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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廣東啟動大規模嚴打裸官行動。曾在廣東從化某部門任職的一名官員，就在這場裸官清理中退了下來。其子在國外工作，打算繼續留在國外定居。考慮到孩子的前程，他只有犧牲自己的仕途。對于這場清理行動，他有很多不解之處：“現在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國外的大有人在，別說是官員、商人，就連普通百姓都把孩子送走了。”在他看來，僅因為有家人在海外就要被處理，這已經體現出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綿陽晚報》6月17日）

認為處理子女不愿回國的裸官是不公平，并且稱“任何人都有權利把孩子送到國外讀書，接受更好的教育，為什么公務員就不可以呢？”可見，這名裸官確實對治理行動有所不滿。當利益受損，抱怨幾聲實屬正常，但這些抱怨釋放的信號不可不察，更何況不會這樣公開抱怨但心有怨氣的裸官可能還不少。

中央并非禁止公務員將子女送出國，只是對裸官嚴加監管。而廣東出臺的規定——“要么接回家人，要么接受調崗，要么提前退休”更是給出了裸官的三種選擇。你把孩子送出國，可以，但是你必須接受調崗或提前退休，因為“甘蔗沒有兩頭甜”！

有一種聲音認為，裸官不一定是貪官。但是，裸官將老婆孩子送到國外，一看時機不妙就溜之大吉，這樣的情形已非新聞。裸官出逃一般有三步曲：先是，人走了（家屬出國）；接著，廟走了（財產轉移）；最后，和尚也走了（貪官外逃）。將老婆、孩子送出國，按說無可厚非，但第二步絕不被允許，第三步更得嚴防，否則跑得了和尚也跑得了廟，既給國家造成驚人損失，也嚴重損傷黨政部門公信力。因此，不將裸官放在重要位置，何錯之有？

或許有人辯解，稱將孩子送出國，花的錢是自己的，有何不可？從化這名官員就持此論。這種觀點貌似有理，但同樣經不起推敲：其一，從哪里證明送孩子出國花的都是自己的錢？如果有足夠誠意，請先公開所有財產。而且，送孩子出國讀書是筆不小的開支，僅憑自己的合法收入，真能供養得起嗎？有的官員子女在國外上學費甚高的名校，平時揮金如土，難道真的是靠全額獎學金嗎？

其二，即便確屬官員的合法收入供養，裸官也不應該位居要職。裸官位居要職，大權在握，往往具有更高的決策權，更容易掌握機密，一旦有異心，后果不堪設想。因此，裸官要么提前退休要么轉到不太重要的位置，這實屬必須。

即便裸官調崗了，也不意味著就一了百了。正如報道所采訪的知情人所稱，“僅靠裸官的這些工資可以把家人、子女送到海外定居、讀書嗎？這些錢是從哪里來的？這才是問題的關鍵。再有，家人都走了，自己在這里做官，是不是也在為自己找后路呢，一旦有了風吹草動可以馬上出國。”調整崗位，不是代表著對裸官的問題就可以既往不咎。對裸官必須強化監管，監管越嚴，對公權力才越負責，對公共利益才越有益。

為官不能處處占利，國家對裸官的監管只會加強不會削弱。廣東省委一官員稱，對于裸官問題的治理，廣東省已下大決心，絕不是短期內的一個行動，而是要轉變為常態化，發現一個就要及時處理一個。廣東已經行動起來，其他地方亦應跟進。最關鍵的是，除了處理裸官，還應將裸官以及處理裸官的具體信息公之于眾，讓公眾參與監督，防止漏網之魚。

目前，廣東基本完成對“裸官”任職崗位集中調整工作，其中調整市廳級干部9名。廣東省委組織部有關負責人透露：“今后，對‘裸官’發現一起，處理一起。”（5月29日 《人民日報》）

在廣東強力治“裸官”的背景下，一名東莞鎮黨委書記因為沒法叫身居國外的妻子回來，只能由組織調整崗位。在交接會上他唱了一首《渴望》，“悠悠歲月，欲說當年好困惑”，表達自己復雜的心情，在場干部也深受觸動。

一曲有韻之《渴望》，唱盡了這位裸官心中的百轉千回。當然作為看客的我們，卻也從外行中看出了門道。作為嚴肅的組織崗位調整會上，裸官在大庭廣眾之下唱出了歲月彌久的老歌，在惆悵中又有點宣泄的意味。如果放在平時，這種上級領導蒞臨、平級干部在場、下級虔誠聆聽的情況下，當事人一般都是正襟危坐，誰還敢哼出一首無厘頭的老歌。言外之意，大概就是這位裸官已經意識到自己的前途無望，干脆以一種值得回憶的方式淡出自己的官場生涯。

而更有意味的是，在場的干部也深受觸動。不知道在場的干部到底有幾名是裸官，但大部分都是認為仕途中不可預知的事情實在太多，老婆孩子不在身邊都已經是有明確規定的觸犯底線。官越來越不好當，看來已經成業界公認的事實。

然而這種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惆悵，也只能是當事人自我遣懷的一種情愫罷了，群眾對于裸官的敏感性，恐怕早已經超出了官員自己所能想象的程度。且看部分裸官名單：浙江省建設廳原副廳長楊秀珠、云南省原省委書記高嚴、貴州省交通廳原廳長盧萬里、陜西省原政協副主席龐家鈺……這些曾經的廟堂之高者，卻能夠在“出口轉外銷”的道路上遁形，同時在告別之際不帶走云彩卻帶走錢財，這讓群眾很是惱火。

當年，周蓬安的一篇《還有多少貪官在“裸體做官”》正式成為討伐貪腐裸官的檄文，從此以后，“裸官”成了被強烈關注的群體。然而之前裸官們急切地想低調，然而外界卻“樹欲靜而風不止”。在不置可否之后，2014年1月，中共中央印發《黨政領導干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明確提出對“裸官”的要求是“不得列入考察對象”。這一重拳出擊，也徹底地改變了裸官們的生態圈。

誠然，裸官們并非都是貪污腐敗分子，然而在全民反腐的語境下，群眾們急切地需要裸官們給個交代。能出國定居的，除了技術移民，要么就是投資移民，而留學下來的幾乎是少數派。運用這種模板來對照，一些情緒激動的群眾甚至下了“全家移民就是封舉報信”的遑論。然而客觀來看，按照官員們的正常收入來完成全家移民這一流程，幾乎是不可能的。同時，人民群眾對于官員的愛國天然屬性是深信不疑，但全家移民的背景，實在是很具有道德和現實的沖突性。雖然這樣照搬有點情緒化，但推崇的受眾群體卻不在少數。

裸官在大時代的背景下，已經不再能夠有站在舞臺中央的可能性。有人認為這是魚和熊掌的兼得盤算，然而這種見仁見智卻只能帶有自己的臆想。裸官其實還在崗位上工作著，他們該用什么樣的狀態來完成自己的職責，其實更值得我們關注。只是裸官唱那一曲《渴望》，是把自己的困惑放在歲月之悠悠上面，但愿這別是一種弦外之音。

【防止裸官群體擴大，遏制帶病提拔，壓縮貪腐空間，不僅符合百姓期待，本身也是從嚴治黨的應有之義、現代治理體系的必然要求】

對裸官現象的處理，有了動真格的樣本——廣東省委組織部發布消息，全省基本完成對祼官任職崗位的集中調整，包括調整省管干部9名、市廳級干部9名，確保了裸官者不再擔任正職、不在重要敏感崗位擔任領導（相關報道見本報5月29日11版）。無論速度還是力度，廣東行動都頗引人注目。

“裸官”是種形象說法，指的是那些直系親屬移居國（境）外的領導干部。對祼官現象，中央態度很明確。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就把完善并嚴格執行領導干部親屬經商、出國定居等相關制度規定列為改革內容。今年1月頒發的《黨政領導干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明確規定不得列入提拔考察對象的6種人里，裸官赫然在列。

裸官并不必然等于貪官，甚至很大程度上也與本人的品行、才能無關。在今天，個人有選擇生活方式的自由，有跨境遷徙的權利，領導干部的家屬也不例外。正當的移民、移居，并不觸犯法律。廣東毗鄰港澳，家人中移居移民情況較多，也屬正常。

但也要看到，領導干部不是普通群眾。作為社會的管理者、手握公權力的群體，國家與公眾當然會對這一群體有著政治倫理上的要求，甚至希望他們對國家有更多的獻身精神——這其中就包括領導干部個人興趣的選擇、家人親友規劃的安排，等等。事實上，縱觀世界上很多國家，對公職人員尤其是官員也都有更加嚴苛的要求。更何況，看看龐家鈺、周金伙、楊湘洪、張曙光這些官員們的“貪腐線路圖”，真讓人驚悚。為了家屬移民移居、保證海外“生活質量”，這些官員不惜伸出貪婪的手；也因家屬在國外，令大量非法所得悄然向海外轉移；而一旦聽聞風吹草動，他們就“閃人”外逃。這種官員比例并不高，但影響極其惡劣，更折射出裸官背后巨大的貪腐空間。如果一些人臺上說著“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臺下卻忙于安排親屬移居移民遠走高飛，這樣的領導干部怎能讓公眾有信心？

這也說明，通過制度化的方式阻斷裸官上升通道，極有必要，對增進社會信任、遏制帶病提拔、壓縮貪腐空間，非常關鍵，不僅符合百姓期待，本身也是從嚴治黨的應有之義、現代治理體系的必然要求。

如果說，選什么人是一種風向標，就會有什么樣的干部作風、什么樣的黨風，那么不選什么人，同樣也是風向標。給裸官戴上緊箍咒，限制其提拔與使用，就是讓更多人明白：做裸官還是要升遷，也只能選其一。如此信號，勢必有助于提高公職人員的政治忠誠度，打造一支信念堅定、為民服務、勤政務實、敢于擔當、清正廉潔的黨政領導干部隊伍。

對廣東治理裸官的行動，公眾有點贊更有期待。讀懂這些期待，也是為了更好筑牢民意基礎。如果更多地方都能按中央要求，高度重視、迅速整改，對裸官說“不”；如果從裸官這個切口出發，不斷深化干部選任制度改革，將“從嚴治黨”落在實處，打造良好政治生態的追求就不會走空。

【“裸官”的問題不簡單。不能說所有“裸官”都是貪官，但“裸官”中貪官占比甚高，在一些地方是不爭的事實。就處理“裸官”制定的統一標準，還應當包括對“裸官”進行延伸性調查措施和問責追究措施。】

廣東省已基本完成對“裸官”任職崗位集中調整工作，涉及市廳級干部9名。僅東莞市就有127名“裸官”被調整崗位，其中處級官員19人；江門市有128名“裸官”被調整崗位，其中處級官員13人。廣東省委組織部有關負責人表示，今后對“裸官”發現一起，處理一起。（相關報道見5月30日《北京青年報》）

把調整“裸官”任職崗位稱為“處理”，透出一種頗為嚴重的語氣，顯然這不是一個隨意的說法，而是體現了組織部門對“裸官”的真實態度。在中國，官員的配偶、子女擁有外國國籍或外國永久居留權，對官員本人而言并不意味著違法，甚至也算不上違紀，為何要對“裸官”進行處理？原因就在于，官員作為國家公權力的執掌者，應當與自己的祖國和人民同呼吸共命運，這是最自然的政治倫理和最基本的政治道德。如果官員的配偶、子女移居國（境）外，只留下自己在國內做“裸官”，其對斯土斯民的政治忠誠勢必受到影響。在許多國家和地區，法律都明文規定，公職人員不得擁有外國國籍或外國永久居住權。中國法律對此尚未有明文規定，但在目前條件下，對“裸官”實行職位限入和提拔限制，防止因其政治忠誠受影響而對國家利益、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損害，從邏輯和法理上講都是非常必要的。

廣東省毗鄰港澳，傳統上與國（境）外聯系比較多，官員的配偶、子女移居國（境）外的情況較為普遍，因此廣東較早就對“裸官”現象比較重視和警惕，并在國內率先出臺限制“裸官”任職的規定。早在2009年11月，深圳市委市政府頒布規定，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國（境）外的官員不得擔任黨政正職和重要部門班子成員。2012年11月，廣東省發布《從嚴治黨五年行動計劃》，規定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國（境）外的官員不得提任市、縣（市、區）、鄉鎮（街道）黨政正職，不得提任省、市、縣（市、區）黨政工作部門和國有企業、事業單位正職，以及重要和敏感部門領導班子成員。從在深圳一地試行到在廣東全省推行，“裸官”職位限入和提拔限制的制度已較為完善，這次廣東全省對“裸官”崗位進行集中調整，主要依據的也是這一套基本成型的制度。

在廣東等地探索實踐的基礎上，去年底中組部印發通知，規定領導干部不如實填報收入、房產和配偶子女移居國外等情況，一律不得提拔任用、不列入后備干部名單。今年1月，中央印發《黨政領導干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明確規定“配偶已移居國（境）外；或者沒有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國（境）外的，不得列入考察對象”。中央要求對“裸官”不得提拔任用、不列入后備干部名單、不得列入考察對象，總體看是比較初步和粗線條的規定，具體到各級地方和部門的操作，則需要制定更明確、詳盡的制度規范，以便對“裸官”進行公平、公正的處理。這里可以較多參考廣東省的規定，從對“裸官”的認定、職位限入與提拔限制的措施、處理現任“裸官”的幾種情形（調整職務、責令辭職、免職等）等幾方面，制定全國范圍內適用的統一標準，使各地各部門處理“裸官”有規可依、有章可循。

就處理“裸官”制定的統一標準，還應當包括對“裸官”進行延伸性調查措施和問責追究措施。大量案例表明，“裸官”的問題往往并非只身一人國內“裸體做官”那樣簡單，其配偶移居國（境）外、子女在國外貴族學校或知名大學留學，動輒需要幾百萬上千萬美金，這些錢從何而來，其中有無腐敗收入，有無非法所得，都值得打一個大大的問號，需要紀檢監察機關、司法機關查清查實。不能說所有“裸官”都是貪官，但“裸官”中貪官占比較高，在一些地方是不爭的事實。對這類“裸官”的處理，就不能止步于調整崗位、責令辭職等，而是必須依法嚴肅懲處，包括追究其刑事責任的問題了。

【官員是國家的精英,個個都是明白人,國家為什么要下大力氣治理裸官,其中淺顯的道理不可能不懂。他們的“困惑”其實來自于長期浸淫其中而形成的一套有悖于常識、有悖于基本是非觀的“官場哲學”和“官場思維”】

據《人民日報》報道,廣東省目前已基本完成對裸官任職崗位集中調整工作,其中調整市廳級干部9名。

近年來,裸官現象一直是人民群眾反映非常強烈的吏治問題,廣東作為裸官相對集中的地區,從今年年初開始,率先向裸官開刀,在全國范圍內起到了良好的試點和示范作用。從廣東的經驗來看,治理裸官并沒有一些人想象得那么艱難,有法律制度的明確規定,有強大的民意基礎,所謂的“官場地震”、“人心渙散”、“誤傷好人”,都不過是臆想出來的“恐怖”場景罷了。

當然,阻力肯定也是存在的,有的裸官把家屬叫來一起和組織談判,有的裸官在交接會上心情復雜地唱起“悠悠歲月,欲說當年好困惑”。這種“困惑”除了當事人,別人大概很難理解。面對這種復雜的“困惑”,我們只能說,在一些問題上雖然我們曾經走過彎路,但社會基本的核心價值觀和是非標準是永恒的,不可能動搖。風能動,帆能動,但心不能動,心動了,早晚會陷入不可救藥的“困惑”。

在裸官的問題上,首先應該承認的是,裸官不一定是貪官,但是裸官受到社會懷疑的程度相當高。

首先是忠誠度受到嚴重懷疑。憲法規定了愛國是公民的基本義務,黨章規定了黨員領導干部必須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全家移民境外,自己“裸身”在國內當官的行為,無論怎么看,都與上述規定不相符。對國家忠誠度的要求,官員要比普通人高得多。官員,特別是處在重要崗位上的官員,家屬移居海外增加了腐敗外逃和泄露國家機密的雙重風險。

其次是廉潔度受到嚴重懷疑。對于裸官很多人會主觀地將其認定為貪官,要求紀委嚴查。有人覺得這種看法太過民粹,但也不能說一點道理都沒有。以當前中國官員的整體薪酬水平,的確很難支撐子女在國外高昂的留學費用和家屬在國外的生活費用。在官員財產公開尚屬自覺申報和內部公開的當下,公眾有這種懷疑十分正常,作為一個個體可以去解釋,但作為一個群體實際上根本無法解釋。

所以試想,一個官員的忠誠度和廉潔度受到雙重懷疑,他如何能安心體面地坐在領導崗位上呢?辭職是世界上一些國家的官員擺脫“困惑”、保住臉面的常規作法,但我們國家的官員缺乏這個傳統,也缺少這種認識,所以只能像廣東這樣展開大規模的整治,通過組織談話,調整崗位來實現對裸官的治理。相信隨著國家治理力度的提升和官員認識水平的提高,會有越來越多的官員自覺遵守國家法律制度,主動在遷回家屬和辭職之間作出理智的選擇。

官員是國家的精英,個個都是明白人,國家為什么要下大力氣治理裸官,其中淺顯的道理不可能不懂。他們的“困惑”其實來自于長期浸淫其中而形成的一套有悖于常識、有悖于基本是非觀的“官場哲學”和“官場思維”,特權和不受監督是這種思維的精髓。一旦要打破這一切,以法律制度限制官員的權力和權利,所謂的“困惑”也就來了。

事實上,我們看到,無論是中央八項規定還是六條禁令,大到持續開展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小到針對每一個具體節日的送禮規定,中國的反腐倡廉每一步走得都很實、很具體,有四兩撥千斤的意義,就是要讓官場的思維能夠回歸常識,回歸基本的是非判斷,不解決這個問題,反腐只能是緣木求魚。

以廣州市委副書記方旋提前退休為標志,人們已經看到國家治理裸官動了真格的,但是提前退休也好,調整崗位也罷,其實從反腐大局來看,都不過是前期小試牛刀的“溫和”之舉,與之相配套的官員財產全面公開,以及通過加強國際合作追逃貪官等制度建設,才是真正的反腐風暴。如果一些黨員干部還不能及早調整心態和預期,那恐怕就不僅僅是感到“困惑”的問題了。

廣東整治裸官問題，給了兩條出路，要么把家人遷回來，要么接受組織調整，魚和熊掌，不能兼得。結果那些有太太不想離開“花花世界”的官員被悉數調離了重要崗位。光一個東莞，就有127名裸官被調整了工作崗位，這引發了大家的濃厚興趣，全國到底有多少裸官正在承受著兩地分居的痛苦，又義無反顧地挑起事業的重擔的？想想都于心不忍啊。

據說，東莞一位鎮黨委書記反復做妻子工作，但妻子還是不愿意回來，只能由組織調整崗位。在交接會上他唱了一首《渴望》，“悠悠歲月，欲說當年好困惑”，表達自己復雜的心情，在場干部也深受觸動。

一首《渴望》，多少感觸盡在歌中。裸官們都很不容易，親人都不在身邊，生活無人照料，寂寞了也沒人陪伴，依然還能在重要崗位上兢兢業業，守土有責。但是，還有一部分裸官，他之所以迷戀于權力之中欲罷不能，除了當領導的感覺很過癮以外，還有著用權力撈一點好處的動機。把妻子孩子送出去了，后顧之憂就沒了，撈起好處來更加肆無忌憚；跑起路來更加敏捷迅速而已。

這些年，清廉的裸官有，但貪得無厭的裸官也不少。裸官甚至已經成為諸多貪腐案的“標配”，組織問話同事關心，說起來都是一本兩地分居的苦經；可一旦出事，就原形畢露了，那只是早有預謀的“腐經”。裸官某種程度上已經成為附著在行政機體上的毒蛭，貪婪地吮吸著營養，然后隨時準備一走了之。最典型的當屬涉嫌受賄4755萬元的原鐵道部運輸局局長、副總工程師張曙光，其夫人和孩子一直居住在美國，早有裸官之稱，卻在10多年間邊腐邊升，直至給國家造成巨大的損失。

我們相信，一個好的黨員領導干部哪怕離開了親人的陪伴一樣能干好工作，可我們實在無法保證面臨妻子孩子在國外巨大花銷時，官員們一個個在利益的誘惑面前還能心如止水。作為一種預防犯罪的辦法，將裸官從重要崗位上調整下來，其實就是在降低這個高危群體的風險。

不是所有的裸官都有問題，我們不能否認，具體到每個人身上，都有各自“裸”的原因，有為自己預留后路、轉移財產主動裸的；也有因為孩子或者妻子學業事業的發展被動裸的。某種程度上說，遷移是一種自由權利，不管是妻子還是孩子，都有選擇自己生活的權利和自由，但另一方面，黨、國家和人民也有選擇什么樣的人做我們的官員的權利。這一刀切下去似乎有點不近人情，但如果能讓每一位官員對行為和責任有一份敬畏之心，廉潔自律，就不失為一個好辦法。這道制度的籬笆不但該扎，還要好好扎。調離重要崗位只是開始，不在重要崗位并不意味著就沒有貪腐機會了，怎么裸的，資金的來往出入恐怕也要調查清楚。

這不是搞有罪推定，也不是在干涉個人自由、侵害個人權利，你完全可以行使自己的權利，也可以享受自己的自由，但你也不能忘了自己身上的責任。不在重要崗位上了，但級別還在，權力小了，但職責仍在，不管在什么崗位上，工作的熱情都應該是一樣的，裸官們實在沒必要太“困惑”。

如果覺得委屈，其實辭職的大門也一直是敞開的。

目前，廣東基本完成對“裸官”任職崗位集中調整工作，其中調整市廳級干部9名。數據顯示：毗鄰港澳的東莞對127名裸官崗位進行了相應調整，其中處級官員19人、市直單位“一把手”5人，鎮黨委書記、鎮長6人；著名僑鄉江門有128名官員被調整崗位，其中處級官員13人。廣東省委組織部有關負責人透露：“今后，對‘裸官’發現一起，處理一起。”（5月29日《人民日報》）

中共中央2014年1月新修訂的《黨政領導干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明確提出，“配偶已移居國（境）外；或者沒有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國（境）外的”，不得列為考察對象。

在此背景下，廣東省強力治理“裸官”，以雷厲風行之勢開展。不僅如此，在創新工作方法方式上，當地也是毫不含糊。從報道中可知，東莞市委組織部相關負責人透露，細化摸查時，該市一共發放了3萬多份調查表進行調查研究。正是因為做了大量深入細致的工作，涉及這么多人的調整工作進行得非常順利。”

更為重要的是，廣東同時建立起是“裸”必報、隱瞞必核、凡提必限的相應機制，編實、編密、編牢制度籠子，建立起對“裸官”的剛性約束。盡管公眾暫時無從得知廣東這些被調整、處理“裸官”更多更詳盡的信息，廣東相關方面也并未表示要建立起相應的透明公開“裸官”信息的機制，但就當前強力治理“裸官”的實際表現而言，我們絕對應該“點贊”。

廣東當前的做法，對其他地區和城市而言，仍起到了“走在前面”的開創性樣本效應。在同等狀況下，其他地區和城市，亦應有同等強度的強力治理才對。報道中一個細節尤為耐人尋味：東莞一位鎮黨委書記反復做妻子工作，但妻子還是不愿意回來，只能無奈由組織調整崗位。

在交接會上他唱了一首《渴望》，“悠悠歲月，欲說當年好困惑”，表達自己復雜的心情，在場干部也深受觸動。客觀而言，每一次對“歷史遺留”問題的解決，都會伴隨著類似令人感慨的狀況發生。

《渴望》里另外幾句歌詞是，“漫漫人生路，上下求索，心中渴望，真誠的生活”——此輪治理后，制度完善絕對應該讓“裸官”們過上“真誠的生活”，而這更是普通公眾的殷殷期待。

【整頓裸官不是懲戒貪腐，而是在清理貪腐的機會與可能性，它要在尋求干部隊伍純潔性的同時保證其穩定性，在改革形成壓力的同時減少阻力。】

廣州市委副書記方旋提前退休的新聞余熱未了，《人民日報》的報道又將更多廣東清理裸官的信息帶入了公眾視野。據悉，廣東目前基本完成對裸官任職崗位集中調整工作，其中僅市廳級干部就有9名。

對于裸官的處理，廣東謹慎地使用了“調整”一詞，這也大致能代表此次專項行動的基調。根據此前廣東省委組織部制定的工作方案，裸官要么把家人遷回來，要么限時從重要崗位調整下來，只能二選一，不能兼得。以提前退休的方式解決方旋的裸官問題，也正是這樣的思路。

這可能會讓公眾覺得“不過癮”。在大眾視野里，裸官雖不等同于貪官，但肯定有交集。畢竟，裸本身，就是機會、就是準備，就可能蠢蠢欲動，不一一徹查到底終究不讓人放心。方旋提前退休的消息出來后，曾引起論者激烈爭論，對廣東不“深加追究”、不順藤摸瓜查一查腐敗問題的態度也頗有質疑。動機審判，是大眾經歷了眾多裸官出逃事件后的本能反應，也是對地方吏治水平的不信任。

不過，既然裸官不等同于貪官，任何整頓都要在這個差別性上立論。整頓裸官不是懲戒貪腐，而是在清理貪腐的機會與可能性，它要在尋求干部隊伍純潔性的同時保證其穩定性，在改革形成壓力的同時減少阻力。廣東在調整裸官手段上的人性化，其實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改革的可行性。

漸進式的手法，是數十年改革留下的經驗，同樣也適用于吏治整頓。從淺處泅入、以懷柔方式推行的方法，雖然會和理想化結果有差距，但至少保證了改革在可控的局面下進行，不會出現一個系統一個領域的崩潰和亂局。不管在價值上是否有爭議，這個效果都是不爭的事實。

說到底，無論是公眾所要求的反貪深度，還是廣東想達到的治“裸”效果，都需要一些基礎制度的支撐。嚴格的領導干部個人事項申報、官員財產公開，甚至號稱不是為了反腐而推行的不動產登記制度，都是這樣的基礎建制。有它們的成型和成熟，才可能對官員個人情況有動態的管理和追蹤，才可能形成“不易腐的防范機制”。如此，公眾就不會再有“為什么不先徹查再退休（調整）”的質疑，廣東也才無需再付出“對6000名科級以上干部作了調查”“發放3萬多份調查表”之類的成本。

今年1月，中央新修訂的《黨政領導干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將裸官列為不得考察提拔的六類干部之一，而廣東則在此基礎上更進一步，要求裸官在崗位的也要調整。專項治理上，地方敢動、先動、會動是好事，但基礎建制的完成，顯然需要更高層面的統籌。

目前，廣東基本完成對“裸官”任職崗位集中調整工作，其中調整市廳級干部9名。廣東省委組織部有關負責人透露：“今后，對‘裸官’發現一起，處理一起。”（見5月29日《人民日報》）

裸官問題，小則涉及忠誠度、廉潔度，大則涉及社會公平正義和國家安全。我國越來越重視裸官問題了。廣東要求，“裸官”不但不能提拔，已在重要崗位上的也要調整。通過全面摸底調查，通過限時倒逼機制，要求裸官治理省管干部要在4月底前基本完成，其他干部在5月底前基本完成。廣東治裸官，力度之大，態度之堅決，值得點個贊。

不過，裸官離去之時，尤其需要過一道“安檢門”。

通過審計、紀律檢查之類的“安檢”程序，本來就是權力相伴的常態。在正常條件下，官員退出重要崗位，本來就需要進行離任審計，述職述廉、紀檢監察之類的環節，這既是對官員負責，也是對官員任期中德能勤績廉的一次大檢閱。裸官退出，其不論是選擇裸退，還是調整到非重要崗位，不能因為是集中治理，就可以打馬虎眼，更不能因為是“組織要我退”，就產生對個人“安檢”放過一馬的訴求。

事實上，通過“安檢門”，不只是對組織負責，對歷史負責，更是對裸官本人負責。裸官貪腐現象較為嚴重，一些裸官不只是“身在曹營心在漢”，甚至于一有風吹草動就選擇叛逃的情形也時有發生。部分裸官所為，已難免使全體裸官有背負原罪的嫌疑。正是在這一次治理中，廣州市委前副書記方旋不久前提前5個月裸退，就曾引發輿論對其人品官品的物議紛紛。讓裸官過一下“安檢門”，既是對裸官清廉成色的鑒定，又能讓治理后的裸官們更為安心。

通過“安檢門”，還能為裸官治理提供樣本。廣東的裸官治理是一個有益的嘗試，不過，我國裸官生態和清廉成色到底如何？目前似乎尚無權威答案。而裸官退出重要崗位之后，還需要如何加密監管？也是一個需要長期實踐摸索的過程。正因如此，廣東的裸官治理，絕不能在運動式治理中忽視了紀檢和審計約束。感情是感情，法紀是法紀，一碼歸一碼，不能互相代替。

目前，廣東基本完成對“裸官”任職崗位集中調整工作，其中調整市廳級干部9名。廣東省委組織部有關負責人透露：“今后，對‘裸官’發現一起，處理一起。” 根據廣東省委組織部制定的工作方案，對配偶已移居國（境）外，或者沒有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國（境）外的干部，要限時從重要崗位調整下來。（《人民日報》5月29日）

廣東此舉可視為對該省兩年多前頒發的《中共廣東省委關于加強市、縣領導班子建設若干問題的決定》的實踐。在2012年1月，廣東省委組織部要求市縣領導主要領導不能成為“裸官”，上述《決定》要求“對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國（境）外的，原則上不得擔任黨政正職和重要敏感崗位的領導職務”。

廣東大刀闊斧治理“裸官”現象，有其僑鄉廣布的現實迫切性。例如在這次整治中僅江門就調整了128名“裸官”，其中包括13名處級干部。在類似僑鄉，丈夫在國內打拼，妻兒在國外生活乃至取得外籍身份是普遍現象。這本是公民自由遷徙的合法權利，但是對擔任黨政機關主要領導的官員來說，限制其親屬移民出國（境），是復雜反腐環境下廉政建設的必然選擇。

廣東為“裸官”提供了兩種選擇：要求官員親屬回國或調整崗位，并沒有一刀切地阻止官員家屬到國外追求他們理想的生活，展示了合法合情合理的態度。也并非直接處罰相關當事人，而是調整其工作崗位，或者令其提前退休。例如這次因“裸官”提前退休的最高級別官員——廣州市委原副書記方旋，實際上離60周歲屆滿年齡也就只有幾個月。

這種做法既兼顧了廣東僑鄉廣布的實際情況，又展示了反腐斗爭的決心。在官員個人財產監控和公示制度尚缺條件，還沒有普遍實施的情況下，控制官員不當得利的“出口”是反腐的重要一步。把官員的海外出口給徹底切斷了，也有利于挽回貪腐案件給國家和人民造成的損失。

從1997年中辦、國辦頒發《關于領導干部報告個人重大事項的規定》（已廢止），在黨和國家文件中注意到“裸官”現象，到《關于對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國（境）外的國家工作人員加強管理的暫行規定》，明確提出領導干部的配偶子女如果移居海外需要向上級報告，國家對“裸官”現象的治理已有十多年進程。其中，2009年深圳出臺《關于加強黨政正職監督的暫行規定》，首次提出“裸官”不得擔任黨政部門正職，在地方黨政機關中較早出臺限制“裸官”的實際措施。不難看出目前較發達、開放地區的行動更有力。隨著國家對外開放不斷深入，中西部地區的“裸官”現象也防不勝防，這些省份也需效仿廣東，盡快采取得力措施。

此外，治理“裸官”現象需全局運作，同時要堅持程序正義，將涉及“裸官”簡任的規定納入法治框架。近些年“科長”貪污千萬元乃至上億元的新聞屢屢出現，說明有必要將低級別官員乃至一般辦事人員納入“裸官”監控。以黨的文件形式限制“裸官”擔任主要領導干部，雖直接有效，但其覆蓋面還有局限。例如，如何對待非黨員的公務員以及進入公務員系統的海歸人才，還需要通盤考慮。

更重要的是，對“裸官”處理應制定更明確流程，有條件的地方可以制定地方法律，清晰規定“裸官”享受的權利和受到的限制。比如說以區分類似“政務官”和“事務官”的方式劃定“裸官”任職范圍。

【“裸官”治理不僅要推動，更應在公開透明之下進行，這不僅為了保障公眾知情權，同時更是保證“裸官”治理走向深入和保證長效的不二之選。】

據《人民日報》報道，自今年1月新修訂的《黨政領導干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要求約束“裸官”之后，廣東各地開展了一項旨在摸清全省國家工作人員中“裸官”情況的全面調查。目前，廣東基本完成對“裸官”任職崗位集中調整工作，其中調整市廳級干部9名。此前原廣州市委副書記方旋被勸退，一度引起熱議。

媒體披露的廣東“裸官”治理行動，信息不可謂不豐富。東莞調整127名“裸官”崗位，其中處級干部19人、科級干部及其他國家工作人員108人，市直單位“一把手”5人，鎮黨委書記、鎮長6人。江門128人被調整崗位，其中處級干部13人，科級干部及其他國家工作人員115人。揭陽、茂名各有“裸官”2人，潮州、河源各有“裸官”1人……

這是“裸官”話題自進入公共輿論場以來，公眾第一次從官方渠道獲得“裸官”數據和細節，毫無疑問，這是一個突破。當然，媒體的報道還不全面，接下來，廣東有關方面還應當就“裸官”治理做更詳細的信息披露。包括被查出“裸官”的姓名，子女配偶情況，以及崗位調整后的情況等。這些官員的信息，涉及公權力，本不屬于隱私權保護范疇。

此外，廣東初步曬出了“裸官”治理的成績單，那么其他地方呢？細心的人可以注意到，近段時間以來，幾乎所有關于“裸官”治理的信息，無論是官方主動披露，還是媒體自發報道，都來自于廣東。廣東作為沿海省份，開放前沿，“裸官”問題比較嚴重，這并不令人意外。不過，其他地方難道就不存在“裸官”問題，怎么不見半點披露？

按2010年出臺的《關于領導干部報告個人有關事項的規定》，領導干部應該每年報告配偶、子女在國（境）外從業的情況和職務情況。也就是說，各地應該都掌握“裸官”的大體情況，那么在中央明確要求“裸官”不得列為干部考察對象的情形下，就應有積極的行動。

不見其他地方暴露“裸官”問題，只有兩個可能：一是對于中央治理“裸官”的要求，明里暗里抵制，采取拖延戰術；二是雖然在貫徹中央的精神，一直查“裸官”，但是顧及政府以及官員的面子，采取了內緊外松的辦法，不愿意讓民眾知道內情。

如果是第一種，那就是嚴重的失職，坐視“裸官”占據重要崗位，寬容“帶病提拔”，這屬于縱容與包庇，對此，理當嚴查主事官員的責任。如果是第二種，則顯示出處理“裸官”態度軟弱。公開“裸官”天塌不下來，就像廣東，接連傳出“裸官”被處理的信息，并沒有傷害地方政府形象，相反，得到的更多是肯定和稱贊。

“裸官”治理不僅要推動，更應在公開透明之下進行，這不僅為了保障公眾知情權，同時更是保證“裸官”治理走向深入和保證長效的不二之選。有了強大的公眾監督，一些隱蔽的“裸官”將不得不現身，“裸官”的治理才能避免反復循環的怪圈。

目前，廣東基本完成對“裸官”任職崗位集中調整工作，其中調整市廳級干部9名。廣東省委組織部有關負責人透露：“今后，對‘裸官’發現一起，處理一起。”廣東要求，“裸官”不但不能提拔，已在重要崗位上的也要調整。（5月29日《人民日報》）

對“裸官”的嚴格要求，源于國家政治生態的需要。公職人員需要有基本的政治倫理素養，需要有對國家、對民族的歸屬感和認同感。從“裸官”的“表現”來看，他們恰好反向而為，家人和財產都已“外流”，公眾自然沒有理由來相信“裸官”為國、為民服務的誠懇度，其公職身份的合理性、合法性自然受到質疑。

當然，從個人的自由權利而言，“裸官”并不一定違法。但狡兔三窟的“混亂”，以及潛在的外逃可能性，都會給公眾傳遞消極的信息，最終影響了黨政機關干部的整體形象，尤其是社會責任感和公共道德方面。所以，從這個層面上說，“裸官”還是觸及了公眾利益，不能完全否認其“違法”的可能。

客觀而言，“裸官”雖然不等于貪污腐敗、“外逃預備”，但卻難逃瓜田李下的嫌疑。“裸官”因為“配偶已移居國（境）外；或者沒有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國（境）外”，所以沒有后顧之憂，我們甚至可以假想他們會“放手一搏”。事實也已證明，“裸官”外逃已先例無數，甚至形成了官員外逃的基本套路，被網友戲稱為“外逃三部曲”：走家人，走廟堂（財產），最后走和尚（“裸官”本人）。所以對國內尚存的“裸官”，我們采取必要的措施，也就順理成章了。

從近期各個層面對“裸官”的處理情況看來，還是適時、理性的。從浙江到廣東，我們對“裸官”的官員本身，并不是一棍子打死，而更多的是理性地讓其在公職與“回歸”之間選擇。誠如廣東省委組織部表態，“對‘裸官’從嚴管理、限制提拔、調整崗位，不是最終目的，最終還是要建立良好的政治生態”。基于此目的而采取的措施，并不是為了“絕殺”“裸官”本身，而是為了建立一個更加純潔、可靠的政治隊伍。簡而言之，就是魚和熊掌之間不容“裸官”徘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