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初，河北滄州市第一中學12名高中生因在校攜帶或使用手機陸續被勸退，隨后引起熱議。22日，滄州市教育局相關負責人回復新京報記者稱，已經確定該校12名高中生因攜帶或使用手機被勸退后暫未返校，教育局已介入調查。（3月28日《新京報》）
早已進入尋常百姓家的手機，或許并不適合中學生在校內使用。單從這點來看，許多中小學將手機列為“禁物”，尚可理解。不過，僅僅因12名高中生在校內攜帶或使用手機，即以違反校規為由勸退，則近乎“杯弓蛇影”了：須知，被勸退的學生中，有的只是與父母通了一席話，有的不過是練舞時用手機放了段音樂 ，且都是在課余。而更多的則僅僅被證實為“攜帶”，也無一例外地被處以了“極刑”。
說是“極刑”，一點也不夸張：所謂勸退，并非課堂點名批評，也不是老師個別談話，而是就此作別校園，換作你我，會作何感想？盡管學校“網開一面”，允許他們中的高三學生屆時參加高考，但受此“磨難”的學子，到時還能否平心靜氣地走向考場？其實，他們一沒有用手機看“黃網”、聽“黃歌”，二沒有在課堂使用影響他人，更沒有上網傳播不良信息，無非正常使用手機而已。即便有違學校嚴規，可以幫助，可以批評，甚至可以適當給一點處分，但動輒“勸退”，不給出路，合適么？
筆者并非自說自話，而是有據為證：從2014年9月1日起實施的《河北省普通高中學生學籍管理辦法實施細則（試行）》第三十七條指出，“對違反中學生守則和校規校紀或犯有錯誤的學生，………，不應以停課、勸退等形式剝奪學生學習權利。”而該細則第三十八條更是明確，“給予勒令退學、開除學籍處分的，………，還須報上級教育主管部門批準。”可見，滄州一中此舉不僅不合適，且涉嫌違法又違規。
而讓人啼笑皆非的是，分明是矯枉過正之舉，該校偏要謂之為“嚴肅執行校規，體現了學校為大多數學生負責的擔當。”筆者就不解了，僅因學校學委會上，校長說了一句“用手機的學生就要被勸退”，無人反對，就算校規了？既不在老師中集思廣益，更不征求學生及家長的意見，也難怪會如此“劍走偏鋒”了。何況，“再牛”的校規，亦不能同教育法規公然“唱反調”，否則，該受罰的就不是學生，而是校方了。
要說勸退用手機學生是一種“擔當”，則更是不倫不類了。教書育人，本是學校及老師的天職，若學校欲嚴管手機使用，大可完善相關管理制度，在細節上做得更好；對偶有違規同學，與其動輒處分，不如曉之以理、動之以情，這才是一個教育工作者應有的擔當。似這般稍有違規，即“逐出師門”，這是放棄，而不叫擔當。至于以“大多數學生的利益”作說辭，無非只是顧左右而言他的“擋箭牌”罷了。
何況，滄州一中學生興起的手機之風，與學校的“推波助瀾”似乎大有干系：2014年，正是學校與聯通合作推出“免費提供定制手機，學生自愿選擇使用”的活動，才讓學生中持有手機人數劇增。只是后來，學校發現手機功能設限情況不如所愿，加上某些學生過度使用，這才轉而封殺。也就是說，倡導時考慮不周，推行后管理不善，遇問題轉彎過快，都與學校脫不了干系。而現今所有的“苦果”均讓12名“違規”同學品嘗，不能不說有失偏頗。
其實，從本質上說來，在信息時代視手機為“異端”，實在是犯了常識性的失誤。即便是高中生，適度使用手機，對于廣納信息、開闊眼界、更新知識、輔導學習還是大有裨益的。誠然，無節制地使用手機，對中學生或產生負面影響，但完全可以通過管理及引導來彌補。正如現在人們須臾不可或缺的電，若使用不當，也有致命的風險，卻不能為此“禁電”，是同樣的道理。
個中道理，學校何嘗不明白，譬如說，從學校校長、教務主任到每一位教師，哪一位會沒有手機？誠然，學生與老師不能完全等同，譬如說自制力弱什么的，但為此不惜因噎廢食，卻是大大的得不償失。按理說，要求學生做到的，教師首先要做到。若換位思考，要是在教師中也同樣禁用手機，學委會還會眾口一辭么？若教師中有違規的，依舊毫不留情“辭退”，校園是否還會如此“平靜”？因而，與其執意“勸退”到底，不如躬身自省，把學生請回校園，并真誠致歉。如此，方為教書育人的真諦所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