中的透明以及接受社會的質疑，解決這些問題需要的不僅是善意，更是專業。

□才讓多吉（公益人士）

【眾議】

@吳必虎（北京大學教授）：有人質疑國內致富的地產商為何助學國外而不選擇中國高校？這個問題還是要拷問中國教育部門本身。教育體制不改，教育經費不足、效率不高、創新遭抑的問題難改變。捐款納入企業成本，也應入法受到社會鼓勵。

@向松祚（中國農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此事看起來無可厚非。只要符合法律，企業和企業家有捐款自由。然而，為什么中國富人愿意給國外名校錦上添花，卻不愿意給中國教育雪中送炭？為什么中國精英們都迫不及待將子女送到美國和英國歐美受教育？為什么中國企業家不能矢志不移建設世界一流的中國大學？

@詹國樞（全國政協委員）：其效果有三。一、雪中送炭。錢花在了真需要的人身上。二、錦上添花。凡能上哈佛者，必精英也。好鋼用在刀刃上。三、知恩圖報。這些人畢業后，大都是棟梁之材，由他們感恩，價值不菲也。

SOHO中國董事長潘石屹與哈佛大學簽訂了金額為1500萬美元的“SOHO中國助學金”協議一事。不少人提出疑問，國內致富的地產商為何助學國外。潘石屹回應，助學金只幫助中國貧困學生。（7月24日《新京報》）

慈善無國界

美國微笑列車基金會自1999年開始在中國為貧困家庭的唇腭裂患者提供免費手術，在中國累計捐款超過10億元，讓數十萬中國人及其家庭重現歡笑和幸福。只要換位思考一下，在中國賺的錢是否就一定要在中國做慈善？答案也許就不言而明了，更何況潘石屹的捐贈還是用于“中國貧困家庭學生”的。慈善是一種自主權利，不能與民族主義、愛國主義等同而語。無論一個人在哪里做慈善，怎么做慈善，都是他的自由，如果我們一廂情愿地要求他如何行使之，或者利用輿論與道德進行綁架，反而就是不道德了。（郭文婧）

捐款名義須較真

陳光標也罷，潘石屹也罷，他們愛把錢捐給誰，那是他們的自由，別人無權置喙。“國內致富”更不是他們只能捐款給國內的理由，否則，那些在國外瘋狂購買天價奢侈品的國內大款，甚至舉家攜巨資移民的富豪，豈非都是大逆不道之徒？捐款給國外名校是潘石屹的自由，但潘石屹面對質疑給出的捐款理由和名義卻大可商榷，甚至值得較真：潘石屹說捐款是為了資助在這些學校的中國貧困家庭的學生，這究竟只是借口和名義呢，還是果真如此？據統計，在美國優秀學府上學的大學生中，只有3%的學生來自低收入的家庭。如果只是為了應付國內質疑而隨口杜撰出來的借口和名義，那潘石屹就屬于欺世盜名。（李先梓）

慈善別“舍近求遠”

潘石屹跨國行善，許多“國際主義者”紛紛表示支持，什么“慈善無國界”之類論調替潘石屹背書。慈善固然無國界，愛國可有國界。國內多少貧困人口？有多少貧困的孩子？據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辦公室提供的數字，到2012年底，中國還有超過1億的貧困人口，占全國總人口近十分之一。要說救濟、慈善，他們恐怕比美國的大學生需要救助吧？以“慈善無國界”來解釋潘的“舍近求遠”，是不是有點不近人情呢？

再者，如果說潘石屹的錢“取之于民”是他的能力體現，“用之于民”則是基本的道義所在。從國內房地產市場中賺到的錢，即使不還利于“房奴”，至少也可以幫助一下窮人，這不算是高要求吧？！（阿蒙）

近日，SOHO中國董事長潘石屹與哈佛大學簽訂了金額為1500萬美元的“SOHO中國助學金”協議一事，引發網絡熱議。不少人提出疑問，國內致富的地產商為何助學國外而不選擇中國高校。（7月24日《新京報》）

“為何不捐國內高校？”這樣的追問并不陌生。2010年，中國畢業生張磊向其母校耶魯大學捐款，在國內就曾引發不小的爭議，甚至演變為愛國與不愛國之爭。

將潘石屹向哈佛捐贈，標簽化為“把錢捐給國外”并不準確。哈佛大學并不能等同于美國，作為私立高校的美國，其接受的捐款來自世界各地。潘石屹的錢嚴格說是捐給教育與學校，而非國家。而教育的發展，本應該是無國界的，其增益是面向整個人類的文明進步。

富人捐款，多與少，向誰捐，在國內的爭議歷來就不少。爭議背后所暗藏的一個重要認知傾向是：富人捐款是無條件的，且要捐向災區、社會底層才算是真正的慈善。就全球的慈善現狀來看，將慈善僅僅理解為對貧窮之人的扶持，其實是相當狹隘的。慈善確實可以作為改善社會底層困境的一個重要力量，但這首先還是國家保障的責任。而將慈善與國家責任混為一談，正是我們這里富人慈善引發爭議的一個重要來源。

隨著全球化的進一步融合，慈善無國界的特點將越來越明顯。抱著“慈善國界論”的狹隘民族主義傾向，也將越來越被證明為落后并逐漸式微。因為，慈善從來都是面向整個人類文明，社會越開放，享受到的慈善增益也就越來越多，反之，則只能加劇自身孤立。因此，追問“為何不捐國內高校”，本身就是不健康的慈善文化的一種投射。而“為何不捐國內高校”的疑問能夠產生，本身就已經提供了太多的答案。

近日，SOHO中國董事長潘石屹與哈佛大學簽訂金額為1500萬美元（約9300萬元人民幣）的“SOHO中國助學金”協議一事，引發網絡熱議。不少人提出疑問，國內致富的地產商為何助學國外而不選擇中國高校？潘石屹在其認證微博上回應，這次助學金只幫助在這些學校的中國貧困家庭學生。（《新京報》7月24日）

在眾聲喧嘩中，華人經濟學家姚樹潔叫板潘石屹，并質問“如果你對中國沒有信心，為什么要在中國這片土地上暴發橫財？”不少網友也跟著追問：“為啥不捐給中國高校？”

姚樹潔叫板潘石屹，有些出人意料。姚樹潔是諾丁漢大學當代中國學學院院長，畢業于海南大學，先后在英國曼徹斯特大學、牛津大學、樸次茅斯大學經濟系、倫敦米德爾賽克斯大學經濟系等求學和任教。依照他的邏輯，來一個反問：姚樹潔為什么不回中國高校任教？由此恐怕陷入一個透著狹隘沒有光亮的“口水仗”中。

為啥不捐給中國高校，這問題不該問潘石屹。這基于兩個理由。其一，一個熱心公益的人，不應該受到指責。很多人都在講愛心無國界，為什么到了慈善上就有國界了？捐給中國高校是公益，捐給外國高校難道就不是公益嗎？這種發問，透露著一種狹隘。蓋茨的基金會滿世界捐錢，而且也捐款到中國，難道美國人也要抗議嗎？

捐贈哈佛，對中國人來說不是沒有意義。哈佛大學畢業生在全世界都是“搶手貨”。在這里入讀的中國學生，無論選擇回國，還是留在美國，都有一顆“中國心”。改革開放以來，有多少華人在世界各地為祖國作貢獻？有人說，“潘石屹將以捐贈人的身份為他的兒子將來入讀哈佛‘買門票’”。即使潘石屹真的有這樣的考慮，也并不是壞事，沒有必要以動機來評價其慈善行為。

“為啥不捐給中國高校？”這問題其實可以拋給中國高校。正如姚樹潔所說，潘石屹的公司開在中國，錢是在中國賺的。一個人能把事業做這么大，絕對不是什么“菜鳥”，潘石屹難道想不到可能面對的口水嗎？2010年初，本科畢業于人民大學的張磊向耶魯大學捐贈888.8888萬美元，也曾引起質疑。當時有評論假設，“如果張磊是在中國某大學畢業的，如果這所大學能給他很好的指引，甚至影響他的一生，相信張磊也會捐錢給母校的”。

后來，盡管張磊也向本科母校提供了捐款，但是他首先向耶魯大學捐贈的行為，無疑也顯示了一種態度。一些中國事業成功人士在捐款時首選外國，一方面可能因為中國高校的校友會工作處于起步階段，沒有建立起緊密的校友網絡。更重要的原因可能是，那些成功人士對國內母校沒有形成足夠強的價值認同，母校對他們在精神上的召喚力還不夠大。

捐贈哈佛的潘石屹不該被指責，我們應該尊重這種超越國界的善意。如果有心抱怨為何中國企業家不多為國內慈善事業作貢獻，那么不如仔細考慮國內是否提供了足夠吸引人的慈善環境。畢竟，慈善是一種個人行為，只要不危害本國國家利益，捐贈者有權選擇自己心儀的對象。要扭轉那些成功人士向國外捐贈的趨勢，光是會哭會喊沒有用，反求諸己才是一個更為平和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