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宏甲著《教育的良心》，寫到一個鄉村教學點的情況，一個已經代課11年的女教師，總共“一房三間”的校舍，“兩間教室是通著的，還有一個小間是教師宿舍”，女教師的“孩子就在那個小間里睡覺”。據說，“這里鄉下教學點的校舍多是這樣的”。作者也說到留守兒童在家的學習環境，他看到的是一個女孩，“平常是在一個用石塊壘起來的石板上做作業“。作者感慨：“鄉村，尤其是貧困鄉村的孩子，與城市孩子在基礎上的差距如此之大，如何在這么大的差距上，依靠同一張考卷去建立公平？”

10年前的“村校撤并”，大概就是鑒于鄉村教育條件之差，城鄉教反差之大做出的決策。據教育部公布的統計數據：農村小學數量，10年間減少了52.1%。我不想以“最大的惡意”去推測別人。決策者的本意，大概也想讓鄉村的孩子有一個與城市的孩子差距不是太大的學習環境，盡可能地建立起教學的公平。

“村校撤并”之舉，卻使鄉村的孩子面臨前所未有的窘境：走上十來里路去上學，來回二三十里，走讀嗎，時間花不起；住宿嗎，費用花不起，能通汽車的鄉村有校車接送，卻又頻頻出事，生命更是“陪”不起，不少鄉村的孩子，就只好綴學了。

凡此種種，決策者們或許根本就未曾想到，這就叫“隔膜”。心中無數膽子大，情況不明主意多，頂層設計，必須謹防與基層百姓大有“隔膜”的人們如此拍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