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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條件的赦免，應當有多種制度的配合協調，才能最終釋放正能量。

反腐敗，在科學的剛性制度還亟待建立的時候，著眼于徹底清除腐敗，往往會出現割韭菜式的結果，割掉一茬長出一茬。最終導致科學的反腐制度體系難以建立，尤其是官員財產公示等“源制度”始終難產。

在這個意義上，對腐敗分子零容忍，必須全部徹底清算，而不論何時貪腐、因何貪腐，雖然能獲得道義和輿論的高分，但在事實上會造成國家和民眾利益更大的損害。一個比較明智的策略是，國家和民眾暫時讓渡一部分利益，以換取剛性制度的建立。這種讓渡可以視為制度不健全所必須付出的代價，是腐敗分子的一種原罪，有條件赦免這種原罪，有利于反腐的根本性改觀。

官員財產公示應實行“有條件的部分赦免”，即腐敗分子將收受的全部賄賂匿名清退了，并且在案發后，經查實退回的贓款與實際情況完全吻合即可得到赦免。這樣可以減輕這些已經有腐敗行為的人對反腐敗的抵抗，以換取他們對政治體制改革的支持。這樣的思路，體現的

是現實主義的一種策略。

不要低估了這種抵抗。腐敗分子無法直接搞到好處，那他就會千方百計地阻擋反腐，讓你忽視不了，又因為其位分之重，讓你必須掂量。很多改革的阻力、很多制度建樹的步履維艱，就來自于各種理由充分的不可行性。面對這些過硬理由，你又怎么知道誰是因為自己腐敗的緣故，誰又是出于公心？

因此，以官員財產公示為例，這種有條件的部分赦免，的確免除了腐敗分子的后顧之憂，在無形中拆掉了阻力之墻，增大了改革的推力。一些地方在處理一些案件時，也常常采取這種特殊手段，促使紅包、過節費一類的賄金以無記名的方式上交，成效頗豐。這從一個側面表明，這種赦免有一定的現實基礎。

顯然，這種有條件的赦免不能是孤立的行動，應當有多種制度的配合協調，才能最終釋放正能量。比如，實現這個有條件赦免制度設計的科學化，推進新升職、任職人員財產公示，在金融和財產領域全面推行實名制，等等，如此系統協調推進，反腐的“防護堤”才會越筑越高。

中國紀檢監察學院副院長、制度反腐專家李永忠表示，官員財產公示不能搞清算，如果腐敗分子將收受的全部賄賂匿名清退了，并且在案發后，經查實退回的贓款與實際情況完全吻合即可得到赦免，以換取他們對政治體制改革的支持。如果用“絕不赦免”的方法，抵抗會越來越頑強，最后可能出現魚死網破，甚至魚未死網已破的態勢。（《京華時報》12月17日）

在世界范圍內，財產公開是官員從政的起碼要求。在很多國家，官員財產公開被證明對反腐倡廉和民主法治建設成效顯著，制度不斷趨于完善，因而有現成的經驗可借鑒。然而我國從1994年開始就將“官員財產公開”納入立法規劃，這么多年過去，其間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和專家學者不斷呼吁，但制度就是不見出來。

從李永忠的主張，其實可以看到官員財產公開制度遲遲不能出臺的原因。一是財產見不得光的污點官員太多。如果絕大多數官員的財產來路都正當，只有極少數人的財產是通過權錢交易謀來的，那么，官員財產公開用不著講條件，因為少部分人不足以對制度出臺形成破壞性對抗。只有問題官員較多，才會形成對制度的阻力。二是公民力量不足以形成對問題官員的抗衡。反腐專家早已表示，官員財產申報制度的出臺，取決于社會力量的博弈，取決于社會對既得利益者的阻止能力。如果說，社會力量對問題官員處于優勢，整治貪腐是不需要“赦免”之類妥協的。

貪腐行為本沒有赦免理由，嚴重犯罪不能因為人家主動交待和退回非法所得就完全免于處罰。但當下對貪腐官員，不得不讓法律作某種形式的讓步，這完全是無奈之舉。18年立法醞釀無結果，可以印證李永忠“赦免說”的實際性。但另一面也說明，反腐的挑戰異常巨大，腐敗的程度和危害驚人，當然，官員財產公開制度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也充分顯現出來。

如果遲遲不實行官員財產公開，腐敗程度會越來越嚴重。以前查處的貪腐官員，貪腐數額多在幾千幾萬元，漸漸數字越來越大，現在幾千萬上億是常事。從貪腐對象的年齡和職權上看，越來越呈低齡低職化趨勢，“晚節不保”已演變為“趁早下手”；從貪腐發生的領域看，已越來越從傳統“重災區”向其他領域普遍蔓延，甚至全社會效仿；從貪腐手段看，越來越形式多樣，甚至通過制定法律制度來為尋租者牟利。眾多現象表明了腐敗問題的嚴重性。

如果遲遲不實行官員財產公開，實行的難度會越來越大。制度的阻力來自腐敗分子的反對，隨著腐敗越來越嚴重，腐敗人數越來越多，財產公開的阻力會越來越大。不得不通過妥協的方式減少阻力，說明時機已經不早，如果還不出臺，可以想見，可能性會越來越小。

不能再讓那些冠冕堂皇的理由耽誤時機，什么“侵害了官員隱私權”、“影響官員工作積極性和隊伍穩定”、“技術條件不成熟”……這些一戳就破的理由，無非是既得利益者不想在自己身上動刀的借口。全國政協委員遲福林說得實在：財產公開沒有技術問題，立法更不是難點，而是決心問題。腐敗的危害，已被提到“亡黨亡國”的高度。這樣的憂患意識，應該能催生公開官員財產的強大決心。

俗話說的好“開弓沒有回頭箭”。用在官員干部身上，只要伸手貪污腐敗，一步錯步步錯，那就只能一條道走到黑，再也沒有后悔藥可賣。但現在，時任中國紀檢監察學院副院長，制度反腐專家，國家行政學院等院校兼職教授，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特約研究員的李永忠教授提出他的觀點，即：官員財產公示應實行“有條件的部分赦免”，即腐敗分子將收受的全部賄賂匿名清退了，并且在案發后，經查實退回的贓款與實際情況完全吻合即可得到赦免。（《京華時報》12月17日）

在從重打擊官員腐敗的今天，突然聽到趙永忠教授的建議，直覺這是個好辦法。借官員財產公示的冬風，既能進一步打造和提高政府公信力，且能挽救一批失足官員，實為兩全齊美之法。

我們常說預防腐敗難，難在什么地方？就是只要官員開了口伸了手，就等同于“吃人嘴短，拿人手軟”，只能被別人牽著鼻子走。很多高官為何會腐敗？就是被一些別有用心的人鉆了空子，揪了辮子。當踏上了賊船，除了一門心思做賊，成為“一條繩上的螞蚱”，再也沒有“回頭是岸”的可能。

對于腐敗且被抓住現行的貪官，肯定應該嚴懲重懲，但對于曾經收受腐敗，不想腐敗但又不得不繼續腐敗的這部分官員卻可以挽救。如果能按趙永忠教授所講，利用財產公示，將自己曾經貪污受賄的贓款全部清退，哪怕是匿名，只讓紀檢監察部門知曉，但心里有了底氣，自然不怕別人敲詐勒索，也沒有后顧之憂。再者，曾經腐敗過或還更珍惜清廉為官的不易，特別是全額清退的官員，更會告誡自己慎獨慎微。由此，完全可能令官場少一批貪官污吏，多一批真心干事的領導干部。

當然，退贓予以赦免肯定是好辦法，但其中仍有部分環節需要商榷。那就是退贓的時間與退贓的程度。如果退贓是在已經立案之后，那退贓就失去了意義，這種退贓當不列入赦免范疇。只有在未事發前的退贓，才能證明領導干部的悔意，才有赦免的必要。再者，如果退贓不徹底，或者僅僅是形式上的退，而實質上還有諸多的壞賬死賬，一經查實，不僅不能赦免，更應該從重處置。第三，退贓赦免絕不能成為常態化，那會令官員覺得貪污了只要退臟就行，更容易被突破心理防線。相關部門不妨給退贓赦免定一個期限。給了機會如果不珍惜，東窗事發后被懲處自然沒有怨言。

綜上，退贓赦免當能讓想回頭的官員重走回頭路，讓官場少一些腐敗，當提倡并實施。

突破法治原則的“赦免”許愿，弄不好反會強化官員的僥幸心理，甚至衍生出更多“合法腐敗”的漏洞來。

基于當前嚴峻的反腐形勢，“有條件赦免”企圖以一種有限妥協的方法，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的實質進展，可謂用心良苦。不可否認，官員財產公開最大的阻力來自有貓膩的官員，通過免除部分官員的后顧之憂來分解這種阻力，不失為務實的“鴕鳥政策”。但是這種妥協的背后，在根本上容易傷害法治的公平性原則，法律對公權治理區別對待，給長遠的法治反腐帶來損害。

反腐究竟需不需要“鴕鳥政策”？這需要充分的國情判斷，也需要堅守法治的底線標準。如建議者所言，我國的“腐敗呆賬”比較嚴重，存量越來越大致使抵抗也越來越頑強。在這種背景下，對那些將全部賄賂匿名清退的貪官“網開一面”，看似能減輕他們對反腐敗的抵抗。問題是，如此良好的愿望似乎高估了腐敗官員的自覺性。暫且不談有多少官員會自覺清退，也不論“赦免”的具體可操作性；單從原因分析，造成今日反腐嚴峻形勢，根本上就是由于懲治偏軟，沒有確立起刑事執法的普遍性、嚴密性。在執法已存偏漏的情況下，再行“網開一面”的方案，豈不是“與虎謀皮”？

對權力缺乏常態化的法治監督，對腐敗案件查處的疏漏讓法治缺乏權威性和公信力。一旦容忍“赦免”，便會在社會上造成反腐底線的突破，甚至慫恿更多的官員為求“一時之需”而先行貪腐。這種突破法治原則的“赦免”許愿，弄不好反會強化官員的僥幸心理，甚至衍生出更多“合法腐敗”的漏洞來。

反腐的正途就是對癥下藥，重塑法治的權威。解決舊的腐敗存量也好，遏制新的腐敗增量也罷，關鍵是要回歸到法治軌道上，以嚴密無缺的刑事執法確立起腐敗與罪責的必然邏輯。或許在這種“伸手必被捉”的法治威力下，那些腐敗分子才會權衡利弊，生出幾分主動退贓的自覺性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