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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平度帳篷縱火案有了初步結果。包括村委會主任、工地承建商在內的7名嫌犯已被當地公安機關刑拘。盡管許多細節諸如縱火的原因、征地的程序、補償款的到位情況，還有待進一步調查，但一死三傷的慘痛現實，足以令人深思。

回看這起事件中的許多元素，讓人似曾相識。一方面是農民堅稱土地征收過程中有明顯的不公正和不合理；一方面是基層政府不斷重申征地的合法性和程序的正當性；一方面是涉事農民情緒激憤要死守土地；一方面是開發商心急火燎想強行突進。最終，問題鬧大、矛盾激化，甚至像平度事件這樣，付出慘痛的生命代價。這樣的結果，在強調以人為本、建設法治中國的今天，是無論如何都不能允許出現的。

征地問題、補償問題為什么常常成為“火藥桶”？基層的現實較為復雜。征地拆遷過程中，不能說所有的補償訴求都合理合法，也不能說沒有個別當事人漫天要價的情況存在，但許多時候，在土地糾紛等各類沖突中，一些基層政府沒能盡力維護群眾利益，是其中的關鍵。換句話說，往往是因為程序存在瑕疵、或是群眾利益受損，才會在征地過程中出現問題、產生矛盾，成為事件升級的“導火索”。

應當承認，伴隨著工業化、城鎮化的推進，征地拆遷不可避免，土地作為資源要素的重要價值日益凸顯，導致圍繞土地的矛盾之爭日益復雜。與此同時，基層工作千頭萬緒，發展要求壓力山大，基層干部的工作殊為不易，但無論問題如何復雜、任務如何繁重，都不能忘了發展的目的是什么，都不能不顧群眾的“權”與“利”。如果漠視群眾訴求，公開環節走過場，決策環節變黑箱，甚至以權謀私與民爭利，社會的和諧穩定如何能夠保證？

維權是維穩的基礎，維穩的實質是維權。這些年來，中央一直這樣強調。從政府文件到法律法規，都要求征地的決定與程序必須具有合法性，征地過程中必須落實信息公開的要求，確保群眾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然而，在一些土地征收糾紛中，基層在維群眾之權方面未能盡到應有責任，甚至存在官商勾結的“強征利益鏈”。群眾的維權之路又比較艱難——就像此次平度村民，就土地征收的合法性問題多次反映，并用搬進帳篷這樣的極端方式表達訴求，如果當地能認真傾聽、公正評判、果斷解決，何至于小事拖大、矛盾升級，傷及村民生命？

“權利”是征地過程中的核心問題，徹底解決征地糾紛，也應從保障權利上突圍。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要“縮小征地范圍，規范征地程序，完善對被征地農民合理、規范、多元保障機制”，“建立兼顧國家、集體、個人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機制，合理提高個人收益”。這些要求的指向十分明確，征地拆遷需要“合理提高個人收益”，讓農民在城鎮化過程中受益。這應是各級政府在處理土地征收拆遷中必須牢記的底線思維。這樣的改革全面推開、完全落地，必能大大減少土地征收糾紛，避免極端沖突。

平度事件的處理，不能只是對縱火者繩之以法，更應直面案件背后的土地問題。從維護群眾利益出發，對責任各方徹底問責追究，舉一反三，深層施治，類似的土地風波才不會重演。

杭州市政府25日宣布，3月26日零時起正式實施機動車限牌。而一份與當天發布會材料如出一轍的“新聞通稿”在限牌前夕便熱傳網絡，引發政府消息被泄質疑。杭州市交通運輸局副局長表示，“會追查消息泄露原因”（3月26日中新網）。

關于限牌的政府“新聞通稿”，在正式發布之前便遭到“泄露”，這當然會令當地政府很窩火、很尷尬、很被動。因為不僅令原本政府預期的“突襲”效果大打折扣，也加劇了此前有關限牌信息的混亂程度，既讓當地大多數不知情的市民感到無所適從，同時也讓少數提前獲得限牌信息者可以趁機漁利。據悉，25日晚在杭州某4S店，一男子買了70輛面包車……

不過，當地政府如果因此便要“追查消息泄露原因”，在筆者看來，顯然又并不靠譜。道理很簡單，“政府信息泄露”的一個基本前提是，該信息確屬不得提前公開的政府信息或“國家秘密”，而“機動車限牌”無疑明顯并不屬于這樣的政府信息。如依據《政府信息公開條例》，“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切身利益的政府信息，應當主動公開”；《保守國家秘密法實施條例》，“機關、單位不得將依法應當公開的事項確定為國家秘密”；而《國務院關于加強法治政府建設的意見》更明確規定，“制定對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權利義務產生直接影響的規范性文件……未經公開征求意見、合法性審查，不得發布施行”。

這也就是說，諸如“機動車限牌”這樣“涉及公民切身利益”的政府信息、決策，地方政府不僅沒有權利提前保密、擅自定為秘密，而且有義務提前主動公開、“公開征求意見”，否則，不僅不及時公開政府信息的做法涉嫌違法，甚至相關政府決策本身的正當合法性，也會顯得十分可疑。

因此，面對“限牌信息泄露”，筆者以為，當地政府與其忙著“追查泄露原因”，還不如從“信息公開”角度，檢討反省“突擊”式政府信息發布的合理合法性。如所謂“太過敏感”，能否成為一個不及時公開政府信息的合理合法理由？如果“敏感”是因為“涉及公民切實利益”，這豈不恰恰正是一個必須及時公開、提前“征求意見”的理由？

3月25日19點，杭州市政府召開新聞發布會，突然宣布“限牌”政策。結果是政府損了聲望，百姓癟了錢袋。一個為治理城市病而努力的政策，得到如此“雙輸”反應，教訓深刻。

限牌限行，關系到治堵、治霧霾，本意是為公眾謀福利。可是，“限牌”消息發布之前，市場上已經傳聞四起，市民紛紛搶購。而政府部門則莫測高深，甚至一直在否認，給大家留下反復“辟謠”的印象。4S店似乎早就知情，百姓成為完全被動等待的那一群。決策者真的得好好反思一下了。

一直說不會“限牌”，結果突然推出，這種突然襲擊的方式，據稱是為了不給政策獲利留空間，但實際上不過是把權威信息發布權交給了4S店。一些4S店群發短信，言之鑿鑿，呼吁“速來購車，通宵營業”。普通百姓四處打探，一片驚惶。短短幾天，有銷售商完成了平時不可想象的巨量銷售額，在政策風聲中賺得盆滿缽溢。而消費者甚至慌亂到對買什么車還一頭霧水就匆匆下單。

杭州近年來推行開放式決策、民主促民生，的確做了不少努力。但是這些努力在此次“限牌”中為何沒有經得起考驗？可見這些先進理念并沒有真正在有關部門和有關人員心中扎下根來。新聞發布會后，杭州市交通局副局長解釋說，搖中比例約1∶4.7，就算競價估計也會在一萬三四千元。有網民評論：看了解釋，發現搶購完全沒必要。為何事前要對公眾遮遮掩掩呢？原因在于有關部門習慣了“密室政治”，對與公眾緊密互動下的施政方式可能帶來的正面效應，心中無數，沒有信心。

今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第一年。全面深化改革難免要啃硬骨頭、過險灘，此次杭州“限牌”最大的敗筆也許在于，此前杭州有關部門多次傳遞出不會限牌的信息，最終又自己翻盤，其實質是把政府的公信力看作小事，難怪被網民譏為“不誠信”。這種對于政府公信力的透支，其負面作用到底有多大？會給今后推進其他改革造成什么困難？有關方面應當深入反思，并盡快采取行動。

杭州市26日零時開始對汽車實行限牌措施，它成為中國第七個這樣做的城市。限車牌的消息總能刺激杭州車市，高度敏感，之前市政府幾次否認，與消費者就像“貓捉老鼠”一樣。直到25日晚市政府最終確認限牌，結果杭州車市徹夜火爆，幾乎所有現車銷售一空。

汽車銷售市場竟像股市一樣，能被一個信息推向癲狂，這大概只在中國才會發生。中國從一個自行車王國轉瞬變成汽車王國，也像個夢一樣，只是很多人爭議這究竟是好夢，還是噩夢。

中國的汽車如果像美國那樣發展，保有量早晚要破七八億輛，而目前是1億多，大約是美國的一半。但中國汽車在大街上跑著的比例要遠高于發達國家，而且在超大城市扎堆。歐美城市周末的街道很多是空的，中國大城市周末里像平日一樣擁堵，甚至更堵。

限制汽車上路是中國大城市必須做的事，不那么做它們都將癱瘓。關鍵是如何限。限車牌是方法之一，而且被一些人稱為是“行政成本最低”的“懶政”方式。其他的選擇還有很多，比如車可以隨便買，但在市中心道路行駛要交擁堵費，并把停車費提得讓普遍人感覺像被割肉等等。

有些人認為后面的方法“更市場化”，也更公平。其實未必。后一種做法等于把市中心的道路拱手讓給了富人，還有公車，而算計開車成本的老百姓只能去郊區“兜風”了。

既然“限”，就有潛在的不公平，無論被哪種排序限掉的人，都是自由駕駛權利的受損。中國大城市一致首選限車牌，這是源于現實主義的考慮。

盡可能不刺激現有擁車的龐大群體，而是提高新擁車者的門檻，這對各大城市都是易推行、麻煩少的選擇。像北京，已有500多萬汽車，至少關系上千萬市民的利益。讓他們交額外的市中心道路擁堵費，很可能會立刻“炸鍋”。北京曾提出這一政策建議，遭到輿論的群起攻之。而限車牌，公眾的反彈要小很多，它也的確較順利地得以實施。

中國7個大城市先后限車牌，沒有一地出現大的波折。而如果換成對現有車輛的額外收費，情況大概就截然不同了。

限車牌有很多“理”上的漏洞，但卻能實施得動，這就是中國的現實。其他方式可能聽上去更合理，但推行它們卻意味著利益調整的大動干戈，因此很多城市都沒敢嘗試去做。

然而我們認為，一些嘗試還是有必要的。中國的城市普遍太大，人口高度密集，建設一流的公共交通很重要，但非一日之功。未來對機動車的限制措施有必要多樣化，或者在局部搞多管齊下。比如北京市已有限車牌和按尾號限行兩項措施，如果問題仍很嚴重，新的限制性措施就可能成為被迫選擇。

很多人羨慕東京等發達大城市的交通文明，汽車保有量那么多，但擁堵卻不嚴重。我們很容易將自己的問題歸咎于政府治理能力的欠缺。然而事情要比這個結論復雜得多。

中國是因為人多而資源被攤得很薄的國家，很多事情都面臨“限”的困境。它們沒有一個是讓所有中國人都開心的事情，但中國社會需要對“限”擁有超越自由主義的理解。這是走向現代化對我們的基礎性期待。

▲(作者是環球時報評論員)

杭州限牌，言之鑿鑿之時，即是政府信用擔保之時。辟謠時說“請別相信”，謠言成真后讓公眾“請別相信”的會是什么？

多次辟謠后，杭州市突然在25日19時召開新聞發布會，宣布從26日起開始限牌。大批市民一面在“限牌倒計時”期限內搶購車輛，一面質疑如此做法有損政府部門公信力。

無論從公共政策應遵循的程序還是實際效果看，質疑之聲都有道理。限牌政策屬于典型的公共政策，理應經過與市民充分討論的程序才可實施。即使出于治理城市交通的急迫需要，擔心漫長的、難以取得共識的討論會遲滯治堵進程，也理應讓市民享有知情權，將限牌作為可能的政策選項公之于眾。

或許是出于擔心市民們搶購車輛囤積車牌的考量，因此杭州市治堵辦在限牌之前諱莫如深。但事實上，不透明的決策過程比透明的決策過程更易引發市場騷動。限牌生效前新聞通稿的曝光和4S店的人山人海，既強化了“小道消息”的可信度，消解了政策發布應有的權威性，也將限牌演繹成了一次規模巨大的促銷活動。這表明，由政府部門單方全程主導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實施，不一定就能保證秩序的穩定。相反，可能會有意無意地生成尋租空間。

尤為令許多網友不解的是，在宣布限牌前不久，有關部門還一而再、再而三地辟謠，表示杭州不具備限牌條件。在現有的決策機制下，公共政策尚不習慣于與公眾溝通或還可以理解，希望決策效率高亦可理解，但何以要采取逆導向的方式誤導公眾？言之鑿鑿之時，即是政府信用擔保之時。辟謠時說“請別相信”，謠言成真后讓公眾“請別相信”的會是什么？

輕易抵押政府信用而不顧忌由此可能產生的副作用，如果不是決策部門之間缺乏協同，就是過于相信政府部門權力的力量，而不擔心信用問題。由此透射出來的，是管理社會而非服務社會的慣性思維。

如果公眾習慣了無所適從，社會就可能變得無所適從。這正是需要強調程序正義，強調政府保持公信力的原因所在。盡管杭州限牌之前，已有五個城市先行，但限牌措施畢竟屬于試行。作為強力的行政手段，限牌固然可能在一個階段內起到治堵作用，但長期來看，治理擁堵需要城市規劃的優化、區域職能的清晰等一系列城市治理的政策組合包升級才能實現。此外還需看到，杭州空降式限牌所產生的效應是有可能溢出的。假如其他城市準備實施類似政策，人們是否還能相信？

一個不夠縝密的決策過程，就可能反復削弱公信力，這是杭州空降式限牌最令人擔心之處。避免這種情況并不難，決策時別隱藏別誤導。透明，是政策推行最經濟的方式。

破解交通擁堵等城市病，僅靠“限購”難以奏效，還需跳出“路少了修路，車多了限購”的思維定式，以更加系統而科學的視野，謀劃城市的發展

繼京津滬和廣州等地實行了小汽車的限購政策之后，25日19時，杭州宣布，從3月26日零時起，實行小客車總量調控管理。這意味著，今后杭州市民將通過搖號和競價兩種方式獲得購車指標。

盡管這種先前多次辟謠、而又“突襲式”發布政策的做法，引起不小爭議，但其折射的城市發展問題卻是確定的。如今，交通擁堵，已經成為不斷蔓延的城市病，且“病情”越來越重。“堵在路上”讓人“活受罪”，進不得、退不得的趴窩，蝸牛式的蠕動，無頭蒼蠅式的找不到地方停車，相信不少有車族都有體驗。

總體看，我國正在“汽車社會”路上加速前進。曾幾何時，小轎車對中國百姓而言，是遙不可及的超級奢侈品，別說可望而不可即，連“望”的想法也不敢有。然而，就這20多年的時間，私家小汽車在城市里已經相當普及。這是國家發展的一個縮影，也是人民生活水平極大提高的一個鮮活例證。汽車的消費與生產，相互促進，使中國迅速成為汽車生產和消費的大國。

有人打過這樣一個比方，“發展像燃燒，燒掉資源、產生GDP，但也帶來污染”。此話不準確，倒也道出一個事實：發展起來以后的問題真的不少。其實消費也是“資源燃燒”的過程。就個人消費而言，錢雖然是自己的，資源卻是公共的。從這個意義上講，任何消費都是一種社會行為。作為公民，對社會都負有一份責任。

有車而不濫用車，是一種負責任的體現。丹麥是一個發達國家，私家車早已普及，但是，據長期在那里生活的朋友說，他的房東凡出行低于10公里路程的，從來不開私家汽車。如果說，“限購”是一種硬約束的話，那么，“讓少開車成為一種時尚”則是一種“軟自覺”。有句話說得好，法律是最低的道德，道德是最高的法律。形成低碳的生活方式，既需要法律的外在規范，又離不開道德的內生動力。

有人說，也想少開車、也想綠色出行，但是，看看上下班高峰時的地鐵和公交，那不是另一種“活受罪”是什么？這也是實情。由此提出了更深層的問題，如何發展舒適快捷的公交，讓人們的低碳出行有更堅實的支撐？這是一項復雜的社會治理課題。不管怎么說，破解交通擁堵等城市病，僅靠“限購”難以奏效，還需跳出“路少了修路，車多了限購”的思維定式，以更加系統而科學的視野，謀劃城市的發展。

　　CFP供圖

3月25日19時，杭州市政府召開新聞發布會，突然宣布“限牌”政策。結果是政府損了聲望，百姓癟了錢袋。一個為治理城市病而努力的政策，得到如此“雙輸”反應，教訓深刻。

限牌限行，關系到治堵、治霧霾，本意是為公眾謀福利。可嘆的是，“限牌”消息發布之前，市場上已經傳聞四起，市民紛紛搶購。而政府部門則“故作矜持”，莫測高深，甚至一直在否認，給大家反復“辟謠”的印象。4S店卻是看起來早就知情，百姓成為最不知情、完全被動等待的那一群。決策者真的得好好反思一下了。

一直說不會“限牌”，結果突然推出“限牌”，這種“突然襲擊”的方式，據稱是為了不給政策獲利留空間，但實際上不過是把權威信息發布權交給4S店。短短幾天中，有銷售商完成了平時不可想象的巨量銷售額，在政策的風聲中賺得盆滿缽滿。而消費者甚至慌亂到對買的車還一頭霧水就匆匆下單。

人們不禁要問：為何事前要對公眾遮遮掩掩呢？原因在于有關部門習慣了“密室政治”，對在與公眾緊密互動下的施政方式可能帶來的正面效應，心中無數，沒有信心。

此次杭州“限牌”最大的敗筆也許在于，此前杭州有關部門多次傳遞出不會限牌的信息，最終又自己翻盤，其實質是把政府的公信力看作小事，難怪被網民譏為“不誠信”。這種對于政府公信力的透支，其負面作用到底有多大？會給今后推進其他改革造成什么困難？應當如何設法加以補救和挽回？有關方面應當深入反思，并盡快采取行動。

（新華社記者 方益波、魏董華）

3月25日19時，杭州市政府召開新聞發布會宣布，從26日起開始限牌，這一“突然襲擊”讓當地很多市民不知所措。

此前，已有限牌傳聞出現，甚至有“新聞通稿”在網上流傳，杭州車市幾度升溫，但杭州市治堵辦對于限牌多次辟謠，并認為“這是車商為了刺激消費進行的炒作”。如今，傳聞、“通稿”都已坐實，當地政府似乎強作鎮靜，聲稱要嚴查消息如何從內部走漏。這種態度，比突襲本身更讓當地人憤怒。

去年12月，天津市在限牌前5個小時才發布消息，令消費者措手不及。2012年，廣州宣布限牌，也是搞的“突然襲擊”，似乎成為一種示范。有這些現成經驗參照，杭州“突襲”限牌，或者其他城市照做，都不叫人奇怪了。如果不是走漏了消息，讓“新聞通稿”瘋傳，逼得當地政府煞有介事地辟謠、追查，限牌突襲可能都已習以為常，甚至成為沿襲的“慣例”。

限牌這類重大決策，容易引起社會“非理性情緒”，容易激起輿論反彈，政策往往面臨較大沖擊，政策突襲、不留回旋余地，是看似果斷的選擇。但前腳辟謠，后腳出臺，幾乎毫無掩飾的成為欺騙。盡管很多時候，一些所謂的決策公開經不起質疑，程序合理性有太多問題，好在還有基本形式。形式上的公開變成突襲，乃至說謊，這不得不引人警惕。

曾見一些政策周旋方式，好在有過“放風”，有試探民意的做法，顧忌到輿論感受，要避免硬碰硬。現在政策突襲演變為輿論感受全然不顧，對一個即將施行的政策且直接以辟謠的方式否定，更無異于說謊。這種辟謠的邏輯是，沒有以正規渠道、權威形式發布的信息，可以直接否認，而不管它是否真實，是否牽系重大公共利益。甚至，此前的傳聞已經證實，“新聞通稿”提供的政策施行日期無比準確，這種情況下，當地政府的第一反應居然是對如何走漏消息予以追查，緣何要如此避重就輕？

所謂政府形象、公信折損，這對一些地方政府來說已經不足為懼了。人們大概不會具體惦記廣州、天津或者杭州政府聲譽如何，看看那些批評的聲音，大多是單純指責的杭州政府嗎？政府公信、形象抽象而籠統，正因如此，也沒有哪一級政府直接承擔失信的代價，而所有的代價在慢慢累積中，承受者、兜底者是整個國家權力系統。也就是說，一些地方政府以透支國家權力信用的方式，緩解地方治理之急。惟其如此，一些地方政府說謊變得有底氣。

當前地方治理中，城市化、現代化時期的問題到了井噴期，這對地方治理者提出巨大考驗，同時帶來重大問題：決策合法性成為不必要的包袱，從偷偷卸掉，到直接丟棄。很多重大治理問題原本需要一個社會消化的過程，所以需要決策公開；但治理者更多想要的是當期解決，在任內解決，立竿見影，至少要有與問題重大性相匹配的“大動作”馬上拿出來，顯示作為，決策突襲甚至會被認為是一種行政魄力，譬如追查消息如何走漏可能不是掩飾，而是當然要表現出來的決絕姿態。

假如政府決策與公眾輿論從互動變成周旋，從周旋變成打擦邊球、捉迷藏、兜圈子，直至變成突然襲擊，最終連表面文章都不做，說謊都可以接受，這就成了一個蛻變的過程，非常值得警惕。

對政府部門朝令夕改、“辟謠”變成“謠言”，需要在行政訴訟法中增設公益訴訟，允許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對政府失信行為提起行政公益訴訟，讓有關單位和人員為政府失信承擔法律責任，推動政府部門嚴格依法行政，嚴守對公民和社會的行政承諾。

杭州市政府3月25日19時宣布，26日零時起正式實施機動車限牌，對市行政區域內小客車實行增量配額指標管理，增量指標須通過搖號或競價方式取得。一份與當天發布會材料如出一轍的“新聞通稿”，在限牌前夕便瘋傳網絡。杭州市交通運輸局負責人表示，將追查消息泄露原因，稱保密是因為限牌太過敏感，總結其他已推“限”城市經驗，選擇“突然襲擊”方式更為保險。（相關報道見B2版）

北京、上海、天津、廣州等幾個城市實行機動車限牌的情況表明，在正式實施之前，有關限牌的政策信息的確十分敏感。《政府信息公開條例》規定，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切身利益的政府信息，行政機關應當主動公開，按理說，機動車限牌涉及眾多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的切身利益，有關政策信息政府應當主動公開。《條例》同時規定，“行政機關不得公開涉及國家秘密、商業秘密、個人隱私的政府信息”，如果預判提前公布限牌時間可能引發搶購風波，在一定范圍內造成較大混亂，那么，政府有理由將限牌政策信息確定為“國家秘密”，按規定不予公開。杭州市政府在政策實施前5小時正式發布政策信息，正是出于這樣的考慮，其初衷無可厚非。

然而，從杭州多家4S店提前進行零時前售車開票演練、大量屯車待售、短信通知客戶搶購等情形看，限牌政策信息事先已被汽車商家“捕獲”，那份事先在網上流傳的“新聞通稿”，更是限牌政策信息被人為泄密的鐵證。幾天來若隱若現的限牌傳言，以及限牌前流出的言之鑿鑿的“新聞通稿”，不但使限牌政策信息提前成為公開的秘密，也充分暴露了政府決策部門與汽車商家之間的曖昧關系，使政府決策的嚴肅性、公正性大打折扣。

更嚴重的是，由于杭州市政府有關部門之前多次就限牌傳言“辟謠”，一再說“杭州目前不會限牌，暫時也沒有限牌計劃”、“限牌根本還沒有提上議事日程”、“目前方案還沒有提上議事日程”，絕大多數市民已經相信，杭州短期內的確不會限牌，并對不限牌的政策方向予以充分理解。現在來了個一百八十度大轉彎，限牌政策突然從天而降，讓廣大市民措手不及，政府部門之前的“辟謠”，本身也成了不折不扣的“謠言”。從邏輯上說，造成如此尷尬可能有兩種情況，一是之前有關部門并未掌握核心的政策信息，“辟謠”時表態太輕率，把話說得太滿；二是之前的“辟謠”沒有問題，但后來由于某些原因，管理政策出現重大轉向，緊急出臺的限牌政策，與官方之前的表態形成尖銳沖突。無論是哪種情況，政府部門說話不算話，政府“辟謠”反成“謠言”，都對政府決策的權威性和公信力造成了巨大傷害。

政府塑造公信力何其艱難，政府公信力受損卻在一夜之間。杭州“限牌泄密”事件后，為修復受損的政府公信力，必須查清限牌政策信息是如何泄露的，對其中涉嫌泄露國家機密的單位和人員，應依法嚴厲處罰，涉嫌犯罪的須追究刑事責任。如果只是像有關負責人所言“追查消息泄露原因”，明顯是把泄露消息的性質看輕了——這里的“消息泄露”不是一般的違規違紀行為，而是破壞政府決策嚴肅性、公正性的嚴重失范失信行為，是涉嫌泄露國家機密的違法犯罪行為，必須依法究責懲處。

從長遠看，對政府部門朝令夕改、“辟謠”變“謠言”，需要在行政訴訟法中增設公益訴訟，允許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對政府失信行為提起行政公益訴訟，讓有關單位和人員為政府失信承擔法律責任，推動政府部門嚴格依法行政，嚴守對公民和社會的行政承諾。以行政公益訴訟施加法律責任和社會壓力，加強對行政公權力的監督約束，政府部門才能更加謹慎用權、節制用權，更加珍視自身的形象和公信力，以高度的誠信和責任為社會提供公共服務。

公共政策決策時保障公眾的知情權和參與權，既是尊重公民合法權益，也往往能安撫社會反彈情緒，贏得公眾的支持

25日，杭州市政府宣布從次日零時起，對小客車采取總量控制措施。與之前的天津相似，限牌決定當天宣布次日執行，這讓不少購車者措手不及，引來質疑一片。

車牌究竟該不該限？限令背后，是日益擁堵的城市交通和不斷爆表的霧霾天氣。據環保部門測算，杭州市機動車尾氣排放對大氣PM2.5的“貢獻”率高達39.5%。現實如此嚴峻，他城亦有先例，限牌不為無因。但也有人說：事先為什么不舉行聽證會？

預判政策效果，“突襲”也許不無道理。一旦預先放出風聲，搶購行為可能會發生，私家車的數量可能會迎來一個新高，本為減增長，變成大家搶，這與治堵治污的初衷不符，起碼會打很大的折扣。

然而，從社會治理的規范化、程序化角度看，涉及重大公共利益和群眾切身利益的新規頒布前，應該進行聽證，廣泛聽取涉及者的意見。

一項涉及人數眾多的公共政策，往往有難以預料的社會成本。政令暢通需要公眾的參與、支持和合作。所以，現代治理往往在決策環節引入公眾的參與，充分醞釀各方意見，盡可能使一些不必要的矛盾早早化解。保障民眾的知情權和參與權，既是尊重公民合法權益，也往往能安撫社會反彈情緒，還可以對決策起到必要的監督和制約，參與感也會增強公眾對政策的支持。把決策的原因說清說透，大多數群眾是通情達理的。不信任，反而會帶來治理上的麻煩。

“突襲”限牌令引發的爭議，背后隱藏著社會治理的大課題。現代治理體系好比一架精密而復雜的機器，運行得合法、順暢、高效并得到廣泛的社會認同，離不開政府主導、各方參與的系統治理。在利益分層日益細化、需求日益多元的復雜態勢下協調各方利益，需要拓寬公眾參與渠道、健全公眾參與機制，形成社會治理人人參與的局面，而不是“關門治理”。

限牌作為治理空氣污染的權宜之計，一些城市或許不得不做，但是，在做的過程中，也得遵守基本的法治底線，摒棄簡單粗暴的做法。

據新華社報道，25日19時，杭州市政府宣布次日起開始汽車限牌。此前的限牌傳聞已經讓杭州車市幾度升溫，但杭州市治堵辦等部門多次辟謠，稱杭州公共交通體系以及路網建設尚不具備限牌條件，限牌是車商為了刺激消費進行的炒作。

杭州可能限牌的消息，從2011年就開始流傳，幾年時間內，當地多個政府部門十余次辟謠，甚至就在幾天前，杭州治堵辦還“無此消息”，可轉眼就以實際行動為謠言正名。盡管突襲式發布限牌消息，已有廣州、天津等地的“經驗”在先，杭州這次出爾反爾的做法，還是引來了更多批評。

如果是為了正當理由，限牌完全可以開誠布公地進行。最先推行汽車限購的北京，在政令發布前一周，進行了意見征集，至少給了市民心理緩沖期。隨后的廣州、天津等地，已是等而下之，搞的是突擊發布，當時輿論就多有批評。現在杭州非但沒有汲取教訓，反而是“比差”路數，如此搞突襲，凸顯了政府部門的言而無信。

無論出爾反爾還是搞突襲，城市政府可能會說有“苦衷”，擔心提前泄露限牌消息，會導致購車量的爆發式增長。但問題在于，似是而非的各種謠傳，已經數次催熱杭州車市，讓很多市民把買車計劃提前。就在杭州要宣布限牌前夕，“新聞通稿”已在網上流傳，一些4S店也拿到“絕對準確”的消息，并開始大力促銷。

換言之，汽車銷量非正常猛增并未避免，反而搭進去了政府公信。為什么一些4S店比民眾更早知道消息？在敏感時刻，更早一些知道消息，就意味著把握一次謀利機會。還有媒體報道，此前杭州有“神秘買家”突擊買進100多輛車，該土豪總計屯了千余車牌。很多網友也追問，他是有內幕消息的投資，還是看風向的“豪賭”？不管哪種情形，都說明政府的曖昧行為，已經擾亂了正常的市場秩序。在混亂中，很可能暗藏著內幕交易或腐敗行為。

隨著這種做法漸成“慣例”，其負面“外部效應”也開始蔓延。據報道，一些還未限牌的城市，市民因為擔心突擊限牌，已經開始提前謀劃買車，比如南京不少4S店看車買車的市民，已是平時的兩倍。地方政府言而無信，可能連累的是政府整體公信，民眾容易變得“寧信其有不信其無”。

對這種以犧牲公信為代價的限牌，是時候加以反思了。限牌作為治理空氣污染的權宜之計，或許不得不做，但是，在做的過程中，也得遵守基本的法治底線，摒棄簡單粗暴的做法。如此，才能減少限牌對于社會的沖擊力，盡可能化解民眾的不滿和怨氣。

□敬一山（媒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