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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隔斷顯然是一種基于傳統“應付”思維之下的“急就章”，而忽略了中央政策的深意，即約束權力，杜絕奢靡，將公共財政資金用在公共事務上。

歲末年初，各地交出“限建樓堂館所”、“清退超標辦公樓”的成績單。不過，一些地區“整改行動”，卻變成了一項糊弄上級檢查的“隔斷工程”，領導超標的辦公室打上了隔斷，或者做“接待室”，或者干脆成了“儲藏室”，仍屬領導專用。有專家指出，要警惕有地方走“形式主義”。（1月22日《新京報》）

既然辦公室超標，那就打一個隔斷，配一套辦公桌椅，或者圍一圈沙發，甚至干脆落鎖閑置起來。這樣的清理、騰退，看上去倒是符合國家標準，實則玩的還是瞞上欺下的“障眼法”。不僅沒有從根子上解決奢靡問題，事實上也容易造成新的浪費。指望以打隔斷來隔斷豪華辦公之風，注定是一種奢望。

現在很難考證“打隔斷”最早是從哪里開始的。這就像是一場官場流行病，大家都置身其中，鮮有例外。各地各單位固然是在“主動作為”，上級往往也樂見其成，而彼此心照不宣的結果只能是，各地都在認真、專注地搞“形式主義”。

這顯然是一種基于傳統“應付”思維之下的“急就章”。中央有禁令，下面自然層層加壓，同樣也會層層應付，先把超標的部分隔斷了、度過眼前的危機再說。至于這樣做是否過于表面化，會不會產生新的資源浪費，并不在官員考慮的范圍之內，更不要說什么整體性的整改規劃，乃至更科學合理的善后處置辦法了。

如此變異，一方面，暴露出時下行政管理模式中的責任缺失問題。大家都在跟風，并沒有真正去領會中央政策的深意，約束權力，杜絕奢靡，將公共財政資金用在公共事務上。既然大家都在打隔斷，那么也跟著學樣，只要這一次能夠“過關”，不被抓了典型就可以。

另一方面，也表明，在黨政機關行政成本的管理上，確實存在粗放、松弛的弊端。興建豪華辦公樓之初，不差錢；裝修辦公室，不差錢；改裝、隔斷、添置辦公用具，同樣不差錢。很多單位甚至根本都缺乏行政成本的概念，可以隨意花費而不必考慮錢的問題。這就提醒有關部門，必須要對行政成本施以硬性的約束。

同時，還要進一步加快行政成本公開化的步伐，但凡涉及興建、裝修、改裝辦公用房的項目，理應向社會公開。不能繼續以往的暗箱操作，隨意占用公共財政為官員修衙。在官衙上面的過度支出，無疑會侵占原本應該用于民生的資金，民眾有理由提出質疑。

對于那些已建成超標辦公用房，似乎也應該有一個通盤的考量，不能只是像小孩過家家一樣，打個隔斷就算不超標。其一，可以考慮單位內部的整體調劑，在削減主要官員辦公面積的同時，適當改善一下基層辦事人員的辦公環境；其二，也可以考慮置換出一部分面積來投入市場，服務社會，發揮其更大的社會效益。

□胡印斌（媒體人）

清退超標辦公用房工作正在各地開展，不少省份已交出去年清房的“成績單”，面積從十幾萬平方米到數百萬平方米不等。但從媒體報道中反映的一些現象看，還有一些問題有待解決。

辦公用房面積應如何確定，《黨政機關辦公用房建設標準》中早有標準。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也印發了《關于黨政機關停止新建樓堂館所和清理辦公用房的通知》。然而，依舊有不少地方置制度和中央要求不顧。廣西橫縣、安徽望江、甘肅蘭州等地均被曝出現豪華辦公樓、超標辦公房。

真抓實干、不打折扣地清退超標辦公用房，既是落實相關制度的要求，也是踐行“政府過緊日子，百姓過好日子”理念的要求。一方面，對于已有超標辦公用房，要明確清退“時間表”和“線路圖”，積極推進；另一方面，對于企圖借助“適度超前”“改造裝修”等名義繼續超標建設的行為，應加大懲處力度，確保令行禁止。

清退超標辦公用房還要嚴防形式主義和“二次浪費”。據媒體報道，一些地方選擇了“換馬甲”的變通方式，假清退、真保留。比如，有的地方雖然在超標辦公用房中隔出了“接待室”“會議室”“儲藏室”，但依舊歸領導獨享；有的地方清退出的超標房長期閑置，形成了新的浪費。

公開清退情況中也存在糊弄現象。目前多數地方公布的清退數字都很籠統，只涉及單位總人數和清退總面積，似有“問題均攤”之嫌。清退出來的房子作何用途也應說明，否則容易給人形式主義和“二次浪費”猜疑。

落實八項規定，戒奢從簡，中央決心一抓到底。期待各地多以標準“照鏡子”，多按規定“正衣冠”，把中央關于清退超標辦公用房的要求落實到位。

去年7月，中共中央、國務院下發通知。通知要求，5年內，黨政機關停止新建樓堂館所，并清理、騰退配置超過標準的辦公用房。但河南某縣文化局的一位工作人員認為，一些地區的“整改行動是一種糊弄上級檢查的工程”。比如他們隔斷出的接待室等，“仍屬局長專用”。（1月23日，《新京報》）

“限建”、“清退”行動整體效果不錯，但仍有一定地方部門虛與委蛇，體現在三個層面，一是態度曖昧，能拖就拖，實在拖不過去再整改；二是根本就不整改，我行我素；三是把制度當成紙老虎或稻草人，演繹“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比如超標辦公室打隔斷仍專用。

有令必行，有禁必止，才能維護中央政令的尊嚴，也才能塑造公信力——坐擁超標辦公室本質上是追求奢靡享受。去年1月22日，習近平在第十八屆中央紀委二次全會上明確強調，“決不允許‘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決不允許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決不允許在貫徹執行中央決策部署上打折扣、做選擇、搞變通。”從媒體報道看，對中央政令陽奉陰違不是個別現象，手段多種多樣。

對打折扣、搞變通的行為必須零容忍。事實上，日前，習近平在十八屆中央紀委三次全會上已提出，“要切實執行組織紀律，不能搞特殊、有例外，各級黨組織要敢抓敢管，使紀律真正成為帶電的高壓線。”紀律成為帶電高壓線，相關人員一觸碰就被“電倒”，他們才會長記性。一些基層官員之所以搞變通，一大原因就是抱有僥幸心理，認為中央看不到，即便查到了也可找到大把的借口。對此，就應該戳穿他們的鬼把戲，并依照相關規定嚴厲處理。

當下，中央已對第二批教育實踐活動進行部署，其主題不變、鏡頭不換，仍需貫徹“照鏡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總要求，以嚴的標準、嚴的措施、嚴的紀律堅決反對“四風”。只有不斷擰緊螺絲、上緊發條，教育實踐活動才能不走過場。因此，那些陽奉陰違者切莫以為第一批教育實踐活動結束了，就可蒙混過關，如果不徹底整改，就必然吃不了兜著走。

就目前而言，應該實名曝光那名將辦公室打隔斷的局長，當地監管部門依規處理，以儆效尤。抓早抓小，有病就馬上治，發現問題就及時處理，不能養癰遺患。監督處理了一個個個案，其他意圖陽奉陰違者就會有所畏懼。最重要的是，強化預防機制，壓縮各級部門辦公室超標的空間。

去年7月，中央要求各級黨委政府全面停止新建樓堂館所，各級官員嚴格按國家規定標準使用辦公用房。各級各地黨政機關通過遷入多家單位、為辦公室打隔斷等方式進行整改。但部分地方的整改是為了糊弄上級，例如隔斷出接待室，仍屬領導專用。（1月22日《新京報》）

資料顯示，去年中央國家機關86個部門和單位清理騰退的辦公用房面積為365萬平方米；全國31省份中已有17個省份公布了清理騰退多占辦公用房的整治數據，其中河南省騰退面積最大，達到450余萬平方米。這些數據的公布表明清理整頓辦公用房已經取得階段性成效，充分彰顯了中央狠剎“四風”的堅定決心。

然而，“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現象在一些地方清理整頓辦公用房時表現得很突出。只要上網一搜索，相關的報道、帖子撲面而來，筆者不再一一列舉。不少人把清理整頓辦公用房不到位，歸結為領導干部的官員心態、享受心理和奢靡之風。但在深挖思想根源的同時，也要深入剖析一下，難道這些官員僅僅會了多幾平米、十幾平米、幾十平米的辦公用房，而甘冒抵抗中央禁令的約束、輿論監督的壓力，甚至丟掉項上烏紗的風險？他們心里比誰都清楚，沒了“帽子”，再豪華辦公用房的“面子”也保不住。所以說，把思想認識不到位與清理整頓不到位簡單劃等號，恐怕很難解釋得通。

公眾最期待的是，清理整頓黨政機關辦公用房不是“一陣風”，而是“長久功”。要達到這一目標，離不開個“實”字。首先是正視實際。除了符合審批條件正在建的辦公用房外，納入清理整頓范圍的都是以固定狀態存在的。如果多幾平米都要裁去，不僅不符合實際情況，也會造成嚴重浪費，逼著一些單位和部門“搞變通”、“玩造假”。與其如此，不如明確規定超出多少比例可暫時保留現狀，下一步再出臺政策進行清理整頓。

其次是體現實用。現行的黨政機關辦公用房標準是1999年12月當時國家計委制定的，15年過去了，這種標準是否符合不同層級和不同地域公務員履行職責、服務群眾的需要，有必要進行深入的調研論證。比如，規定處級干部的辦公用房一律是12平米，中央和省級機關的處級干部主要從事事務性工作，這些面積應當綽綽有余。而作為基層的縣委書記、縣長，他們有大量的政務處理，有大批的群眾接待，這種辦公用房面積就顯得捉襟見肘，應當予以區別考慮。

再次是著眼實效。一些地方把辦公用房隔出會議室、接待室、貯藏室等，最終又成為領導專用，都直指清理整頓存在“水分”、不干不實。要使清理整頓取得實效、取信于民，就是斷后路、不反彈。清理騰退出來的辦公用房應當由有關部門統一收回，再次集中分配使用，也可以公開向社會出售或出租，這樣既可以徹底堵住回潮的路，又能使閑置辦公用房資源得到有效利用。

歲末年初，各地陸續交出“停建樓堂館所”、“清退超標辦公用房”成績單。據了解，一些地方的整改行動變成“糊弄上級檢查的工程”，比如采用打隔斷的方式，將面積超標辦公室隔開，一部分做領導辦公室，其他部分則改為“不計入辦公面積”的會議室、接待室、儲藏室等，實際上仍歸領導使用。（1月22日《新京報》）

去年7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通知，要求各級黨委政府全面停建樓堂館所，各級官員嚴格按國家標準使用辦公用房，超標配置的辦公房要清理、騰退。但是，一些地方的整改存在形式主義、投機取巧、打擦邊球問題，最主要的表現就是超標辦公室“騰而不退”，清理出來的辦公室落鎖閑置，而像打隔斷這種方式，不僅換湯不換藥，而且造成極大浪費。原有的大辦公桌、大書柜放不下，只能重新購置，加上隔斷時使用建筑材料和支付人工費，反而多出一大筆花銷。這樣的所謂“騰退”，顯然與中央要求的初衷背道而馳。

坦率地說，出現這種形式主義問題并不讓人驚訝。因為，當豪華辦公樓“木已成舟”，當超標辦公室“生米煮成熟飯”，再來進行糾正、清理何其難哉！且不說有些地方和部門決心不夠，即使誠心清理和糾正，也會面臨許多難題。比如，面積超標的辦公室不隔斷又怎么辦呢？再比如，一棟辦公大樓騰退出一部分辦公室，沒法拍賣，對外出租則面臨管理上的難題，不落鎖閑置又該怎么辦？

問題就在于當初為何建了那么多或豪華或超標的辦公大樓。早在1999年，原國家計委就制定發布了《黨政機關辦公用房建設標準》。可是文件發了一大堆，但都成了掛在墻上的“紙老虎”，沒有嚴厲問責，沒有切實整改，在這種“反向激勵”下，一棟棟豪華辦公大樓在全國各地拔地而起，超標使用辦公房由此積非成是，直至成為積重難返的頑癥。

這正是我們從辦公房“騰而不退”中需要追問和反思的地方。在某種意義上，正是過去十多年在樓堂館所管理上的形式主義，才導致了今天騰退超標辦公用房的形式主義，正是過去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才造成了今天的尷尬、被動和浪費。我們從來不缺少規定和禁令，缺少的是剛性執行和嚴厲究責——無論對于什么問題，不要等到“木已成舟”再去糾正，切莫等到問題積重難返再去解決，這是我們從辦公房“騰退難”中應當吸取的教訓。

（晏揚）

目前的整改工作要做透、做足，在整改到位后，還要建立制度防止出現回潮。各級黨政機關每年都應將樓堂館所建設和維修改造情況，作為政務內容向社會公開，主動接受監督。各級人大也應發揮更重要的作用，從資金來源、投資總量等源頭把關，對黨政機關辦公用房情況進行有效監督。

去年7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通知，要求各級黨委政府全面停建樓堂館所，各級官員嚴格按標準使用辦公用房。通知發布以來，各地采取了遷入多家單位、辦公室打隔斷等整改行動，取得不錯的效果。但也有一些地方搞形式主義，甚至造成新的浪費。

停止新建黨政機關樓堂館所和清理、騰退超標辦公用房，是加強廉政建設的重要內容，各級領導干部理應率先垂范。但一些地方把整改變成糊弄：有些單位采用給辦公用房打隔斷的方式，一部分仍做領導辦公室，而超標部分則變身為不計入辦公面積的“會議室”或“雜物室”；有的單位在清退過程中，對辦公用房重新裝修并更換辦公桌椅，由此產生新的費用。還有一種比較普遍的現象，一些單位整改后空出來的房間被閑置起來，造成新的浪費。

如何看待整改中產生的形式主義和“新的浪費”？不少人對中央有關通知中“一刀切”的規定頗有微詞，認為形式主義和浪費是“一刀切”造成的。事實上，這是找錯了責任對象。早在1999年，有關部門就已發布標準，嚴格規定各級黨政機關領導、工作人員的辦公室使用面積。在之后十多年里，國家有關政府樓堂館所的管理文件又陸續發布了10個。也就是說，各級官員辦公用房面積標準早已有之，去年7月的有關通知不過是重申相關規定。

造成“新的浪費”的責任者，正是那些有禁不止、頂風“作案”的黨政機關主要負責人。各地修建辦公樓通常都會得到黨政一把手的支持，一些地方領導甚至把豪華辦公樓當作形象工程的一部分，并標榜為“政績”。這也是此前各地大肆興建豪華樓堂會所的重要原因。去年7月以來的整改取得一定效果，但截至目前，還沒聽說有黨政機關主要領導因興建豪華樓堂館所受到處理。一些官員熱衷興建樓堂館所，是他們的錯誤決策造成了目前的浪費，這些官員的責任應該追究。

從八項規定到厲行節約反對浪費，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矛頭直指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一些地方黨政機關興建的豪華樓堂館所，幾乎就是一個個高聳的奢華地標。對這些樓堂館所的清理整頓能否深入到位，是檢驗八項規定是否真正落實的重要指標，也是公眾期待能否滿足的試金石。因此，不僅停建黨政機關樓堂館所的“高壓線”不能松懈，超標辦公用房的清理、騰退工作也要繼續深入開展，不能讓一些官員通過搞形式主義蒙混過關。

在整改中，如何防止部分領導搞形式主義？目前的整改，主要是計算官員的辦公用房是否超標，于是一些人通過形式主義的“隔斷”應付檢查。這說明中央有關規定中所謂的“一刀切”，切得還不夠“狠”。如果按照標準編制，核算出每個機關單位的合理辦公用房總面積，整改中不僅要求每個領導干部的辦公面積要達標，同時要求整個機關的總面積也要達標，這樣就可以有效杜絕形式主義的出現。

不斷深入的整改行動，必然會產生大量閑置辦公用房。為避免房屋浪費，各級黨政機關應該展開辦公場所的整合工作，以此作為整改行動的深入和善后。在整合完成后，對閑置的辦公用房、多余的樓堂館所，要么出租，要么拍賣。這樣既可以避免超標用房的反彈，也讓房屋資源得到充分利用。

目前的整改工作要做透、做足，在整改到位后，還要建立制度防止出現回潮。各級黨政機關每年都應將樓堂館所建設和維修改造情況，作為政務內容向社會公開，主動接受監督。各級人大也應發揮更重要的作用，從資金來源、投資總量等源頭把關，對黨政機關辦公用房情況進行有效監督。

本報評論員 樊大彧

去年7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通知，要求各級黨委政府全面停止新建黨政機關樓堂館所，各級官員嚴格按國家規定標準使用辦公用房，超過標準配置的要清理、騰退。這場領導人帶頭“動了真格”的“限建”、“清退”行動，引起各級各地黨政機關的重視。遷入多家單位、為辦公室打隔斷等，成為不少地方的整改手段。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汪玉凱認為，這次行動取得不錯效果，但要警惕有地方走“形式主義”。（《新京報》1月22日）

現有的自我清理中，有嚴格的人均占用辦公室面積的標準，也有相應的編制設定和辦公樓面積要求，但有一點存在很大漏洞，比如，被納入公用面積的工勤人員辦公室、保管室、檔案室、接待室、文印室等，這方面并沒有明確的標準限制。于是，對于一些超標的辦公室來說，很容易就做好應對檢查，比如打一個隔斷并掛上接待室或其他名稱。如果這樣應付，顯然就違背了清理的初衷。

因此，清理標準應統一而明晰。現行清理依據的是1999年國家計委印發的《關于印發黨政機關辦公用房建設標準的通知》，其中第12條對各級黨政機關辦公用房人均建筑面積做了規定，只要按照總面積數除以總編制數就完全可以辨清真偽，也可以讓一些形式主義應對舉措無處遁形。對于辦公用房的清退，不僅應當注重于清，還在于要理，防止死灰復燃。

現在外界最關心的一個問題是，超標辦公室被清理出來后，大量的閑置房將作何處理？是相關資產管理機構統一回收，還是用于出租或拍賣？對于明清暗占的形式主義和弄虛作假行為，又該如何處理？這些都需要給出明確解答，進行制度層面的安排。否則，風頭一過，那些被打了隔斷、掛了牌子的超標辦公室又會被使用起來。

從十幾條禁令法規擋不住興建豪華辦公樓，到超標車輛和公車私用現象泛濫成災，其實都涉及權力如何得到約束的問題。究其原因，本質上還是制度預留了過多空間，對于權力的監督缺乏有效性，要么是有禁項無罰者，要么就是處罰偏軟、彈性過大而沒有剛性約束力。如果連頂風而建的豪華辦公樓都可以“一退了之”，那么，辦公房清退自然難言樂觀。如果沒有相應的輔助措施跟進，沒有外界的監督，所謂的成果也就難以鞏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