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的氣度，我是談過一次的，就在兩年之前。引發“再談”之沖動，是因為魯迅與周木齋的關系。我讀到的那篇文章，給人的印象便是魯迅沒有氣度：連一位方才23歲的年輕人也不惜以“利刃砍殺”，且釀成了“曠古奇冤”。我撿索了這樁歷史公案的相關資料，發現事情卻是適得其反。

在魯迅與周木齋的“筆戰”中，用上諷刺、挖苦和“揭露”之筆墨的，是周木齋而不是魯迅。是周木齋批評魯迅《文人無文》的文章在挑明“‘何家干’就是魯迅先生的筆名”之后寫道：“以魯迅先生的素養及過去的成就，總還不失為中國的金鋼鉆招牌的文人吧。但近年來又是怎樣？單就他個人的發展而言，卻是中畫了，現在不下一道罪己詔，頂倒置身事外，說些風涼話，這是‘第四種人’了。”于是魯迅以《兩誤一不同》作答，又在《偽自由書》前記中說了一句：“這回由王平陵先生告發于先，周木齋先生揭露于后”。然而，當魯迅從曹聚仁先生處得知，周木齋只是一個二十幾歲的年輕人，沒有什么政治背景之后，便與周木齋“相見傾談，彼此釋然”；據唐弢先生回憶，魯迅還多次贊揚周木齋的雜文，并與周木齋一起為《太白》雜志的《掂斤簸量》專欄撰文，“此呼彼應”。僅此一端，魯迅的氣度，也就爍然可見了。

在這場筆墨官司之前，周木齋曾有《罵人與自罵》一文，指責大學生之“逃難”，他認為大學生應當“赴難”。魯迅的《論“赴難”與“逃難”》是就此而發的。他在此文中說：“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我并不全拜服孔老夫子，不過覺得這話是對的，我也正是反對大學生‘赴難’的一個。”魯迅的《文人無文》原與周木齋毫不相干。周木齋的《第四種人》卻以如此筆墨對付魯迅，很可能便與此事相關。然而，魯迅不但沒有因此而對周木齋另眼相看，沒有將他當做想靠糾纏文化名人出名的小人。而且，對于這個年輕人，魯迅的氣度也不表現為那種居高臨下的“寬恕”，他是將周木齋當然朋友的，要不，他不會與周木齋“相見傾談，彼此釋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