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鑒于此，“對去世的干部‘做人’宣傳得多，對活著的干部‘做人’報道得少”之不得已，也就不難理解。“去世的干部”已經蓋棺定論，宣傳或有水份，但在一般情況下，不會出太大的差錯。“活著的干部”，尤其是活著的高級干部就難說了。表理不一前后不一的事是常有的，即使“宣傳”力求真實，宣傳時是否就已看透了其“里”（本質）與其“后”（發展），恐怕就未必。“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未篡時，向使當年身先死，一生真偽復誰知？”這大概不僅是一種歷史現象吧。

在顧先生的“公開高調宣傳”中，我贊成的是“公開”二字。領導干部，尤其是高級領導干部“做人”的某些方面的信息，應當公開，卻不宜宣傳，更不應“高調宣傳”。“公開”是客觀的，“宣傳”則帶有過多的主觀功利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