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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出臺“八項規定”已經一年多，逢年過節送禮、迎來送往等不良現象的確少了，干部下基層的多了，老百姓也看到了中央整肅不正之風的決心和實際行動。但是在春節期間，個別地方的一些單位、個人仍然存在迎來送往情況，只不過形式更加隱蔽，其中借著過年，去拜訪一下領導，臨走時給孩子包個紅包、留下壓歲錢，似乎大家也都心知肚明。

春節送紅包，本來是圖個吉利、皆大歡喜的事兒，但在中央“八項規定”、反對“四風”、嚴禁公款送節禮等禁令要求下，很多送禮人表示，拎著大包小包去領導家，不但會被拒之門外，還會被埋怨不懂事，而給領導干部的孩子發紅包，就成了新的送禮突破口。這個春節，如何給領導孩子送紅包成了不少人心里的一個“疙瘩”。而“春節送紅包”，也演變為春節期間一些人打著“人情往來”幌子行賄受賄的新變種。

中央禁令明確要求領導干部不得收受禮金禮品等節禮，但是，在有些想討領導歡心的人看來，禁令沒說不讓孩子收紅包，這樣給出去，領導收了最好，不收大家也沒壓力。現在大的風氣是好了很多，打電話預約上門拜年、請吃飯等，不是特別親密的關系，領導往往很客氣，“十動然拒”的很多。但如果說是給孩子們帶點文具，并順便給孩子包個“紅包”啥的，領導恐怕說不出反對的理由。因此，在中央接二連三的禁令下，某些領導往往心安理得地“睜一只眼閉一只眼”了。

其實，無論是給領導本人送禮，還是給領導的孩子包“紅包”，其本質都一樣，都是看重了對方手中的權力，也都是在趨炎附勢。送禮人為了“產生效果”而送紅包，送少了不如不送，于是“紅包”越包越大。而領導干部默許了孩子收紅包，也就相當于默認了自己收禮，久而久之，便會放松警惕、借權腐敗了。

令行禁止，是黨員干部的基本素質要求。而有些領導干部在執行中央禁令、地方規定的時候，常常很知道變通，很善于鉆政策的空子。就拿“春節送紅包”來說，有些領導也并不是不清楚這其實就是變相行賄受賄的行為。但，他們常常能夠自我安慰，認為畢竟有關禁令沒有明確將其列入，也就聽之任之，或者故意裝作“不知情”、“不過問”。另外，一些人心存僥幸，也會讓“春節送紅包”“順理成章”。

黨要管黨，首先是管好干部；從嚴治黨，關鍵是從嚴治吏。要把從嚴管理干部貫徹落實到干部隊伍建設全過程，堅持從嚴教育、從嚴管理、從嚴監督，讓每一個干部都深刻懂得，當干部就必須付出更多辛勞、接受更嚴格的約束。春節期間，一些不正之風、腐敗現象往往會有所抬頭。節日反腐，只有新起點，沒有終點站。一方面，要繼續堅持“抓大不放小”，牢牢抓住各個重要時間節點，從小處著眼，從細節入手，一著不讓、一招不松。另一方面，要抓緊完善完備各項管理制度，不給領導干部有任何借權腐敗的機會。就拿“春節送紅包”來說，最好出個規定，領導子女不許收超過多少數額的紅包，否則視同受賄，從而堅決剎住這股歪風。

干部帶頭，萬事不愁。各級領導機關和領導干部要強化帶頭意識，時時處處嚴要求、作表率、樹形象。風正好揚帆；帶頭移風易俗，倡導和弘揚清風正氣。“春節送紅包”作為一種民間習俗，本來就帶有某種程度的攀比之風、奢靡之氣，如果不能正確引導，將不利于下一代健康成長。而給領導干部的孩子“春節送紅包”更是變了味的“人情往來”，作為領導干部，必須堅決予以抵制。

春節送紅包，圖個吉利、歡喜，但記者采訪發現，很多送禮人表示，拎著大包小包去領導家，不但會被拒之門外，還會被埋怨不懂事，而給領導的孩子發紅包，成了個別人新的送禮突破口。多位向領導家孩子送紅包的人士反映，現在大的風氣是好了很多，打電話預約上門拜年、請吃飯等，不是特別親密的關系，領導往往拒絕。但若說是給孩子們帶點文具，領導往往不會反對。（2月7日 人民網）

“年關”之際是“廉關”，“年節”之際要“廉潔”。隨著十八大以來的廉政新風，全國上下吃喝送往之習得到很大程度的遏制，不少公務員表示沒有了請送的叨擾，終于度過了一個省心不累的新年。

但是那些仍惦記官員手中的權力的人士，在這節慶的日子絞盡腦汁，為自己的快捷便利行事而找著新的突破口。嚴令之下，領導不敢收，那領導的親屬路線是要走一走的，此時領導的孩子就成了那些送禮者的公關對象。

紅包不僅是傳統好禮，更是人情大禮。給領導孩子送了紅包，就將人情裝進了紅包之中，這樣一來，送禮者既達到了目的，領導又沒違返規定，領導孩子也會開心樂意。的確，規定沒有不讓領導親屬收紅包，這樣的送禮，即便是領導沒有收，但也會看到眼里、記在心里，雙方都心領神會，沒有壓力。

走領導親屬路線，表面上是正常人情交往，實則是送禮者的“曲線”行賄，在新形勢下以零散、積少成多的方式“放長線釣大魚”。比起傳統的直接行賄，這樣的親屬路線更具隱蔽性、迷惑性，對領導干部更具攻擊力和殺傷力。不斷落馬的那些官員，最初都是在各種各樣的小收少收的誘使下，以為平安無事到心安理得收受禮物，最終走向了大拿大貪的罪惡深淵。

春節本是親朋好友團圓的好時機，祥和安樂是這個佳節的本有特點，而借機公關領導親屬成了春節的又一“風景”。領導孩子也是普通一人，卻在春節成了送禮的公關對象，成了領導和家人貪腐的源泉，這怕是我們傳統佳節悲哀的一面了。

在腐敗面前，我們堅決表以“零容忍”的態度。隨著中央的禁令不斷出臺，手握實權的領導干部若不做到廉潔自律，若不做到警鐘長鳴，將難以和腐敗說再見。因此，領導干部要從自身做起，從身邊做起，加強自身職業道德素質建設，不讓惦記權力幻求便利的送禮者走各種送禮路線。這樣，才能讓送禮者無處可走，才能讓自己和家人平安幸福一生，才能彰顯領導干部隊伍的先進性、純潔性。

中央出臺八項規定已經一年多，逢年過節送禮、迎來送往等不良現象的確少了，干部下基層的多了，老百姓也看到了中央整肅不正之風的決心和實際行動。但是記者在春節期間調查發現，個別地方的一些單位、個人仍然存在迎來送往情況，只不過形式更加隱蔽。某縣一家農用機械配件生產商告訴記者，現在送土特產太顯眼。這個春節，他直接送現金，領導送1000元，普通公務員送300—800元不等。“借著過年，去拜訪一下領導，臨走時給孩子留下壓歲錢，大家也都心知肚明。”（人民網）

領導收禮和領導孩子收禮有區別嗎？我認為沒有本質區別，無非是找了個好聽的理由而已。那為什么領導收了禮就要收處罰，而領導孩子收了禮，就不受處罰了呢?這的確是制度上的漏洞。

但根本的問題還不在于制度上的漏洞，制度再多，總歸要掛一漏萬。比如，你規定不準領導孩子收禮，那送給領導父母、兄弟又怎么處理呢？又或者以打麻將娛樂的方式，輸上個幾百一千，又怎么處理呢？

我認為，最根本的原因，還在于送禮的人有求于于領導，而領導的權力又可以為送禮的人帶來實惠，從而形成一種權錢交易。

“不給好處不辦事，給了好處亂辦事。”這兩句話已經廣泛流行很久了。只有根治這種頑癥，才能真正剎住送禮歪風。當前，特別重要的是把權力關進籠子里，讓“收了好處也亂辦不成事，不給好處也必須辦成事”成為一種常態。到那時，領導的孩子可不可以收禮就不再那么糾結。

春節，長輩們都要給孩子們“壓歲錢”，意為“壓祟”，祈愿孩子們在新的一年里平平安安，健康成長，這是流傳已久的過年習俗，充滿了溫情和愛意。

然而，在八項規定等改進作風、嚴查腐敗的高壓禁令下，送禮者不敢大搖大擺地給在位掌權者送了，而領導們也不敢大大方方地收了，而給領導干部的孩子發“壓歲錢”，往往也就笑納了。正因為禁令 “管”不了孩子，“壓歲錢”，就成為了高壓下的送禮突破口，更成為了權錢交易隱蔽的途徑。

在目前各項禁令規定的層層施壓下，的確沒有比“壓歲錢”更堂而皇之的理由、更能夠掩人耳目的借口了。一些人自以為聰明，鉆了制度的空子，將送禮的對象轉移到領導的孩子身上，送上了變質了的“壓歲錢”，目的不再是單純的祝福納祥，而是為求得領導干部為其謀一己之私。而一些權力在握的領導干部，“心知肚明”這“壓歲錢”游走在禁令之外，自然心照不宣。

“壓歲錢”，是中國的傳統民俗，因此，更容易被腐敗當成掩人耳目的外衣。而考慮到其的傳統意義，也不可能單純武斷地直接進行限制。如何才能保證“壓歲錢”這個傳統民俗的純真含義，又杜絕其成為權錢交易、私相授受的載體，還要多方面考慮。

要進一步加強禁令的涵蓋范圍，如同規定領導干部的辦公用房面積一樣，給領導干部的子女孫輩們收受壓歲錢定一個“上限”，給送收雙方的關系定一個范圍，比如僅能是無權錢利益關系的親朋好友，超出了這個“上限”或這個關系范圍，就以違規行賄論處，相信對利用“壓歲錢”暗度陳倉的行為，又是強有力的約束和打擊。

要進一步健全監督機制，讓全社會都參與到對領導干部的監督，對社會人士的監督，讓大家的交往都在陽光下進行。

要進一步加強黨風廉政教育，讓領導干部從心底樹立正確的價值觀，以“公仆”意識看待身居的職務和手中的權力，而從根本上阻斷形形色色腐敗的入口。

只有領導干部以身作則，在年關把好“廉關”，讓“壓歲錢”回歸祝福納祥的本意，別讓變質了的“壓歲錢”壓垮了清風正氣。

春節送紅包，本來是圖個吉利、皆大歡喜的事兒，但記者采訪發現，很多送禮人表示，拎著大包小包去領導家，不但會被拒之門外，還會被埋怨不懂事，而給領導干部的孩子發紅包，就成了新的送禮突破口。這個春節，如何給領導孩子送紅包成了不少人心里的一個“疙瘩”。(2月5日《新華網》)

把年俗禮節當成“擋箭牌”，掛著“壓歲錢”的羊頭，賣的卻是“行賄”的狗肉。這種自以為“不顯山不露水”的拉攏腐蝕，看似“聰明”，其實是一種“幼稚”。

說其“聰明”，是因為這些人極具 “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曲線智慧”，在各項“規定”、“禁令”接通“高壓電”后，他們動起歪腦筋，用“壓歲錢”變相行賄，企圖逃過政策和法律的追究。殊不知，這種“聰明”是以身試法的“危險動作”，也是掩耳盜鈴的“自我安慰”。

所以說，“壓歲錢”行賄是“聰明”中的“幼稚”。一些人熱衷于給領導干部的小孩送“壓歲錢”，其實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意在謀取私利，而一些官員則在“糖衣炮彈”面前動搖了立場，成為送錢者的“俘虜”，并且逐漸從“量變到質變”，陷入犯罪的泥潭，這真是“聰明反被聰明誤”。

“千里之堤，潰于蟻穴”。給領導孩子發紅包，雖然不屬于“禁令”之列，卻是實實在在的“行賄”，是腐敗。變了味兒的“壓歲錢”一收，便悄然打開了貪欲之門，“小孔”會漸成“大洞”。因此，對“壓歲錢”之類的賄賂，要保持高度警覺，切實做到防微杜漸，嚴防行賄者乘虛而入。

壓歲錢是“腐敗變種”，“禁令”一時難以覆蓋，這就需要通過嚴密的監督來彌補“漏洞”。誠然，行賄一旦穿上“壓歲錢”的“馬甲”，確實存在一定隱蔽性和反偵察性，所以紀檢部門要見微知著，明察秋毫。相信在火眼晶晶的“監督”下，一旦有人用“壓歲錢”變相行賄，不用等到秋后算賬，恐怕正月十五還沒過，就上了中紀委的“曝光臺”了。

當然除了加強監督外，“禁令”也需要“打補丁”，適應更新的“腐敗病毒”，進行“廉政防火墻”的“升級”。比如將“嚴禁給領導干部子女送壓歲錢”寫進“第九項禁令”，或者設置“紅包”上限，超出界限的以“行賄”論處等等，從而發揮“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制約作用。

“百十錢穿彩線長，分來角枕自收藏，商量爆竹錫蕭價，添得嬌兒一夜忙”，這是清代詩人描繪兒童得到“壓歲錢”時的喜悅心情。如今，有的“壓歲錢”已然變味，而要想“返璞歸真”，就必須通過教育、監督、制度完善，去除“壓歲錢”的“銅臭味”，讓年俗禮節和官場風氣回歸“原生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