止于“僅養”,趨于“不養”,忘于“前養”……借由學者的調查研究和媒體表達,當下農村地區的養老現狀又一次成為被號脈問診的對象。其中,一個顯著病灶就是孝道的式微,即“孝”作為一種特殊文化形式,在歷史與現實的雙重摧折下,成風化人的道德約束力日漸減弱。由此,有人得出如下結論:改善農村養老現狀,必須重振孝道文化。

孝之為道,涉及語義豐富的文化詮釋,三言兩語很難說清。但稍加探究就可以發現,養老與盡孝并不是一回事,前者要比后者明晰得多,討論起來也更加容易。

先提出三個問題:養老問題是農村獨有的嗎?是農村與城市不同的生產生活方式造成或放大了養老問題?與過去相比,現在農村老人的整體生活水平呈現倒退趨勢了嗎?

如果這些前提均不成立,那就應當慎言孝道在農村式微,否則孝道之憂就很可能陷入“鄉愁浪漫化”的偏頗,流于個體經驗的悲情觀望。

局部經驗的生動細節并不是沒有說服力,農村的養老現實圖景中也不乏令人失望甚至悲觀的案例,但這并不能與孝道式微構成對等的因果關系。

我的老家在閩西龍巖的一個客家村落,我曾見過這樣的養老故事:鄰居余阿姨生了3個兒子,大兒子常年在西安工作,二兒子留在老家務農,三兒子定居省城福州。為養老的事,兄弟仨沒少吵架,妥協的結果是老人每年在3個兒子家中輪流住4個月,老人生病住院等大額費用憑票公攤。70多歲的余阿姨說,這樣處理“誰都不得罪”,就是太折騰,自己也說不清兒子們到底孝順不孝順,說不清自己晚年幸福不幸福……

余阿姨的困惑,或許能反映出當下農村養老現實的復雜圖景:隨著經濟社會發展和城鄉二元對立結構的建立,農村養老出現了許多新變化和新挑戰,誰來養、怎么養的問題不僅存在一家之內,更考驗社會治理能力。

要認識到,一方面,農村的相對落后仍是造成養老“負擔化”的民生現實,這一點在貧困地區、貧困家庭尤甚；另一方面,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造成許多農村“空巢化”,傳統農村家庭四世同堂的場景不復存在。

基于上述兩種普遍存在的現實,養老首先應被當作經濟問題和社會問題,其次才談得上文化層面、情感方面的考量。農村養老問題之所以顯得尖銳,固然有老人囿于習俗不愿去敬老院、部分子女缺乏敬老尊老品德等因素,但城鄉發展差距和公共服務不均衡,才是更重要的原因。

“百善孝為先”“千經萬典,孝悌為先”“仁者人也,親親為大”……孝道,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組成部分,兼具歷史特殊性和傳承合理性。回望歷史,傳統孝道中并不乏糟粕,正是看到封建專制主義中的“忠孝同構”以及孝道對個體生命和人格尊嚴的戕害,陳獨秀、魯迅等先賢才痛批各種匪夷所思的“愚孝”。回到現實,“不孝有三,無后為大”“父母在,不遠游”等行為規范已與現代生活格格不入,更不用說“棍棒底下出孝子”等錯誤的教育方式了。

世易時移,傳統孝道中宣揚的敬老、尊老、愛老之心并沒有過時,在代際更迭加快的背景下,更應倡導長幼之間的相互包容和尊重。但是,對于“孝”的標準,一味照搬照抄老皇歷,顯然是行不通的。僅靠凌空蹈虛的說教,孝道的復興也無從談起。

養老問題并不是今天才有,現在的養老問題,背后是中國進入轉型期和老齡化社會加速來臨的復雜時代背景。農村養老面臨的種種難題,既不能簡單地看成是農村問題,更不宜簡單理解為傳統美德流失的后果。解決好這個問題,需要國家、社會、個人的共同努力,需要財力投入、制度設計和文化建設的相互作用。

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問題,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化,立足當下,面向未來,在養老與盡孝的問題上,與其空發“一代不如一代”的慨嘆,不若多些“一代勝于一代”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