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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府解禁集體自衛權、一意孤行突破戰后體制，是對本國和平力量正義呼聲的公然藐視，也是對戰后國際秩序安排的肆意沖擊。有必要鄭重提醒一句：以安倍晉三為首的日本右翼勢力不要忘乎所以，國際關系體系不是日本恣意妄為的自留地】

常言道，紙里包不住火。日本政府解禁集體自衛權的險惡用心和潛在危害，國際社會看得清清楚楚。

日本在軍事安全領域的政策動向直接關系到日本國家發展走向，也事關地區安全環境。中方將繼續密切關注日本有關動向，堅定維護國家安全和地區和平穩定。

韓國政府敦促日本政府在防衛問題上應消除周邊國家因歷史問題而產生的疑慮，并為獲得周邊國家的信任摒棄歷史修正主義，采取正確行動。

曾經遭受日本軍國主義侵略的亞洲國家第一時間表明嚴正立場。

國際輿論也做出強烈反應：

安倍晉三的目的是從根本上改變日本二戰后的和平憲法。經歷過戰爭夢魘的日本不應該重蹈覆轍，那將是日本和亞洲的悲劇；

日本對周邊國家口出妄言，蠢蠢欲動，這樣的日本拿到了武器必然會再次破壞亞洲和平；

日本政府在安倍的帶領下嚴重右傾化，尤其是最近還通過了國家秘密法案，這都讓曾經受到戰爭傷害的人們再次回想起關于日本發動侵略戰爭的痛苦記憶……

日本解禁集體自衛權再次敲響警鐘。

以日本無條件投降為重要標志，世界人民在反法西斯戰爭中獲得了輝煌的勝利。然而，當這場戰爭已經結束近70年時，正義與邪惡的較量仍在繼續。否認日本軍國主義發動侵略戰爭、殘害亞洲人民的歷史罪行，參拜供奉二戰甲級戰犯亡靈的靖國神社，有步驟地急切架空和平憲法……日本在危險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更加令人不安的是，安倍晉三竟然在公開演講時口出狂言：“如果大家想把我叫做右翼的軍國主義者，那就請便吧”。試問，一個不停為日本軍國主義侵略歷史招魂、到處招惹事端的政客，有勇氣給自己插上如此惡劣的政治標簽，那么，還有什么事情是他不敢干的呢？

日本公然挑戰公理正義、肆意沖擊戰后國際秩序安排，是一種清算，也是一種反撲。從這個意義上講，對日本右翼勢力種種冒險之舉當頭棒喝，就是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成果的捍衛，對戰后國際秩序安排的維護。這種道義擔當和歷史使命不可或缺。否則，日本會徹底失去現實感，進而將國際關系體系當作恣意妄為的自留地。

千百年來，人類對和平懷著真誠的夢想，和平的夢想又總是被戰爭打破。面對戰爭與和平這個永恒的命題，人們清醒地看到，捍衛和平的實力與對和平的祈愿同樣重要。

中國有足夠的戰略清醒和戰略定力，也有足夠的信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同世界各國人民一道建設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

??? 從6月27日安倍政府提交解禁集體自衛權的內閣決議案，到7月1日臨時內閣會議通過修改憲法解釋、解禁集體自衛權的內閣決議案，在了解日本政治和安倍其人的觀察家們看來，這個過程和結果一點都不出人意料。

根據日本政府對憲法第九條的解釋，日本行使自衛權僅限于本國直接遭攻擊后作為反擊的“個別自衛權”，且須同時滿足三個條件，即日本遭到緊急不當的武力侵犯、沒有其他合適手段可以排除侵犯、武力行使控制在“必要最小限度”。而日本內閣剛剛通過的這份決議案，規定與日本關系密切的國家遭到武力攻擊、從根本上對日本國民的生命和權利形成明確危險的情況下，允許日本行使“必要最小限度”的武力。換言之，以前日本只能在遭受侵略時予以反擊，且不能濫用武力；解禁之后，日本可以在自身并沒有遭受侵略時“先發制人”，動用武力了。

“先發制人”的條件有兩個：一是與日本關系密切的國家遭受攻擊，二是給日本帶來危險。關鍵在于如何解釋這兩個前提條件。

所謂“關系密切”，通常指日本的盟友，即便只對國際關系現狀稍有了解的人也會明白，這一點實際上與美國關系最大。連美國媒體也不否認，日本解禁集體自衛權，美國可能是實際上最大的受益者。所謂對日本國民的生命和權利形成“明確危險”，也是一個模糊的標準，政府可以根據自身需要予以解釋，從而操縱民意。

解禁集體自衛權，是日本戰后安全政策作出的“最大改變”之一。有美國媒體指出，作為日本的長期堅固盟友，日方行使集體自衛權，美國可能“受益”最大。至于日本將如何行使集體自衛權，日本政府已經在有意無意間流露出種種跡象，“待相關法律更新后，日本將使用其軍事力量為他國而戰，而‘他國’極有可能是美國等軍事盟國”。

美國可能以何種方式受益？不必太費腦筋就可以想象到的是——

在未來某個時候，如果美國戰艦在日本附近水域遭受攻擊，即使日本沒有立即或直接遭襲，它也會派出軍隊保護美國戰艦。因為在日本安倍政府看來，日美安保合作對保護日本國家安全至關重要。

當某只船被認為裝載有運往攻擊美國戰艦的第三國武器、且日本極有可能受到此次軍事沖突波及時，日本將可以在本國附近的公海海域強行截停、檢查“可疑船舶”。而在正式“解禁”之前，上述舉動在日本被視作違憲。

正式解禁集體自衛權后，日本可以應美方要求攔截飛越日本領空投向美國大陸或屬地的彈道導彈。

解禁集體自衛權后，日本將有“依據”幫助美國反擊第三方的進攻，可以向美國提供后勤支援。

基于上述種種表面上的“好處”，或許還有一些現在還無法預料的“好處”，有分析人士認為，安倍政府如此急切地解禁集體自衛權，背后少不了美國的“推動”。比如，日本戰略研究論壇國防研究員格蘭特·紐薩姆就表示：“對美國來說，日本此舉恰逢其時。在美國國防預算縮水、在該地區力所不及之時，一個更加強硬的日本能助其（美國）力量倍增。”美國在實力下降的時候重返亞洲，是需要棋子的，這枚棋子既需要有一定實力，又需要聽話，像菲律賓這樣聽話卻沒有實力的不行，像越南這樣有一定實力卻不太合作的也不行，因此日本是最佳選擇。

有不少評論傾向于日本解禁集體自衛權意在針對中國，客觀上毫無疑問是這樣的。但日本之意可能遠不止于此。按照安倍政府的設想，日本自衛隊將來可以堂而皇之地走出國門了——如果美國與俄羅斯發生沖突，如果美國與中國發生沖突，它都可以“合法”地參與其中、站到美國一邊。甚至，日本如果愿意，他還可以為菲律賓出頭，也可以在朝鮮進行核試驗時發動突襲。日韓兩國雖然同在美國的羽翼下，但關系一向不睦，如果哪天日本感覺韓國對其國民的生命和權利形成“明確危險”，當然也可以派兵打韓國。而且，眾所周知，以石原慎太郎為代表的日本一部分極右勢力，是既反華又反美的，一旦他們徹底掌控局面，又認為“日本可以說不”了，美國也不見得一直是“與日本關系密切的國家”，反噬盟主報二戰之仇，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在日本，類似“橫店模式”的意淫日本大勝美國的文藝作品，一向不少，如今“神風特攻隊”隊員的遺書還跑去聯合國“申遺”了。美國剛剛被昨日盟友——基地組織——反噬過一次了，余痛應尚未消。長遠來看，日本解禁集體自衛權將威脅整個地區的和平與穩定，本地區國家誰都可能是受害者，因此應引起所有相關國家的警惕，不僅僅是中國。

【安倍欲打造驕傲而強大日本的目標不會改變，或許將會采取溫水煮青蛙的策略，動作由少到多、由慢到快的步驟，步步逼近“和平憲法”。】

安倍再任首相以來，在安保領域一直野心勃勃，不斷出招、亂箭齊發。7月1日安倍不顧國內外愛好和平人士的強烈反對，強行在內閣會議上，通過修改憲法解釋的決定，引起了國際社會的振動與不安。研究分析安倍執政理念與執政軌跡，不難發現，修改解禁集體自衛權的憲法解釋，只是實現其最終目標的一小步，只是為其射出安保領域下一支箭做個鋪墊而已，安倍野心絕對不止于此。

擺脫戰后“和平憲法”束縛，擁有真正軍隊，使日本重新走進“正常大國”行列，是安倍強硬謀求的主要戰略之一。安防升級的種種舉措進展異常順利，以及美國對于日美安保同盟的需求，共同促使安倍步步為營策略屢試不爽。此次解禁集體自衛權，就是安倍的一個鋪墊，即通過修改憲法解釋來架空“和平憲法”，最終實現其修改憲法的終極目標。可以清晰地預見，安倍下一支箭正在瞄準“和平憲法”。

目前，美國由于自身實力衰弱和重返亞太需要，在日本強力擴張軍力問題上，采取曖昧的態度，進一步縱容了安倍。《日美防衛合作指針》將在年內完成修改，可以預見減少國防開支和維持亞太軍事能力的雙重需要，美國將在日美安保同盟的框架下，會給予日本更多空間，讓其發揮更大作用。安倍將會借機為日本武裝崛起創造條件，在修改和平憲法的道路上更進一步。

目前安倍政府，硬碰硬直接修改憲法，面臨巨大的國內外壓力，存在極大風險，只得采取通過內閣決議的方式，修改解禁集體自衛權憲法解釋的迂回手段。可以預期，下一步安倍或許將會推動議會，修改局部政策法律。諸如《自衛隊法》、《周邊事態法》、《武力攻擊事態法》、《船舶檢查活動法》和《聯合國維和行動合作法》等十多部法律，都有可能成為新的目標。這將為修改“和平憲法”進一步掃清障礙。這些法律不涉及國家根本大法，沒有憲法那么大的約束力，修改也不會遭受巨大的政治壓力，在議會獲多數通過就可。

安倍作為首相，可以將其作為政府行為，從而避開國會，較為方便地推動內閣成員就此問題達成一致。由于聯合執政的日本自民黨和公明黨在參眾兩院均占多數議席，可預期安倍的這個目標將會很快實現。完成政策和法律修改工作后，安倍將可以隨意決定，如何行使集體自衛權與行使集體自衛權的時機，“和平憲法”也就名存實亡。

安倍欲打造驕傲而強大日本的目標不會改變，修改“和平憲法”的最終目的也不會改變，安倍的下一支箭已經瞄向了“和平憲法”。其或許將采取溫水煮青蛙的策略，動作由少到多、由慢到快的步驟，步步逼近 “和平憲法”。

在安倍政權的相關表述里，他們的種種“努力”都是為了讓日本重回正常國家行列。但安倍政權不走尋常路，一味美化歷史、否認侵略，想通過軍力擴張的道路，強行實現正常國家目標，只會適得其反。

□謝永亮（軍事科學院博士）

日本政府召開臨時內閣會議，通過了修改憲法解釋、解禁集體自衛權的內閣決議案，這意味著日本戰后以專守防衛為主的安保政策將發生重大變化。如果相關法律獲得通過，日本即使沒有直接遭受攻擊，也可參與針對他國的戰爭。（7月1日，新華網）

日本作為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邪惡軸心國之一，戰敗后屈從于同盟國的壓力，制定了“和平憲法”，被迫放棄了戰爭權。這給戰后的日本帶來了相當長時間的和平。休養生息之后，日本人民也因此享受到了和平帶來的紅利。

可是，日本的一些政治家，特別是右翼政客從未放棄他們的罪惡理想——充當世界一霸，從而掠奪他國的資源、奴役他國的人民。但日本的“和平憲法”中關于“集體自衛權”的條款，卻成了他們的絆腳石和攔路虎。為此，多屆日本政府都試圖打破這一禁錮，均因世界輿論的壓力和國內愛好和平的人民的反對而未能如愿。

自從安倍第二次擔任日本首相以來，這個第二次世界大戰戰犯的后代，在國內右翼勢力的強力支持下，竟繼承其祖宗的衣缽，灌上了軍國主義的魂魄，不顧一切地開始實施其軍國主義計劃，以期達成罪惡理想。

為了減輕世界輿論的壓力和取得國內民眾的支持，安倍政府首先挑起與周邊國家，特別是中、韓兩國的矛盾。尤其將自古以來就屬于中國，戰后被世界警察私相授受交其管理的釣魚島國有化，想以此永遠據為己有。在我國的強力應對下，安倍便開始在世界及其國內大打悲情牌，為突破“和平憲法”大造輿論。這一遭雖取得了一些效果，但仍然不能得到世界上大多數愛好和平的國家的支持，甚至得不到其國內大部分民眾的響應。為此，安倍政府使出了“霸王硬上弓”，在民眾的強烈反對聲中，甚至有民眾因此而引火自焚的情況下，強行通過了解禁“集體自衛權”議案。

日本“集體自衛權”的解禁，無異于是給具有深厚軍國主義思想的安倍政府發動戰爭松了梆，為洪水肆虐開了閘。內閣決議案雖規定了“武力行使三條件”以及在出動自衛隊前會事先征求國會同意的表述，但這都只能是掩耳盜鈴的招數罷了，想必同胞們不會忘記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和一九三七年的“七七盧溝橋”事件，日本如何制造事端而發動侵華戰爭，二戰時的日本“戰時內閣”是如何梆架國會和日本人民的吧？鑒于日本的所作所為，我們雖無阻止手段，但卻不能沒有應對之策。

進入二十一世紀的中國，雖不敢說有多么強大的實力，但再也不是羸弱的清末，也不是軍閥混戰的民國。自從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建立起了人民當家作主的新中國，那種任人宰割的時代就宣告結束了，即使是在一貧如洗的建國初期，也不曾被敵對勢力所嚇倒。如今，久病的雄獅經過六十多年的恢復已然蘇醒，“體能”也有了較大的提高。面對外敵可能的來犯，國人應該相信，我們有自己的銅墻鐵壁，可保我華夏民族無虞！

但是，我們也切不可忘記“生于憂患而死于安樂”的古訓，特別是對幾百年來一直覬覦我中華土地與物產的強盜國家，有必要引起高度的警覺。從黨和政府的層面來說，應當加強對國民的警示教育，在勿忘國恥上下功夫。當然，這并不是我們要播種仇恨，而是要警示國人我們曾經遭受的苦難。

正如列寧所說：“忘記過去無異于背叛”。就全體國人的層面來說，清醒地認識是生于憂患的素質，萬萬不可小看了日本。他們可從來都沒有放棄過對自己的爭強斗狠、適應血腥的教育啊！前兩天，日本學校還組織小學生參觀鯨魚屠宰現場，何其匪夷所思！

自己的安全只有自己負責，寄希望于他人是根本靠不住的。試想，曾長期遭受過列強掠奪、殖民以及侵略的個別鄰國，為了一點蠅頭小利而與虎謀皮、與世仇為伍來圍堵曾經的盟友，正如小品中所說：“這個世道太瘋狂，耗子愿意給貓當伴娘。”既然鄰里靠不住，其他國家那就更別想了。放眼全球，如今的國際風云說是警匪一家，恐怕也毫不為過。

７月１日下午，日本政府召開臨時內閣會議，通過了修改憲法解釋、解禁集體自衛權的內閣決議案，這意味著日本戰后以專守防衛為主的安保政策將發生重大變化。（７月１日，新華網）

禁止行使“集體自衛權”，是戰后日本囿于“和平憲法”原則、根據國內外形勢做出的重大政策選擇，也是迄今半個多世紀里構成其“專守防衛”基本國策的一個具體要素。如今，日本正式解禁集體自衛權，就意味著日本可以進行軍事結盟，對他國進行武裝干涉。然而，筆者覺得，日本解禁集體自衛權，有可能會像掙脫鐵鏈的野狗，更加瘋狂地給人類帶來危害。

眾所周知，二戰期間，日本軍國主義對中國、對亞洲以及英美等國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罄竹難書。特別是1937年制造“七七”事變后，全面侵略中國，所到之處，生靈涂炭。尤其是慘絕人寰的南京大屠殺，一次屠殺了30多萬中國人。然而，時到今日，日本還在極力否認當年的侵略罪行。特別是安倍晉三上臺以來，極力推動日本政治向右轉，參拜靖國神社、修改教科書，千方百計為日本的侵略歷史翻案。打著“積極和平主義”的旗號，以恢復“正常國家”為幌子，尋找各種借口想突破和平憲法限制，解禁集體自衛權。同時，將中日島爭、韓日島爭推向極端化，并加強向俄羅斯南千島群島的追討行為，攪得四鄰不安。他的所作所為使人們真切地看到了日本軍國主義幽靈的復活。

日本解禁集體自衛權真會像安倍所說的那樣，是想成為“為世界和平與穩定積極做出貢獻的國家”？我看那都是幌子，其真實意圖是為日本軍事合法化做鋪墊，是為了向外軍事擴張。明眼人都可以看出，解禁集體自衛權可以提升日本在日美同盟中的地位與作用，增強其國際影響力，給其謀求政治、軍事大國地位創造條件；可以使日本不受約束地參與美軍的作戰行動，提升干預地區和全球軍事事務的能力；可以使日本不但能進行最低限度的自衛戰爭，而且還能在海外向沒有攻擊日本的第三方發動攻擊。試想想，日本如此野心悖悖，勢必會打破東亞的戰略平衡與穩定，對地區秩序產生極大的沖擊。很有可能給亞洲各國帶來新的危害。

因此，對日本解禁集體自衛權，我們一定要保持高度警惕，不要被安倍晉三的謊言所欺騙。前事不忘，后事之師。我們永遠不能忘記日本對人類、對世界犯下的滔天罪行，永遠不能低估日本軍國主義的野心與奸詐，也永遠不要高估日本人的道德和誠意，更不能坐視萬惡之源的日本軍國主義復活。而應該運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制止二戰的悲劇重演。

經濟是日本的根本，是安倍的命門，是軍國主義復活的回春良藥。只有粉碎安倍的經濟夢，加強對日經濟制裁，才能粉碎安倍的軍國主義夢；團結東亞、東南亞國家，從外交上孤立日本，粉碎日本軍國主義復活的美夢；利用各種國際平臺和宣傳方式，號召全世界所有愛好和平的國家和人民，聯合起來，共同圍堵日本軍國主義。這樣，才能夠把日本軍國主義消滅在萌芽狀態，從而有力地保障和促進世界和平。

【以甲午年大事件為背景，不難發現，安倍行為方式的不正常，根本原因是，他所追求的“正常國家”，不僅已經在戰犯法庭上遭到歷史宣判，而且在地緣政治現實中完全不正常。】

2014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100周年，日本首相安倍晉三1月份跑到達沃斯世界論壇，在演講中將當今中日關系比作一戰前英德關系，遭到歷史學家一致批駁，只好找個翻譯錯誤的借口脫身。其實，安倍并不想脫離戰場。西方的時事分析家們貌似只關注公歷，并不了解中國農歷，甲午年。

這個年份，近代以來，會因正常度過而顯得不正常，尤其是夏天。

1894年，甲午年，7月25日，中日甲午戰爭爆發；

1954年，甲午年，6月9日，日本自衛隊成立；

2014年，甲午年，7月1日，日本政府召開臨時內閣會議，通過了修改憲法解釋、解禁集體自衛權的內閣決議案。

在安倍口中，解禁集體自衛權是“積極和平主義”，是日本邁向“正常國家”的奠基一步。然而，這么好的事情，為什么會遭到日本輿論和民眾的大規模反對？這么好的事情，為什么安倍內閣要特意截取過去40多年歷屆日本政府對憲法第九條所做多次解釋中的一部分，斷章取義，重新做出與1972年完全相反的解釋呢？這么好的事情，為什么不能堂堂正正地通過立法機構辯論，而是不顧民意調查絕對多數反對，由幾個政客關上門私下商定呢？

以甲午年大事件為背景，不難發現，安倍行為方式的不正常，根本原因是，他所追求的“正常國家”，不僅已經在戰犯法庭上遭到歷史宣判，而且在地緣政治現實中完全不正常。安倍以各種見不得人的手段推動解禁集體自衛權，直接目的便是加強日美同盟。可是，在當今多極化世界中，這一延續自冷戰時代日美安保同盟的伙伴關系，已經愈發像一個怪胎；更長遠的目的，恐怕還在于重拾誕生于福澤喻吉那個時代的野心，這位鼓吹甲午戰爭是“文明與野蠻的戰爭”的“教育家”，現在還印在一萬日元紙幣的背后。

這并非危言聳聽，看看提出解禁報告的“安全保障法制基礎再構筑懇談會”14名成員的背景便知道，看看解禁決議案所謂“武力行使三條件”的含糊其辭便知道，再看看歷史書更會知道。正如東京大學名譽教授三谷太一郎接受《朝日新聞》專訪時所說，軍事聯盟能夠成立的條件之一是存在假想敵國，而日本此前兩次結盟，一戰時的日英、二戰時的日德意，最終都導致了戰爭。眾所周知，日美同盟的假想敵就是中國，恰好是1885年福澤所寫《脫亞論》的目標。

但是，不可忽視的另一點是，如今的世界，如今的東亞，如今的日本和中國，已經與120年前那個甲午年不再一樣，不論人民意識，還是國家實力對比。安倍如此不顧國內民眾和國際社會反對，非要做出些不正常的事情，非要改變二戰形成的國際秩序，勢必遭到強烈反制，這將為整個地區帶來嚴重不穩定。

三谷太一郎特別提醒安倍政府，一戰后日本帶頭摧毀了以多邊條約為基本框架的華盛頓國際政治體制，然后在二戰中徹底戰敗，如今必須吸取歷史教訓。因為，歷史自有其規律，不會因為一個人、一個國家的不正常，而變得不正常。

本報特約評論員 黃恒

7月1日，在日本自衛隊成立60周年之際，日本政府正式通過修改憲法解釋、解禁集體自衛權的內閣決議案，這意味著日本戰后以專守防衛為主的安保政策將發生重大變化。

這一舉動改變的是日本戰后奠定的和平主義和民主主義理念，給亞洲鄰國的正當安全帶來潛在威脅，不利于地區和平穩定。這一動作受到來自日本國內和包括亞洲鄰國在內的國際社會的反對，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蔑視和平憲法是在自取其辱。

具體來說，行使集體自衛權，意味著日本自衛隊可為他國而戰。“他國”既可能是美國等軍事盟國，也可能是所謂“與日本關系密切國”。

顯然，為他國而戰絕對稱不上“自衛”，行使集體自衛權也與日本戰后的“專守防衛”背道而馳，而允許自衛隊出現在“地球的任何角落”執行軍事活動乃至參加戰爭，實際是將自衛隊“變質”為國防軍。

這一切與日本憲法“放棄戰爭”的和平精神格格不入。日本憲法第九條規定，日本永遠放棄以國權發動的戰爭、武力威脅或武力行使作為解決國際爭端的手段；為達成前項目的，不保持陸海空軍及其他戰爭力量，不承認國家的交戰權。其中的反戰與和平精神，基于戰后廣大日本民眾對侵略歷史的反省，對戰爭罪行的懺悔，對回歸和平的渴望。

因為憲法第九條的存在，日本歷屆政府的憲法解釋嚴格界定“自衛”與“武力行使”，嚴格區分自衛隊和國防軍，為數十萬自衛隊的合法合憲存在劃出了“紅線”。

安倍上臺后先是試圖降低修憲門檻，遭民意反對后干脆繞開修憲程序，最后以區區一紙政府決議案廢棄嚴格限定的“自衛權發動三條件”，制定寬泛的“武力行使三條件”，對憲法第九條進行閹割。

安倍這些動作顯然踏過了“紅線”，褻瀆了日本國民通過憲法體現的總體意志，人們不能不質疑日本是否要改變戰后長期堅持的和平發展道路。

1947年頒布實施的日本憲法，實際上是日本戰敗后重新回歸國際社會的“懺悔狀”和“承諾書”。而《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結果等則構成了戰后亞太地區國際秩序的重要基石。

安倍參拜靖國神社，挑戰的是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結果；安倍一再對釣魚島等提出領土主張，挑戰的是《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精神；如今，安倍推翻日本憲法對和平的國際承諾，完成了他圖謀挑戰和顛覆“戰后體制”的三部曲。日本在軍事安全政策上的重大變化，前所未有。安倍一意孤行，越走越遠。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1日敦促日本切實尊重亞洲鄰國的正當安全關切，慎重處理有關問題，不得損害中國的主權和安全利益。韓國外交部1日發表聲明說，日本政府在防衛問題上應消除周邊國家因歷史問題而產生的疑慮和擔憂，同時呼吁日本遵守持續了60多年的和平憲法的基本精神。

安倍這一動作還是對日本主流民意的蔑視。日本不時爆發反對解禁集體自衛權的民眾示威游行抗議。多個民調顯示，近七成日本民眾反對安倍以修改政府解釋的方式解禁集體自衛權，六成民眾更是反對以任何形式允許自衛隊在海外參與戰爭，而安倍內閣的支持率也降至2012年12月上臺以來的新低。

然而，面對國際上的反對、擔憂和質疑以及廣大日本人民的理性呼聲，安倍政府卻置若罔聞，仍然在蔑視和平憲法精神的道路上一意孤行。國際社會必須保持高度警惕。

新華社記者 馮武勇

【日本政府正在急切突破戰后體制。解禁集體自衛權，是一個危險的信號，也是一記警鐘。日本右翼勢力對歷史審判和公理正義的挑釁，不可能僅僅停留在歷史問題上。】

無視日本國內和平力量的堅決反對和國際社會特別是亞洲國家的普遍擔憂，日本政府在突破戰后體制方面邁出實質性一步。7月1日，日本政府正式決定修改憲法解釋，允許行使集體自衛權。

日本和平憲法明確規定日本永遠放棄以國權發動的戰爭、武力威脅或武力行為作為解決國際爭端的手段。盡管戰后長期執政的自民黨黨內一直存在主張“修憲”的政治力量，但是迫于國內和平力量的壓力和國際大環境的束縛，真正修憲一直被認為是“不可能的常識”。今天，日本右翼勢力極力架空和平憲法，由此放棄了戰后一直堅守的“專守防衛”安全保障政策。

日本和平憲法是戰后亞洲安全秩序的重要一環，安倍晉三肆意曲解憲法、以政府決議的手段篡改其實質，給地區安全格局帶來的沖擊顯而易見。以中國—東盟（10 1）、東盟與中日韓（10 3）、東亞峰會等機制為代表，亞洲和平多邊主義為地區國家發展提供了強大助力。日本政府解禁集體自衛權，突出軍事同盟色彩，為參與戰爭松綁，與亞洲國家加深合作、謀求發展的意愿背道而馳，甚至有學者將之歸為“暴力多邊主義”。

在推動解禁集體自衛權的過程中，為了掩人耳目，安倍晉三煞費苦心地使出一系列花招，細觀之下，卻又是破綻百出。

首先，安倍晉三政府蓄意渲染中國威脅，企圖轉嫁責任。7月1日的記者會上，安倍晉三為解禁集體自衛權辯解稱，“做好萬全的準備反而能打消日本參與戰爭的企圖，擁有強大的實力，這才是威懾力”。

倒打一耙的把戲著實荒謬。中國孜孜不倦的和平追求和快速發展給世界帶來實實在在的機遇，這是任何人都無法抹殺的事實。日本生拼硬造“中國威脅論”，不過是掩耳盜鈴的自我暴露。

其次，安倍晉三在國際場合反復兜售所謂“積極和平主義”，不時拋出“維護亞太地區和平與穩定”“行使集體自衛權以確保海上交通線”等論調，企圖為自己套上“為世界福利和安全多作貢獻”的外衣。

事實勝于雄辯。安倍晉三領導下的日本，在軍事安全領域動作頻頻，射出“安保三箭”、增加國防預算、高調上演“奪島演習”，這一切無不引起亞洲鄰國的高度警惕。日本學者中野晃一的評論一針見血：安倍晉三所謂“積極和平主義”，其理論邏輯是“日本越武裝，世界越安全”，這是“癡人說夢的武力遏制論”。

為了實現“變相修憲”，安倍晉三還精心算計，不惜玩弄民意。在競選時，安倍晉三突出經濟議題，借此麻痹選民。當選后，他又精心挑選“同黨”組成所謂“專家會議”，并時常以“（解禁集體自衛權）決議是為了保證日本國民的生命安全與正常生活”等論調掩蓋真實想法。眼下，當日本國內反對解禁集體自衛權的聲音一浪高過一浪，安倍晉三卻又置民眾意愿于不顧，強行推動相關內閣決議通過。

日本解禁集體自衛權，是一個關乎未來日本走向、亞洲安全格局乃至戰后國際秩序安排的重大敏感事件。今天，或許還有圍繞安倍晉三個人性格和日本右翼勢力現實盤算的觀察視角。多少年后，人們注定會更多地談論這一事件所釋放的巨大能量及其在日本發展道路蛻變進程中的標志性意義。

道理很簡單，日本政客少有閑著沒事折騰著玩的，一招得手后上癮進而不能自拔更是司空見慣。日本右翼勢力有偏執和冒險基因，其對歷史審判和公理正義的挑釁，不可能僅僅停留在歷史問題上。這股勢力不僅會嘗試著“把握時機”有所作為，今后甚至還會搞出主動“創造機遇”的事情來。

昨日，日本政府在臨時內閣會議上，正式決定修改憲法解釋以解禁集體自衛權，決議認為，即使自身未受到攻擊，日本也可以為阻止針對其他盟國的攻擊而行使武力。至此，日本從2012年起就醞釀的集體自衛權解禁，在國內不斷的強烈反對聲中最終邁出了實質性步伐。

與二戰后一直奉行“和平憲法”的基調不同，近年來，日本不再滿足于憲法范圍內極為有限的對外活動空間，尤其是在體現獨立國家基本權利的“動武”和“領土”問題上，頻現蠢蠢欲動之勢，在國內外制造相關輿論。以前首相野田佳彥和現任首相安倍晉三為代表的“修憲派”主張的勝出，恐怕并不是一次偶然黨派博弈結果，其背后展現出日本在當今國際社會大環境下的政治新動向。

被修改前的日本憲法第九條明確規定了放棄集體自衛權，表明日本二戰后的戰敗國境遇，也表達了重建和平秩序的態度。然而，隨著戰后日本國民經濟快速復蘇并逐步實現綜合國力的騰飛后，積極爭取恢復正常主權國家資格，乃至進一步謀求國際政治影響力，成為日本部分政治勢力一直謀求的努力。

當今國際秩序，基本確立于二戰之后，很大程度上體現了人類社會反思戰爭災難的寶貴成果。長期以來，維護這一秩序成為國際主流社會的共識。但是，對于曾經犯下戰爭罪行的國家，所有的限制與懲罰的根本意義都旨在警戒，譬如禁止日本集體自衛權。當然，在和平共處的國際理念下，逐步回歸正常主權國家應有權利，可謂歷史時勢，日本回歸正常主權國家盡管不具名義，但已體現實際趨勢。然而，日本同時也是一個特例，它回歸正常國家的努力，并不是建立在歷史包袱已經清除的前提下，對戰爭的悔思與責任的擔當缺乏行動，惟其如此，解禁集體自衛權值得警惕。

在這方面，德國顯然做出了表率。在二戰取得勝利后的60多年以來，德國一直沒有停止過對戰爭的反省，以實際行動贏得了國際社會的原諒與尊重，走出戰爭的深淵，重新挺立在世界面前。相反，日本對歷史遺留問題的閃爍其詞，嚴重傷害到中國等國家人民的感情，給區域政治氛圍蒙上陰影，使得日本的國家“正常化”路徑走在負面國際輿論之中。

如果不能重獲國際社會的信任，未能正視歷史，日本在武力方面的任何“去限制”之舉，都難以讓國際社會放心、安心。在局部地區某些特殊形勢的當口，更可能造成日本動武解禁的危險印象，令周邊國家警惕，甚至招致過度的敏感反應。脫離國際共識，對歷史問題的一再漠視、擱置與推諉，才是日本面臨的最大障礙。

于中國而言，日本是重要的鄰國，兩國之間不可避免要打交道。在日本修憲解禁集體自衛權這樣的“大動作”面前，中國是最直接的利益相關方，中國的和平意愿與歷史態度變得更加重要。日本正在發生的重大動向，不單純是一個國際事件，也是事關中國國家利益的重大事件。

本報評論員 李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