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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近召開的一次民主生活會上，浙江金華市委書記徐加愛做了自我批評：“慰問困難戶時，我明知道是被安排的，看的是關系戶和重點戶，嘴上說要改進，但沒有實質性行動。”在這次專題民主生活會上，金華市委常委們還相互提出了共267條批評意見。（浙江衛視）

市委書記“被安排”本身不是壞事，而是體現權力組織化運轉的好事，它說明一座城市的最高權力被關進了組織結構設置的制度化籠子。但是，金華市委書記為何還要將“被安排”當成自己的一個錯誤而進行自我批評呢？原因只有一個，那就是因為“看的是關系戶和重點戶”，而不是應該看的困難戶。這的確是個錯誤，但不是“被安排”這種形式必定要產生的錯誤，而且它只是問題的結果，而不是問題的原因，因此也就不是問題的關鍵所在，問題的關鍵在于，為何好的權力組織形式卻得不出對的結果？

民主生活會上進行自我批評已在各地展開，這是一個好勢頭，但自我批評并不是根本目的，根本目的在于找到問題原因，從而進行必要的整改，但如果僅停止于對問題表象的辛辣表態，而缺少深入的剖析，就會陷入頭疼醫頭腳疼醫腳就事論事的胡同，那也會淪為一種粗淺的形式主義。對于金華市委書記“被安排”這樣的事，在很多地方都存在，這一方面說明一把手的權力在某種程度上已經不是“一言堂”，因此這種“被安排”也是一種民主的進步；但這種“被安排”得出的不完美結果，也說明一些主要領導的思想上還缺少前置性的更深層次民主權利意識，不完整的意識就會產生不完美的結果，而這個不完美的結果，往往又被誤認為是問題的原因，這有點本末倒置。

因此，市委書記“被安排”本身并不是壞事，壞的是這之前一把手對班子每一個人進行工作方向安排時存在的成色不足。所以，要改的并不是一把手“被安排”的本身，而要改的是如何才能在一把手“被安排”之后得出正確的結果。

馬進彪（知名時評人）

近日，浙江金華市委書記徐加愛同志在自我批評專題民主生活會上說：“慰問困難戶時，我明知道是被安排的，看的是關系戶和重點戶，嘴上說要改進，但沒有實質性行動。”（人民網）

“被安排”的戲碼其實早已見怪不怪了，調研的地方被安排，慰問的對象被安排，視察的項目被安排……在下面精心的事先安排下，領導就能順利而圓滿的完成每一次下基層活動。下面欺上瞞下，上面裝聾作啞，彼此配合著演完一出出心知肚明的鬧劇。筆者替之深感汗顏，更慎重必須撥亂反正，扭轉“被安排”的官場病態。

之所以會出現“被安排”現象，歸根到底是踐行黨的服務宗旨不夠認真，求真務實的工作作風不夠落實。有些領導平時老是抱怨聽不到真話，摸不到實情，工作進展得不順利，老是覺得群眾離自己遠。既然有這樣的疑惑，為什么不審視、反省自己平時的行為呢？凡事都是“被安排”的，看到的都是些彩排過的“演員”和“美麗祥和的假象”，又談何與群眾親近，走群眾路線呢？

領導視察，慰問困難群眾，本是為了體察民情，增進關系，“被安排”的形式主義卻讓動機失了真，讓群眾感到厭煩甚至避而遠之。如此矯揉造作的形式主義，不僅割斷了黨和群眾的血肉聯系，更動搖了黨在人民心中的地位。黨的根基在人民、血脈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對待人民走馬觀花，蜻蜓點水，享受待遇倒是車水馬龍，前呼后擁，這般官場病態必須扭轉，如此“四風”之毒，必須清除！

細想“被安排”，也只不過是為了面子與業績，過多的追求形式主義讓領導者迷失了執政為民的信仰。務實，是立人之本，也是為官之要，只要自己思想端正了，工作到位了，盡心盡責了，哪會有工作辦不好的道理，哪還需要大費周章的“演戲”呢？形式主義的泥淖只會讓自己越陷越深，官僚主義的作風勢必接不到“地氣”，助長歪風邪氣，后果當不堪設想。

俗話說：“知錯能改善莫大焉。”“真”字當頭，突襲最佳，立行立改，務實“情為民所系、權為民所用、利為民所謀”，跳出“被安排”的怪圈，扭轉“被安排”的病態，踐行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把群眾工作辦實、辦好。

【只要領導干部以身作則,動真格拒絕“被安排”“被調研”,就算地方和基層想隱瞞實情,也很容易被識破】

在某地近日召開的一次民主生活會上,當地一位領導自我批評說:“慰問困難戶時,我明知道是被安排的,看的是關系戶和重點戶,嘴上說要改進,但沒有實質性行動。”

這位領導講了一句真話、實話。實際上,他說的現象,早已是一個公開的秘密。上級領導搞調研、走基層,往往就是這樣被下面部門給刻意“安排”了。這種“安排”不光是在吃住行上,還在調研和慰問對象篩選上,有時連“圍觀群眾”都經過了精挑細選。對于這種現象,不排除有些領導干部不知情,確實被蒙騙了；但更多情況下,領導往往對此心知肚明,只是不說而已。上級領導也是一步一步升遷上來的,不太可能不了解基層搞的這套把戲。

既然如此,上級領導為何不對類似現象進行批評、糾正?這里頭的原因比較復雜。不說那些刻意欺瞞領導的情形,有些地方這么做無非是基于安全考慮,領導不能不“領情”。有些領導雖然也煩這種做法,卻礙于情面,不想打擊基層積極性,于是乎只好“半推半就”。還有些領導到下面調研、慰問,其實也是搞形式主義,自然不會去點破個中秘密。

但是在很多時候,基層熱衷于替領導“安排”工作,其源頭就在于部分領導愿意“被安排”。或者,有些領導反感這么做,卻又難以抗拒,不動真格去破除這種陋習。久而久之,“下有所好”也就變成了“上有所好”,成為一種模式化的“被調研”現象。

這種“被調研”模式害莫大焉:一方面,什么都被安排了,上級領導也就難以看到基層真實情況、聽不到群眾真實聲音,那么調研、慰問也去失去了本來的意味；另一方面,群眾的聲音無法順暢傳遞到上級部門,基層問題得不到及時反映,勢必影響上級部門決策以及政策推行。這種欺上瞞下的現象長期盛行,倘若不能得到有效遏制,必然滋長弄虛作假的形式主義、官僚主義,敗壞黨風政風。

因此,有責任心、有魄力的領導干部,都應對這種現象說“不”,及時糾正地方和基層的不當做法,扭轉這種走過場、假大空的官場風氣。早在2011年,習近平就強調:領導干部搞調研應有“自選動作”,看一些沒有準備的地方,搞一些不打招呼、不作安排的隨機調研,避免出現“被調研”現象。在浙江工作期間,習近平曾花一年多時間,跑遍了全省11個市和90個縣(市、區)。

只要領導干部以身作則,動真格拒絕“被安排”“被調研”,就算地方和基層想隱瞞實情,也很容易被識破。搞調研、下基層,主動權掌握在上級領導手里,上級領導不走“尋常路”,難道還能被下面“綁架”不成?一旦“被調研”不再為上級領導所好,哪怕“下有所好”,恐怕也不敢那么大張旗鼓、公然為之。何況,領導干部帶頭打破調研慰問中的形式主義作風,非但沒有任何風險,而且可以興利除弊,實在沒有理由采取“綏靖政策”。

領導干部既然說出了真話,就應從自身做起,扭轉官場歪風。一旦他大膽地邁出這一步,相信會在當地產生積極的連鎖反應。反之,熱議一陣,一切回歸故態,也不過是講出了眾所周知的一個事實。

【“慰問困難戶時，我明知道是被安排的，看的是關系戶和重點戶，嘴上說要改進，但沒有實質性行動。”這句自我批評的話來自浙江金華市委書記徐加愛。】

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中，有一個重要的環節就是要召開一次高質量的民主生活會，要求領導干部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一針見血，要達到“紅紅臉、出出汗”的目的。許多地方政府官員能講一些讓自己出汗、讓別人流汗的實情，百姓也能夠聽到一些官員的內心獨白。這都是不小的改變。

但即便如此，公眾仍然對一些在民主生活會中的爆料感到吃驚。比如，一個地級市委書記對于“知道困難戶都是被安排的關系戶和重點戶”的自我批評，就讓許多網友大呼不理解。按理說，一個地級市的“一把手”，做事時有很大的自主權，但為什么明知是一些形式主義或官僚主義或者非常虛假的東西，還要表現出“默許”的態度呢？

明知困難戶是假的，偏偏還要去那里慰問，這首先說明了一些官員已經習慣了一些形式主義味道很濃的角色，也麻木了對于虛假表演的基本良知。甚至可以說，在形式主義的強大力量之下，很多官員都變成了一個演員。而且，在演技方面，根本不露破綻。官員去參加什么活動，都是屬下安排好了的；官員只有出席的時候操操心，有的甚至于一點也不用操心，只在相應的場合里握握手、說幾句客氣話，僅此而已。至于行程如何安排，以及事情本身是否屬實，都根本不管不問。

再者，在社會救濟制度還沒有完全健全之前，一些官員仍然習慣于帶一些大米、面粉、食用油之類的物品進行所謂的慰問，這是典型的“中國式救濟”。似乎這樣做就是對貧困家庭的最好幫助。而且，對于拎著米面油進行的慰問，往往有長槍短炮和拍攝團隊。似乎救濟已經遠遠不是目的，而是讓領導上鏡才是目的。在這樣的慰問過程中，劇本早已寫好，相關官員只需要按劇本行事，而被慰問的所謂困難戶，根本不是主角，要么只是配角，要么只是道具。

誰應該修改這樣的劇本？誰有修改劇本的權力？除了官員自己，沒有別人。雖然說形式主義的很多東西，在效果上，看似充斥著所謂的正能量，但這也只是自欺欺人。在看似強大的所謂體制里，如果連地方政府主要領導都習慣和麻木了這種虛假，其他人又有什么力量和膽魄來進行改變呢？因此，所有的官員都應該去嘗試著打破舊有的那些看似正確實則荒謬的傳統，尤其是地方政府和相關部門的黨政“一把手”，更有義務和責任做出這樣的改變。

其實，地方政府官員做出積極的改變，并非難事，困難也沒有想象中大。記得李克強總理在內蒙古調研時，有一位光著屁股的小男孩出現在了電視鏡頭之中，甚至有點“搶鏡頭”的味道，可這樣的鏡頭仍然出現在了中央媒體上。這充分說明，調研也好，慰問也罷，劇本從來都不是一成不變、邏輯縝密和永遠高大上的，只有真實的才是最好的。中央領導尚且能夠做到，一個地方政府“一把手”想改寫“慰問困難戶”等形式主義的劇本，相信也不是多難的事。

濟北南（山東 職員）

“慰問困難戶時，我明知道是被安排的，看的是關系戶和重點戶，嘴上說要改進，但沒有實質性行動”——這句話來自于近日召開的一次民主生活會，說話的是浙江金華市委書記徐加愛。（6月26日中國廣播網）

和“批評人不講究方法”、“自己不拎包”之類的不痛不癢相比，“明知道被慰問的困難戶都是被安排的”這種自我揭丑，比較尖銳，也說破了當前考察調研活動中普遍存在的“皇帝的新裝”。

事實上，不論是深入基層的領導，還是群眾、觀眾，都知道領導下基層考察或慰問中，有很多場景都是事前安排好，一些群眾被事前導演過，甚至基層會組織一些人員充當“群眾演員”。近乎公開的造假所以流行，主要原因是上有所好，領導們想要那種鏡頭，習慣了擺拍式宣傳，以至于不在意坊間如何議論，那么，基層干部除了迎合，基本沒有別的選擇。

“明知道是被安排的”，這不僅是自我批評，也是在替大家揭丑，很多官員都穿過這樣的“皇帝新裝”。表象上，屬于形式主義，而深層次的問題，其實是監督弱效、話語權獨大造成的強勢心態——官員喜歡怎么下基層，就怎么做，造假不怕群眾知道，也不怕群眾有意見，因為群眾意見不是當飯吃的。正因為一些官員這種自我主宰的心態過于強大，不甚在意甚至蔑視群眾感受，才導致了形式主義、官僚主義、霸道作風日益嚴重，與群眾的距離越來越遠。

困難戶也好，受訪戶、調研對象也罷，“群眾意見”其實是背好了的臺詞，批評或反映訴求要么隔靴搔癢，要么點到為止，而表揚上級、歌功頌德則不吝溢美之詞，然后是領導們非常滿意，個個滿面春風。而下去以后群眾會怎么說，領導們不是不知道，但如金華市委書記所說，“嘴上說改進，就是沒有實際行動”。

自我揭丑，說破“皇帝新裝”，揭丑的尖銳確實難得，但揭丑只是手段，終止慰問、考察和調研中的形式主義、弄虛作假，最終和群眾走到一起，才是目的。那么，一位領導說破“皇帝新裝”之后，大家會不會對形式主義和慰問考察造假感到臉紅，才能檢驗轉作風和自我批評的成效。

【如果在慰問貧苦這樣的小事上，都無法做到真實，那一些民生政策的推行，會不會也上演這樣上下默契的造假？】

“慰問困難戶時，我明知道是被安排的，看的是關系戶和重點戶，嘴上說要改進，但沒有實質性行動。”據媒體報道，這番話，來自浙江金華市委書記徐加愛在一次民主生活會上的自我批評。

這番話道出的“真相”，其實并不令人意外，意外的是再次出自官員之口。事實上，在此之前，廣州市長陳建華也曾揭示，領導慰問不過是“走過場”、“基本上可以說是形式主義”，批評密切聯系群眾太抽象。

逢年過節，領導慰問，是傳遞官員親民的“傳統曲目”。既然是為了體現關愛親民，誠意比形式更重要。不過，粗略瀏覽很多領導們的慰問畫面，不難看見，一些領導慰問，已然只剩形式這具空殼，并無多少誠意——動作表情雷同，慰問品總是油米棉被，就連慰問的話，也被電視主播的畫外音格式化了。

這樣雷同的領導慰問，在很多民眾眼中，也許早就成了一場形式主義的表演。而那些被經常安排慰問的人們，也漸漸學會了怎樣配合鏡頭。也許就是為了追求“畫面感”，一些地方喜歡提前安排“關系戶”或“重點戶”，這樣能讓慰問的“效果”更好，當然，只是一些官員們自我感覺的“效果”。

從廣州市長到金華書記的先后表態，證明很多官員也并非不知道內幕，只是讓人奇怪的是，為什么遲遲不見改進，沒有“實質性行動”呢？

客觀而言，從根本上改變困難戶的生活境遇，需要具體民生政策或施政方針的改善和落實，不能靠逢年過節送點油米棉被，類似行為更重要的價值，也就在表達政府的一種立場。一旦把慰問和改變貧困的意義割裂開來，一些官員就算明知慰問是被安排的，可能也會覺得只是“小事”，缺少去徹底扭轉的動力。而這樣的行為一旦得到上級的默認，下級自然就投其所好，讓形式主義成為慣例了。

殊不知，這種實質等同造假的慰問，不僅漸成讓民眾反感的形式主義，也傳達一種容忍弄虛作假的信號。如果在慰問貧苦這樣的小事上，都無法做到真實，那一些民生政策的推行，會不會也上演這樣上下默契的造假？就此而言，對關系戶的明知故“問”，不僅無法釋放出官員重視弱勢群體的善意，還有損相關官員乃至地方政府的形象和公信。

要告別“被安排”的慰問，從根本上擺脫形式主義的“傀儡困境”，除了依靠由外而內的制度監管和輿論監督發力之外，也需要對此問題有覺察的官員主動改變。其實很多飽受詬病的官場形式主義，一些局內人并非不知道，缺的是行動的勇氣。

□時言平（媒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