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走出去有間接和直接兩種方式：一是把漢語言文化轉換成接受國語言文化的翻譯的方式，一是原封不動地移植入接受國或接受國在漢語言文化的形態上生成出本民族的漢語言文化成果。日本漢詩就是后一種直接式文化傳布的產物。日本學者石川九楊指出：“包括日本、中國、韓國、朝鮮、越南等國家的東亞，不單是一個地理性概念，而是用‘漢字文明圈’這一形態聯系在一起的，具有歷史、地理、文化等共通性的人文地域概念”。從此意義上說，完整的漢詩學，理應包括日本漢詩、韓國漢詩、朝鮮漢詩、越南漢詩等漢詩海外傳布中的生成對象。以唐詩為例，《全唐詩》第732卷收入了朝衡和長屋的漢詩。朝衡即阿倍仲麻呂是日本和中國雙重國籍，但長屋即長屋王（684～729）卻是純粹的日本漢詩人。

現存日本最古的漢詩集是約成書于751年的《懷風藻》一卷，繼之是敕撰三集即《凌云集》（814年）一卷、《文華秀麗集》（818年）三卷、《經國集》（827年）二十卷。日本的第一本個人漢詩文集是827年至835年間成書的十卷本《遍照發揮性靈集》。成書年代和正式書名都不詳的《雜言奉和》一冊，因內收弘仁年代（810~824年）的《雜言奉和圣制江上落花詞》五人五首而被稱作此詩詞集名，這是日本第一本詩詞集。從此，日本漢詩詞創作一直綿延至近現代，日本學者豬口篤志等編選的《日本漢詩》中的壓卷詩人是土屋久泰（1888～1958）創作的揭露廣島原子彈爆炸慘狀的《原爆行》。

縱觀日本漢詩，不能單純用西方近代文學觀念來定義，它既屬于文學類型中的一種，但又具有漢學傳播和漢學教育的特點，是日本傳統漢學教育的產物。到了江戶時代，由于以最高學府昌平黌為首，各地藩校都有著名漢詩人執教，要想學知識，就必學作漢詩，加之江戶時代的儒學者以中國儒學典籍的注解和學習寫作漢詩文為本業，以著述儒家哲學為副業，促使日本漢詩創作呈現高峰的同時，更使日本漢詩成了集教育和思想哲學為一身的文化品種。換句話說，日本漢詩是漢字文化圈的文化遺產，如果離開了博大精深的漢字文化圈的文化積淀和文化交流這一廣闊深邃的背景，就難以解讀日本漢詩這一跨國界的文化交流遺產。

日本不僅有漢詩創作傳統，更有詩歌吟誦傳統。日本江戶時代大詩人菅茶山在《筆墨消遣》中寫道：“古代人區分四聲誦讀”，“現今高野山學寮（空海創立的真言宗的學校）區分四聲誦讀，又其秘教中，也有人采用漢文訓點讀法，可見那里還保存著古代遺風?！?/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