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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中共中央印發了新修訂的《黨政領導干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這是貫徹中央對干部工作新精神和吸收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新經驗，建立科學選人用人機制的“制度成果”，是落實從嚴治黨、從嚴治吏，整治用人不正之風的“制度之籠”，是加強領導班子和干部隊伍建設，把好干部用起來的“制度通道”。

《黨政領導干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自2002年實施以來，在規范干部選拔任用工作，建立健全科學的干部選拔任用機制，整治用人不正之風等方面確實發揮了重要作用。在執行條例10多年實踐中，不僅積累選拔任用干部的豐富經驗，也暴露出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如不及時修訂完善，就很可能讓一些人鉆了“制度漏洞”。

問題是工作的向導。干部選拔任用工作具有很強的政策性、復雜性，難免會出現這樣那樣一些問題。有問題并不可怕，關鍵是找準問題、解決問題。縱觀這次條例修訂，最大亮點之一就是突出問題導向，著力解決突出問題。

選出好干部，關鍵要有好制度。選拔黨和人民需要的好干部，最根本還是要靠有效的選人用人機制。制度上漏洞百出、機制上運行不暢，必然會使投機鉆營者有機可乘、老實干事者吃虧受屈。這次條例修訂堅持繼承和創新相結合，把實踐作為修訂條例的重要標準，實踐中行之有效的繼續堅持、出現偏差的予以糾正、存在漏洞的全力彌補，把好干部標準落實到干部選拔任用，破除好干部上得來的制度障礙、堵住壞干部謀升遷的制度空隙，真正讓好干部受重用、差干部受淘汰、壞干部受懲處。

好制度還須好執行。再好的制度不執行，就是一紙空文。用制度將好干部選出來、用起來，關鍵抓好條例的貫徹落實，做到堅持原則不動搖、執行標準不走樣、履行程序不變通、遵守紀律不放松，使條例可執行、可監督、可追責，不讓條例成為“紙老虎”、“稻草人”。對用人不正之風“零容忍”，發現一起、查處一起，抓早抓小、有病就治、有癰就除，防止條例“破窗效應”，使條例成為帶電的“高壓線”。

“裸官”不得提拔,這次動了真格。近日,中共中央印發了《黨政領導干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條例明確提出,六種情形人員不得列為考察對象,其中包括配偶已移居國(境)外,或者沒有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國(境)外的。

早在2011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也印發了《關于對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國(境)外的國家工作人員加強管理的暫行規定》,規定適用人員要按照干部管理權限向組織(人事)部門書面報告配偶、子女移居國(境)外的有關情況,在有關情況發生變化時也要及時報告。如今,“裸官”不得提拔,顯然符合公眾的期待,也順應現代政治常識。

特別是一些關鍵崗位的官員,如果其全家老小都出國了,是否有資格做中國的官員,這確實是一個問題。如何保證其對國家、公眾的忠誠?譬如在一些國家,對政務官個人及家庭成員的國籍要求異常嚴格。我國逐步給“裸官”上“緊箍咒”,這顯然是公眾樂見的一種和國際接軌。

規定很好,可如何落實不僅僅是嚴格執行那么簡單,也是個技術和現實難題。畢竟,目前對“裸官”的認定,主要來自于內部的登記管理,缺乏外部的監督和制約,容易流于形式。雖然規定了對隱瞞將嚴肅處理,但依舊會有官員會計算“得失”后,選擇不如實登記、報告,這不是沒可能。這一點,中央無疑也是認識到了,所以說登記管理只是第一步。

作為吏治的一部分,對“裸官”的嚴格監管,規定對其不得提拔,無疑是有必要的。不得提拔,不得任一把手,作為一種“激勵”機制,可以讓官員知道不做“裸官”更有前途。但不做一把手、不提拔,同樣可能會腐敗。腐敗的本質源于權力的不受監督和尋租,“裸官”和其他官員一樣,都存在腐敗的可能。因此,日常對“裸官”權力的監督一樣非常重要,而這歸根結底無非靠的是對權力的監督和制衡。

　　CFP供圖

中共中央日前印發了《黨政領導干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條例明確提出，六類人員不得列為考察對象，其中包括：配偶已移居國（境）外，或者沒有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國（境）外的領導干部。

這次新印發的條例，亮點頗多。其中，關于“裸官”的內容之所以更受網絡關注，大概是因為，一方面貪官外逃現象令人深惡痛絕；另一方面，對“裸官”在制度上加強防控，正是公眾所期待的。

關于外逃貪官，《法制晚報》有一組數據足以讓人瞠目結舌：近30多年來，我國外逃官員數量約為4000人，卷走資金約500多億美元，人均卷款1億元人民幣。這些外逃貪官在國外通常出手闊綽，買房不眨眼。顯而易見，先“裸”后逃，是外逃貪官們的基本規律。而防控貪官外逃的第一要務，是管好“裸官”。

關于怎樣管好“裸官”這個問題，有些地方其實已經有了舉措。比如，廣東省、湖南湘潭市都規定，“裸官”原則上不得擔任黨政正職和重要敏感崗位的領導職務。顯然，有貪腐問題的“裸官”若擔任正職，或者獲得提拔，無疑為其外逃提供了方便之門，因為權力與約束力是一種反比關系。盡管在提拔任用方面收緊“裸官”權力是必要的，但終究只是治標之策。想想看，“裸官”如果已經是正職或重要崗位的領導，怎么辦？領導干部人數眾多，如何辨識哪些干部是“裸官”？“非裸”官員獲提拔后，有沒有“后裸”的可能？

所以治本之策，應當是以“裸”治“裸”，讓每一個官員在個人事項及家庭財產方面，先大大方方“裸”起來，這才是正能量的“裸”。說起來，“裸官”原本就是一個好詞兒，在許多國家，它的意思是公開透明，財產收入無秘密。在我國古代，也不乏“裸體”做官者，他們履新時，不帶親屬隨行，“裸”身而來，清白而去。可見當官還是“裸”的好。　　

當然，防控“裸官”，不能搞有罪推定。當前語境下的“裸官”，并不能直接與貪官畫等號。畢竟，官員子女有權出國正當求學、就業。因而將“裸官”置于“聚光燈”下特別監管，存在掛一漏萬的風險。所以治“裸官”不能專門針對“裸官”，而應當讓所有官員都正確地“裸”起來。

正確的“裸”，就是讓官員家庭財產信息去神秘化，權力運行透明化。這既涉及官員財產申報制度的全面推行，也涉及官員權力的監督約束。毋庸置疑，讓官員財產和權力“全裸”起來，就無須另行專門建章立制防控錯誤的“裸”。一套科學的制度不僅可以管用上百年，而且還能管到其他很多方面，從而省去“一事一制”的怪象。

新華社特約評論員

新修訂的《黨政領導干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以下簡稱《干部任用條例》）一個鮮明特點，就是突出問題意識，堅持問題導向，針對近年來一些反映強烈的問題提出了改進措施。對此，要深刻理解、準確把握，以《干部任用條例》為基本依據，推動解決干部選拔任用工作中的突出問題，不斷提高選人用人水平。

要著力解決簡單以票取人問題。民主推薦是干部工作走群眾路線的重要制度安排，主要目的是落實群眾對干部工作的知情權、參與權、選擇權和監督權，讓干部對上負責與對下負責相統一，防止少數人說了算。但在實踐中也產生了一些突出問題，如一些推薦人員投“利益票”“感情票”“跟風票”，導致推薦結果失真失實；部分地方、單位黨組織被推薦票“綁架”，過分看重票數，簡單以票取人；一些干部因怕丟票而當“老好人”、不敢擔當甚至拉票賄選等。《干部任用條例》堅持發揚民主，把民主推薦作為干部選拔任用的必經程序，同時又對民主推薦重新定位，把民主推薦結果調整為確定考察對象的參考因素之一，并規定群眾公認度不高的不得列為考察對象。這樣既能防止把推薦票等同于選舉票、簡單以推薦票取人，又切實貫徹群眾公認原則，發揮了民主推薦作為選準用好干部重要手段的作用。

要著力解決簡單以分取人問題。公開選拔、競爭上崗是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重要舉措，在拓寬選人視野，打破論資排輩和地域、體制限制，促進優秀人才脫穎而出等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但也出現了“凡提必競”、動輒面向全國甚至海外選拔、“考試導向”沖擊“干事導向”等現象。《干部任用條例》既堅持將公開選拔、競爭上崗作為干部選拔任用的重要方式，又著力改進規范。明確了這兩種選拔方式的適用情形，強調合理確定選拔職位、數量和范圍；進一步嚴格了資格條件，防止隨意突破規定甚至“量身定制”；明確要求提高競爭性選拔的科學化水平，加強能力、素質測試測評，突出實績競爭，注重一貫表現，有利于防止“一考定音”，真正讓干得好的干部脫穎而出。

要著力解決考察失真失實的問題。近年來，干部考察知人不深、識人不準導致干部“帶病提拔”、“帶病上崗”問題時有發生。針對這些問題，《干部任用條例》堅持繼承與創新相結合，提出了一系列改進措施。突出了對政治品質和道德品行、科學發展實績、作風表現等的考察，防止單純以經濟總量和增長速度評定政績，與干部德才素質畫等號。優化考察程序和方法，強調考察要保證充足的時間，避免走過場。體現看平時、重一貫的要求，增加了綜合分析環節，要求把考察情況與干部的一貫表現相互比較印證。特別是突出了對干部廉政情況的把關，規定對擬提拔的考察對象，應當查閱個人有關事項報告情況，必要時可以進行核實。這些新規定，有利于提高干部考察質量，客觀真實準確地評價干部。

要著力解決“破格”變成“出格”問題。這些年來絕大多數破格提拔的干部是優秀的，干部群眾是認可的，但也有一些單位在破格提拔上出現了不少問題，突出表現為破格提拔缺少制度規范，資格條件和破格人選把關不嚴，破格提拔工作不透明、暗箱操作等，影響了選人用人的公信度。《干部任用條例》堅持破格提拔這一制度安排，又從嚴進行規范。規定特別優秀或者工作特殊需要的干部方可破格提拔，并明確了具體適用情形。強調選拔任用的基本條件和有關法律、章程規定的資格不能破，提拔任職不滿一年的不得破格提拔，不得在任職年限上連續破格，不得越兩級提拔。突出嚴格審批把關，規定在討論決定前，必須報經上級組織人事部門同意。增強公開性和透明度，規定討論決定和任職前公示時應當說明破格的具體情形和理由。

改革的目的在于解決問題，任何一項工作都是在不斷解決問題中向前推進的。《干部任用條例》既是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重要成果，又是干部選拔任用工作全面深化改革的新起點。我們要按照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關于全面深化改革的要求，以貫徹落實《干部任用條例》為抓手，推動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不斷取得新進展。

人民對未來的最大期待，只能是祖國的強盛和富足。因此，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最終必須落實為中國人民對國家未來的自信。而在建立自信的過程中，官員表現出足夠的自信，未必一定能帶動公眾的自信，但如果總是有官員以裸官的方式表現出對道路、制度的不自信，卻一定會動搖公眾的自信。

中共中央近日印發《黨政領導干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以下簡稱新《條例》)，其中明確規定6種干部不得列入提拔考察對象，其中包括“群眾公認度不高的”、“有跑官、拉票行為的”、“受到組織處理或者黨紀政紀處分影響使用的”等。其中尤以“配偶已移居國（境）外；或者沒有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國（境）外的”，即俗稱“裸官”，格外引起輿論高度關注。

裸官現象由來已久，以裸官之身聚斂財富，隨后向境外轉移財富，或干脆攜款移居或潛逃國（境）外與家人團聚，亦絕非孤例。對于那些裸官兼貪官來說，官位、權力及隨之可以支配的社會資源，都成了聚斂個人財富的“富礦”，而非為國家、社會、公眾服務的責任。而每一個被曝光的裸官外逃事件，對所有中國人都是一次深重的傷害，因為人們看到是一個對祖國沒有情感、對黨沒有忠誠、對人民沒有責任，卻依然可以身居官位且借此巧取豪奪，而且隨時準備棄祖國而去的小人、惡人。

客觀而言，裸官并不必然等于貪官。作為獨立的個人，官員的配偶、子女向往國外的生活，或對自己的人生有不同的規劃，也是其應該享有的權利。正當的移民、移居，并不觸犯法律，也不會因為其官員親屬的身份而受到法律之外的限制。

但是，如果官員鼓勵甚至刻意安排自己的親屬移民、移居，而至自己成為“裸官”的程度，則無論是黨的組織還是一般公眾，都會對這位官員產生本能的懷疑。這種懷疑甚至不需要另外的跡象佐證，也會“油然而生”，因為不信任裸官是最樸素的政治敏感。基于這種樸素的敏感，不給裸官以繼續提拔的機會，不使其掌握更大的權力，就應該成為官員管理制度中的重要原則。

之所以把不信任裸官稱為最樸素的政治敏感，乃是基于以下更樸素的判斷：如果一個人對所服務的體制還有基本的忠誠，對所生活的社會還有基本的認同，對祖國的前途還有基本的信心，都不會做出讓自己最親近的人全部移居國（境）外，唯獨留下自己孤身“堅守”的安排。這種有違親情常理的安排背后，即使沒有貪腐的動機和行為，也足以證明裸官對體制的忠誠度不高，或對社會的信心不足。

中國社會正處在快速發展和艱難轉型的敏感期，不同群體和個人對社會前途可能有各種不同的判斷，有人堅信中國必將崛起，也有人憂心忡忡地擔心可能的混亂。不同的判斷之下，以合法的途徑、方式做出各自的選擇，都已經沒有法律和制度的障礙，也早已為社會輿論所接受。但唯獨官員不在此列，因為各級官員是這個社會的管理者，把國家、社會交給一群對體制沒有忠誠、對社會前途沒有信心的人管理，想想都讓人心驚。更何況，沒有信心還要“堅守”，也太容易讓人猜想其“別有用心”。

以中國之大、人口之眾，無論如何敞開國門，也無論中國的未來如何發展，普通民眾中能夠移居國（境）外的人數總是少之又少。人民對未來的最大期待，只能是祖國的強盛和富足。因此，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最終必須落實為中國人民對國家未來的自信。而在建立自信的過程中，官員表現出足夠的自信，未必一定能帶動公眾的自信，但如果總是有官員以裸官的方式表現出對道路、制度的不自信，卻一定會動搖公眾的自信。這個并不復雜的政治課題，卻需要下極大功夫解決。《條例》的相關規定，讓公眾看到了希望。

我們常說公道自在人心，但在干部選拔任用問題上，只有做到公道才能贏得人心。守住了公道，干部也才有帶領群眾這個資格。

僅僅過了11年左右時間，中央就對《黨政領導干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作出重大修訂。顯然，時代發展對干部選拔任用提出了新的要求，也是干部在選拔任用過程中出現了諸多新問題。新修訂的條例，則直面這些要求和問題，回應了干部群眾和社會的關切。

現在公眾關切的霧霾、水土污染等問題，我們可以追溯到是干部的政績觀出了問題，都是片面追求GDP惹的禍。但政績觀出了問題，歸根到底還是干部選拔任用的指揮棒有偏差。此次，新條例規定防止單純以經濟增長速度評定工作實績。

近年來“裸官”現象一直為社會公眾所詬病，對干部而言，這是信仰信念出了問題。你對這個國家都不信，都不愿與她榮辱與共，隨時準備開溜，你拿什么讓群眾跟你走？新條例對此類干部作出極為嚴格的規約，以前是規定不得擔任正職，現在則是不得列入考察對象。這就堵住了裸官的漏洞。

“火箭”干部一度讓人莫衷一是，說明“火箭升官”缺少法度，新條例則嚴格了破格提升的約束。破格不是出格，夠破格，就必須有響當當、硬邦邦的成績，經得起晾曬和檢驗。

以前一說干部提拔，就必須公選、競聘。機械執行的結果，使會干不會說的老實人吃虧，由此形成一種不重實干的歪風。新條例校正，確認公選競聘為干部選拔任用方式之一，只是規定在本地區本部門沒有合適人選時可公選，符合資格條件人數較多且人選意見不易集中的可競崗，防止簡單以票取人、以分取人。這就為老實肯干的干部留出了一條制度通道。

事實上，新條例的新亮點遠不止這些，所直面和回應的問題也遠不止這些。在某種意義上，新條例是對舊條例的一個全面校正和糾偏，也是對鍛造新時期的好干部定制了科學軌道。其定制的核心理念，一言以蔽之就是公道。

給干部以公道，在選人用人上公正、公平、公心，干部心齊氣順了，干事才有合力。干部選拔任用公道了，那些私德官德不淑的干部，跑官要官、拉票賄選的不正之風，那些帶病提拔的腐敗分子，就會被整肅，就不會成為失去民心人心的“滑鐵盧”。

我們常說公道自在人心，但在干部選拔任用問題上，只有做到公道才能贏得人心。守住了公道，干部也才有帶領群眾這個資格。

近日，中共中央印發了《黨政領導干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引咎辭職、責令辭職和因問責被免職的黨政領導干部，一年內不安排職務，兩年內不得擔任高于原任職務層次的職務。（1月16日《新京報》）

好規定要靠落實才能發揮效用，如何兌現是個現實問題，同時也是個技術問題。從過往一些官員的復出來看，即便是按照規定復出，有時候依舊釀成新聞事件。似乎，只要是官員復出被發現，就會讓公眾覺得不滿。也正是因此，一些被免官員的復出也就更加低調，而被發現后，公眾的不滿也就更加劇烈；一些地方被免職的官員火速違規復出，無論當地民眾還是媒體，往往都無從知曉，這加重了公眾對問責和免職效力的質疑。其實，類似的混亂，主要就是因為復出程序不夠透明公開造成的。

應該意識到，因為復出程序不透明引發的輿論事件，對黨和政府的公信力損害是很負面的。本來官員被問責背后，就包含著對公權力的損害，如果復出偷偷摸摸，程序不透明，這無異于再次傷害黨和政府部門自身的公信力。對被問責復出的官員來說，喜歡低調，相關部門不希望引起公眾注意，是可以理解的。但假如違背程序“暗箱操作”，或者在公眾完全不知情的情況下，就按照規定復出了，當其以新身份露面時，公眾必然會覺得困惑和不解。

正是因此，官員復出有必要從程序和制度上向社會公開。這樣的話，公眾才不至于眉毛胡子一把抓，天然認為官員復出都有問題、有蹊蹺，更不會理解為是官官相衛、問責規定太軟。以最透明的方式對待這一問題，復出也就名正言順，方能贏得公眾的理解。

其實，被免官員復出程序公開透明，無論對其自身，還是對同級和上級黨政機關都是有好處的。首先這樣做，不僅不會因為復出而引發質疑。按照規定公開透明地重新任免、調動，甚至提拔也就名正言順；其次，有利于培養官員和公眾的法制觀念、公開透明意識；再次，相關部門不是常說，培養一個干部不容易。那么公開透明讓公眾感覺踏實，也才不影響那些確實有才華官員的進一步發展。

近日，中央印發《黨政領導干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較之12年前的版本，此番首次加入“裸官不得提拔”等與實際生活緊密聯系的內容——“配偶已移居國(境)外；或者沒有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國(境)外的”不得作為提拔的考察對象。

此舉顯然是必要的，也凸顯了公平和正義。對于“裸官”不僅僅要限制升遷，更要加強監管，嚴防其蛻變為貪官甚至畏罪外逃。

“裸官”已日益成為貪腐的高危人群。對于“身在曹營心在漢”的這個群體，限制其升遷，才能更好地保證公權力的潔凈與安全。“裸官”未必都有問題，不“裸”的也不一定就是好官，不能片面認定所有“裸官”都有貪腐問題。法律對官員的配偶、子女的出國事宜沒有禁止性規定，法律不能剝奪包括官員家屬在內的公民的自由遷徙權利，不能因為治理“裸官”,而無原則地限制一般公職人員家屬的遷徙自由。不過，“裸官”中的問題官員的確不在少數，而且在貪腐外逃方面，“裸官”顯然比非“裸官”腐敗所承擔的風險和成本要小得多。比如，陜西省原政協副主席龐家鈺，其妻兒早已移民加拿大，自己一人在國內斂財更加肆無忌憚；福建省工商局原局長周金伙、浙江溫州市鹿城區原區委書記楊湘洪，兩人都是先把老婆、孩子送到國外定居，自己在國內撈夠了錢再潛逃出國。

組織人事部門和紀檢監察部門應全面掌握“裸官”的情況，及時監控其動向。公眾對“裸官”理應擁有知情權，否則就無從監督，有關部門也無法監管。

應切實做好“裸官”的申報、登記和公開工作，對虛假申報和漏登、不登，要予以嚴厲問責。在嚴格造冊登記的基礎上，要重視對“裸官”的信息聯網，讓紀檢監察、公安、法院、檢察、海關等部門隨時都可以查看和掌握“裸官”的動向，相關部門也要形成強有力的聯動處置機制。

要嚴密監控和嚴格管理“裸官”，將“裸官”的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要嚴密監控“裸官”的財產，既要看其財產來源，又要看其流出方向；嚴密監控“裸官”動向，防止其向境外非正常轉移資產甚至外逃。監控“裸官”還是要走群眾路線，發動所有能盯緊“裸官”的社會力量，形成全民參與、完備高效的“裸官”治理格局。

還應完善并嚴格執行有關黨紀政紀和法律法規，加強公職人員配偶、子女移居國（境）外的審查制度，適時將公職人員個人事項報告制度升級為個人事項公開制度，將公職人員配偶、子女出國（境）的事由及費用的數額、來源、用途等予以公開，推動公職人員政治忠誠度不斷提高。

此外，要合理界定和適當擴大“裸官”的監管范圍。目前“裸官”監管的適用對象主要限于縣處級副職以上的公職人員,不僅包括各類黨政機關中的公職人員,還包括各類人民團體、事業單位、國有企業中的公職人員。2006年修改后頒布的《關于黨員領導干部報告個人有關事項的規定》中,規定的領導干部不包括副處級以下的公職人員。其實，在基層副處級以下實權崗位的科級公職人員也握有相當實權，有必要將他們也納入申報、登記范圍。

從一定意義上講，通過嚴格監管，形成“裸官”不敢、不能、不想腐敗以及不敢、不能、不想外逃的機制，防止”裸官“蛻變為貪官，本身就是對這一群體的保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