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備其人，最為人津津樂道的是“三顧茅廬”。即使沒有多大的本事，就憑這種禮賢下士，尊重人才的品格，就值得尊重。孔明出山之后，劉備與這位二十幾歲的年青人相敬如賓，入則促膝而談，出則并馬而行，火燒博望坡時，甚至還聽從諸葛亮的將令。那時候，他從來就沒有拿大，擺出“主公”的架子。難怪陳壽在《三國志》中評說劉備：“先主之弘毅寬厚，知人待士蓋有高祖之風，英雄之器。”蜀漢能打開當時那樣的局面，固然離不開諸葛亮運籌帷幄，但也不能小看劉備的容人之量所起的作用。

興兵伐吳時的劉備，卻幾乎是變了一個人。趙云等人諫阻，他就一概不聽；秦宓諫阻，又將他打入牢獄，這且不說，連諸葛亮上表陳述利害，勸其“別圖良策”時，他也竟然擲表于地，說“朕意已決，不得再諫”。連營結寨之時，曾有馬良提醒：是否畫下布陣之圖送諸葛亮過目，此時的劉備又十分自負：“朕亦頗知兵法，何必又問丞相？”其先前之風范已全然不見蹤影。

劉備興兵伐吳，敗得很慘。李國文將這一切歸結為“感情失控”，“意氣用事”。這自然也有道理。但僅僅指出這一點還是很不夠的。興兵伐吳，是劉備當了皇帝以后的事，不知人們是否注意到，一旦坐上了皇位，他與諸葛亮、趙子龍等人之間就劃下了一條君君臣臣的界線。皇帝就是皇帝，臣子就是臣子，即使劉備“三顧茅廬”請來的諸葛亮，也不能和他再促膝而談，并馬而行了。例如，諸葛亮上表救秦宓，就先得下跪、瞌頭，在這種氛圍之中，坐上了皇位的劉備是很容易覺得自己突然高明起來了的，時時言聽計從，他哪里還受得了？于是乎良藥苦口，忠言逆耳。縱觀歷史，由此而釀成的悲劇并不少見，會說“朕意已決，不得再諫”的絕不僅僅是一個劉備，在《三國演義》中就可找出相似的實例。李國文認為諸葛亮沒有能勸阻劉備伐吳，也應該負有一定的責任，卻是冤枉了諸葛亮的。如果諸葛亮有錯，倒是錯在他不該勸說劉備當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