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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喜公司提供劣質過期肉品導致的洋快餐危機尚未過去,北京市又揭出連鎖烤肉店漢麗軒使用“口水肉”(客人食剩的肉經過處理重新擺上餐桌)的丑聞。相信輿論對于各類快餐的信任幾近崩潰,有外媒說,中國正面臨某種“餐飲恐慌”。

然而,大概不會有一家快餐店因為食品安全的名聲出了問題而倒臺,除非政府強行關閉它們,或者中國媒體聯合起來“扼殺”它們。中國大多數消費者還是對餐飲業的衛生持相當“寬容”的態度,他們并不是在強迫餐飲業快速提高衛生水平上鐵面無情的力量。

我們不能不承認,在中國有大量第一眼看上去衛生就很成問題,所用食材存在過期、變質等多種隱患的餐館。很多中國餐館的地板上亂扔著臟物,和它們比起來,洋快餐以及本土已成品牌的快餐店只要不惡意搞鬼,衛生條件顯然要好得多。

很多人的早餐要在路邊吃,中國各地的“餐飲一條街”布滿了大排檔,這些地方的衛生就更難談得上什么標準。在一些大排檔集中的地方,人們有時差不多就是“坐在垃圾堆上”就餐,但大家居然忍受了。

中國消費者對餐飲不衛生和不安全的容忍度要大大高于輿論所呈現的樣子,一些有衛生問題的餐館因此而有恃無恐。它們會錯誤地認為,更高的餐飲安全意味著更高的成本和價格,有一些衛生問題是它們維持目前價格的一個元素。

中國的餐飲安全必須同時兩手抓,一手抓大型連鎖企業的高安全標準,一手抓低端餐飲業的基本衛生面貌。后一手應當是一場革命,要強行提高街邊店和大排檔的衛生水準,嚴厲整肅亂扔垃圾的“餐飲一條街”。這項基礎性工作取得成效,大型餐飲連鎖企業就會對中國市場多幾分敬畏。

針對餐飲安全的精益求精必須同基層餐飲衛生的“啟蒙運動”結合起來,整個中國的食品安全事業無法獲得單項的滿分,多領域的進展注定是相互支撐的關系。當一家華麗洋快餐店緊鄰著一條缺少起碼衛生條件的大排檔街市時,很難說是前者的衛生標準影響后者,還是反過來。

我們無意為任何大型餐飲企業不負責任的行為開脫,我們只是想說,給它們施加壓力,中國餐飲業整體衛生水平的進步是一個重要的砝碼。中國的消費者需要真正對大型餐飲企業變得十分嚴厲,使得后者相信,一旦出飲食衛生的差錯,它們將遭到無情的拋棄。

而現在的情況是,中國消費者即使知道了洋快餐的問題,很多人還是會想,它們大概要比普通中國餐館干凈些。事實上,洋快餐出了這么大的丑聞,但消費者繼續進它們的門。

中國的餐飲安全以及整體上的食品安全是一項任重道遠的社會工程,它是中國文明進步的核心部分之一。我們不可低估它的難度,將問題和對問題的解決口號化,同時也不可以虛無主義的態度放棄實干。

對每一個“頂風作案”的個人和實體都予以嚴懲,此外要大力促進餐飲市場面對更高衛生標準的覺醒。兩條腿走路,我們才能接近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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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次食品安全事件之后,總會有許多“加強監管”的呼聲。然而,這種呼聲跟考試成績不理想之后的“要努力學習”一樣,只是一句正確但沒有什么用的話。上海的食品監管,就“各級政府的重視”以及政府的投入而言,已經不低,然而依然沒有能避免福喜事件的出現。 要什么樣的監管,才能防止福喜這樣的違法呢?

許多人會脫口而出,“制定更嚴的標準,進行更嚴格的檢測”。福喜這樣的跨國企業,對于標準的把握能力遠比普通企業要強。更嚴的標準,更嚴格的檢測,只要市場上的企業能夠做到的,它都能做到。迄今為止,它所銷售的最終產品,也沒有被發現有違反標準的地方。換句話說, 福喜事件的出現,根本就不是標準或者檢測“不夠嚴格”的原因。現行標準與檢測是否已經足夠嚴格,自然可以另行探討,但在這上面著力,顯然不能防止類似福喜這種有組織的違法生產。

對食品而言,標準和檢測只是保障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線。“檢測指標合格”要等同于“產品合格”,需要一個前提——“產品是按照既定的流程生產出來的”。如果故意去違反操作流程,那么檢測合格就不等于產品合格。比如,正常生產流程出來的牛奶,如果總的細菌數合格,那么致病細菌與細菌毒素的含量就會合格——細菌總數是作為一個指標,衡量生產流程是否正常。如果某批產品有一段時間沒有保持在生產流程要求的低溫狀態,那么細菌就可能增殖過多產生毒素。這樣的牛奶經過加熱滅菌,總的細菌數依然可以合格,但無法保障安全。有人會說那就把“增加毒素檢測”作為解決方案,然而這僅僅是違反操作流程產生問題上的一種情況,還有無數種違反流程的可能性存在。要窮盡這一切可能,去一一檢測,且不說技術上能否實現,實現之后食物的成本也就不是正常人能夠承擔得了的。也因此,“敬畏程序”“嚴遵流程”等才會被生產企業奉為定律。

“安全食品是生產出來的,而不是檢測出來的”,這句話被不少人指責為幫監管部門推脫責任。然而這是社會現實。美國等發達國家,已經把努力方向投向了“過程監管”。審核生產設施、檢查生產規范等等,是保障食品安全的必然措施。除了政府部門,食品供應鏈中的下游企業,也會這樣要求供貨商。比如福喜事件中的暗訪記者也提到,麥當勞肯德基等客戶也會來檢查生產現場。

然而這些手段也并不足以發現福喜這類的違規。生產設施與生產規范都是死的,如何執行才是根本。在設施和規范上完全滿足監管或者客戶要求之后,在實際生產中“偷偷放水”,操作起來并不困難。福喜把這種“應付檢查”與“實際違規”的操作,明目張膽地以“兩套操作記錄”的方式有組織地進行,才是最惡劣的地方。現在尚不清楚它下游的那些企業是否知情,但至少在理論上,他們完全可以做到騙過所有的監管和客戶。

有人為此提出解決方案,“政府和下游企業向生產現場派駐代表”。這一思路表面上看起來能夠解決問題,然而依然存在三方面的問題:需要派駐多少人才能盯住每個可能搗鬼的環節?由此需要的成本誰來承擔?如何防止派駐的人員被“收買”而狼狽為奸?

授權監管部門突擊檢查,增加突擊頻率,也是一種有力而且必要的措施。這種監管手段的效果,還取決于監管人員的職業素養。就像掃黃打非的突擊檢查,總有神通廣大的人能夠提前得知行動計劃”,突擊也就成為過場。

實際上,如果沒有“內部舉報”,福喜這樣的違法生產基本上不可能被發現。福喜事件后,許多人提到的“吹哨人”是目前的現實條件下監督能力最強的方式。

其實,已經有許多地區制定了重獎和保護舉報人的制度,然而效果并不算好。最高幾十萬元的獎勵,對于舉報所面臨的風險而言,實在談不上高。政府可以打破固有思維,不設上限以真正的天價來獎勵“吹哨人”。美國處罰輝瑞的案例可作參考——因為內部舉報,司法部門才掌握了輝瑞違法推銷的充分證據,輝瑞認罪服罰,付出23億美元來換取中止法律程序。為了鼓勵這種舉報,6位舉報人分享了一億多美元的獎金。如此高額的回報,不僅會刺激出舉報者,更重要的是 對公司產生巨大的威懾:讓員工進行非法操作的時候,需要衡量得用什么樣的條件才能防止內部員工成為“吹哨人”?

福喜的內部員工對我說,他們覺得是“非常冤枉的”,但是媒體不愿意報道他們的意見。福喜法務部也不許他們亂說話。

福喜,一個“陌生”的大型食品企業,在過去的10天里,占據了很多媒體的頭條。

危機突然爆發于7月20日晚上。東方衛視當晚報道,經過記者數月辛苦臥底探訪,發現了讓福喜無從抵賴的“罪證”——作為麥當勞等洋快餐的供貨商,這家企業使用過期變質肉。

事后一天福喜發的第一次聲明,到7月28日召開的媒體發布會,福喜能夠說的也只有震驚、不解以及道歉。

這家美國公司,有著百年歷史。進入中國已經20余年卻幾乎沒有出現在大眾媒體的視野。在報道這家公司的時候,找不到它的“公關聯絡”,甚至找不到一個聯系方式。在前期的資料收集中,不多的信息都來自于其簡單的網站和與其關聯的下游餐飲商麥當勞。

藏身于麥當勞肯德基等多家知名快餐連鎖品牌身后,為幾乎可以算是全世界的消費者提供雞塊牛肉豬排等食品。他們的母公司CEO謝爾頓·拉文也一直以此為傲,“福喜集團是默默無聞的全球最大公司之一。”

隱秘的后果是,這家企業幾乎沒有應對危機的能力,在媒體已經熱火朝天地炒了一天之后,福喜才姍姍來遲地發布聲明。道歉之外,仍然堅稱對自己的河南工廠有自信。

福喜危機讓麥當勞也不知所措。似乎麥當勞在這場危機中有些“犯暈”,已經搞不清楚自己是受害者還是同謀。“真不知道麥當勞這次為什么表現如此失常。”媒體人士大多這樣感嘆。

麥當勞對福喜的信任無以復加可以從他們的幾份回應聲明中看出來。

我在采訪中發現,兩家公司是連協議都不用簽的“合作好伙伴”。更有趣的是,查詢資料發現,連福喜中國的法人代表麥大衛,其姓氏都是麥當勞,也就是麥當勞的英文McDonald。

有行業內部人士對我說,這家公司在業內享譽已久,沒有誰能夠在快餐食品供應上與其競爭。在福喜出事之后,麥當勞仍然戀戀不舍,宣布舍棄上海福喜,轉用河南福喜。

直到現在,福喜依然沒有給出讓氣憤的中國消費者一個稍微能平復心情的答復。在7月28日的發布會上,福喜表示要出資1000萬來資助中國的食品安全教育。這樣的表態,在現場引發了嘲笑。網友質疑:“福喜,你要教育誰?”

既沒有任何補償措施安慰消費者,也無法安撫合作者。福喜陷入眾叛親離的境地。它的忠實伙伴麥當勞都在它開發布會時“及時止損”,徹底撇清與福喜的關系。

我采訪的多位律師都遺憾地說,消費者想要向福喜維權索賠幾乎不可能。也就是說,普通消費者不得不再一次為企業行為失德買單。

福喜的內部員工對我說,他們覺得是“非常冤枉的”,但是媒體不愿意報道他們的意見。福喜法務部也不許他們亂說話。

福喜能說的,似乎只有于事無補的道歉。

□陳白(新京報記者)

日前,上海福喜5人涉過期肉事件被警方刑拘,案件目前進入處罰階段。據了解,事發后福喜曾公然抗拒檢查,監管人員被擋在倉庫外,調閱電腦資料網絡中斷,這導致被查處的涉案貨品數量并不樂觀。另外有網友稱,食藥監局過去3年對福喜7次檢查均未發現問題,應該被問責。(7月25日人民網)

還記得震驚全國的“染色饅頭”,同樣發生在上海,同樣是食品監管存有重大的工作疏漏。只要回顧央視的報道,就會對本應敬畏的食品抽查感到可嘆。知道相關部門明文規定禁止在制作玉米饅頭的過程中添加色素,上海盛祿食品有限公司分公司為了逃避檢查,還專門想出了一套對策。記者暗訪時,辦公室人員稱,“一般來說饅頭一個月抽查一次,他們來檢查,我們就把東西拿到辦公室給他們檢查,不讓他們去車間,他們一來我們就把車間的門關上,不讓他們進去。”

本來一個月抽查一次就少之又少,可偏偏還被生產企業“強按”在辦公室里檢查;本來抽查的地點完全應該是生產現場,可偏偏還被生產企業“關在”車間之外。上海福喜公司在過去的3年里是如何接受食藥監局7次檢查的,無法得知,但從事發后公然抗拒檢查,監管人員被擋在倉庫外,調閱電腦資料網絡中斷,可見在過去的接受檢查中,他們不可能給予檢查人員真實的記錄和信息。監管人員是否也遭遇了被強關在辦公室里檢查的情況,不得而知,但足見相關抽查行動是多么的不被“配合”。

如果說當年的“染色饅頭”暴露出辦公室里抽查饅頭丑聞的話,那此次使用過期肉殃及洋快餐事件,則更加驗證了食品監管是如何失效或過期的,應該是給了我們一個答案。希望不要只對問題企業“開炮”,也該讓監管的“染色體”露出真實面目,并得到應有的嚴處。

□ 周稀銀(江蘇 媒體人)

【這至少引出兩個問題:一是,上海福喜是一個重要食品原料供貨商,為何三年只被檢查了7次?二是,這7次檢查中,監管人員是否盡責,有沒有走過場?】

上海福喜食品有限公司負責人、質量經理等5名涉案人員,因涉嫌用過期原料生產加工食品,已經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上海食藥監局表示,此案目前已經進入處罰階段,行政處罰、刑事處罰程序都已經啟動。人民網的報道質疑,過去三年,上海市質監和食藥監部門在針對福喜的7次檢查為什么沒有發現問題,其中是否存在履職不當?

在福喜食品安全事件中,福喜公司和麥當勞、肯德基等洋快餐一時間成為千夫所指。對于此類惡劣事件,處罰涉事企業以及相關責任人,依法啟動刑事追責,當然是必須的。不過,監管部門不能只是“理直氣壯”地把矛頭指向肇事者,其自身是否存在失職瀆職,也需要對社會有個交代。

每一起食品安全事件背后,都有失守的監管。上海福喜膽敢瘋狂“作案”,說明在其眼中,當地食品監管毫無威懾力。如果真如媒體所稱,上海福喜7次被查都安然過關,這至少引出兩個問題:一是,上海福喜是一個重要食品原料供貨商,為何三年只被檢查了7次?二是,這7次檢查中,監管人員是否盡責,有沒有走過場?

現在監管部門對于涉事企業棍棒齊下,但這樣事后補課,力度就算再大,也不能將功贖罪。某種意義上說,麥當勞、肯德基這些備受指責的采購端企業,也是食品監管失守的受害者。因為這些洋快餐企業當初在選擇原料供貨商時,都要求供貨商具備相關資質。這些“資質”,恰恰就是政府監管部門頒發給企業的,包括食品QS認證,“食品安全生產先進單位”認定等等。然而它們卻沒想到,所謂政府認可的“資質”,原來如此不堪一擊。

無論如何,福喜事件背后的監管責任,都不能回避。這樣的責任,不僅要指向上海食藥監部門,由于食品藥品統一監管去年才開始推行,在此之前,質監等其他部門對于上海福喜同樣承擔監管責任。所以,絕不能因為部門職能調整,而放棄對過去監管責任的追究。

記得2011年上海“染色”饅頭事件發生后,上海食安辦負責人在第一時間道歉,并表示對各相關職能部門將“堅決不護短”,此后,當地組成聯合調查組介入,多名政府責任人受到記過、撤職處分。如今的福喜食品安全事件,比起當時的染色饅頭,危害要嚴重得多,波及面也更大。但遺憾的是,至今未見上海相關部門站出來道歉,并承諾追究責任部門。

《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印發2014年食品安全重點工作安排的通知》要求,“建立嚴格的責任追究制度,依法依紀追究重大食品安全事件中責任人的失職瀆職等責任。”而對于福喜這樣的食品安全事件,《食品安全法》也有相應的問責規定。上海有關方面能否嚴格執行這些規定,查處食品監管失職瀆職,人們拭目以待。

□韓涵(媒體人)

社會監督,就是創造一個熟人社會的擬態環境,發動大家來保護大家】

讓人揪心的“舌尖上的安全”又出事了。這次被曝光的,是美國獨資的大型肉類加工企業福喜公司。很多人對這家公司可能比較陌生,但它的供貨對象個個都大名鼎鼎:麥當勞、肯德基、必勝客、德克士,那些你能想得起來的洋快餐品牌,幾乎“全軍覆沒”。

這樣的事,對整個社會對食品安全的信心打擊挺大。別看有人繼續追捧麥當勞、肯德基,還說他們已很規范,甚至稱得上“業界良心”,但我覺得這是自欺欺人或故作姿態。一般來說,企業越大越知名,就越重視自己的聲譽和產品質量,出了事要付出的代價也更大,因此一般都不敢鋌而走險。但如果連這樣的公司也出事了,“信譽資本”盡毀,其他企業還能令人放心嗎?

從目前披露的情況看,這起事件并不只是質量控制出了問題,而是有意的系統化作惡。上海福喜使用過期變質肉加工食品,并非個別現象,而是有相關負責人授意,并且長期大量存在。這是十分惡劣的犯罪行為,所以上海警方已對相關責任人采取了刑事拘留措施。

食品安全出現大問題,除了譴責見利忘義的黑心企業,人們總會問“監管去哪了”?只是,這次出事的是國際知名的大公司,而且上海的食品安全網也被公認是織得很密的,遺憾的是,這么大的漏洞,依然沒堵住。

當地監管部門說,他們把排查重點更多放在了小作坊上,而對這些大企業太過放心了。這可能也不完全是托詞,但即便監管部門特別賣力,并對所有企業一視同仁,就能無縫覆蓋所有企業和生產環節嗎?很遺憾,可能不行。

食品企業數量大,生產環節眾多,供貨關系復雜,都增加了監管難度。食品監管力量需要加強,但也要考慮執法成本和可能性,不可能每個企業都派人在旁邊盯著。像福喜使用過期肉加工食品、把掉到地上的肉撿起來繼續使用,是很難被發現的。

在監管無法覆蓋的地方,似乎只能靠企業自律和生產者的良心了。但對以追逐利益為目的的企業來說,自律經常是靠不住的,一旦遇到巨大利益誘惑,良心可能比鮮肉更容易“變質”。即便是國際知名的大品牌,如果摻假的收益總是遠遠大于成本,也很難做到守身如玉。

監管不是萬能的,良心也往往靠不住,那么食品安全怎么辦?答案是,靠社會和公眾的監督。

對于企業來說,社會公眾監督首先是內部人和同業的監督。因為業內人和競爭對手最了解行業的標準、流程,也知道哪些環節可能摻假使壞。有研究者發現,一些重大食品安全問題很少是監管部門發現的,大部分是內部人士、競爭對手和維權組織揭發的。此次洋快餐供貨商黑幕曝光,最初也源自內部人爆料。所以最近不少人呼吁,可以借鑒國外的“吹哨人”制度,重獎并保護那些舉報食品安全問題的“深喉”。在這種涉及所有人安全的公共問題上,鼓勵“告密”行為并不會毒害社會,反而有助于拯救道德。

另外,行業協會和民間組織也是社會監督的重要力量。行業組織有維護行業秩序和聲譽的需要,也有熟悉情況和標準的便利。在發現問題和檢測手段上,一些社會組織的力量并不比政府監管部門差,甚至還要更專業。幫助問題食品受害者維權的法律界人士,自發創辦食品安全問題披露平臺的大學生,都是這類社會健康力量的代表。

對食品安全進行監督的社會力量,自然少不了媒體。至少在食品安全領域,所謂“媒治”的力量體現得淋漓盡致。我們常抱怨為什么查處總在媒體曝光后,這一方面是對監管的期許,同時也可以看作對媒體的贊譽。尤其在監管力量缺位的情況下,媒體的作用更加不可替代。此次洋快餐“供貨門”,要不是記者的暗訪調查,恐怕很難大白于天下。

在傳統熟人社會,那些挺立百年的老字號,能夠保持質量和信譽,主要靠良心和自律。市場經濟和大工業時代,保障食品安全要靠立法和技術,也要靠專業部門監管,但仍不可忽視道德血液的重要性。社會監督,就是創造一個熟人社會的擬態環境,發動大家來保護大家。肉變質了,需要專業部門來管;良心“變質”,需要社會監督來治。

  CFP供圖

上海福喜公司“過期肉”事件仍在持續發酵,不少人已經將關注重點從福喜公司本身轉向這種違法行為背后的原因及影響。就像2008年的“毒奶粉”一樣,公眾很難相信只有這一家公司有如此做法。也有媒體報道稱,由于大量未經檢驗的冷凍肉品持續流入國內市場,“過期肉”可能只是冰山一角。

“過期肉”事件與“毒奶粉”有著不少相似之處。如果不經媒體深入虎穴的調查報道,這種違法行為可能仍將繼續。這表現出一些企業“唯利是圖”的本性及我國在食品安全監督體制上的不健全。

從深層次看,“過期肉”和“毒奶粉”有著偶然,也有其必然。根據有關數據統計,中國的肉類消費量年增近8%,相比1980年增長了近6倍,人均豬肉消費量已趕上美國。在這種無肉不歡的形勢下,大量進口肉成為必然,而價廉、保質期長的冷凍肉成為首選。全球最容易出現食品安全問題的產品就是冷凍肉。每年,美國都會查出數起冷凍肉細菌感染的案例,部分問題肉品居然改頭換面輸往中國。日本一向以社會管理嚴謹自居,也先后曝出了“毒餃子”、“農藥馬肉”等知名事件。這也意味著,如果我國不能盡快加以重視,未來此類事件會不斷增多。

不過,美、日也有一些先進經驗可循。我國周邊國家中,韓國做得比較好。這些國家經驗可概括為以下三點:一是從源頭嚴格把關。發達國家對冷凍肉等“生物制品”的檢驗標準、流程明顯嚴于其他產品,既保證食品安全,又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進口食品的成本,以保護國內農業生產者。嚴厲打擊食品走私,由于缺乏生產、物流證明,走私原料無法流入正規市場。二是細化食品生產標準。韓國2012年新修訂的《食品標示法》中,要求標注食品保鮮工序、是否包含轉基因、咖啡因含量等信息,給予消費者足夠的知情權。三是懲戒“連坐”。歐美國家食品安全執法普遍采取橫向、縱向追查,不是就事論事。橫向是指,一旦一國某地的進口食品出現質量問題,海關會在一段時間內對該地區產品“特殊關照”,運用拖延過關、反復檢查等方式使該地區生產商感到損失和壓力,進而推動其內部自律。縱向是指,一旦國內某生產商出現問題,執法機構會逐一排查原料、物流、生產、銷售的全過程,如果發現某環節有違法行為,則將其涉事人與生產商并案處理。

原標題:人民網評:誰是舌尖上“福喜過期肉”的最大輸家?

連日來“福喜使用過期肉”事件逐漸發酵,接連曝出麥當勞、必勝客、漢堡王、棒約翰、德克士、7-11等9家企業使用了福喜產品。并有福喜公司相關負責人承認使用過期原料“多年來一貫如此。”不知不覺中,“過期肉”已伴隨消費者度過了數個春秋,時至今日究竟是“真相大白”還是只拉開了帷幕一角,仍需消費者拭目以待。

有人說福喜公司這回徹底栽了,也有人說麥當勞、必勝客等洋快餐受波及了。其實最大的輸家不是他們,而是食用了過期肉的消費者。無論是主張維護權益,還是要求賠償損失,消費者似乎都“無路可走,無法可循。”你如何證明吃了過期肉?就算商家認可你是食用過期肉的受害者,你又怎樣量化吃過期肉的危害呢?再退一步說,侵權損害都認定了,你又能得到多少賠償呢?

消費者維權成本之高,恐怕沒有切身經歷的普通人難以想象。要想維權,首先要證明自己是那“9家快餐店”的多年食客,要保留當年的發票,提供人證物證。確認了食客身份,吃過的東西早已化作塵埃無法驗證,你怎能說吃的就是過期肉呢?就算法院認可你是受害者身份,醫療鑒定也難以對損害程度作出評判,食用過期肉、變質肉后很多潛在危害無法量化,損害又可能會因人而異,與時俱變。使得“定損”變成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或許需要長期觀察實驗,方可得出定論。沒有損害程度的認定,無法確認損失的金額。消費者或許只能依靠《食品安全法》獲得賠償,而依照該法規定,“生產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的食品或銷售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的食品,消費者除要求賠償損失外,還可以向生產者或者銷售者要求支付價款十倍的賠償金。”按一個漢堡17元來計算,消費者或可獲170元賠償。

民以食為天,舌尖上的美食,第一要務是安全。當務之急,除了嚴格執法,打擊危害食品安全的違法行為,也要考慮適當降低維權成本,大幅提高侵權者的違法責任。幾天前美國曝出天價賠償案,吸煙者得了肺癌去世了,煙草公司被判賠償死者遺孀236億美元。有了這樣高額的懲罰性賠償,試問還有哪些企業敢鋌而走險?

悔過自新,始于道歉。但是,涉事企業嗓子眼里勉強擠出來的一絲歉意,聽起來還挺不是滋味。

“福喜事件”還在發酵。一塊塊臭肉,帶給中國人的,沒有“福”,也沒有“喜”,而是無邊的吐槽與悲涼。問題是,這股子遲到的怒火,真的只噴給這家美國的獨資企業以及監管部門嗎?

事發之前,我們看到的,是大街小巷成對出現的麥當勞、肯德基,貌似衛生、先進、溫情的“洋玩意”;事發之后,我們看到的,卻是一問三不知,干脆就把責任往供應商身上一推了之的“慫玩意”。對于這樣不負責任的企業,中國消費者的容忍,是不是過于寬泛、過于良善了?畢竟,餐飲企業本身,永遠都是食品安全的第一道關口,不管供肉有沒有臭,直接往油鍋里一扔,然后唱上一句“我就喜歡……”,百年商譽,在這一刻與變質的雞肉一起變了味道。

有媒體梳理了“一只雞變成雞塊”,在不同國家的不同程序。在大洋彼岸,麥當勞、肯德基這兩家快餐企業禁止使用回收肉,從食材到門店委托第三方全程冰凍,全國封殺不健康的反式脂肪“氫化大豆油”,并且一天一更換……然而,漂洋過海之后,這“兩大巨頭”似乎變得沒那么“矯情”了,養雞場是否速成、是否濫用抗生素無人查問,地溝油的傳聞不時傳出,而且4-7天才徹底更換,至于食材的回收、混用更超出了人類想象的極限……

對此,常見一種誤讀,“橘生淮南則為橘,生于淮北則為枳”。的確,國外無上限的監管處罰,確實培育出了“兩大巨頭”有下限的節操。問題是,外因不過是條件,內因才是事物變化的依據,企業是人辦的,人又不是雞,怎么能圈進籠子就老實,信任放養就胡來?君不見同在一片藍天下,炸油條的還有“信義哥”,而曾號稱監管嚴苛之地的臺灣,不也曝出塑化劑的丑聞?所以,出來混的,應多往自己身上找毛病,長了牛皮癬去撓別人屁股,壓根兒沒有用。

農夫與蛇的故事,講了千百年。中國消費者的寬容仁慈,不能再延續了。對如此執行雙重標準不顧及中國消費者利益和感情的企業,應當看透其傲慢的背后,是文化的淪喪,是羞恥心的全無:當面一套、背后一套,鞭子舉起來了是一種標準,敞開國門歡迎就另一種標準,沒出事就逍遙數錢,出了事便推諉塞責,這樣的企業能走多遠呢?我們消費者又真的能一忍再忍嗎?

中國有句玩笑話,如果道歉有用,還要警察干嘛?嚴肅點說,意思就是你必須道歉,因為你犯錯了;同時你必須受到懲罰、付出代價,因為良心壞了;言外還有個意思呢,是希望看到犯錯者們用更真誠的行動,來確實保障消費者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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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若虎

肯德基有這么一則電視廣告:百勝餐飲集團中國事業部主席蘇敬軾在鏡頭前,代表肯德基承諾,中國的每家店都嚴格執行食品安全標準,每一口都安心。然而,日前媒體披露的麥當勞、肯德基、必勝客等國際知名快餐連鎖店的肉類供應商——上海福喜食品有限公司存在大量采用過期變質肉類原料的行為,讓人難以安心。

有承諾在先,我們以為食品會絕對安全。由企業高管出面,我們以為肯德基有著足夠的誠意。可事實是,這些洋快餐在食品加工方面的違法操作屢屢被曝光,這是對中國消費者的不負責,承諾也就變成了兒戲。

即便是“躲”過了法律的嚴懲,或者受到了較小的影響,洋快餐們也不該把承諾當兒戲。這是一個誠信問題。中國有句老話,“人無信不立,業無信不興。”我想在國外應該也是這個道理,倘若一邊在承諾,一邊卻在背信棄義,無異于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自毀信譽。

這還是一個“面子”問題。美國人不是最在乎自己的“面子”嗎?而如今做出的不僅是丟“面子”的事,而且連“里子”一塊兒丟了。在我看來,招牌就是“面子”,產品質量就是“里子”。

然而,出了問題的洋快餐店依然門庭若市,這種現象好像有悖常理。我認為,這種現象來源于監管執法部門對洋快餐們的“寬容”,消費者對他們的“縱容”。以往查出問題以后,洋快餐的老板會既給公眾致道歉信,又給相關部門寫保證書,“規矩”一段時間,就會又犯起老毛病。我們對他們過輕的處罰顯然不足以令其“改過自新”。消費者呢,雖然知道那些轉基因、高熱量的食品對身體無益,但還是愿意捧場,似乎離開它們就會覺得“不自在”。愛到這個份上,一點瑕疵又何妨?

但這樣的瑕疵卻會影響到我們的健康乃至生命安全。上海福喜食品有限公司的員工在面對記者的質疑時,竟侃言,“過期也吃不死人”,這是何等的無知和無恥。其實有些消費者也抱有這樣的想法,認為“吃一兩次過期食品不礙事”。無論是誰,都不該有這樣的僥幸心理。現實中,食用過期食品而死亡的事件時有發生。

  在中國,肯德基等洋品牌廣受歡迎,與我們對其的信任分不開。我們相信品牌的力量。但是,為何他們在自己的國家謹言慎行,一到中國就變壞?如果相關部門能對洋品牌嚴把關、高要求、勤檢查、重處罰,那么一些違法行為或許就可以避免。我們在消費時,也應該多些理性,與美味的食品相比,顯然我們的健康更重要。  當然,洋品牌更要自省,要對得起讓你們發展壯大的中國消費者,對得起自己的良心,樹立起一諾千金的威信。在中國地盤上,別對中國人不負責!

多家知名洋快餐的供應商上海福喜食品公司被曝采用過期變質肉類生產,事件影響在持續發酵之中。據報道,截至21日當天美股收盤,肯德基母公司百勝集團股價下挫4.25%,市值一夜蒸發近15億美元。麥當勞股價也逆市下跌,兩天內市值蒸發了26億多美元。

洋快餐供應商曝出食品安全問題波及資本市場,讓世界兩大快餐巨頭損失超過40億美元,代價相當昂貴。麥當勞、肯德基這樣的快餐巨頭得以迅速成長,是乘上了經濟全球化的東風。二者關系是如此密切,以至于經濟學家們創造了“麥當勞化”這一名詞,來描述跨國企業在全球迅速擴張的發展過程。也正是因為全球化的資本信息交換,才使得在中國發生的這一則食品安全丑聞,在美股市場引起波動,經濟全球化的“蝴蝶效應”彰顯無遺。

毫無疑問,中國是經濟全球化中的明星國家,不僅成為全球最大的生產者之一,也在加入WTO后向世界敞開了全球人口最多的巨大消費市場。麥當勞等跨國企業在中國賺得盆滿缽滿,正是享受了這一開放的市場。受到中國消費者熱捧的跨國企業們,荷包迅速鼓脹了起來,比如目前百勝集團在華銷售額已占其全球總收入的一半以上。而未來中國市場對于跨國企業的吸引力還會持續增強。2012年時任商務部部長陳德銘預測,到2015年中國有望成為世界最大的消費市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將突破5萬億美元。對于眾多跨國企業來說,中國市場已經成為必爭之地,能否在中國市場分一杯羹對于企業的發展至關重要。

但隨著中國市場法制建設不斷完善,中國消費者權利意識的蘇醒,再將中國市場當成“人傻錢多速來”的淘金勝地恐怕已不合時宜了,如果還以以前那套松散的管理方式來做生意,甚至還拿出中外有別的質量管控體系,恐怕這些巨頭們會發現,中國的生意越來越難做。在食品領域,近年來洋快餐食品安全問題頻發,一次比一次招來更多譴責。國家對食品安全管控越來越嚴格,號稱史上最嚴的《食品安全法》也已箭在弦上。而在汽車、家電等領域,中國市場的進步也同樣明顯。曾幾何時,外國品牌汽車召回常被質疑“中外有別”,如今中國消費者律師協會相關負責人表示,如果再發現 “中外有別”,消費者可以依據中國的法律來維權——近年來,隨著《缺陷汽車產品召回管理條例》、新消法以及汽車三包等法律法規的頒布和實施,中國汽車維權體系已日趨健全。無數案例都在說明,中國市場也在不斷發展變化之中,跨國企業需要積極適應一個越來越規范的中國市場。

漩渦中的福喜公司致歉稱,“本次事件是一起個體事件”。若站在經濟全球化的高度來看,跨國企業們或許不能將其僅僅視作個案,只有真正尊重中國消費者,主動適應日漸規范的中國市場,才能繼續在未來全球最大的消費市場——中國扎穩腳跟。

徹查福喜問題產品尚在進行之中,目前已經有5名涉案人員被刑拘。調查仍在深入,仍有一些謎團待解。這一事件無疑給所有在華經營的洋品牌都敲了一記警鐘。尤其是對于部分奉行雙重標準的外國企業,這一案例警示,如果不能嚴肅經營,企圖在中國市場“渾水摸魚”,在中國早晚要栽大跟頭。

一個簡單的道理在于:誰贏得了中國人的信賴,誰才能成為中國市場明天的贏家。沒有這一遠見,即使來頭再大、牌子再響,也難以在中國做久做大。

【消費者不能成為洋快餐的“腦殘粉”。無論洋品牌還是民族企業,都必須遵守法規,以質量贏得消費者信賴。任何企業發生質量問題,都必須受到譴責與懲罰。】

麥當勞、肯德基等洋快餐的供應商福喜公司使用過期肉問題被曝光后,上海相關部門查明,該公司涉嫌有組織實施違法生產經營行為。目前,警方已對5名涉案人員采取了刑拘。

問題曝光了,問題產品流向也基本搞清楚了,按理說,消費者應對這種缺德、違法行為有所警醒。但據記者探訪,在北京一些麥當勞餐廳,上海地區下架的麥樂雞仍有銷售,其客流量也并未因為曝光食品安全隱患而明顯減少。其他地方,似乎也是這樣。

明知道這些洋快餐出現食品安全問題,消費者仍趨之若鶩,這無論放在哪兒,都是一件讓人納悶的事。讓人大跌眼鏡的是,網上竟有人撰文表示要“感謝并支持洋快餐”,其理由之一是,麥當勞、肯德基也是受害者。這種“痛并快樂著”的心態,究竟說明了什么?

在這一事件中,麥當勞、肯德基等洋快餐看似受害者,其實不然。任何企業都要為自身產品負責,而要做到這點,必須從原材料供應開始抓起。不言而喻,原材料好壞將決定成品的品質。福喜公司的肉制品是洋快餐食品的主料,讓問題原料流入食品生產環節,洋快餐企業豈能獨善其身?雖說福喜坑了麥當勞,麥當勞卻也坑了消費者,難道能讓消費者找福喜算賬?

許多人仍然選擇到洋快餐店消費,其心態更值得玩味。比如有人認為,這時候去吃麥當勞、肯德基,反倒是最安全的。道理看似沒錯。發生這么大的事,對于負責任的企業來講,首先必須做的就是加強各種防范措施。問題是,過期肉事件已經表明,涉事洋快餐企業在質量控制上出現了疏漏,消費者怎么知道企業在其他供應環節就沒有問題?

還有一種論調認為,洋快餐再不濟,也比國內食品安全。實際上,所謂洋快餐,在全球化時代更多指的是洋品牌,其產品則大多已實現本土化生產了。如上海福喜公司雖然是一家外企,但其加工的肉類來源就是在中國國內。更重要的是,這些洋快餐發生質量問題已毋庸置疑,這并不因其他企業是否也發生質量問題就能夠得到消解。對既定事實選擇性無視,甚至一廂情愿地為其辯護,這怎么看都是一種文化自虐行為。

消費者不能成為洋快餐的“腦殘粉”。無論洋品牌還是民族企業,都必須遵守法規,以質量贏得消費者信賴。任何企業發生質量問題,都必須受到譴責與懲罰。在這問題上,只關乎事實,無關乎意識形態或選邊站隊。無論是拿“保護民族企業”為擋箭牌,還是以“洋快餐也是受害者”為借口,都是在“耍流氓”,客觀上也是在扭曲事實、顛倒是非。

本報特約評論員 顧昀

【食品安全治理首先要依法“治商”,但關鍵要從嚴“治官”。要細化并加大對涉及失職瀆職的地方政府、監管部門及工作人員的問責追究,有效彌補食品安全監管的短板,通過監管部門將約束和壓力傳導到食品生產經營的各個環節,推動從源頭上保障食品安全。】

上海福喜食品有限公司大量采用過期變質肉類原料被媒體曝光后,輿論嘩然。國家食藥監總局發出通知,要求各地徹查福喜系全部工廠。初步調查表明,上海福喜公司涉嫌有組織實施違法生產經營食品行為,上海市食藥監局封存9家企業的福喜公司產品約100噸,緊急約談22家下游企業。北京、廣東、浙江、內蒙古、四川等地食藥監部門迅速出動,對上海福喜變質肉產品實行封存下架。

麥當勞、肯德基、必勝客等洋快餐進入中國以來,在各地大中城市遍地開花,廣受消費者青睞,孰料這些洋快餐的肉類供應商上海福喜公司,竟然長期有組織地篡改原料肉保質期標簽,使用過期、變質、腐敗原料肉。任何一個消費者,只要想到自己曾經或經常光顧洋快餐店,自己吃過的麥樂雞、迷你小牛排、豬肉餅就出自福喜公司之手,必定都會萬般惡心而憤怒不已。驚愕之余,很多人最想不通的是,對這樣一家有組織生產經營變質腐敗肉食品的企業,食藥監部門和有關職能部門到底是怎樣監管的?如果不是媒體記者臥底兩月獲得鐵證予以曝光,福喜公司制售臭肉的生意是不是就將繼續做下去?福喜公司多次獲得當地政府授予的“先進外資企業”、“食品安全先進企業”等榮譽稱號,這些榮譽到底是怎樣得來的?

總體而言,食品安全治理主要分為三個層面。一是食品生產經營者對食品安全承擔主體責任。在我國食品安全法律體系中,從建立健全食品可追溯、加大對食品安全違法行為的打擊懲戒力度,到建立食品企業安全信用檔案、創造良好的誠信經營環境等,都是為了落實食品生產經營者的“第一責任”,推動督促生產經營者嚴格守法、規范經營。在這個層面,輿論呼吁對食品安全違法企業依法嚴懲,對像福喜公司這樣有組織違法生產經營的大企業、洋企業,更要罰得它心驚肉跳,罰得它傾家蕩產,人們的要求即便有時無不“偏激”,但這種社會情緒都是可以理解的。

食品安全治理的第二個層面,是各級政府、監管部門及相關職能部門對食品安全承擔監管責任,第三個層面是社會公眾積極行使權利、履行責任,廣泛參與食品安全綜合治理,包括投訴、舉報食品安全違法行為,對政府部門的監管執法進行監督等,其中第二層面的監管責任居于重要的核心地位。正是在這個層面上,上海“福喜門”充分暴露了食品安全監管存在的短板。當地政府、監管部門不但對福喜公司的食品安全疏于監管,對該公司有組織的違法生產經營渾然失察,而且還以政府權威與公信為該公司背書,多次授予該公司各種榮譽稱號,客觀上有助擴大該公司在業界的知名度和影響力。這是政府職能的錯位和監管職責的缺位,紀檢監察機關、司法機關應當及時介入調查,查清當地政府、監管部門與福喜公司之間,是否存在不正當的政商關系和非法的利益勾連,以及監管部門和相關職能部門是否存在失職瀆職、濫用職權等行為,對涉嫌犯罪的監管人員須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食品安全治理首先要依法“治商”,但關鍵要從嚴“治官”,要細化并加大對涉及失職瀆職的地方政府、監管部門及工作人員的問責追究,有效彌補食品安全監管的短板,消除食品安全治理體系中的“腸梗阻”。只有從法律上強化各級政府、監管部門及相關職能部門的監管責任,嚴格追究消極無為、濫用職權、玩忽職守人員的黨紀政紀責任、法律責任直至刑事責任,才能促使監管部門及工作人員增強責任意識,提高履職能力,才能給他們施以嚴明的責任約束和沉重的責任壓力,并通過他們將約束和壓力傳導到食品生產經營的各個環節,推動從源頭上保障食品安全。

本報評論員 潘洪其

【要改變違法成本低、執法成本高的現狀,需要強調食品安全的社會共治,形成對違法違規者的多元威懾。】

日前,美國獨資企業上海福喜食品有限公司被媒體曝出大量使用過期變質肉類原料生產加工食品,肯德基、麥當勞等洋品牌“中招”。繼三聚氰胺事件、雙匯瘦肉精事件之后,這一事件再次促使人們追問:在食品安全法律相對完備的情形下,如何更好促進法律的有效實施?

如果把執法看作是一場戰爭,那這是一場力量極不對稱的戰爭。多年來,在保障食品安全的路徑上,我們過于依賴公權主導的法律實施。然而,與其它法律的執行不同,在食品安全執法中,執法機構明顯處于弱勢地位。違法者使用非法添加物的過程瞬間可以完成,且成本極低,其它種類的食品安全違法行為也不易被發現;而執法機構發現問題則必須依賴高科技,同時會產生巨額資源耗費。違法成本低,執法成本高,改變這一不對稱的模式,需要強調食品安全的社會共治,通過多種渠道形成對違法違規者的多元威懾。

食品安全法律的實施是一個系統工程,絕不是執法機構單方的事。對劣質產品予以淘汰,這首先是公權的責任,同時也是市場的責任。正因如此,近年來,食品安全社會共治被充分強調,這正是當下保障食品安全所迫切需要的。在福喜事件中,無論下游企業是否知情,他們都有義務采用安全的原料生產食品,因此,消費者“用腳投票”的市場選擇,必然使下游企業對供貨商的食品安全形成強大的倒逼,這有利于食品安全秩序的形成。同時,民眾的執法參與、法律訴訟,市場機制和社會組織功能的發揮等,也是社會共治的重要路徑。

食品領域的民眾維權、公益訴訟,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違法者的違法成本,促使經營者自律;而消費者組織、行業協會等社會組織在法律實施中也具有獨特功能。政府應從更廣的視野去看待這些力量,對他們給予充分的支持和更大的生存空間。民眾的執法參與,可以增加執法機構的執法能力,政府有必要合理引導,發揮其積極作用。

例如,近年來,全國絕大多數地方出臺了專門針對食品領域的有獎舉報制度,對食品安全法律的實施起到了較為積極的作用,但也要看到,這些制度在獎金設定、保密等方面不同程度地存在一些問題,影響了制度應有功能的發揮。在這次事件中,福喜方面承認違法行為已經存在數年。這種長期的生產加工食品的行為必然會涉及很多人,通過有獎舉報制度,本應能爭取到這些人對違法事實的舉報。因此,通過這一事件,也應促使我們對有獎舉報制度進行完善,摒棄立法過程中過度重視執法部門單方需求的做法。

社會力量的參與,最終都是直接或間接促進公權對法律的實施。要形成兩種不同機制的最佳合力,必須進一步加強公權監管,以形成足夠的威懾力。福喜事件表明,使潛在的違法者真正感受到法律的威懾力,一方面有賴于我們常說的“使違法者傾家蕩產”的法律責任,另一方面更在于執法者應該有較強的發現違法行為的能力。這種能力的提升,首先有賴于對食品企業抽檢執法的安排嚴格保密,何時抽檢、如何抽檢應該成為執法機密。只有這樣,才能時刻維持公權的威懾力。其次,應盡可能提高對食品企業的年度抽檢率。抽檢率越高,威懾力就越強,食品安全的法律也越會受到尊重和敬畏。

(作者為深圳大學規制與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我們不但要引進麥當勞、肯德基、必勝客這樣的餐飲企業,以及福喜這樣的食品原料企業,還要引進國外嚴格的法律、受保護的消費者權益等等。】

上海福喜涉嫌使用過期原料生產加工食品事件,引發了輿論震蕩。據上海警方透露,他們已對該案進行立案調查,5名涉案人員已被依法刑拘;上海食藥監等部門已對福喜公司下游產品展開追查、控制,目前已經封存約100噸產品。

過期食品回鍋重做、更改保質期標印,再售給快餐連鎖店……這些亂象暴露的問題,讓人觸目驚心。據報道,上海福喜生產的加工食品供應的品牌大致有麥當勞、肯德基、必勝客、星巴克、棒約翰、吉野家、德克士、7-11、星期五餐廳、漢堡王、賽百味、華萊士等,因此此次丑聞一出,外資餐飲企業哀鴻一片。

洋快餐引進工廠易,引進標準難

上海福喜成立于1996年4月,是隸屬于美國osi集團的美國獨資企業。osi集團則是世界最大肉類及蔬菜加工集團,主要從事為國際知名快餐連鎖店提供肉類、海鮮、米面制作及蔬菜產品的生產和加工業務,是麥當勞、百勝集團等重要的全球合作伙伴之一。

一直以來,人們都認為外資食品企業的安全更有保障。不過,此前麥當勞、肯德基的諸多丑聞,也讓人們逐漸喪失了對洋食品的信心,而此次上海福喜的食品安全丑聞,則標志著外資企業在整個食品安全產業鏈上的大面積失守。

諷刺的是,上海福喜的發展策略正是讓產品做到“進口標準,當地加工”。

應該說,這樣的大型食品生產企業,其規則制度肯定挺嚴格,如福喜內部的公開郵件對違規就有非常細致的記錄。不過在實際生產中,這些數據卻能隨意修改。對此,上海福喜的員工也直言不諱:“檢查的時候,那一天才是真正的生產,就像皇帝下去微服私訪,先打好招呼,老百姓排隊,歡迎歡迎,他要直接偷著去呢?他就可以看到真實的情況。”正是這些弄虛作假的行為繞開看似嚴格的監管體系,所以標準才陷入失守。

由此可見,引進工廠易,但要實實在在地引進標準難。企業的標準,白紙黑字,終究是企業的內部管理,而企業的內部管理的最終動力,卻在于外部的競爭、法律、輿論監督、甚至每個處在終端上的生產者的道德,這些外部因素綜合在一起,就是所謂的制度。


購商品也是在購買“當地的制度”

有時候,為了靠近一個好的制度,中國企業甚至要走出去。

2014年,中國的嬰幼兒奶粉生產企業圣元與法國排名首位的奶業集團索迪亞合作,投資1億歐元在布列塔尼建設奶粉干燥和乳清工廠,產品供應中國市場。2013年4月,伊利股份發布公告稱,伊利將投資11.03億,在新西蘭南島南坎特伯雷地區建立嬰兒奶粉生產基地,項目年產嬰兒配方奶粉4.7萬噸。除了圣元與伊利,光明、雅士利也選擇在新西蘭建廠,中國奶業走出國門可謂大勢所趨。

中國奶業投資國外的原因,除了接近原材料、尋求優質奶源外,把資本放在更嚴格的食品安全制度下生產,以獲取消費者更多的信任,從而獲得更大的市場與更高的利潤,顯然也是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

其實,中國奶業企業的選擇,無非是中國消費者的選擇。國內廠家的奶粉傷透了很多人的心,許多奶爸奶媽想盡各種辦法從國外購買奶粉。中國人信不過國產奶粉,這很好理解,但是中國人甚至信不過在國內封裝的進口奶粉,為了純正的外國奶粉,或千里迢迢地去國外超市搶購,或去淘寶上尋找代購,或者在超市中特意購買“國外封裝”的奶粉。其實,某種程度上,人們要的就是最后奶粉包裝上的那一個封印。

這個封印意味著什么?意味著法律、習俗、文化的封印,意味著這些奶粉是在嚴格的法律、嚴謹的契約意識下生產出來的。去香港買奶粉、去丹麥買奶粉、去德國買奶粉,最本質的不過是購買當地的制度,而正是無數消費者用腳投票,才逼迫企業用腳投票。

所以,我們不但要引進麥當勞、肯德基、必勝客這樣的餐飲企業,以及福喜這樣的食品原料企業,還要引進國外嚴格的法律、受保護的消費者權益等等。這些東西對提升中國的食品安全非常重要。事實也正是如此,此次上海福喜曝出丑聞,正是媒體揭露在前,而相關政府部門后知后覺在后。

不過,在這些可見的制度之外,更長遠的則是中國人心目中的契約、法律意識。

□劉遠舉(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