閑遐無事，信手翻看余秋雨的《霜冷長河》，有一篇題為“綁匪的紙條”的文章吸引了我。

文章提到湖北發生一起歷經十年久而未破的綁票殺人案，最終因綁匪寫的短短十九個字的勒索紙條所透出的濃厚文化信息而讓刑偵專家找到殺人原兇——一大學教授。那十九個字是“過橋，順墻根，向右，見一亭，亭邊一倒凳，其下有信”，綁匪在書寫勒索紙條時自然流露了操控文字的能力，卻也把自已文化人的身份暴露。

余秋雨先生沒有具體交代為什么歷經漫長十年間，案件總是無法突破。但我猜想，此案之所以長期破獲不了，有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偵破方向出現了偏差，慣常思維中綁票殺人的一定是兇悍殘暴的江洋大或盜粗俗不堪的市井潑皮，刑偵人員壓根兒就沒有把綁票殺人與戴著眼鏡溫文爾雅的文化人聯系起來！

文化人綁票殺人說明文化其實未必有排惡功能。文化素養的高低與品德人格的優劣不一定成正比！古往今來許許多多文化人墮落的鮮活事例也都說明了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