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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放互助共濟的制度紅利，不讓沉淀的公積金躺在銀行里睡大覺，需要見招拆招的破題，更呼喚改革價值觀的恒定?！?/p>

改革新風陣陣。7月1日起，武漢市月收入在1900元以下且從未使用過公積金貸款的職工，可定期提取公積金。北京公積金提取條件放寬，由一年一次放松為三個月一次，手續有所簡化。而此前，上海也降低了提取門檻，提高了提取額度，廣州還推出了網上提取的新舉措，三亞更將公積金用途拓寬至物業費、看病、交學費等。

各地的公積金新政，收獲了眾多點贊。與過去的公積金提取困難，門檻高、費時又費力相比，這些措施凸顯了便民、惠民的取向。更難得的是，對飽受詬病的重“錦上添花”、不重“雪中送炭”的問題，開出了回歸公益屬性的藥方。這是落實十八屆三中全會“改進住房公積金提取、使用、監管機制”的具體方法，亦為未來公積金改革提供了基本的價值取向。

“公”字當頭，乃公積金制度的本意。然而，時過境遷，有的行業間收入差距不斷拉大，住房價格一路上揚，政策性支持新居夢的初衷漸離漸遠。一方面“天價公積金”屢見不鮮，吉林煙草5名高管月繳1．4萬元，累計超繳233．83萬元，而不少民企職工僅有區區數百元，甚至干脆不予繳納。另一方面，公積金的提取又大抵以購房為限，少數高收入者繳存多、提取多，還可享受低息貸款，廣大中低收入者無力購房、取不出錢，被動接受低利率存款，只能對日益縮水的賬戶“望金興嘆”。

“一把鑰匙開一把鎖”，釋放互助共濟的制度紅利，不讓沉淀的資金躺在銀行里睡大覺，需要見招拆招的破題，更呼喚改革價值觀的恒定。比如，公積金熱線半個小時打不進去，改進服務確可改善體驗，但比體驗更重要的，是符合條件的申請盡快滿足。然而，縱使加快審批流程，面對動輒數以百萬計的購房款，80萬元的貸款仍舊捉襟見肘，超2．1萬億元的閑置公積金緣何難以撼動封頂限額？種種掣肘，拷問改革者的責任與魄力。

破除私心，成全公義，改革就是要在肥瘦不均之處開刀?？墒?，改革走到今天，動了誰的奶酪都會遭到阻礙。公積金修法，阻力重重，僵持多年，個中緣由眾說紛紜，但利益博弈顯而易見。不為一些單位的私利左右，不為某些群體的微詞干擾，尋求最大公約數，改革才能躍過藩籬，力促公積金制度踐行“高收入者不補貼，中低收入者較少補貼，最低收入者較多補貼”的公平之道。

由此思考公平與效率的老問題，教改與醫改面臨的資源不均衡之弊，養老金的“雙軌制”，要害不都在一個“公”字嗎？改革啃硬骨頭，割誰的肉誰不疼？而不動刀子割肉，又如何刮骨療傷、破除頑瘴痼疾？中國夢說到底，是個共同富裕的夢。不任由貧者愈貧、富者愈富的“馬太效應”在社會主義的土地上泛濫，就必須堅持市場的歸市場、公益的歸公益，讓有形之手成為守護公平正義的堅強防線。

當然，分好蛋糕決不能搞一刀切，不等于簡單的“削峰填谷”。合理合法的高收入、高消費能力，應受保護。需要關注的是起點的公平，需要改變的是制度性歧視，比如公積金的“繳得少用不起，繳得多有富余”。而一些偽造合同、騙提公積金的伎倆，不僅違法，還將造成有“金”無“積”的尷尬，背離了“公”字本意，走向了另一個極端。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發展的目的，正在于成果共享、夢想同圓。不忘這一改革的初心，公義必將擊退私欲，公平必將普照社會。

繼北京、青島等多地出臺公積金提現便利政策后，日前武漢也出臺放松公積金取現新政，規定從7月1日起，月收入低于1900元者可直接提取公積金。多地公積金提現政策放松，再次激蕩起了人們對住房公積金改革的期許。

住房公積金制度是1998年房改的一項配套政策，即通過以免稅優惠政策，強制在居民稅前月收入中扣留規定比例的資金，專款專用于居民住房需求。由于相關規定限制了住房公積金的使用范圍和條件，在房價日趨泡沫化牽制低收入群體購房需求下，中低收入者成為了住房公積金存款的主要來源，而中高收入者則成為了住房公積金貸款優惠的享用者；而且，目前住房公積金成為了一些國企等向員工輸送實質福利的重要通道之一，致使住房公積金帶有了拉大貧富和收入差距之情況。

同時，住房公積金事實上分割了居民財產的剩余索取權與支配權，公積金所有人無法有效對公積金管理者進行監督和實質性制衡，導致了本具內生激勵相容的公積金等居民收入，凸顯出了“公地悲劇”風險。

為此，改革住房公積金制度成為社會的普遍共識，且鑒于住房公積金條例修改已歷經兩次“爽約”，因此不應再尋找各種理據，止步于部門利益的藩籬；何況，十八屆三中全會已經明確表明要厘清政府與市場邊界，并且，當前正在推進簡政放權和事業單位改革等，住房公積金改革理應表現出壯士斷腕的果敢，即改革不應拘泥于對現有公積金制度小修小改，而是要真正厘清政府與市場邊界。

除了公積金制度本身，其管理機構，即各地住房公積金管理中心也是改革的重要環節。一種值得探索的思路是，住房公積金管理中心應該由政事機構變成為商事實體，本身并不直接調節相關群體利益。而這一轉型可采取兩種辦法：一是將各地住房公積金管理中心直接進行公司制轉型，比照汽車消費金融公司，剝離其政策性功能，使其作為一個市場化住房消費金融公司，允許其向居民發行大額存單（CD）和金融債等方式，專司住房金融借貸及不動產資產證券化等金融服務；一是鑒于目前部分地方的公積金已采取了銀行托管模式，這些地方可把住房公積金管理中心與相應金融機構做些職能合并，甚至考慮作為后者的住房消費金融服務部門。

同時，取消稅前強制計提公積金的政策，并修改《個人所得稅法》，同比例提高個稅免征額，以保障住房公積金制度取消后，居民收入水平不下降，進而完善居民收入結構，提高居民對所有收入的可自由支配能力。畢竟，在當前居民把住房當作財富儲存的重要手段下，沒有必要擔心居民會把其所有收入花掉而影響其居住權。

總之，當前與其進行漫長的修改，不如徹底貫徹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加快推進住房公積金管理中心的公司制改革等。

隨著全國多地自行放寬公積金提取范圍，住房公積金制度又一次被聚焦于公眾視野之下，推進整體改革的呼聲亦再度響起。事實上，面對爭議頗廣的繳存覆蓋面、提取門檻高等問題，早在2011年，住建部就提出修改住房公積金條例，也提出了時間節點，卻于2012年和2013年兩度“爽約”。

目前公積金制度正遭遇尷尬的處境：繳存上，對于有錢的單位，比如國企，住房公積金有些時候，已然異變成了變相福利，而那些真正需要依賴公積金來買房的中低收入群體，卻無法享受制度許諾的便利；提取和使用上，由于門檻太高，往往只能眼睜睜地看著公積金躺在賬戶里貶值。初衷在于幫更多人“安居夢”的住房公積金，因此惹上了“劫貧濟富”的嫌疑，廣受詬病。

作為公民資產集納的公共資金，其價值和意義，在于助力民生，給困擾民眾的住房問題松綁。而在房價高企的當下，很多人沒有能力買房，離退休又還早，住房公積金不能發揮應有的利用價值，就應該放寬民眾自行支配和使用的權限。本質上而言，繳納公積金的個人應該是對應的公積金份額的所有權持有者，憑什么這種所有權被禁錮？

目前，對于中低收入群體而言，有多少人有能力買房?又有多少人能夠利用公積金?有學者指出“只有30%的人買房用到公積金”，那么其余的公積金呢？豈能任其沉睡下去？此時開放支取的門檻，對于緩解民生，也許正逢其時。

在利益博弈者的眼中，估計看不到這饑渴的民生，因此住房公積金的改革才一直懸而未決。而改革的遲滯，除了關切民生的態度缺失以外，更重要的恐怕還是附著在住房公積金之上的利益難以割舍。

公積金運行過程中的問題，經過這么些年的解析和發現，已經顯而易見：資金歸集難、資金運用無序、增值收益的法律歸屬和分配不明確不清楚、封閉運行造成資金短缺與閑置并存。這些問題的長期存在，注定著各種利益的纏繞和復雜的博弈。而不透明軌道上的博弈，非但捆綁民生，還可能制造腐敗的空間。2009年郴州爆出的“住房公積金第一案”，就是場很深刻的教訓。

但凡改革，都需歷經博弈。而博弈并不可怕，就怕博弈在不透明的環境里發生。作為在這場博弈中不可缺席的公眾，甚至連起碼的知情權都不能保證。這樣的博弈，就不是正常的博弈，民生所期的改革，也就注定無法參與，只能在翹首期盼中默默感傷。

住房上的民生是個復雜的問題，而作為這個復雜問題上的重要一環，住房公積金的改革不能繼續遲滯下去。就目前而言，在地方公積金提取范圍松動的情境下，需要國家層面的整體推進。而在解決提取難、貸款難等淺層問題之后，則必須立足更加長遠的改革，提高公積金的使用率，兼顧公平，進而解決分配不公的深層次問題。不能因為利益博弈，捆綁民生，空留嘆息。

時言平（重慶職員）

此前多個城市已經放寬公積金提取條件，如今，武漢也加入這一行列。據《長江日報》報道，武漢從7月1日起放寬低收入者公積金提取，月收入低于1900元可直接提取。

現行住房公積金制度存在諸多弊端，其中弊端之一是，部分職工買不起房又提取不了公積金，公積金主要為較高收入者買房服務，這就造成了“劫貧濟富”。而且在公積金“沉睡”的同時，這部分中低收入職工卻面臨一定的經濟壓力。無奈之下，許多中低收入者只有額外支付高昂的中介費用，找人托關系取出本屬于自己的血汗錢。這不僅造成了對中低收入者的二次剝削，也滋生了大量腐敗交易。

此前，不少城市已放寬了公積金提取條件，允許公積金用來看病以及支付房租、物業費等費用。而武漢這次放寬公積金提取條件的看點，是國內第一座從收入角度放寬提取條件的城市，即目前職工收入低于1900元的，可直接提取。這樣的安排雖然不符合現行《住房公積金管理條例》規定，卻更符合現實需要。

毫無疑問，收入水平決定了一個家庭的生活水平甚至生活尊嚴。中低收入者在如今物價持續上漲的情況下，多少會面臨一定經濟壓力。一方面錢不夠花，另一方面屬于自己的錢不讓花，這顯然不合理。

放寬公積金提取，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公積金制度的公平性?，F實情況是，由于公積金提取普遍限制過死，造成中低收入者大量存儲的沉淀資金，在自己買不起房的情況下，最后變成支持較高收入者貸款買房。這樣的公積金制度顯然不公平，而放寬提取條件是說，低收入者不買房也能從公積金受益，只是受益方式不同而已。

另外，在當前物價持續上漲而同時存在穩增長壓力的情況下，放寬公積金提取也是拉動內需的一個手段。中國公積金總額超過2萬億元，這些長期沉睡在政府賬戶上的資金，如果更多能變成活錢，將有助于拉動消費、穩定增長。

顯然，包括武漢在內的很多城市，放寬公積金提取條件與現行制度存在明顯的沖突。按照現行制度規定，繳存職工必須買房才能貸款或者提取公積金。這種沖突不僅讓制度本身很尷尬，而且還造成各地公積金提取的做法不一甚至亂象百出。所以，《住房公積金管理條例》亟待修訂。

公積金修法，輿論為此呼吁多年，國家公積金制度2002年修訂之后，至今未見“動大手術”。而制度與現實“打架”的尷尬仍在繼續，這使得武漢等地私自放寬提取條件變成新聞。希望有關方面根據現實情況，重新權衡公積金制度，做出更加合理的制度設計。

從2011年開始，住建部曾兩度明確提出，要完成《住房公積金管理條例》（以下簡稱條例）修訂，但卻兩度“爽約”。專家透露，“條例修訂緩慢是因為擺不平各種利益關系，很多人是這個制度的受益者”。（6月18日《新京報》）

眾所周知，現行公積金條例之所以急需修訂，一個根本原因在于，我國住房公積金制度長期以來一直存在相當突出的不“公”問題。一方面，不僅在“住房保障”方面沒有充分起到應有的“公積”作用，未能有效促進低收入群體改善住房條件；另一方面，在“收入分配”上也產生一種加劇收入差距的“逆向”調節作用。

如此前媒體曾報道的蘭州石化月均“萬元公積金”、“吉林延邊煙草公司高管月均公積金超過1．4萬元”等事件，都是惡劣典型。但有關調查又揭示了另一種現實，“非公企業中住房公積金繳納比例不足20％”，在受訪職工中“沒有住房公積金的占16．4％，公積金月繳存100元以下的占11．0％，100元至300元的占28．0％”。這意味著，對于絕大多數普通企業職工來說，或者根本就沒有住房公積金，或者即使有，也遠遠不到某些職工公積金的零頭，兩者懸殊甚至高達上百倍。

這種背景下，住房公積金條例修訂何以“擺不平各種利益關系”、“受益者”究竟是誰，自然顯而易見。也即，一方面是那些有條件“多繳公積金”的“有錢的單位”及其職工，如“不差錢”的央企國企和一些機關事業單位；一方面是，那些“沒錢”或者即使有錢也不愿意給職工足額繳納公積金的非公有企業。

那么，針對這些既得利益阻力，究竟怎樣才能“擺平各種利益關系”、確保條例修訂不再爽約呢？除了在修訂程序上應充分公開，確保相關利益群體尤其是普通企業職工群體的知情、參與、監督權之外，另一個關鍵或許還在于，必須在重新修訂的公積金制度上，同時設計制定足夠嚴密和更具約束力的“限高”、“提低”雙重措施，確保在制度上既能有效抑制“有錢單位多繳公積金”，又有效避免“沒錢單位少繳甚至不繳”情況的發生。

比如，在“限高”方面，其一，應進一步考慮壓縮現行“12％月工資”、“3倍平均工資”的公積金上限繳費標準；其二，還應對國企過高繳存的公積金，取消免征個稅待遇；其三，對于那些假借公積金濫發福利的央企，還應制定更嚴厲處罰標準。

在“提低”方面，其一，應考慮適當提高目前“月均工資5％”的公積金最低繳存標準；其二，應不斷擴大住房公積金的覆蓋和強制繳納范圍，對于拒繳或少繳公積金的用人單位，制定更嚴厲和現實可操作的罰則；其三，為鼓勵非公企業主動繳納公積金，應考慮給予一定的稅費減免優惠，降低其繳費負擔。

公積金制度已經走過了10多年路程。最近幾年，因其繳存覆蓋面、提取門檻等問題，要求修改完善的呼聲越來越高。專家透露，目前住建部正研究公積金改革，“相關條例修改緩慢源于利益博弈”。（6月18日《新京報》）

《條例》修改進行“利益博弈”，可以理解。比如非公有制企業職工繳存住房公積金的比例不足20％。一些民營經濟占比較高的省份擔心通過立法強制公積金繳存擴面后，可能會加大企業特別是民營私營中小型企業的勞動保障負擔。這種擔憂也不是全無道理。然而，關起門來的“利益博弈”，往往是處于狹隘的境界。而《條例》最終要走向民眾，因此，無論如何不能離開民眾進行“利益博弈”。

《條例》修改該如何進行“利益博弈”？首先，要將“利益博弈”公開化，即各方均提出自己的觀點，提出自己的利益立場。本來，維護自身的利益，本沒有什么錯，而維護自身的利益就該光明正大；其次，應該給出一個“較量”的平臺，讓大家各自據理力爭；再次，“利益博弈”不能離開老百姓。最需要的就是讓老百姓取得最終決定權?，F在各地對公積金的提取也作出了“地方性努力”，應該說，這是一大進步，然而全國各地各自為政，同樣是公積金，差距卻很大，這顯然是最大的不公。在公積金方面，應該全國一盤棋，不能各唱各的調，那樣最終受損的仍然是老百姓。

早在2011年年底，住建部部長姜偉新就明確提出，要求在2012年6月前，完成《住房公積金管理條例》的修訂工作并上報國務院法制辦。但到了2012年6月，這一工作并未完成。隨后在2012年年底，住建部再次提出，2013年要完成《條例》修訂草案稿，并上報國務院法制辦。可又到了2013年底，情況則是再次“爽約”。（6月18日《新京報》）

住房公積金制度自2002年修訂以來，一直未見“動大手術”。住建部兩度對《住房公積金管理條例》修改的承諾，也均以“爽約”告終。公積金改革緣何如此“難產”，專家們將其歸咎于“利益博弈”。比如包括機關公務員在內的許多受益者，因得到公積金補貼較多且改善住房的需求不高而不愿改變現行規定；擴大征繳覆蓋面將使企業負擔增加；管理機構則愿意把這筆錢留在賬上以獲得利息收入，等等。

綜合民眾的訴求，主要集中于兩個層面：一是公積金僅僅用于“買房”的功能單一，導致其不能多渠道地發揮“救急”作用；二是退休才能提取導致大量資金庫存沉淀。既然民眾有擴大公積金用途、簡化提取程序的訴求，那么不妨就在堅守“積累”與“互助”制度的基礎上，從性質界定、拓寬范圍、便捷手續等多個層面來個改弦更張。

其實，除了“住房難”，“看病貴”、“上學貴”同樣讓人難以承受。從 “生存”的角度考量，享有健康體魄和獲得優質教育的意義更重要。筆者之見，與其將公積金以“住房”的名義而長期沉淀，倒不如充分發揮其排憂解難的“救助”效益。

常言道，“思路一變天地寬”。有關部門與其被“非要讓公積金用于住房”糾結，不如變換角度考慮問題。事實上，目前已有不少城市在對住房公積金的提取和使用做著“松綁”嘗試。因此，中央部門在相關規定的制定上，不妨借鑒這些地方性的改革經驗。

武漢7月起放寬低收入者公積金提取，其允許月收入低于1900元者可直接提取。全國多地放寬公積金提取，再引發對修改住房公積金條例的討論。事實上，2011年住建部就提出修改住房公積金條例，并提出了時間節點，但于2012年和2013年兩次“爽約”。與條例修改緩慢相比的是，多地在公積金提取方面逐步放寬。（6月18日《新京報》）

一部法令，十數年巋然不動，也并非是可以原罪的事；但無視民生需求，甚至無視地方人性化調整而遲遲不轉身、不因應，除了利益博弈與掣肘可以解釋，恐怕實在找不到更冠冕堂皇的藉口。這些年，各地公積金制度調整的消息不斷：北京公積金貸款家庭提取公積金可不需購房合同、武漢工資不足1900元可直接提取公積金……僅今年以來，北京、武漢、青島、揚州、太原、廈門、湖州等地，均出臺了公積金提取的相關政策，多地對于公積金提取的范圍都有所放寬。

公積金舊政的弊端已經民怨沸反，而諸多地方早已“摸著石頭”過了河。

吊詭的是：早在2011年年底，住建部就明確提出，要求在2012年6月前，完成《住房公積金管理條例》的修訂工作并上報國務院法制辦。但到了2012年6月，這一工作并未完成。隨后在2012年年底，住建部再次提出，2013年要完成《條例》修訂草案稿，并上報國務院法制辦。可又到了2013年底，情況則是再次“爽約”。不過，就算不用業內人士提醒，旁觀者早就窺見其間的真諦，“相關條例修改緩慢源于利益博弈?！?/p>

沒有解釋，沒有問責。對職能部門來說，修法跌宕延遲不過是“改期”；對公眾期待而言，這無疑是權力的輕諾寡信。公積金條例備受詬病，無非在兩個層面：一是繳存覆蓋面厚薄不均。據住建部內部統計，截至2011年，住房公積金繳存覆蓋面約為全國城鎮職工的78%，但繳存覆蓋主要集中在黨政機關、事業單位和國有企業。非公有制企業中，住房公積金繳存的覆蓋面約為20%，這意味著80%左右的民企基本沒有公積金。如何讓公積金制度成為強制性兜底福利權益，立法不能遲遲裝聾作啞。

二是提取門檻過高，悖逆經濟社會現實。此前，有輿論認為，政府原本意圖通過采取金融互助方式提高全民購房支付能力的住房保障基金，因各種限制使用門檻，已淪為“劫貧濟富”的工具。在2014年廣州兩會上，有政協委員如此炮轟提取門檻——“繳費者得了病之后無法用自己的公積金作為救命錢，倘若有幸病死了，恭喜你，可以提取公積金買墓地，而且是一次性提取?！庇袛祿@示，2010-2012年，房價處于高位的北京等大城市，住房公積金累計繳存余額持續走高，公積金的沉睡率在10%-15%之間；貸款余額占繳存余額的六至八成。喚醒沉睡的公積金，制度設計還要讓房奴等多久呢？

公積金是一項強制互助政策性住房金融制度。尤其在房價居高不下的時候，如果它不能發揮“治病救人”的兜底效用，制度初衷何在？修法推而不決，這么多年過去，難道公積金制度還要繼續假裝“摸石頭”下去？

公積金制度已經走過了10多年路程。最近幾年，因其繳存覆蓋面、提取門檻等問題，民眾要求修改完善的呼聲越來越高。《住房公積金管理條例》的修改已歷時數年，至今仍未完成草案稿。專家透露，目前住建部正研究公積金改革，“條例修改緩慢源于利益博弈?！保ā缎戮﹫蟆?月18日）

從“在2012年6月前完成”到“2013年要完成”，再到“繼續開展修訂工作，盡快上報國務院法制辦”，《住房公積金管理條例》的修訂不僅屢次爽約，甚至不再有時間表。經驗告訴我們，凡是難產的法規，其背后必然存在既得利益的阻撓；“條例修改緩慢源于利益博弈”，這近乎屢試不爽的常識。

通過梳理住房公積金那些盤根錯節的舊聞，就能稍稍掀開“既得利益”的面紗。比如說，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圍繞住房公積金的新聞中，出現最多的就是“挪用、擠占、貪污”這些詞。這幾年情況稍有好轉，公積金腐敗丑聞不再頻繁出現，但部門利益的掣肘仍是緣由之一。想想看，那么大一筆資金，光是增值收益就非?？捎^，如果內控和監督機制不完備，腐敗空間恐怕不小。

街頭巷尾隨處可見套現公積金的小廣告，這同樣是眾所周知的事實，它說明公積金提取制度不夠人性化，但更重要的是，某些人繳存公積金過多，正規途徑根本用不完。之所以騙取公積金的很大一部分是公職人員，正因為這部分人群改善住房的需求已獲得滿足，所得到的住房公積金補貼又較多，但又不符合面向低收入者的提取人性化政策，于是只好通過種種非法手段去套取。

去年曾有媒體報道，蘭州石化僅每月公積金繳存額就達1.4萬元，是當地職工月均收入水平的5倍多。按照國家相關規定，住房公積金繳存比例原則上不高于12%，繳存基數原則上不超過當地上一年度職工月平均工資的兩倍或三倍。但這樣的規定，在很多地方根本得不到遵守，高額公積金儼然已成某些階層合法的避稅區（公積金免稅）、藏匿高福利的“黑洞”、“抹平”收入差距的法寶，以及一些人侵吞國有資產的妙招。

相比之下，數據顯示，非公企業職工繳存住房公積金的比例不足20%；就算繳存覆蓋面較大的地方，很多企業職工也只有象征性的每月十幾元公積金。在全國范圍內，住房公積金的行業差距、區域差距巨大，已是普遍現象。這與讓普通職工尤其是中低收入家庭買得起房的公積金制度設立初衷，顯然有些背道而馳。

公積金條例修訂，必須破除既得利益阻撓。這兩年，很多地方對公積金提取范圍有所放寬，以幫助低收入家庭提取使用公積金，這當然是一件好事，但也要防止高繳存者借此套取公積金。

公積金的主要問題除了提取，還有繳存和貸款。在繳存方面，既要“托底”——讓更多普通職工都能享受到公積金待遇，也要“限高”——不能讓公積金成為變相福利和逃稅黑洞；在貸款方面，無論是世界銀行的調查，還是審計署的報告，都證明公積金貸款主要是使收入較高的家庭受益。為此，既要限制多套房頻繁使用公積金貸款，也要為首套房享受公積金貸款提供更多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