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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辦幼兒園通過各種方式“創收”和“減支”,與他們的利潤空間被嚴格限制有關

最近,西安、吉林、宜昌等地先后出現幼兒園給孩子喂“病毒靈”事件,引發社會各界高度關注?？v覽媒體對此事的評論,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批判監管層面的問題,二是反思民眾科學素養的缺失。實際上,教育資源分配失衡,也是導致“藥兒園”的誘因。

這些幼兒園變“藥兒園”的事件,有一個共同點——事發單位都是民營幼兒園,他們長年給孩子喂“病毒靈”,是因為孩子若缺勤需按天數給家長退錢,而這會直接影響幼兒園的收入。涉事幼兒園以這種近乎殘忍的方式逐利,近幾年已有不少案例,究其因,與教育資源分配不均不無關系。

在近些年的教育改革中,幼兒園類型的構成也發生了根本變化。從2000年到2008年,教育部門辦園減少了近8000所,集體辦園減少了80%,而民辦園的數量增加了近90%。公辦幼兒園大量減少,民辦幼兒園大幅增加,從兩個方向上共同加劇了“入園貴”和“入園難”的問題,但民辦園的生存壓力比公辦園更大。

民辦園因為設施落后、教師短缺、收費奇高,受到了國家的一系列嚴厲監管。如為遏制入園貴,2012年初,國家發改委、教育部、財政部下發《幼兒園收費管理暫行辦法》要求,幼兒園除收取保教費、住宿費及省級人民政府批準的服務性收費、代收費外,不得再向幼兒家長收取其他費用。

有些地方制定的實施細則中更規定不得以特色班、贊助費等名義再向家長收取其他費用,為孩子提供伙食、托管、交通等服務收費要據實收取不得營利。如果孩子請假,園方還需退還一定的費用。這樣一來,民辦幼兒園的利潤空間被嚴格限制。民辦幼兒園通過各種方式“創收”和“減支”,就與此相關。

在教育投入方面,雖然各地政府對學前教育的扶持力度不斷加大,并將學前教育逐步納入義務教育范疇,但是補貼數量和方式卻帶來了更多不均衡。不少教育專家都指出,中國學前教育底子薄、欠賬多、補貼不到位,新增加的財政投入多數都流入了公辦園,這在客觀上加劇了公辦園和民辦園之間的資源分配失衡。

在東部某省為例,一所普通幼兒園如果要在收費標準、教育設施上“達標”,需要政府給予多方面的補貼。這些補貼包括3000多平方米用房租金全免、35萬元的創優幫扶及獎勵款,每學年300元的生均經費補助,每月200元的助學券等,算下來需要增加五六十萬元的政府投入。但是,這筆總額不小的投入不是所有地方政府都能承受得起的,政府部門的扶持也不是所有民辦幼兒園都能享受得到。

厘清這一點便不難理解,近幾年各地民辦幼兒園頻頻出事,不全是由于管理水平方面的問題,學前教育領域的資源分配也是導致亂象的重要原因。無論出于何種原因,傷害孩子是絕對不能容忍的行為,但要整肅民辦幼兒園亂象,不是簡單的專項整治行動能根除的,必須正視民辦園投入少、收入低、責任重的老病灶。

每年各級兩會上,學前教育投入的話題都被代表委員們反復提及。但是,如果不能進一步加大對學前教育的投入,并在“分蛋糕”的過程中讓民辦幼兒園享受到平等待遇,恐怕還會有更多民辦幼兒園為了利益而去“動歪腦筋”。這些賬如果不早點算清、結清,還會有更多孩子和家長為各種變相的再分配埋單。

幼兒教育投入整體嚴重不足，而教育資源分配不公，又導致民辦園很少享受到政府財政投入，只能想方設法增加收入。

現在，越來越多的“藥兒園”被曝光。陜西西安市、吉林省吉林市、湖北省宜昌市、寧夏銀川市等地，相繼爆出幼兒園給幼兒喂“病毒靈”或板藍根的消息。

昨日，李克強總理就此作出批示，要求依法查處，嚴格管理，嚴防類似事件發生。教育部、衛生計生委也通知做好處置工作，部署立即開展幼兒園及中小學健康服務管理排查，對發現的問題及時整改、嚴肅追責。

事情雖然仍在進一步調查中，相關責任人也會得到應有懲罰，但社會應當從中吸取什么樣的教訓，相關部門應當持什么樣的態度，采取什么樣的措施防止類似事件發生，可能并不是罰一儆百那么輕而易舉。

為增加（或保證）收入，強行喂幼兒服處方藥，是違反職業倫理的惡行。這些人根本沒有教育理想，也沒有把幼兒教育當作事業，而只是把它當作一樁賺錢的買賣。這就不得不讓我們反思幼兒教育從整體上出了什么問題。幼兒園成了“藥兒園”，不能總是在形成亂象之后才亡羊補牢。

從目前媒體披露的信息可以發現，被曝光的“藥兒園”基本都是民辦幼兒園。這些涉事的民辦幼兒園，先是通過許諾“出勤少則收費少”來吸引家長，然后再用喂藥的手段保障“出勤率”增加收入。這是幼兒教育的過度產業化、惡性產業化。

而聯系到此前的幼兒園校車事故、幼兒園虐童事件，乃至前幾天發生的一家幼兒園房屋坍塌事件，都可以發現這種“民辦”身份的共性。因此，這不能不讓大家反思，為什么出事的總是民辦幼兒園？

這暴露出深層次的問題，即幼兒教育投入整體嚴重不足，而教育資源分配不公，又導致民辦園很少享受到政府財政投入，只能想方設法增加收入。政府投入不足并不是幼兒園“黑心”經營的借口，但同一問題在多地的普遍發生，顯示這不是追問良心就能解決的。

喂藥、虐童這些違法現象的廣泛出現，也說明有關部門的日常監管同樣存在缺失。學前教育是非義務教育，辦學途徑多種多樣，監管和考核更具挑戰，但這不等于可以放任自流。對幼兒教育必須有嚴格的辦學資格審查，對從業人員必須進行資格考試，定期考評，同時建立職業培訓制度。培訓教師、保育員，組織業務進修，應當由政府出資，政府有責任。

更重要的是，不管公辦還是民辦，只要幼兒園一經設立，管理部門就要納入日常監管，比如定期、不定期的抽查。

對孩子而言，幼兒教師比小學和中學教師更重要，他們是兒童走出家庭之后接觸的第一批教師?，F在，需要全國性的排查，但是，也需要教育部門重視事件背后的深層原因，也要拿出治本之策。

□吳非（中學教師）

最近，在陜西、吉林等地幼兒園小朋友遭遇“被喂藥”之后，湖北又爆出疑似“被喂藥”事件。之前，不時出現幼教人員虐童事件，家長心里已經蒙上了一層厚重的“陰霾”，新出來的兒童傷害以“喂藥”的方式再度帶給人傷痛。

是什么讓本是兒童守護者的人，做出令人瞠目結舌的傷害孩子的事呢？

筆者咨詢了醫療界人士，由于“病毒靈”等多是已經公開銷售的藥物，而且私底下實驗的數據很難被采用，“被喂藥”可能更多的是幼兒園方面為防止幼兒生病缺席的愚昧手段。

我們知道，兒童之間頻繁接觸非常容易生病。筆者曾跟蹤采訪北京市朝陽區某幼兒園，托班冬天最少一個月內只有5個孩子。在和幼兒園園長交流中得知，孩子不來，幼兒園仍然要支付老師工資等相關費用，一個孩子月平均支出在1500元左右。但只要孩子沒有去，幼兒園除少量托費外，其余費用就不能收取。因此，不少幼兒園把幼兒出勤率和師資緊密掛鉤。“被喂藥”的幕后黑手也正是為了托費之外的一些并不顯著的利益，就隨意將孩子的健康置于腦后。

讓人疑惑的是，幼兒園這么做為何長達5年時間未被發覺？西安的涉事幼兒園購買了5萬多片處方藥，居然暢行無阻，負責藥品流通監管的當地藥監部門和擔負著對幼兒園辦學活動監督指導職責的教育部門為何等媒體曝光后才知曉？

孩子是很多家庭最重要的現在和未來，對社會來說也是如此。兒童保護是社會良知的底線。跟孩子在一起，人心都會軟化?！芭巴焙汀拔顾帯北澈蟮睦淇?，是兒童教育者對人性毫無敬畏，對“天使”毫無憐憫。如今，某種程度上，“吃得安全”、“孩子不挨打”成了一些家長選擇幼兒園的最高要求。這一心聲，讓人無奈和感傷，究竟是誰生病了，又是誰該吃藥？

隨著社會經濟發展，教育需求不斷前移，但是一些地方在幼兒教育投入和監管方面的疏忽，導致優質幼教資源稀缺，“入園難”成為某些地方的社會問題。為彌補社會需求而增加的幼教機構，質量參差不齊，不斷爆出各種離奇虐待兒童事件。更讓人憤懣的是，“被服藥”的相關責任人員可能如同溫嶺虐童教師一樣，難以定罪，因為我們在兒童權益保護方面的一些法律原則性過強，并且執法與立法脫節。

正如古希臘諺語所言，沒人生本向惡，只是無情的手把人推向了無盡的深淵。

更何況，整個社會在兒童保護方面，“病灶”不止一處。比如，影視作品尚未對兒童分級，一些粗俗、暴力話語還在侵害兒童的心靈，等等。

保護兒童，守護的不僅僅是社會的未來，也是社會文明的底線。保護孩子不被人為的“病魔”侵害，需要的并非“頭疼醫頭”——今天媒體曝光就查處，明天沒有報道就松一口氣。要把保護兒童的網織好，需要完善立法，加強執法，在財政支出上對兒童教育作出適當傾斜，完善對教育者的培訓和準入等等，同時，更需要的是對生命深懷敬畏。

教育部和衛生部出臺的《托兒所幼兒園衛生保健管理辦法》，將“疾病預防”的職責歸屬到了縣級以上婦幼保健機構，幼兒園豈可“越權”？

近期，有家長反映安徽黃山市育才幼兒園“天天往孩子嘴里噴藥”。當地教育局調查后稱，該幼兒園晨檢時噴的是板藍根和生理鹽水，目的是預防疾病。目前，該幼兒園已停止“噴藥”。

鑒于西安、吉林、宜昌等地相繼爆出有幼兒園長期給幼兒集體喂藥，且事態仍在發酵和蔓延，家長們的警覺可以理解。而在宜昌個例中，涉案幼兒園園長也辯稱“小班吃的板藍根”，似乎喂食非處方藥就可不受約束。

問題是，非處方藥較為安全，僅是相對而言，即使早已是非處方藥的維生素A、維生素D也不能過量服用，否則可引起毒性反應，影響幼兒生長發育，又遑論在是否存有副作用上爭議不間斷的板藍根？況且，服藥安全與否，與用量有很大關系。如果家長給幼兒服用了另外的藥物，幼兒園喂食的藥物會否與其產生不良反應，也難說。

早在2009年，教育部和衛生部即下發了《關于進一步加強和規范學生健康服務工作管理的通知》，要求組織開展學生常見病群體性防治工作，必須經專家論證、必須經衛生部門商同教育部門同意、必須堅持學生和家長自愿原則、必須有衛生技術人員現場指導。

該通知因明確涉及對入托的規范，是以對學前教育同樣適用。在此背景下，幼兒園即使喂食的是非處方藥，有著預防疾病的初衷，也得回到幾個“必須”的前提路徑上來，否則就是“擅自或越權”。畢竟，兩部委出臺的《托兒所幼兒園衛生保健管理辦法》，將“疾病預防”的職責歸屬到了縣級以上婦幼保健機構，幼兒園顯然沒這資格。

從西安到黃山，給幼兒“喂藥”事件接連不斷，到底還有多少“藥兒園”沒被曝光，我們不得而知。但面對隨意濫用藥物，很多人會跟家長一樣：看孩子仰頭喝藥不寒而栗。

昨日教育部、國家衛計委已下發緊急通知，明確任何單位或個人不得擅自或越權在學校開展預防性群體服藥工作，并要立即開展幼兒園及中小學校健康服務管理的拉網式排查。當務之急，就是依照兩部委的通知，迅即啟動拉網式排查，對發現的問題該追責追責、該糾正糾正。

□燕農（高校教師）

近幾天，陜西、吉林、湖北等地多所幼兒園被曝給健康孩子服用藥品，引起關注。家長抗議、民眾不解，幼兒受傷，輿論嘩然，質疑聲不斷。

給健康孩子服用處方藥，幼兒園相關人員師德何在？某涉事幼兒園相關負責人稱給孩子服用“病毒靈”，是為了“預防感冒、增強抵抗力，提高出勤率”，并稱“難道我們是好心辦了壞事？”給健康孩子服用處方藥，幼兒園相關人員的行為匪夷所思；為了提升出勤率綁架孩子的健康，幼兒園相關人員喪失為人的底線，師德難覓。

幼兒園給孩子服用藥品長達數年，負有監管責任的教育部門何在？據媒體報道，相關部門在對某涉事幼兒園現場檢查時發現千余片涉事藥物。不難看出，只要稍加留心，涉事幼兒園的行為不難被發現。但在長達5年的時間里，幼兒園此舉竟然沒有被察覺，直至被家長舉報后才得以公布于眾。教育部門日常的監督、管理何在？

大批量采購處方藥，食品醫藥監督部門何在？據報道，某涉事幼兒園在長達五年的時間里，冒用其他醫療機構名義從4家醫藥批發零售企業先后分10次購進病毒靈5萬余片。如此長時間地采購大量藥品，如此輕易地“冒用”醫療機構名義，食品醫藥監督部門是否涉嫌不作為？相關人員是否該被問責？

對“幼兒園幼兒服藥”事件必須依法嚴肅處理。相關部門必須借此事自省，健全監督機制，以制度化的手段加強日常監管和巡查力度，別再讓類似的事情重演。

西安、吉林市兩地相繼出現幼兒園違法給幼兒喂食“病毒靈”事件，引起社會極大關注。截至目前，兩地涉事幼兒園已被依法關停，嫌疑人被公安機關采取強制措施。專家建議，有關部門應對幼兒園加強監管，切莫讓幼兒園變成“藥兒園”，從而讓家長們心安。（據3月17日《珠江晚報》報道）

屢屢發生的幼兒園違法給幼兒喂食“病毒靈”的事件，折射出民辦幼兒園存在諸多監管漏洞，在一定程度上也侵蝕了幼兒教育的社會公信力，加劇民眾對幼兒教育的恐慌。

隨著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公眾對幼兒教育越來越重視。粗放經營的民辦幼兒園鋪天蓋地，雖然在一定意義上滿足了公眾對幼兒教育的需求，但是面對過度膨脹的民辦幼兒園，政府有效監管卻步履蹣跚，這也導致民辦幼兒園問題多多，成了監管的“盲區”。西安、吉林市兩地發生的民辦幼兒園違法給幼兒喂食“病毒靈”的事件，就敲響了監管的警鐘。

不可否認，民辦幼兒園的確彌補了公辦幼兒園的嚴重不足，但民辦幼兒園畢竟是民間投資的實業。資本的逐利性，無疑使幼兒教育的獨特性、基礎性和普及性等特征難以得到發揮。如果民辦幼兒園缺乏強有力的監管，幼兒園成了“藥兒園”也就當怪不怪了。

反觀當下民辦幼兒園的監管，確實存在著諸多的問題：其一是多頭管理，幼兒園從申報到報批，必須經過建設、價格、衛生、消防、教育、民政等政府相關部門的審核。而且有些部門并沒有去實地查看，只是收取審核費用而已，對于在執法中存在問題的幼兒園，也只不過罰款罷了，這導致一些幼兒園的質量沒有保障。

其二是取締無證、不良的民辦幼兒園難度很大。雖然教育主管部門負責幼兒園的日常教學監管，但執法主體部門沒有進一步明晰。因此，民辦幼兒園的管理一直處于真空、模糊地帶，誰都要去啃塊肉，誰都不想去接過監管這個燙手的山竽。

幼兒園成了“藥兒園”，這只是幼兒教育病癥的一只麻雀。剖析之，我們看到了民眾對幼兒教育的強烈期待，建立嚴格規范的幼兒園監管體制和機制已刻不容緩，同時還應盡快修改《義務教育法》，將幼兒園列入義務教育的范疇，讓幼兒教育回歸其公益性和公平性。

涉案的幼兒園責任人無醫師證，也未按處分藥的開具標準就誘騙無病幼童服用處分藥。如此典型的非法行醫行為，又豈能與日常生活中常見的飲食不當相提并論！

隨著多地大規模的排查，相信還有更多涉嫌集體喂藥的幼兒園將被披露出來。但這樣的問題發現機制，實在讓人無法依賴——它來得太巧合、太偶然、太缺乏確定性了。

繼西安、吉林之后，湖北省宜昌市近日也曝出有幼兒園給幼兒集體喂食疑似“病毒靈”藥片，引發家長恐慌，該幼兒園園長及保健醫生現正在接受警方調查。目前，西安和吉林幼兒園的相關責任人已被警方刑拘。

如果不是西安那位家長的細心、用心并緊追不放，發生在幼兒園里的集體喂藥恐怕到現在還是行業內潛滋暗長的“黑幕”。如果不是快速傳播和跨地域性，吉林、宜昌等地的類似事件也不會這么快就得以曝光，并迅速進入司法渠道。

若對責任人依法懲處，并廣而告之，也不失為預防下一個“集體喂藥”事件的“補牢”之舉。但就在公眾普遍期待司法懲處能遏制這一怪現狀時，卻有知名媒體人將幼兒園給沒病的孩子集體喂食處方藥與“很多家長沒事給孩子喝板藍根”混同，并稱兩者其實性質“差不多”。

這一論斷引來不少爭議。恰好湖北宜昌的個例中，涉案幼兒園園長就辯稱集體喂藥是“為了增加孩子抵抗力”，“小班吃的板藍根，中班、大班吃的維C”。不過這位園長比那位引發爭議的媒體人明白多了，他強調“小班吃板藍根”，同時否認給幼童吃了處方藥。一個是處方藥，一個是非處方藥，性質怎會“差不多”？看西安、吉林兩地警方刑拘相關責任人的涉嫌罪名，可不是什么“集體喂藥罪”，而是“非法行醫罪”。

在南方一些地區，不少家庭也的確習慣用板藍根、夏桑菊或王老吉作為清熱降火的涼茶飲用。按那位媒體人的觀點，難道要將這些家長都給刑拘了？當然，板藍根有沒有副作用、有多大的副作用、幼童服用可能導致哪些不良反應，都是可以討論的醫學議題，這樣的爭議事實上從未間斷。家長基于自己的生活經驗，給自己的孩子喝了板藍根，哪怕事實上對孩子不利，公眾也不會憤怒聲討。

這是因為家長通常并非醫生，沒有傷害孩子的故意，也無獲利的實際。更重要的是，板藍根并不是國家管控的處方藥，即使家長給小孩服用，也只是“飲食不當”。但“病毒靈”作為一種廣譜抗病毒藥，卻屬于治療用的“處方藥”。即便是對病人，也得遵醫囑。現初步查明的情況，涉案的幼兒園責任人都沒有醫師證，也未按處方藥的開具標準就誘騙無病幼童服用處方藥。如此典型的非法行醫行為，豈能與日常生活中常見的飲食不當相提并論！

本報特約評論員 王云帆

作為一名報道“西安幼兒園服藥門”事件的記者（相關報道見本報3月17日7版），回顧這一事件，不難發現，事件發生的根本原因，是幼兒園老師良知的缺失，以及監管部門、相關行政主管部門的明顯失察。在5名當事人被采取刑事措施之后，我仍有太多疑問。

第一，幼兒教師的職業道德和良知去哪兒了？

校方將藥片分發給各個班級，“按班按人數發到每個班老師手里，并看著老師給孩吃了，再發下個班?！边@意味著，藥片將經過一大批幼兒教師之手。白色的ABOB（“病毒靈”）上有明顯標識。但是，數十名教師在長達6年時間里，對孩子服藥一事熟視無睹，要么是沒有查詢該藥片究竟是怎么回事，要么是查詢后未告知家長。且不說作為教師，他們明顯失職，僅這種冷淡和沉默，就讓人難以理解，以至于不得不懷疑他們的職業道德和良知。

第二，是誰提議和決定讓孩子服藥？這種行為如何定性？

官方迄今披露的事實對服藥的決策者或指使者語焉不詳。這名決策者是否如同部分人士所分析的那樣，涉嫌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也值得司法機構參考。至于幼兒服用的藥品屬于國藥準字號藥物、在有效期內，并不關乎事件的定性，“可以服用”和“應該服用”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即使是5名被采取刑事措施的犯罪嫌疑人，想必也不會有事沒事經常服用有效期內的國藥準字號藥物。

第三，5萬多片處方藥是如何進入幼兒園的？法規為何沒能阻斷這個通道？

按照官方查明的情況，藥品系幼兒園冒用其他醫療機構名義購買。但是，出售方為何未進行起碼的核實？《藥品流通監督管理辦法》明文規定，藥品經營企業知道或者應當知道他人從事無證經營藥品行為的，不得為其提供藥品；藥品零售企業應當憑處方銷售處方藥；藥品經營企業不得為他人以本企業的名義經營藥品提供資質證明文件或者票據等便利條件。在“幼兒園服藥門”中，勢必有環節違反了上述規定，否則，ABOB片不會進入孩子們的口中。

我更關心多達5萬多片的處方藥，是如何輕易擊穿監管的？在市場上輕而易舉就能購買處方藥的現實，讓人不得不懷疑藥品監管形同虛設。那么，法規為何成了一紙空文？誰應對此負責？

第四，幼兒園為何能“帶病升級”？教育部門的監管何在？

涉事幼兒園曾因為裝修“有油漆滴到孩子衣服上、讓兩個孩子擠一張床”等原因，遭遇家長投訴，據稱政府曾介入處理。在這樣的背景下，該幼兒園反而“帶病升級”，成為一級園，有了調高收費標準的合法理由，也有了招生的金字招牌。那么，成為“一級園”的評估標準是怎樣的？評估過程有沒有走形式？連這種幼兒園長期存在涉嫌違法行為都不能覺察的監管，是否盡到了責任？

第五，校醫行醫應該如何規范？

校醫普遍缺乏行醫資質，是一個現實問題，短時間內也難以解決。正因為此，才更應對這一群體的醫務行為作出更嚴格的規定和限制，“沒有開處方的資質的人就不得開處方藥”應該是紅線。在本次事件中，筆記本上白紙黑字的“預防針提成費用”字樣，也值得關注和核實，其背后有沒有更為不堪的丑聞？

第六，誰應該為孩子的健康埋單？

我們難以排除服藥事件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孩子健康的可能性，家長對此憂心如焚，完全可以理解。官方一度僅指定一家醫院體檢，引起家長們的普遍質疑和排斥。要排除家長的擔憂和社會的疑慮，最有效的辦法是，更高層級的政府部門介入，經與各方溝通，選定權威醫院，組織權威專家，公開、科學、嚴謹地對所有孩子進行體檢，對所有結果進行匯總分析，并將整個過程和結果公之于眾，接受社會的監督。

希望教育部門在全國范圍內清查幼兒園非法用藥情況，國家衛計委也應從醫藥監管方面，全面清查“病毒靈”生產、銷售情況。

西安兩家幼兒園長期向幼兒喂食處方藥“病毒靈”的事件還在發酵。類似情況接連在吉林省吉林市、湖北省宜昌市被曝光。

從陜西到吉林，幼兒園非法喂藥看來至少不是“個案”。已經有傳言稱，這是幼兒園行業的潛規則；希望教育部門在全國范圍內清查幼兒園非法用藥情況。國家衛計委也應從醫藥監管方面，全面清查“病毒靈”生產、銷售情況，向社會澄清幼兒園大量購進，并使用處方藥的背后，有沒有不正常的藥廠利益。

另一個問題也應得到重視。雖然全社會都認為幼兒園的喂藥行為，理應受到法律嚴懲，但究竟用什么罪名追究這種新型的傷害兒童行為，尚有爭議。

目前，西安、吉林兩地是以涉及“非法行醫罪”刑拘了責任人，但很多人覺得該罪名有些不倫不類。首先，從量刑上說，非法行醫罪一般是三年以下的輕罪，甚至可單處罰金。而這次西安兩家幼兒園長期向大量幼兒非法喂藥，社會危害極大，以此罪追究是否“罪罰相當”？更關鍵的是，按相關司法解釋，追究“非法行醫罪”，一般要求行為造成嚴重后果；而從目前看，幼兒所受損害尚未達到這樣的程度。

也有人主張以“故意傷害罪”追究罪責，但“故意傷害罪”同樣要求造成受害者所受傷害，達到法醫學鑒定的“輕傷”以上標準。

還有人主張以“投毒罪”或者“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追究。這一觀點認為，園方長期向成百上千的幼兒喂食本身就存在嚴重毒副作用的處方藥，本身是一種“危險犯”，而不是結果犯，即，不必要求受害者受到實在的損傷，只要對受害者的人身安全構成嚴重危險，就可以構成“危險犯”。園方理應知道長期、大規模向幼兒喂食原本就是禁止對未成年人使用的處方藥，必然產生嚴重的公共安全危險，卻長期以來故意為之，這就滿足了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犯罪構成。但之前沒有類似的判例。

因此，懲罰這種傷害未成年人的新型犯罪，可能還需要由最高法做出相關司法解釋，以平息適用罪名的爭議。

□徐明軒（法律工作者）

兒童保護意識缺失，相關利益綁架，執法監管缺位，是導致傷童事件屢屢發生的重要因素

西安、吉林等地的幾家幼兒園違規給孩子喂服處方藥物“病毒靈”的行為曝光后，引起各界關注與譴責。目前，責任人已被刑拘，當地政府正在努力解決問題，但焦灼的家長仍在商討維權事宜，孩子的健康更令人擔心，而如何給孩子一個頭頂晴空的童年，也再次引發全社會的深思。

我國對兒童權益的保護制定了較完善的法律法規，關注兒童的身心成長始終是國家與社會的大事，不過兒童受傷事件仍時有發生。有統計顯示，媒體公開報道的國內性侵女童案例，2013年就有125起。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與研究中心統計，僅2008年1月至2012年6月，媒體就報道至少429件兒童遭受家庭暴力案件。此次西安發生的給兒童違規喂服處方藥事件，發生在當地小有名氣的兩所幼兒園里，且時間之長、涉及孩子數量之多，讓人痛心。這也表明，對孩子的監護，從社會到家庭到一些幼教機構，仍有不少被遺忘與被忽視的角落。

一位哲人說過，妻兒是一個人抵押給社會的抵押品，以使他循規蹈矩。對很多家庭來說，孩子的健康成長是生活的重心和事業的動力；對社會來說，孩子的未來是國家的未來。一系列傷童事件的發生，讓這種“抵押”變成“綁架”，是家庭之傷，也是社會之痛。這也正是為什么，對發生在孩子身上的任何一件負面事情，人們總是無法容忍。

反思西安的“被服藥”事件，為什么兩家幼兒園保健醫師的不法行為能長達5年，一些教職員工也未加阻止，反而參與其中？為什么相關教育監管部門始終未能察覺問題并監督糾正？為什么像“病毒靈”這樣的處方藥，從購藥到保存直至服用環節居然長期“一路綠燈”？實際上，一些地方存在的傷童虐童問題，普遍具有“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的特點。兒童保護意識的缺失，執法監管的缺位，就是其中重要原因。

“被服藥”事件折射的一些法治盲區問題，應引起重視。它反映出，我國的兒童權益保護相關立法與執法鏈條中，還有不少法律法規過于原則、抽象，協調性與可執行性不強；制定后，也未得到充分重視，執法與立法割裂、監管虛置，常被束之高閣。在監管和保護兒童權益方面，還需進一步“嚴防死守”。

在一個文明與法治的社會里，對兒童的呵護應當是全方位的，對兒童保護的規定應當嚴密而細致。比如說，在媒體上，兒童獲得的應當是安全健康的內容，不能以兒童為廣告對象。生活中，向兒童提供垃圾食品的行為應受到譴責。在公共場合以及乘車中，應當使用安全座椅。醫生、教師等特定人員遇到兒童被侵犯，有責任舉報?？梢哉f，通過法治為孩子們編織精細的保護之網，在全社會形成兒童優先的普遍自覺，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也是我們贏得未來的關鍵一招。

現在，相關部門正在對那些“被服藥”的孩子們緊急體檢觀察，盡可能把傷害影響降低到最小，許多地方也在對幼兒園“服藥”現象進行普查。這些措施極有必要。然而，如果只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而不是挖出病灶，難保“被服藥”事件后，還有什么其他傷童現象發生。

兒童是父母的心頭肉，是國家的未來星。今天的孩子享受著比過去好得多的成長環境。然而，“孩子優先”的課題依然需要進一步破解。從身體健康到人格心靈，從社會環境到權益保障，我們要為孩子做的，還有很多。

　　CFP供圖

西安曝出幼兒園給幼兒服用“病毒靈”事件后，昨日在吉林省吉林市高新區芳林幼兒園也被曝出存在類似情況。（3月16日《新華每日電訊》）

學前教育，因為面對群體的特殊性，安全毫無疑問是“頭等大事”。令人神傷的是，有關部門總是后知后覺。可曾記得，2010年，江蘇泰興某幼兒園被犯罪分子持刀大肆殘殺后，有關部門開始強調幼兒園安保工作了；2011年甘肅省慶陽市正寧縣，一輛大翻斗運煤貨車與幼兒園學生接送面包車相撞，造成18名幼兒死亡，我們開始重視校車了。如果說突發意外難以預料，那么此次已持續近5年時間的“藥兒園”事件，任何借口都無法搪塞監管的失職。

學前教育，一直是當下很多家長的心中之痛。有的為了孩子的入學資格，冒風險辦假證，有的為了優質學位，通宵達旦排隊……可誰能想到，百般周折入園，又糊里糊涂遭遇“病毒靈”？

讓托兒所、幼兒園真正安全、規范，首先要讓學前教育真正“有法可依”。隨著《教育法》《義務教育法》等教育法律的頒布和實施，《教育法》所規定的四個獨立學制階段中只有學前教育沒有立法，這就導致學前教育法律地位不明、管理和投入體制不順、行政責任不清。應加快幼兒教育立法進程，明確學前教育的法律地位、政府責任以及保障機制，從安全、衛生、內容等方面出臺“國標”，對“納入義務教育”的呼聲也不能再聽而不聞。

其次，對已有的相關規定，要嚴格落到實處。例如2010年原衛生部發布了《托兒所幼兒園衛生保健管理辦法》，對托兒所、幼兒園的衛生保健人員及設施作出了明確規定。例如衛生室應當符合醫療機構基本標準，取得《醫療機構執業許可證》，衛生保健人員，包括醫師、護士和保健員，需要取得《醫師執業許可證》、《護士執業許可證》。又有多少幼兒園將“三證”規定化作一紙空文？“病毒靈”事件調查仍在進行中，公眾期待種種疑問解開?！案梢淮鐒龠^說一尺”，“藥兒園”再次敲響警鐘。

陜西西安兩所幼兒園違規給幼兒服用處方藥“病毒靈”,盡管教育、衛生、食品藥監、公安等部門介入調查,已有5名犯罪嫌疑人被刑事拘留,但仍不能平息人們心頭的氣憤。公眾不禁要問,有關部門的監管哪去了?

幼兒是家庭的希望、民族的未來,我國保護未成年人的法律不可謂不多,相關部門應盡的責任和義務不可謂不重,然而戕害幼兒事件頻出,令人深思。

首先要追問的是,教育部門盡到應盡的責任和義務了嗎?據西安市政府13日晚新聞通報,西安市楓韻幼兒園和鴻基新城幼兒園在明知自己沒有取得法定資格的情況下,為提高幼兒出勤率、增加幼兒園收入,從2008年即開始購入處方藥“病毒靈”違規給幼兒服用。沒有取得法定資格的兩家幼兒園,為何有在冊幼兒1455人?對幼兒園資質監管徒有形式,教育部門為何對其一路綠燈?背后還有多少“不能說的秘密”?

其次要追問的是,衛生部門盡到應盡的責任和義務了嗎?據通報,自2008年11月到2013年10月,涉事幼兒園冒用其他醫療機構名義,從4家醫藥批發零售企業先后分10次購進“病毒靈”5萬余片。冒用其他醫療機構名義,就能大批量、輕易采購到處方藥,處方藥管理辦法為何失靈?治療性藥物無法達到預防的作用,如此濫竽充數的保健醫生為何能長期執業?醫藥部門為何長期不知情?這些顯而易見的問題,如果僅以“工作失察、失誤”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如何防止類似事件不再上演?

不僅如此,每一名參與給幼兒喂藥的教職員工是否涉嫌違法?呵護孩子,有賴于幼兒園教職員工的責任心。我國教師法明確,教師應當履行下列義務,包括“制止有害于學生的行為或者其他侵犯學生合法權益的行為”。我國未成年人保護法規定:“學校、幼兒園、托兒所教職員工對未成年人實施體罰、變相體罰或者其他侮辱人格行為的,由其所在單位或者上級機關責令改正；情節嚴重的,依法給予處分”。如果僅僅主要犯罪嫌疑人被繩之以法,對參與給幼兒喂藥教職員工以“法不責眾”為由放任不管,恐怕難以服眾。

無論如何補救,幼兒園集體喂藥的行為,已經給孩子和家長造成巨大的身心傷害,這也給善后處理帶來巨大挑戰。西安市衛生局已組織專家對“病毒靈”的適應癥、禁忌癥、療效、毒副作用等進行分析評估,對有不適癥狀的幼兒提供免費檢查。但是,對于可能造成何種不良影響及后遺癥,幼兒家長依然顧慮重重。既然幼兒園喂藥動機在于“增加幼兒園收入”,有關部門有必要做出更嚴厲的制度安排,進一步追究幼兒園責任,讓利令智昏之徒得不償失。

還幼兒一個安全的童年,還家長一所放心的幼兒園,是社會的安全底線。防堵戕害幼兒事件重演,需要更多的追問、更艱巨的付出。

昨日，吉林市政府表示，經初步調查認定，高新區芳林幼兒園涉嫌為幼兒服用“病毒靈”，公安機關已依法對嫌疑人采取強制措施，吉林市教育局依據相關法規，已責成該幼兒園停止辦學，其執照也被依法吊銷。 （3月16日《新京報》）

繼西安一家幼兒園給孩子喂食“病毒靈”曝光后，多地多個強迫孩子集體吃藥的幼兒園被揪了出來，讓人聞之啞然、汗顏、震怒。這些幼兒園何止是病得不輕，簡直就是瘋了！孩子沒病，卻為一己私利強行喂藥，這是何等不堪！關鍵是，這已經成為多家幼兒園的“并發癥”，且一“病”就是好幾年，患病的，恐怕不是只有幼兒園了。

無利不起早。幼兒園強行喂藥，說是擔心孩子生病影響出勤率。沒有出勤的幼兒園，收入自然少。這是園方甘愿自掏腰包買藥的源動力。相對于孩子出滿勤所帶來的利益，區區藥費就是“毛毛雨”。這或是多家幼兒園不約而同地“病倒”的根本原因。但是，是藥三分毒。枉顧藥物毒副作用，無視孩子的生命健康。這是典型的利令智昏、為富不仁！

“病毒靈”是種處方藥，國家對此有明確規定。未經家長許可，幼兒園擅自給孩子喂食，不是簡單的違紀或不端，而是一種違法行為。但令人費解的是，即便到藥店購買小劑量的藥品，尚需醫生的處方。那幼兒園動輒上萬片的藥從何而來？又是誰為幼兒園大開了這方便之門？這不能不查。

這起事件暴露出幼兒園監管存在的漏洞和空白。幼兒園“生病”或是因貪婪追逐利益，或是因一時糊涂。但教育及醫療衛生部門的監管之手卻不可缺位。如果他們做到了該出手時就出手，這強迫孩子吃藥的事完全可以避免，最起碼難以持久。可見，這“病”雖在幼兒園身上，但“根”卻在監管上?？梢哉f，正是相關部門的疏于管理，鑄成了大錯。

但是，孩子“被服藥”非一朝一夕，為何一直沒有被發覺？是幼兒園的信息被封鎖得密不透風，還是有人揣著明白裝糊涂，故意打馬虎眼？這是個原則問題。因此，對起事件的追查不能止步于幼兒園，而要“拔起蘿卜帶泥”，查明幕后真相，對該履行監管職責而玩忽職守者，更要從嚴加以問責。公眾也將拭目以待。但愿孩子集體“被服藥”的悲劇別再上演。如是，天下孩子幸甚，民族幸甚！

孩子身體好好的，幼兒園老師卻給他們分發處方藥“病毒靈”，所有孩子集體吃。陜西西安一家幼兒園未告知家長便私自給全園孩子服藥，引起家長的強烈不滿，家長們更擔心吃藥會對孩子產生副作用。10日，家長們聚集到幼兒園討說法。此事也引發當地政府關注。 （2014年3月13日 江南時報）

日前有媒體披露，陜西西安一家幼兒園未告知家長便私自給全園孩子服用藥，引起家長的強烈不滿，家長們更擔心吃藥會對孩子產生副作用。家長的不滿與擔心應得到尊重，幼兒園給孩子集體服用處方藥“病毒靈”，是教育本身吃錯了“藥”，也侵犯了學生合法權益，各地教育部門應引以為戒。不是孩子該吃藥，而是不端的教育該服“藥”。

第一味“藥”是，法無授權不可為。這應成為學校及幼兒園等廣大教育工作者恪守的準則。依章辦事，孩子是到學校接受教育的，教師有引導孩子學習，以及加強對孩子進行思想教育之義務，絕無有在孩子頭上動歪歪心思，甚或“下刀”的權利。孩子身體好好的，擅自給孩子集體服用處方藥，顯然是一種違規行為。事實上，服用藥的孩子已經出現了肚子疼、腿疼、出汗、食欲不振等不良反應。對此，相關的老師不應感到不安與臉紅嗎？

不做法盲與“醫盲”，是第二味藥。幼兒園未經家長同意給幼兒服用“病毒靈”，不僅違規還涉嫌違法。處方用藥系管控藥品，作為幼兒園園長及保健醫生無權給孩子用藥，尤其是在家長毫不知情的狀況下。這不僅暴露了管理上的漏洞，也說明相關人員法制意識淡薄，完全是一群法盲。需要強調的是，本案中的保健醫生并沒有給幼兒開處方藥的資質。眾所周知，是藥三分毒，孩子無端集體服用處方藥，會危害孩子的身體健康，破壞孩子的免疫系統。這是個基本常識，作為老師應有明確的認識。但幼兒園園長及保健醫生卻似乎忽視了這一點，成了十足的“醫盲”。

第三味藥是，加強對私立幼兒園、學校監管刻不容緩。與公辦學校不同，孩子是私立幼兒園、學校實現利益的對象，就很自然會把利益之手伸向孩子，巧立名目撈取油水，甚或利令智昏做出違法亂紀的事情。本案中的涉事幼兒園就犯了這樣的錯誤，連一張紙都向孩子收費的幼兒園，咋就如此大方給孩子免費吃藥？原來，背后是利益在圖謀不軌。其實，給孩子吃藥的本意并非害孩子，而是孩子一旦患病請假，幼兒園就要蒙受損失。服藥就是為了預防孩子生病，從而使幼兒園利益不受損害。這就是給孩子集體服藥的真相。因此，如何強化對私立幼兒園、學校監管，是個亟待解決的問題。

孩子是祖國的未來與希望。用呵護之手將之托起，是每個教育工作者義不容辭的責任。一切傷害孩子身心健康的行為，都要受到譴責與懲處。這應成為一條教育“紅線”，所有教師都要銘記在心，廣大教育工作者都要常服“藥”以提升自身免疫力，切不可將不義、不法之手伸向孩子，否則等待你的將是法制的嚴懲，豈不悲哉？

近日，西安市一家幼兒園在未告知家長的情況下，長期給孩子服用處方藥，有多名家長反映孩子出現頭暈、腿疼、肚子疼等癥狀。目前西安市政府已開始調查并進行緊急處置，幼兒園園長及相關人員已被警方控制。（據新華社）

聽到這則新聞，不少家長想必是義憤填膺，但目前事件還在進一步調查中，幼兒園為何給孩子喂藥等關鍵問題還未完全理清。事后追責確實需要重視，但在目前階段，卻應該由此新聞發散開來，引起一些反思，防止類似事件再次發生。

首先，有關部門應當加大對民辦幼兒園的監管力度。據報道，西安這家幼兒園給孩子服藥已長達三年之久。這三年來，當地的教育部門究竟有沒有聽聞過這一事情，有沒有履行過監督責任？這一點不該被忽略。當前，中小學的監管相對比較嚴格，而幼兒園，尤其是民辦幼兒園的監督卻并不那么充分。盡管中小學的職能比幼兒園要復雜，理應加強監管，但回顧近年來一些發生在幼兒園的負面新聞，我們會看到幼兒園的監管反而成為一個黑點，類似幼師殘酷體罰孩子的新聞也發生過好多次。若教育部門都像監管中小學一樣來管理民辦幼兒園，亂服處方藥事件可能就不會發生，至少也難以“堅持”三年之久。

其次，這一事件的匪夷所思之處還在于，作為父母掌上明珠的子女，服用處方藥長達三年之久，難道家長們和小朋友日常對話中都沒有察覺？難不成家長都當了甩手掌柜，將孩子完全扔給了幼兒園？若真如此，這一態度無疑間接使得幼兒園給孩子吃藥更加肆無忌憚。教育孩子，絕對不僅是學校的事情。無論是學業還是身體狀況，家長都應該時時跟學校形成暢通的溝通渠道。更何況此前有的孩子已出現一些不良反應，家長們更不應該麻痹大意。

未告知家長，給孩子服用處方藥，這一行為當然該受到懲處。但在責罰之余，我們更應冷靜反思。首先，是什么力量讓幼兒園的所有老師和園長集體“下藥”？其次，家長應該冷靜地拿起法律武器來討說法。這件事情從教育部門到幼兒園，再到家長都應該負起責任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