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法性與“民主是個好東西”的迷途

——評趙鼎新《民主的限制》

作者：華東師范大學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　丁業鵬

一、為民主辯護的兩種思路

美國學者卡爾·科恩說，“為什么要有民主？這是如今民主面臨的重大問題中最難回答的一個問題”，“最有效的為民主辯護是羅列民主在實踐中的優點。我毫不猶豫地把這樣的辯護稱之為實用主義”，“它著眼于民主的效果或民主將導向什么，而不是著眼于民主的來源或根源”([美]科恩：《論民主》，聶崇信、朱秀賢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8年版，第208—209頁)，此外，另一種辯護指出“民主有其內在的價值，所以民主本身就是值得珍視的”，這種辯護“不是說明民主的良好效果來為民主辯護，也不是指出民主所依據的正確原則來為民主辯白。它是要喚起人們注意民主必然的特點，不是因其效果或來源而值得珍視的特點，而是就其本身而言就值得珍視的特點”(《論民主》，第273頁)。

然而，對于中國來說，辯護民主的言論歷來存在著一個很大的問題，那就是很少探討民主“就其本身而言就值得珍視的特點”，而把幾乎全部的重心都放在了“羅列民主在實踐中的優點”。從晚清開始，中國人對民主的好感主要是功利化的好感，而不是價值性的好感。到了民國初年，人們看到興民權、開議院并沒有帶來富強之后，民主的光環很快便褪色了。

令人遺憾的是，盡管近代中國追求民主的過程中功利性太強的弊端昭然若揭，近些年以來，中國的不少民主倡導者還沒有充分認識到歷史的教訓，他們在倡導民主的時候，還是不厭其煩地“羅列民主在實踐中的優點”，而對民主“就其本身而言就值得珍視的特點”的探討則淺嘗輒止，“民主是個好東西”的觀念也因此盛行起來。這種觀念認為，民主是個好東西，只要實行民主，就能減少腐敗、治理環境污染、帶來社會穩定、推動經濟的持續發展等等。

這種“功利”的思想并非不能成為為民主辯護的一個思路。但是，首先我們應該明白，在西方民主的理論史上，“權利”的重要性要遠遠大過“功利”的重要性；其次我們應該明白，在中國民主的實踐史中，曾經因為太過偏重“功利”而導致了不良的后果。而且，和民主的功利主義理論抽象而深刻不同的是，“民主是個好東西”式的“功利”往往淪為了標語式的廣告，成了一種想當然的沒有思想深度的東西。

二、民主與合法性

對于“民主是個好東西”的思想，趙鼎新教授在《民主的限制》一書中提出了一定的批評。他說，“為了提倡民主，不少人給民主加上了許多它本身難以完全提供的公共物，比如平等、和平、經濟發展、減少腐敗等。他們把一些西方發達民主國家已達到的指標，如較為平等的社會、發達的經濟、較為廉潔的政府等，完全看作是民主帶來的成果，進而視之為民主本身的特征”(第8頁)。

然而，令人遺憾的是，在對“民主是個好東西”提出了反思之后，趙鼎新教授對“為什么要民主”這個問題的回答，還是回到了“民主是個好東西”的套路。趙鼎新教授問道，“如果民主不能自動實現”“平等、和平、經濟發展、減少腐敗等”等重要社會公共物的話，那么“現代民主體制的意義和生命力又從何而來呢”？他說，“民主最為有效地解決了現代國家的合法性問題”(第10—11頁)。“合法性”是《民主的限制》一書倡導民主的核心理由，作者等于是在說，民主不是你們所說的那種好東西，而是我說的這種好東西，不是“平等、和平、經濟發展、減少腐敗等”，而是“合法性”。如果說民主“不能自動實現”“平等、和平、經濟發展、減少腐敗等”，難道民主就能“自動實現”“合法性”了嗎？不是的。

由于思想觀念和政治文化的不同，對中國來說，選舉對合法性的影響并不突出。選舉背后深層次的理論，如自然權利、“不經同意，無權統治”等等，一直沒有融入中國人的文化中，甚至嘲諷其虛偽的大有人在。問題的關鍵并不在于大范圍地推行民主選舉，甚至是舉行全民普選，問題的關鍵是要建立相應的政治文化。有了相應的政治文化，選舉是水到渠成，而如果沒有相應的政治文化為基礎，光是為了選舉而選舉，或者是為了順應潮流而選舉，選舉很可能導致混亂，而不是帶來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