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要嚴密。常聽人說，某某罪犯鉆了制度的空子，這說明我們的制度有不嚴密之處，但這種空子是明擺著的，要補要填，都不困難。難的是我們的不少制度，看似天衣無縫，在權力面前卻往往像紙糊的，一戳就是一個洞。當年那位成克杰，一會要計委為銀興公司的工程立項，一會要銀行為銀興公司發放貸款，一會要市政府為銀興公司大幅度壓低工程土地價格，一會要財政廳要房改辦將財政周轉金房改基金借給銀興公司，難道這些部門都沒有制度？制度是有的，這些事別人辦不到就因為有制度管著。但那種制度管不了成克杰這樣的大權在握的要人，這種風氣越演越烈。提干部，立項目、批地皮，往往是他們先授意，再讓你去按“制度”按“程序”辦，因而，別人根本無法辦到的事，他們都能辦到，而且辦得輕松自如，哪里是“過五關斬六將”或“入百萬眾中取一上將首級如囊中探物”之類的語言可比擬。制度要嚴密，先得堵住這樣的大空子。

法紀要嚴明。東漢時期有一位“言守正而不依阿于人”的叫崔寔的人說：“凡為天下者，自非上德，嚴之則治，寬之則亂?！彼€舉了正反兩個方面的例子：漢宣帝“明于君人之道，審于為政之理，故嚴刑峻法，破奸軌（宄）之膽，海內清肅天下密如，算計見效，優于孝文”，而漢元帝“多行寬政，卒以墮損，威權始奪，遂為漢室基祝之主，政道得失，于斯可鑒”。這是封建時代的知識分子從漢朝由興到衰的過程中悟出的道理，在我們今天，或許也還有可借鑒之處。早在八十年代，鄧小平就一再指出，我們對于各種犯罪活動“下不了手”，“往往下不了手”，“總的表現是手軟”，這“手軟”的結果之一，就是使一些人得出萬一搞腐敗受到懲罰，也還能劃得來的結論，腐敗分子前赴后繼，腐敗現象越演越烈，這大概也是一個重要原因。其實，法紀要嚴明，并非就一定要用嚴刑峻法。但事實證明，對于那種視黨紀國法為兒戲視黎民百姓為草芥的腐敗分子，心慈手軟是不行的，“夫以德教除殘，是以梁肉治疾”，這更是無濟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