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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開美,42歲,湖北省潛江市浩口鎮第三小學語文代課教師,已在代課教師的身份上度過26年。如果不是因為6月10日發生的一場劫持人質事件,至今她仍默默無聞。如今,一場命運的轉折開始了,秦開美的身份接連轉變——教師、人質、英雄、楷模。而此前,因為是代課教師,秦開美兩次被政策清退,后因學校缺人而被召回。(6月17日《新京報》)

代課教師,救人英雄,道德楷模,這三個詞之間看似并行不悖。但細思,總有種“一把辛酸淚”的感覺。身為道德楷模,面對危險,能夠勇于拿自己的生命換回52個孩子的安全,可以說,秦開美老師的師德極佳。而根據記者對學生的走訪,秦老師善于發現每位學生的優點,每天都在班里表揚大家。“秦老師的課講得好,班級成績經常名列前茅。”鎮上不少領導都想把孩子安插進她教的班。

就是這樣一位教學水平優秀、勇于犧牲自己的老師,卻始終只能“代課”,拿著正式教師二分之一不到的工資,不享受寒暑假的工資待遇,沒有任何保險福利……秦開美勇于救人的事件發生后,當地宣傳部門將其樹立為英雄楷模,她不斷地接受采訪、進行演講、匯報。可此前秦開美曾兩次因為年齡問題,被當地規定的代課教師轉正硬條件攔在了門外。這回,她的英雄事跡一出,鄰居們紛紛認定,“她這次出名嘍,肯定能轉正了”。事實也的確如此,據潛江市政府相關人士透露,目前秦開美的轉正問題已經提上了日程。

出了名才能轉正,看似是秦開美的幸運,實際卻是和秦開美有著相似經歷的、千千萬萬為教育事業奉獻一生的代課教師群體的悲哀。據說,秦開美很少和其他同事說話,“也許是出于身份上的自卑。”代課二字,成了刻在代課教師群體身上的紅字。同樣是教書育人,干著同樣的活兒,受著相同的累,付出著同樣的心血,卻從身份上低人一等,這讓人情何以堪?

對于代課教師問題的解決之道,不應是設置重重門檻,讓考試轉正成為懸在他們面前的胡蘿卜,而是應該設計出更加科學、有人情味的方案。

6月10日上午，身帶自制炸藥、手槍和汽油的農民張澤清闖進秦開美的課堂，將她和52名學生劫持。秦開美與其周旋，主動擔當人質，說服張澤清讓所有學生安全撤離，事后被網友稱為“最美女教師”。然而，業務出眾的秦開美，身份一直是代課教師。在其職業生涯26年里，秦開美錯過了兩次轉正，一次是年齡太小，一次因年齡太大。除此之外，她還被學校清退過兩次。（6月17日《新京報》）

在其“代課老師”身份沒曝光之前，所有的劇情都是向著一部非常主流的英雄劇而去的，只是，無論是先前的報道者，還是現在的諸多看客，都“只猜到了開頭，而沒有猜到結尾”。因為當其“代課老師”的身份被曝光，這部影視劇的劇情發生了非常大的偏轉，在瞬間變成了無比現實的悲情劇。

2013年7月1日，新修訂的《勞動合同法》正式實施，在法律意義上，我國已無臨時工、正式工的區分。并且在待遇上，臨時工也好，正式工也罷，都應該是一視同仁。他們應該有自己的編制，即便沒有編制，也應該和體制內的同事“同工同酬”，即便沒有“同工同酬”，也應該給予一定的補貼。可是，直到去年，秦開美的工資僅僅才1400元。

更具諷刺意味的是，這樣優秀、本分的老師，竟然兩次因條件不符而錯過轉正。還有更悲催的，秦開美老師還有兩次被辭退的經歷。現在，當地相關部門似乎醒悟了。當地政府相關人士透露，“目前秦開美的轉正問題正在討論，已經提上了日程。”

值得玩味和思考的問題是，一個在講臺上奉獻了26年的老師，需要通過英雄主義的事跡來完成轉正，正常與否？或者要問，秦開美做出英雄式的舉動是職業道德和職業責任的體現，這無可厚非，但對于這樣一位好人的待遇卻無法讓人感受到應有的溫暖，問題出在哪里？

【勿讓英雄總以悲情動人。當我們贊美秦開美“責任與擔當”的時候，我們到底有沒有“愛與勇氣”去傾聽更多代課教師的辛酸？】

如果不是湖北潛江校園劫持事件，代課教師秦開美不可能像現在這樣，身上布滿榮耀光環。此前26年，她是一名代課教師，轉正無望。

面對身帶自制炸藥、手槍和汽油的劫持者，秦開美主動充當人質，冷靜地與“恐怖分子”周旋，成功讓所有學生安全撤離。她被網友評為“最美女教師”，成為人們心中的英雄楷模。

在充當人質的40分鐘里，秦開美只有一個身份：教師。她像蠟燭一樣，情愿燃燒自己，護佑學生。客觀講，這確實不是每個教師都能做到的。可以說，秦開美的壯舉，是在為教師正名，是為教育正名。

可是，秦開美仍然只是一名代課教師，她最早月薪只有250元，后來漲到700元，到去年才漲到1400元。她的收入只有體制內教師的一半，也享受不到寒暑假的工資待遇及各種保險福利。代課教師身份，伴隨著秦開美26年，折磨著秦開美26年。她曾兩次錯過轉正機會，一次是因為年齡小了，一次又是因為年齡大了；她也曾兩次被清退，隨后被召回。

一場校園劫持事件，成了她命運的轉機。如今，政府為秦開美組織宣講活動，并量身定做了“愛與勇氣”“責任和擔當”的主題。身份轉正也列入政府議事日程。

此時，我們不禁要問，為什么這個被校長認為是“課講得好，班級成績經常名列前茅”的老師，被同事評價是“善良、盡職”的老師，這個深受學生尊敬和喜愛的老師，這個連當地不少領導都想把孩子安插到所教班級的老師，在用生命來捍衛教師尊嚴之前，身份始終無法被制度認同呢？這到底是制度的恥辱，還是權力的恥辱？

勿讓英雄總以悲情動人。在秦開美的身后，到底還有多少代課教師，在撐起中國教育的天空？到底還有多少代課教師在承受著同工不同酬的制度性歧視？當我們贊美秦開美“責任與擔當”的時候，我們到底有沒有“愛與勇氣”去傾聽更多代課教師的辛酸？我們到底能不能反思在對待代課教師問題上，違背了多少公平正義，喪失了多少人文關懷？

不要在面對問題時，總把癥結歸結為體制，很多時候，這其實就是在推卸責任。更不要在分享收獲和榮耀的時候，習慣性地要將一切攬到權力手中。特別是，把一個人當成棋子來美化成神，更多時候也只不過是想用榮光照亮自己罷了。

秦開美說：“我只是一個普通老師，做了最普通的事。”高尚的人格，根本不需要貼過多宏大的標簽。一句樸素的語言揭示出：只有教師，不應有代課教師。他們一樣于三尺講臺之上，捧出一顆心來。代課教師，不應再成為時代的悲情英雄，應該及時歸還他們的體面和尊嚴了。

本報特約評論員單士兵

6月10日，湖北省潛江市浩口鎮第三小學。身帶自制炸藥、槍支和汽油的農民張澤清闖進課堂，將女教師秦開美和52名學生劫持。秦開美與其周旋，主動擔當人質，說服張澤清讓所有學生安全撤離。事情經媒體報道后，秦開美被譽為“最美女教師”。

與秦開美的感人事跡同時引發關注的，還有她已經長達26年的代課教師的身份，以及兩次“被下崗”、又被召回的尷尬經歷。

是的，解讀“最美女教師”，可以有若干個角度，大愛無疆、臨危不懼、勇敢沉著、舍生忘我……然而，在這若干個美好當中，代課教師這重身份卻如同一個美麗樂章中不和諧的音符，略顯扎眼地存在著。代課教師，這個本應已退出歷史舞臺的身份，以及這個身份背后所承載的若干無奈、委屈和艱苦，讓公眾對于英雄秦開美的打量，多了一重視角，殘酷而真實。

一面是接受鮮花與掌聲的英雄，一面是沒有名分的教師身份；一面是舍生忘我，感動國人，一面是工資微薄、處境艱難。兩種境地、兩重感受，交織在秦開美的身上。

和秦開美一樣，依然以代課教師的身份堅守在教學一線的教師還有不少。他們沒有醫保、缺少培訓、收入微薄，看不到轉正的希望，卻始終堅守在鄉村學校，支撐著娃兒們的讀書夢。盡管早在多年前，教育主管部門就已經通過符合條件的轉正、不符合條件的給予適當補償后辭退等方式，為一部分代課教師“正名”，但礙于編制有限、經費緊張、大學畢業生不愿去鄉村就業等多方面的原因，將代課教師重新請回講臺、繼續代課的現象仍在各地普遍存在。

可以想象，如果不是因為這次義舉，或許秦開美的代課教師身份多年后仍不會被關注，甚至不會被發現。而有關代課教師這一敏感話題，也還會繼續成為各級教育主管部門的“忌諱”，難以推動解決。

當代課教師成為英雄的注腳，盡管帶有悲情的色彩，或許，也是幸事一樁。盡快理順教師編制與身份，為代課教師中的優秀群體“正名”，不讓代課教師成為教師隊伍建設之殤，這次，是一個極好的契機。

在汽油、炸藥、手槍和匕首的威脅下，她有著連丈夫都意想不到的沉著。當了40分鐘人質，她成了52名學生與“恐怖分子”之間的穩壓器。如果沒有秦開美先期穩住劫持者，當地警方亦很難順利展開布控和救援。此前，秦開美本是“可有可無”的人物：湖北省潛江市浩口第三小學語文代課教師。盡管教學出色，但兩次被政策清退，后因學校缺人而被召回。（《新京報》6月17日）

據說，秦開美的轉正問題目前正被當地政府討論。但不得不說，要不是有了臨危不懼的故事，教學再出色的秦開美，恐怕也難改變代課人員的身份。26年教學生涯里，秦開美錯過了兩次轉正，一次是年齡太小，一次因年齡太大。甚至校領導也坦言，秦開美很少和其他同事說話，“也許是出于身份上的自卑”。沒成英雄的時候，在福利與薪資面前，她只能是“代課教師”；而一旦義舉驚天，趕場似的報告會上，她就成了“人民教師”。

其實，秦開美之前，還有不少“代課教師”的故事：2011年9月7日，彝良發生5.7級地震，角奎鎮發達村云落小學坍塌，代課教師朱銀全用手刨出7名學生，被稱為“最美代課教師”；2012年5月8日，黑龍江佳木斯市十九中教師張麗莉在車禍中，為救學生而受重傷，致使雙腿截肢，事后公眾才知道她也沒醫保、沒編制……更驚悚的是，去年9月，媒體曝云南昭通一代課教師疑因25年教齡不被認定而自殺，此事再度引發社會對代課教師這一群體生存現狀的關注。

但很多時候，關注未必能改變什么。代課教師作為部分農村及欠發達地區的一種歷史現象，至少源于兩個因素：一是地方政府怠于法定責任，不給轉正。譬如不久前，河北滄州700名代課教師成“黑戶”，引發罷課抗議。有人算了筆賬，如以700人計算，一年為縣財政“省”下的教師工資支出，為1505萬元。

二是由于待遇及發展空間等客觀因素，少數農村及欠發達地區很難吸引優質師資。譬如去年《人民日報》消息稱，“基于偏遠農村師資力量匱乏等實際需要，云南仍然在崗的代課教師還有１萬多人”。

制度設計對代課教師的認識，也經歷了多次轉身。2006年，教育部提出，為提高農村教育質量，要在較短時間內，將全國余下的44.8萬人的中小學代課人員全部清退；其中學歷合格、素質較高、取得教師資格的代課人員，可以通過考試取得正式教師資格。此后，故事與事故不斷。2010年，教育部新聞發言人回應稱，“未聽說今年是清退全部代課教師的最后期限。”及至2011年，教育部等4部委聯合下發通知，要求重視代課教師在歷史上的貢獻，對解決代課教師待遇問題提出明確要求。

盡管不再提“清退”，但不少代課人員就像秦開美一樣，清退了再召回，再清退了再再召回；更多人還不如秦開美，并不起眼的一點辭退費就打發了代課的青春。

秦開美的故事改變不了更多代課教師的命運，地方政策可以為一個秦開美“破格”，但更多同樣秉性良善、教學盡心的“秦開美們”，其一生如何能等到這樣見義勇為的機會？

放眼世界發達國家，根本沒有“代課教師”一說。首先，大多國家明確規定教師是國家公務員、教育公務員或者公務雇員，教師職業待遇得到充分保障，在日本、韓國、法國、德國，一般將教師定位為公務員或教育公務員。而在美國、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國，公立中小學教師雖不是公務員卻是政府的公務雇員。

其次，國外學校大多有教師委員會或者教師工會（有的是教師家長委員會），教師如果出現同工不同酬的情況，教師工會將維護教師的權利，反對對教師的不公。很難想象，在強大的工會力量面前，會出現“代課教師”現象。

再次，國外學校有家長委員會參與學校辦學管理、監督和評價，假如政府（學校）聘用不合格的教師，充當“代課教師”，家長肯定是不同意的。另外，教育監管部門，也不會允許學校出現不具資格的“代課教師”——法律明確規定教師從業者必須具有相應資質，那么，不具資質者擔任教師，就是違法之舉。

與國外對比，我國于1994年頒布的《教師法》雖然明確規定“教師的平均工資水平應當不低于或者高于國家公務員的平均工資水平，并逐步提高。”可是這一法律條文并沒有完全得到落實。這是由于對教育投入不夠所致，“代課教師”也是教育投入不足的歷史產物。

要解決代課教師的歷史遺留問題，以筆者之見，我國有必要借鑒發達國家的經驗，建立國家教育公務員制，要求政府部門必須依法保障對教育的投入，給教師群體充分的職業保障。與此同時，要在中小學成立獨立發揮作用的教師委員會和家長委員會，參與學校的民主管理，學校的辦學決策、教師聘任、考核、評價，不能就由行政部門說了算，而應該聽取教師和家長的意見，像“代課教師”轉正，應該聽取家長和學生的意見，如果家長和學生認為“代課教師”完全合格，甚至優秀，為何行政部門要將他們趕走，或者繼續用“代課教師”之名侵占他們的合法權益呢？

□熊丙奇（學者）

【倘若沒有被劫持事件，秦開美還是會和其他代課教師一樣，在學校里“話不多”，領著1400元的薪水，面臨隨時下崗的危險。】

在農村，這幾乎是代課教師的共同命運。26年的代課生涯，秦開美已經想通了。她和丈夫樸實地相信命運，相信“命里無時莫強求”，甚至覺得自己42歲的年紀，人生已經塵埃落定，“我們都快入土的人了”。

但轉折在最意想不到的時間節點到來了。

采訪中，我常產生錯覺。同事、領導、朋友異口同聲，都褒獎秦開美教學成績出色、關愛學生，但他們都有意無意避開了一個核心事實：這么一位優秀的老師，居然要面臨隨時下崗的威脅，要忍受與同事間巨大的不平等。

在秦開美家里，我看見了一摞榮譽證書，證明著同事領導所言非虛：秦開美的教學成績出色，甚至不少鎮領導都會主動找到校長，要求把孩子調到秦開美的班級。

面對拋出的代課教師的問題，秦開美已經學會了打太極，“學校領導很照顧我，對我很好，我沒有感覺到什么不一樣”。我相信這種回答乃出于某種保護心理，因而無需苛責。

其實，秦開美遠比媒體呈現的更真誠。她承認曾為“轉正”焦慮，但考慮到自己確實不符合政策，又沒有更多“門路”，于是就淡然了，相信自己“沒有轉正的命”。

秦開美并非沒有離開的機會，但她選擇留下，因為“不知道自己除了教書還能做些什么”。這讓我相信，更多仍然愿意以代課教師身份站在講臺上的人，可能更熱愛這份職業。

當地政府相關人士告訴我，秦開美的轉正問題已經在討論中。“不止是因為這件事，她做了26年教師，確實貢獻很大”。問題在于，這種彌補仍然是以“特事特辦”的方式實現的，潛藏在秦開美命運轉折中的那些不公正，仍然沒有得到解決。

我想通過代課教師秦開美這幾天內的“奇幻經歷”來闡述一種現實：一個盡職的、善良的、有水平的教師，卻只能依靠千萬分之一的概率來擺脫“非正式”的名分。

不少人呼吁為秦開美轉正。但她轉正了，其他的人呢？恐怕她這種“華麗轉身”的方式難復制。因此，通過秦開美事件，我們期待代課教師群體所承受的“不公”能得到更及時糾正。

□胡涵（新京報記者，6月17日報道《代課女教師成為人質之后》）

【校園安全只能來自于安保制度產生的必然性,所以,社會在關注英雄、關注榜樣、關注事件處置過程的同時,還要關注很多校園安保制度可能存在漏洞這一普遍性問題】

6月10日,湖北省潛江市浩口鎮第三小學發生一起劫持事件。歹徒攜帶炸藥、尖刀和汽油,進入正在上課的六(4)班教室。被劫持老師向歹徒提出:“我自己留下做人質,請求您讓學生離開”。隨后趕來的鎮紀委書記王林華主動提出當人質,并成功交換老師。11時許,歹徒將汽油潑到王林華身上,手指按向與爆炸物相連的打火機上。指揮員命令開槍,當場擊斃歹徒(6月11日《中國青年報》)。

這位老師甘愿做人質把危險留給自己,這位紀委書記更是在緊要關頭主動做人質將老師交換下來,面對可能到來的死亡,老師和紀委書記都表現出了人性的光輝。而在千鈞一發之際,現場指揮員當機立斷,命令狙擊手果斷開槍,當場擊斃歹徒,由此給死亡危機畫上了句號。整個過程干凈利落震撼人心,對于老師和紀委書記表現出的勇氣,社會給予了高度贊揚,老師和紀委書記的擔當精神也成為了社會廣泛傳頌的正能量榜樣,而同時公安部、湖北省領導批示對潛江警方的處置情況亦給予了肯定。

社會需要這樣的榜樣,給予他們應有的褒獎是眾望所歸,因為這樣以自己生命安全為代價鑄成的榜樣已經成為了社會的稀缺品質。社會正能量的傳播不能缺少榜樣的引領,從這個角度說,他們行為的意義并不僅在于這一起劫持事件,而更大的意義則在于對社會是一種喚醒。這使社會看到了走出概念范疇而進入實踐層面鮮活具體的正能量形象,從而使正能量的概念不再抽象。因此應當給予他們足夠的褒獎,褒獎他們就是對社會正能量的有效激發,也是對潛存正能量土壤的必要耕耘,而耕耘的根本目的,則在于使這種社會的稀缺品質不再稀缺。

是這次劫持事件給了社會鑄就榜樣的機會,所有人質被安全解救,但這只是一種萬幸,而不是一種必然。因為榜樣并不一定能必然地改變可能發生的可怕一幕,而窮兇極惡的歹徒也不會必然地聽從榜樣的談判安排,無論現場處置多么得當,也包裹在極度不確定的危險之中。歹徒是非理智的,他們不一定會給現場這樣的安排機會,哪怕是情緒稍稍失控,手上一哆嗦,即使只是歹徒自己的不小心,也不會是現在的結果。所以從這個角度講,為了學生的安全,寧愿沒有鑄就這種榜樣的機會。

對于歹徒來說,校園里存在著他們需要的某種機會。歹徒竟然可以攜帶爆炸裝置一套、手槍和管制刀具各一把、六瓶礦泉水瓶裝汽油進入學校中正在上課的課堂,而學校是一個有安保人員把守的地方,歹徒為什么能夠攜帶如此大量的危險物品長驅直入課堂呢?這說明,是這個學校的安保漏洞給了歹徒這樣的機會。校園安全靠的是萬無一失,而不是不確定的“萬幸”。但如果這個安保制度漏洞不被社會關注,而只是將目光落在這個事件的處置過程上,那么校園安全就還會靠“萬幸”保佑。

校園安全只能來自于安保制度產生的必然性,所以,社會在關注英雄、關注榜樣、關注事件處置過程的同時,還要關注很多校園安保制度可能存在漏洞這一普遍性問題。

10日上午,湖北省潛江市浩口鎮第三小學內發生一起劫持人質案,由于處置得當,除犯罪嫌疑人外無人傷亡。事件中,教師秦開美和鄉鎮黨委副書記王林華為保護孩子爭當人質的行為,受到網民熱捧。

任何針對無辜群眾的暴力行為都應受到譴責。面對歹徒,老師一邊安撫罪犯一邊疏散學生并把自己當人質,救出了學生；官員勇擔道義,換出了老師。記者注意到,期間還有派出所所長和民警也爭當人質。應該為每個勇于負責、敢于擔當的當事人“點贊”。

在一些人眼中,官員和教師一度處于被標簽化、妖魔化的行列,但秦開美和王林華面對危險挺身而出的勇氣和擔當,告訴人們:害群之馬畢竟屬少數,社會上正能量依然是主流。

在贊揚正能量的同時,網上也有一些嘈雜的聲音。一些網民說:“他們不算什么,因為有公安在場,要是我,也敢去當人質。”說這些風涼話的人,純屬“馬后炮”,從某種意義上是得了“紅眼病”,與其歪歪,還不如在現實生活中多做一些好事。

面對窮兇極惡的犯罪嫌疑人,稍有不慎就會發生慘劇,不管是誰挺身而出去當人質,都要冒著生命危險,單從這點來看,為救孩子甘當人質,體現了責任與擔當。

面對草根人物因“正能量”走紅,一些人犯“紅眼病”,吐兩句槽也情有可原,但請不要褻瀆了正能量,因為它是社會發展和文明進步的推動力之一,每一點滴“正能量”都值得呵護,每一點善行都值得“點贊”。

【在很多時候,我們用憤怒代替了反思,進而以為用譴責與懲罰就可以減低犯罪概率】

6月10日上午,湖北省潛江市浩口鎮第三小學內,60歲男子張澤清潛入一間教室劫持女老師秦開美和52名學生,威脅引爆自制炸彈。秦開美主動要求做人質救出52名學生,趕來的鎮黨委副書記王林華又挺身而出替換出女老師。警方接警后迅速到場,在談判無效且男子情緒失控即將點燃爆炸物時,警方狙擊手連開4槍,將其擊斃。全校千余名師生被及時疏散,無人受傷。

涉身險境,舍己為人,秦開美、王林華因此獲得網民一致點贊。除此之外,也正如網民所說,對于任何指向孩子以及無辜者的暴力,都罪不容赦,也都絕不原諒。面對越來越多的公共安全事件,這是應當早有共識的底線認知。也只有在這種底線之上,來反思犯罪嫌疑人的行為及原因,才更有價值。當然,反思從來不是一種張目,而是一種警醒。對犯罪的譴責,從來都不能代替或遮蔽對犯罪行為的反思。

但是,當我們試圖從連篇的事件報道中去看清那個叫作張澤清的歹徒的面目時,卻一再發現它顯得那樣模糊不明。這個“歹徒”的年紀多大?許多報道均表示張澤清60歲左右,而在此前當地公安部門向各學校下發的預警通知中,他的年齡是65歲左右。他為何闖進了學校?來自警方的通報會稱,張澤清曾因盜竊罪、非法制造槍支及故意傷害罪兩次被判入獄,此次作案是出獄后仇視社會的報復行為；而在一些媒體報道中,則有土地問題若隱若現。張妻表示,張澤清和村支書許某為村里土地糾紛多次發生沖突,許某女兒許某慧在該校當老師,孫子也在該校讀書,張澤清去學校想找這兩個人“鬧影響”。

“我鎮許橋四組有一張姓男子,年齡在65歲左右,身高1.65米左右,頭發短,皮膚偏黑,常戴一助聽器,因涉槍涉爆事件,被刑事處罰過,心生不滿,揚言要報復學校、政府、法院等”。這是當地公安在4月29日向各學校發出的通知。如果這些特征是準確的,那么張澤清的“畫像”則是清晰的。但是這種生理畫像顯然不能包括真實的行為畫像。對于張澤清而言,我們更需要知道的是,他之前兩度被判入獄的真實原因是什么?此次到底是什么讓他鋌而走險?警方通報所回避的而媒體報道所提及的土地糾紛問題是否真實存在,又為何在張澤清歷次上訪之后仍沒能得到解決?

人們無論如何都應當關注到的一點是,潛江這個以極端方式危及公共安全的人,是一個年逾六旬的歹徒。同時據媒體介紹,張澤清家里經濟條件較差,他性格孤僻,和老伴兒在浩口居住,兒子在北京打工,常年不聯系。這不僅是一個貧窮孤寂而有殘障的老人,也是一個貧窮孤寂而有殘障的老年極端犯罪嫌疑人。我想知道的是,在犯罪社會學研究者眼中,又如何為他畫一張像?

任何理由都不是報復社會的理由,但所有的報復社會行為卻都有它自以為是的“理由”。這正是犯罪社會學研究的目的,這意味著,如果我們愿意去正視那些頻發的危害公共安全事件,那么就不可繞過對于犯罪行為的社會學反思。然而在這個向度上,無論是政府、社會組織還是學界,似乎都著墨無多。甚至在很多時候,我們用憤怒代替了反思,進而以為用譴責與懲罰就可以減低犯罪概率。這也導致那些最終被我們稱為罪犯的人群,他們的面孔不僅在起初是模糊的、遙遠的、隔膜的,而且直到最后也仍是如此。

那個叫張澤清的歹徒,會得到一張社會學意義上的清晰畫像嗎?我不知道,不過或許在做到這一點之前,我們首先應當承認,“6·10”潛江小學劫持案并非“暫無人員傷亡”。在四聲正義的槍響那一刻,這個社會,的確有一個人死了——他叫張澤清,年逾六十。

6月10日，60歲男子張澤清潛入潛江市浩口鎮第三小學劫持女老師秦開美和52名學生，威脅引爆自制炸彈。秦開美主動要求做人質救出學生，隨后鎮黨委副書記王林華又替換出女老師。最終張澤清被狙擊手擊斃，全校師生無人受傷。

“讓孩子們離開，我留下來”、“不曾多想，我知道我必須上”。在生死攸關的危急關頭，教師秦開美與鎮委副書記王林華的勇氣讓人欽佩。

據了解，針對劫持者張澤清的調查還在進行之中，但無論他有著什么樣的動機，以威脅他人生命的手段來達成自己的訴求，這樣的行為都是懦弱而卑鄙的。在劫持事件解決后，社會輿論固然應當探討張澤清如此極端的深層原因，但無論原因為何都不能成為同情他暴力行為的理由。有的人用自己的生命保護了孩子，有的人卻試圖拿孩子的生命作談判籌碼，僅從道德層面而論，兩者人格有如云泥之別。

在主動充當人質的過程中，我們看到了非凡的勇氣。炸彈隨時引爆，秦開美選擇留下自己讓孩子們逃出，不僅源于教師保護學生的天職，更彰顯了年長者愛護年幼者的社會倫理和人性之美。而隨后與秦開美“接力”的鎮委副書記王林華，也體現了地方官的責任與擔當。

此外，我們也不應忽視鎮委書記、當地派出所所長、校長及其他老師均提出過以自己交換人質，在危險面前不是往后退，而是爭先恐后往前沖，社會正能量得以弘揚。與之相比，曾引起巨大爭議的“范跑跑”們，號稱沒有違反任何一條法律，對丟下處在危險之中的學生毫無悔意。兩相對比，精神境界高下立判。

在應對突發事件的過程中，我們也看到了智慧。當張澤清表露行兇意圖后，學生們驚慌失措，秦開美則十分冷靜地一邊向窗外的同學使眼色示警，一邊安撫班上同學不要害怕，安排大家先做作業，既避免造成意外傷害，也沒有刺激兇犯情緒導致情勢惡化。

老師、鎮干部、校長、派出所所長……平時他們都是普普通通的社會一員，在劫持案中展現如此勇氣和智慧，無論如何贊頌也不為過。但在表揚之余，我們更應思考在個人閃光之余，應讓危機應對走入制度化軌道。首先，不少地方都擬出臺相關條例，規定在突發情況下教師有責任保護學生。盡管這一觀點仍存爭議，但形成社會討論的熱烈氛圍已讓更多人加深了這一方面的認識。其次，盡管突發事件難以預料，但學校、公安部門等還是應盡可能做好應急預案，哪怕不乏同樣愿意犧牲自己拯救學生的教師、官員，我們也不希望學生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脅。若同樣事件發生在別的地方，我們也希望看到同樣合理適當的處置方式。

【把安全留給別人，把危險留給自己，基層教師和干部的勇毅擔當，帶給人們更多的道德信心與勇氣】

“我自己留下做人質，請求您讓學生離開”，“我來換，行不行？”6月10日上午，湖北潛江浩口鎮三小發生的一幕幕至今令人震撼。

面對劫持人質的犯罪嫌疑人，在場的小學女教師秦開美提出，放開被劫持的50多名小學生，自己留下來做人質。女教師獨自一人成為人質后，聞訊趕來的幾名鎮干部又與歹徒談判，放開女教師，由他們來做人質。最終，鎮黨委副書記王林華替換了女教師，在危急時刻與犯罪嫌疑人周旋，直至警方狙擊手果斷開槍擊斃歹徒。

這電影般的情節與畫面，驚心動魄。尤其震撼人心的是，冒著生命危險，從女教師到鎮干部，毫不猶豫地一個接一個地上，要求自己來當人質，把安全留給別人，把危險留給自己。行動是最有力的證明。正是通過挺身而出、接力當人質的行為，這些基層教師和干部，他們的勇毅擔當，他們的無私奉獻，感動了無數人，贏得了廣泛的贊譽。很多網友點贊：老師換學生，書記換老師，滿滿的正能量。

潛江市委宣傳部領導告訴筆者，女教師秦開美是位代課老師，今年40歲，月工資才1400元，也是兩個女兒的母親。至于鎮干部們，上面千條線，下面一根針，身處基層，大事小情都得親力親為，風里來雨里去，承受著很大的工作壓力，常常受著種種委屈。這些基層的老師和干部，都是食人間煙火的凡人，但在那一刻，他們卻交出了無比精彩的人生答卷，給人以深刻的啟示。

代課女教師為了學生首先“豁出去了”，選擇讓自己留下，傳遞了老師對學生的大愛。教育的責任和精神，在那一瞬間得到了最好的詮釋。三位鎮干部爭著要求替換女教師，讓自己成為人質，這是血性男兒的選擇，更是黨員干部的擔當，一樣令人動容，他們不愧為基層干部中的佼佼者。

有句話說得好，“平常時候看得出來，關鍵時候站得出來，生死關頭豁得出去”。呵護未成年的孩子，是成年人的責任；保護婦女，是男人的天職；關愛群眾，更是黨員干部的職責。面對危難之中的小學生，成人不出來呵護，還叫成人嗎？連群眾的生命財產安全都保護不了，要黨員干部干什么？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此刻，被這幾位英雄的基層教師和鄉鎮干部，演繹得具體、生動，扣人心扉，激蕩人心。他們傳遞出來的正能量，極大地感染了公眾。

榜樣就是看得見的哲理，這種舍己為人的道德境界、“向我開炮”的英雄主義氣節，歷來為我們民族所崇敬和景仰。在全社會大力踐行核心價值觀的當下，潛江發生的這感人一幕，既是風氣向好的一種表現，也帶給人們更多的道德信心與勇氣。對普通人來說，生死考驗固然很難遇到，但筑造起道德大廈，不正需要扶起老人、扶助弱者、關愛他人等日常努力么？每個人都擔當一點，每個人都盡一份責，我們的社會將變得更好。

心中有正義，人人是英雄。人生在世，什么必須做，什么不能做，正義感和道德律就是我們心中不可停擺的指南針。

【對此類個案的關注不能僅停留于責任的彰顯，它帶給社會的警示是：在舒緩日益緊張的矛盾沖突上，我們除了采取迫不得已的最后手段外，能夠提供什么機制？】

近日，湖北省潛江市浩口鎮第三小學發生劫持事件，60歲男子張澤清潛入教室劫持教師和52名學生，威脅引爆自制炸彈，被警方擊斃，無其他人員傷亡。

單就處置而言，面對帶著刀具、汽油和自制起爆裝置進入小學教室的嫌犯，在情緒激動地往人質身上潑汽油的情形下，警方的處置無疑是一次成功應對公共安全危機的有效執法。無論從哪方面判斷，嫌犯針對小學生人身安全的威脅都是令人后怕的，其人身危險性早已超出了一般的刑事犯罪。

整個事件中，我們見到了難能可貴的倫理和責任彰顯：先是語文老師秦開美主動替換學生做人質，隨后鎮黨委副書記王林華替換老師充當人質。這兩番替換無需拔高過度解讀，但的確體現出教師和官員對自身職業倫理和責任的遵從：教室里，老師就是學生的監護人，將學生從恐懼和危險中解救出來是教師的責任所系，這是對地震中教師棄學生于不顧的倫理失衡的矯正；而官員替換教師，則體現出在應對公共安全危機時，官員對于作為普通公民的教師所負有的責任。

在社會矛盾沖突激烈的背景下，我們對此類個案的關注不能僅限于責任的彰顯，它帶給社會的警示是：在舒緩日益緊張的矛盾沖突上，我們除了采取迫不得已的最后手段外，能夠提供什么機制？事件發生后，媒體都在深挖嫌犯為什么走上不歸路，其中固然有個人性格偏激的因素，但在多次上訪的過程中，即便其反映的問題不能得到法律的支持，但他的情緒與不滿，有時是可以通過一定的程序平臺進行及時、充分而有效的吸納的。

從目前來看，究竟是出獄后仇視社會的報復行為，還是因為與村支書有征地糾紛的偏執之舉，還有待進一步的調查。但不能回避的是，當地警方其實對此事有一定的預防。“這事我們提前是有預防的”，今年4月底，當地公安部門就已向各中小學及幼兒園下發過通知，要求加強安保。既然意識到嫌疑人對于公共安全尤其是校園安全的危險性，那么在這么長的時間里，政府部門為何不能采取有效的防范措施防患于未然呢？難道真的不能將嫌疑人從不歸路上挽救過來？

紙上談兵是輕松的，實際的矛盾化解可能極為復雜困難。不過無論如何，一個生命的消逝，除了見證執法的有效性之外，也折射出化解矛盾平和手段的實效。這一點，或許是我們在進入矛盾風險期所特別需要警醒的。

近日，在湖南婁底救人的河南籍英雄殷曉非的靈車駛抵河南南陽，眾多聞訊起來的青年匯聚在高速路口迎接英雄魂歸。河南團省委追授他為“河南省見義勇為青年英雄”。由于殷曉非家庭非常困難，身后老母幼子缺乏照料，團省委專門成立志愿者“一對一”幫扶團隊，設立“青年英雄殷曉非專項救助基金”，資助撫養殷曉非年幼孩子成長成才。（6月10日《人民日報》）

“湘豫共動容，千里送英雄”，表達了人們對殷曉非的追思和他見義勇為行為的推崇。英雄已逝，如何褒揚這種見義勇為精神，讓他孤援無助的貧困家庭生活下去，讓英雄年幼的孩子成長成才，已然成為擺在社會公眾面前的現實問題。

面對類似問題，我們常常看到這種現象：盡管政府給見義勇為者以很高的榮譽和獎勵，公眾紛紛慷慨解囊，但仍難以給予他們及其家庭今后生活切實有力的保障。畢竟“獎杯當不了飯吃”“救急易救難難”，于是，“熱熱鬧鬧一陣子、凄凄慘慘一輩子”“流血又流淚”，成為了一些見義勇為者及其家人陷入困窘的寫照。

人生幾何？沒有誰敢留貿然估價，即便給出個天文數字也是對生命的大不敬。見義勇為英雄們在國家、集體和他人的生命財產受到威脅時，挺身而出甚至獻出寶貴生命，這種行為更是無法用金錢來衡量的。當今時代，既有像殷曉非這樣見義勇為英雄行為“最美”集中綻放的沁人芬芳，也有對“花期”稍縱即逝的顧慮不安。所以，我們不僅要贊美“最美”，更要盡最大努力呵護“最美”。

讓有道之人揚眉吐氣，引領社會風尚；讓犧牲英雄身后無憂，成為大眾楷模，是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題中應有之義。這次河南省有關方面，在給予殷曉非很高層面精神獎勵的同時，并沒有采取過去常見的一次性獎勵、發動公眾捐款捐物等救助形式，而從實際出發、著眼長遠，通過“一對一”幫扶、設立專項救助基金的辦法，保障了英雄家庭日常生活、老人贍養、子女教育等必要支出。這是對見義勇為家庭的人文關懷和持續扶助，更是對殷曉非的最好紀念方式，打造了褒揚見義勇為精神的時代樣本。這個可復制、可借鑒、易推廣的樣本，彰顯了國家對見義勇為英雄負責到底的責任擔任，不僅弘揚了社會正氣，而且解除了見義勇為者的后顧之憂，給“最美”之花的持續綻放注入了源源不斷的正能量。

當然，給予殷曉非家庭專門幫扶、專項基金，只是褒揚見義勇為精神的一種方式。在一個公平正義的社會里，見義勇為者以自己的行為保護了社會公正、道德底線和人們平安的生活，理應由社會提供制度性的保障。從這個意義上講，公共財政如何兜底，立法層面如何推進，已經成為保護見義勇為英雄們合法權益的當務之急。

6月10日上午9點10分許，湖北省潛江市浩口鎮第三小學，一男子手拿疑似爆炸物劫持老師，趕來的鎮副書記要求劫持自己將老師換出，警察在11點左右將歹徒擊斃。歹徒留下的疑似爆炸物被當地公安部門排爆。（相關報道見A15版）

不管是出于何種原因和理由，挾持師生談判尋求訴求，行為極其惡劣，是無論如何都不能被原諒的。從相關報道的簡單“勾勒”中，我們能夠得出嫌犯的基本狀況：犯罪嫌疑人張某為退伍軍人，因盜竊和私造槍支兩次入獄，去年剛刑滿釋放；日前因村里征地的補償款問題和宅基地劃撥問題，與本村黨支部書記許某發生過嚴重的矛盾沖突……

按照學者于建嶸的說法，土地問題糾紛已占全部農村群體性事件的65％，成為農業稅取消后，影響農村社會穩定和發展的首要問題和焦點問題。盡管劫持案仍在調查中，更多細節有待公開，僅以當前呈現的信息看，這次劫持事件，正是這些理不清的征地糾紛事件中，被極端、激烈呈現的一例。

十八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對農村土地制度改革作出了總體部署，提出在符合規劃和用途管制前提下，允許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出讓、租賃、入股，實行與國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權同價。如此大背景下，從中央的部署，到不少地方表現出的過分熱情，新型城鎮化建設在各地正如火如荼。

而正像我們看到的那樣，不管是平度征地血案，還是其他類似事件中，一些地方政府直接介入或主導的“好經念歪”導致的多發、激烈的征地糾紛從未停歇，極端性案件、群體性事件更是一再挑戰著公眾關注的神經。以潛江小學劫持案為例，犯罪嫌疑人張某擁有極端型人格自不待言，但不難想象的是，若非在征地糾紛中，嫌疑人與本村黨支部書記許某發生的“嚴重的矛盾沖突”，已激化到起碼在其自己看來“不可調和”的程度，想必其不會選擇用劫持師生的方式，來“表達”自己的訴求。

征地糾紛中這樣激烈的矛盾沖突，現實而言是普遍的存在。按照清華大學中國經濟數據中心去年10月發布的中國城鎮化調查大型數據：在全部被調查樣本中，全國有16％的家庭至少經歷過其中一種拆遷情況；按照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測算，全國約有6430萬家庭在最近一波的城鎮化過程中遭遇過征地、拆遷。更細的數據是，2013年國家土地督察公告顯示，督察發現，14個城市存在征地補償不到位、安置不落實、被征地農民社保落實不到位等問題，拖欠征地補償安置費用19．82億元，未落實社保資金2．41億元，涉及19517人。

但具體到征地改革層面，從《農村集體土地征收補償條例》到上位法《土地管理法》的修訂，雖歷經多方不斷呼吁和復雜利益博弈，目前而言，何時“出籠”仍屬未知。在這種情況下，一方面，要充分重視眼前問題的解決：具體到當下，要進一步嚴明紀律、普及常識，杜絕專家告誡的“一些地方政府容易把經念歪，以為城鎮化又可以大規模拆遷征地”，在新型城鎮化征地過程中切實保障農民基本權益。另一方面，大而言之的征地改革必須快馬加鞭，從《農村集體土地征收補償條例》的出臺和《土地管理法》的修訂，必須明確具體的時間表。

一句話，新型城鎮化建設中，完善制度保障之下，如若“農民權利可保留，農民選擇要尊重，市民權利可享受，農民產權可交易”的理想能夠盡早照進現實，所有因此而爆發的極端案件、事件，自會大幅減少。從平度征地血案到潛江小學劫持案，裹挾其中的暴戾、血腥與殘酷，亦會因此而得以有效紓解。

李記（河南 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