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政部社會事務司副司長倪春霞日前在天津大學有關農村留守兒童、城市流動兒童的研討會上透露，民政部已與教育部、公安部等決定今年開展留守兒童全面摸底排查工作。這是繼今年2月國務院印發《關于加強農村留守兒童關愛保護工作的意見》后，民政部等相關部委貫徹落實的又一舉措。近年來，留守兒童現象持續引發社會關注，摸清底數，了解其真實狀況，顯然會為有針對性地解決與之相關的社會問題提供決策參考。

留守兒童問題是我國城鄉發展不均衡條件下的階段性產物。相關報道顯示，早在1999年，這一問題即被首次提出。此后十幾年里，各地區以及相關部門針對留守兒童問題投入了大量工作，很多都頗有成效。盡管如此，受制于城鄉二元分割下的公共服務不均等、社會保障不完善等困擾，涉及留守兒童的教育、安全及情感等方面的一些長期性問題，仍需格外關注。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2014年開展的“全國農村留守兒童狀況調查”發現，在遭受意外傷害、不想學習以及缺乏父母支持等方面，留守兒童均比非留守兒童要高5—10個百分點不等。除了普遍性問題，近年來一些關于留守兒童遭受意外傷害甚至不法侵害的極端性個案，更為全社會所關注。

兒童是祖國的未來。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去年全國少代會上所指出的，培養好少年兒童是一項戰略任務，事關長遠。與其他兒童一樣，留守兒童同樣承載著祖國的希望，不能也不應該讓他們輸在起跑線上，這既是回應社會關切的需要，也是各級政府的職責所在。我們看到，進入2016年以來，就國家層面而言，對留守兒童的關注力度明顯加大。國務院印發《意見》后，民政部旋即首次就未成年人保護工作設立了專門業務處。同時，由27個部門參加的農村留守兒童關愛保護工作部際聯席會議制度也即將開始運行。對留守兒童進行摸底排查，建立全面且權威的數據系統，不僅為了解留守兒童的真實狀況提供一手資料，而且有助于提高對留守兒童的幫扶效率。事實上，國務院2月份印發的《意見》就已明確提出“要建立翔實完備的農村留守兒童信息臺賬，一人一檔案，實行動態管理、精準施策”。此前，多少有些令人尷尬的是，僅就17歲以下留守兒童規模而言，現今廣被援引的依然是依據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樣本數據推算6100多萬這個數字。更重要的是，沿海與內地、東部與西部等不同地區的經濟和社會發展差異，更需要全景式的數據和信息，以便因地制宜地解決問題，提高對留守兒童管理的針對性和有效性。

精準幫扶對于解決當下圍繞留守兒童相關的種種社會問題具有極強的現實意義，但正如李克強總理此前在國務院常務會議上所強調的，更為關鍵的是“從源頭上減少留守兒童”。因此，對留守兒童進行全面摸底排查，不能僅僅局限于留守兒童到底有多大規模這樣的一組或幾組數字上，還應該就排查中發現的問題，按圖索驥，去探究其背后的深層次原因，不僅需要從管理流程上整合各種社會資源，健全留守兒童的管理機制，更需要著眼長遠，精準地定位癥結，從制度上解決困局。

原標題：關愛留守兒童從摸清底數做起

要真正做好農村留守兒童關愛保護工作，就要以建立相關的兒童福利制度為長遠目標，一步一個腳印地扎扎實實向前推進。當然，萬事開頭難。但是不管從哪里起步，摸清底數總是第一步。

年初，在部署工作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上，李克強總理強調：大量外出務工人員為我國經濟建設作出了特殊貢獻，但也形成了數以千萬計的留守兒童問題。他指出：“決不能讓留守兒童成為家庭之痛、社會之殤。”為了貫徹國務院常務會議精神以及隨后出臺的《關于加強農村留守兒童關愛保護工作的意見》的部署，民政部新成立了未成年人（留守兒童）保護處。

從國務院到民政部如此強調，如此重視，對農村留守兒童的關愛保護不能說是不重視了。但是，我們在這方面的工作基礎還有不少欠缺，其中之一就是底數不清。據媒體報道，此前關于農村留守兒童的數據，多是估算數。一般的說法是6000多萬，但這個“多”究竟是多少？從6100萬到6800萬，各種說法都有。

10年前，我曾參與聯合國發展計劃署為撰寫《2007年中國人類發展報告》作準備而組織的研究項目，承擔了其中一個分課題，完成了題為《農村“留守家庭”與公共服務》的研究報告。因為這項研究沒有調查經費，只能根據當時各種政府文件和媒體消息中披露的數字來進行推算。報告中說：“2006 年下半年以來, 媒體上比較流行的說法是留守兒童2300 萬人”，這是官方認可的數字，但顯然很保守。當時有個“農村留守婦女4500萬人”的數據比較可信，因為這是學者白南生根據他多年在基層調查研究后提出來的。我根據李慶豐等幾位研究者提出的比較靠譜的數字，再參考農村留守婦女的數字進行推算，最后得出的結論是當時的留守兒童應該有6000多萬。

時隔10年，想不到農村留守兒童的數字還是這個口徑。翻閱一下統計資料，2005年年底農民工的統計數是1.3 億；而到2014年，全國農民工總量已達2.7億人。當然，簡單地類比是不科學的，因為在這9年間，中國社會尤其是勞動力市場的情況變化極大，特大城市、大城市政府對外來人口的政策也幾經變化。但是，不管怎樣，要解決農村留守兒童問題，還是要摸清底數，仍然“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地混日子，顯然是不行的。

當今世界已經進入了大數據時代，但是，“進入……時代”并不等于“數據”自然而然就“大”起來了。從實踐中看，在與社會領域相關的數據收集和利用方面，仍然有很大的缺憾。

現在，要真正做好農村留守兒童關愛保護工作，就要以建立相關的兒童福利制度為長遠目標，一步一個腳印地扎扎實實向前推進。當然，萬事開頭難。但是不管從哪里起步，摸清底數總是第一步。我們高興地看到，民政部已與教育部、公安部等決定今年開展留守兒童全面摸底排查工作，從而在這個基礎上，實現精準幫扶。?

【解決留守兒童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減少乃至最終消滅留守兒童。即如今年1月李克強總理在國務院常務會議強調的：通過推進農民工市民化、引導扶持返鄉創業就業等措施，從源頭上減少留守兒童。】

今年春節期間的最熱話題，當屬各種身份的游子，對當下鄉村圖景的描述和感慨。而在所有被描述的圖景中，其實都隱含著一個在春節期間變得不太醒目的細節，那就是和老人一起被留在鄉村的兒童。這些被稱作留守兒童的孩子們，大多生活在沒有爸爸媽媽的殘缺家庭中，與他們年邁的爺爺奶奶一起，留守在日漸凋敝的鄉村。他們大多可以吃飽穿暖，也大多可以順利長大，但缺少溫暖也缺少管束的童年，究竟會在他們心里留下些什么？在可以量化的就學率、升學率、就業率、犯罪率之外，童年留守經歷留下的陰影，究竟會在多大程度上影響到他們的人格健康和與社會的和諧相處，都是急需弄清、回答的重大課題。

但多年來對留守兒童問題的研究，始終限于民間機構的零星研究，或新聞媒體對于留守兒童失蹤、被虐等非常事件的報道。甚至全國留守兒童的具體數量，也僅限于來自不同機構、不同口徑的估算，具體數字則從6000萬到1億不等。雖然不管哪個數字都足夠龐大，但數千萬的差距，其應對之策畢竟不同，于是，摸清留守兒童的準確數量，就成為下一步解決這一問題的前提。

近日有媒體報道稱，在天津大學舉辦的一場有關留守兒童問題的研討會上，民政部有關官員透露，民政部已會同教育部、公安部，決定今年首次開展留守兒童全面摸底排查工作，從而實現精準幫扶。

摸底尚未開始，準確數字究竟是多少也很難預估。即使按低限的6000萬計，下一步的所謂“精準幫扶”，也必將是一項重要的挑戰。按照此前各種研究、報道呈現的現象，留守兒童首先面臨的是顯性的傷害，如缺少父母管束帶來的學業荒疏、行為失范，少數孩子還可能受到毆打、性侵，乃至失蹤或非正常死亡等等。即使面對這些顯性傷害，要做到“精準”且有效地幫到孩子，已經非常困難。至于那些非顯在的隱性傷害，如長期缺少父母關愛帶來的情感傷害，缺少安全感帶來的性格缺陷等等，就更是家庭之外的力量很難介入，更難以解決的問題。

因此，對留守兒童最精準的幫扶，就是還給他們一個完整的家。換言之，解決留守兒童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減少乃至最終消滅留守兒童。即如今年1月李克強總理在國務院常務會議強調的：通過推進農民工市民化、引導扶持返鄉創業就業等措施，從源頭上減少留守兒童。

數以千萬計的留守兒童的出現，固然與我國特定的發展階段相關，但從本質上說，選擇讓孩子在老家留守，對于千千萬萬個打工者而言，都是一個反親情、反自然的被迫選擇。只要外部環境稍有寬松，那些為了改善家庭生活水平而進城打工的家長們，自然會選擇把孩子帶在身邊，以便給孩子一個完整的家庭和正常的成長環境，也可以真正完成整個家庭的城市化。從以往部分城市的經驗來看，即使大城市暫時不能為打工者提供均等的公共服務，但只要政策稍有松動，各種打工子弟幼兒園、打工子弟學校就會自發產生。打工者們寧愿以自己付費、自我服務的方式，也要為自己的孩子在城市創造求學、生存的機會，可見讓子女“隨遷”才是他們的本意，而選擇讓孩子留守，其實是多么無奈而艱難的選擇。

可見“從源頭上減少留守兒童”，在打工者一端有著足夠的動力，而真正的關鍵因素，則在于中央的決策，如何落實為各個地方政府的具體政策。真正的城市化，最終一定是人的城市化，具體說就是讓數以億計的農民，都能拖家帶口地進城安家。這個過程會比較漫長，也會遇到來自各個方向的阻力。但不實現這一步，中國的城市化、現代化就是空話，留守兒童的難題也就無解。

留守兒童作為這30年左右出現的新名詞，而今已成社會難以消除的病，成為無數家庭不堪承受之痛。然而這么多年來，中國的留守兒童究竟有多少，從來就沒人說清楚過。民政部負責人日前透露，我國將首次統計留守兒童底數，為實現精準幫扶提供準確數據。

摸清全國留守兒童的底數，為他們建立幫扶檔案，無疑為這個跨世紀的中國之痛，能夠起到一定的鎮痛作用。然而真金白銀撒下去是一個方面，更重要的還是需要放下維系在城鄉二元結構之上的各種現象，教育的、醫療的、住房的等等，哪一個環節掉了鏈子，都有可能讓這項幫扶工作停留在象征性的救濟救急層面，傷還在，痛依舊。

眼下徹底放開這些門檻，幾乎沒有可能，因為各項保障投入跟不上，許多城市人群的觀念也沒跟上。這一點，我們從積分落戶之類的各種設置上就能感受到。即便這些都沒問題，可能各個一二線城市的房價會放得更開，這對解決父母孩子兩地分居問題來說，等于什么都沒放開。

最新毛估估的數字表明，中國的留守兒童總數在1億左右。這是給多少錢都無法治愈的社會疾病，是城鄉二元結構無法在短時間內填平的溝壑。在發展農村經濟成為持續永恒的理想命題的情況下，如何在城市不能承受人口膨脹之重，與留守兒童和他們的家庭不能承載生命與情感之痛的兩者之間取其輕重，完全取決于頂層設計的決心與智慧。

是把錢投到具體農村家庭普通意義的幫扶減負上，或者是更多扶持新型城鎮，讓更多城市公共服務能覆蓋留守兒童，這是治標與治本的根本性區別。以附著在城鄉二元結構上的各種限制為例，光留守兒童進城讀書這一項，即便是一些看上去混得有模有樣的京漂滬漂們，他們的孩子也并不是都能擺脫留守兒童的命運。因此，解決留守兒童問題，如果不把精力花在城鎮公共服務的增量上，很難讓人看到治病去根的決心。

長痛不如短痛。真金白銀之外，更需要加快實現城鄉一體的共享發展。這是化解留守兒童這一萬家之痛的根本。?

“我國今年將首次摸清留守兒童底數”，在天津大學日前召開的一個研討會上，民政部官員透露的這一信息，迅速引發廣泛關注。據悉，民政部與教育部、公安部等，決定今年開展留守兒童全面摸底排查工作。留守兒童，這個令人牽掛的群體，將有更加精確的“生存地圖”。

留守兒童不是一個抽象的群體，而是由一個個鮮活的個體組成，有著獨特的年齡結構、個性特征和多樣需求。關愛留守兒童不能籠而統之，而應該在“精準”上下更多功夫。全國究竟有多少留守兒童？精確數字一直付之闕如，而各種統計又莫衷一是，倘若連底數都摸不清，那就談不上摸清情況、給予關愛，遑論在此基礎上的精準幫扶、因人施策。因此，摸清留守兒童底數，正是邁出“精準關愛”的關鍵一步。

這些年來，無論是政府的幫扶政策，還是社會的公益活動，關愛留守兒童越來越精準化、精細化。今年年初，國務院出臺《關于加強農村留守兒童關愛保護工作的意見》，明確要求“建立翔實完備的農村留守兒童信息臺賬，一人一檔案，實行動態管理、精準施策”，把“精準”固化為制度原則。而從“三元免費午餐”致力于身體健康，到“上學路上”“愛心媽媽”著眼于精神陪伴，“精準”也是各類公益活動的關鍵詞。關愛留守兒童固然需要政府、社會、專業機構等協同合作，但協同合作的前提正是要針對具體需求實現“精準關愛”。

事實上，在留守兒童這個龐大群體中，有的孩子掰著手指頭數著父母回家的歸期，更多需要精神撫慰；有的孩子與爺爺奶奶守著家徒四壁的農屋，更多需要物質資助；有的孩子在孤獨寂寞中變得行為孤僻、性格內向，尤其需要心理輔導……每一個孩子都有獨屬于自己的“小宇宙”，只有傾聽他們內心的聲音，給予他們渴望的關愛，才能撫平流動時代的家庭之傷、社會之痛。

目前，盡管“精準關愛”已經開始發力，但是真正做到“精準”仍然任重道遠。有的地方，政府部門逢年過節組織慰問看望，僅僅是“節日性”問候，而缺少日常性的幫扶與關愛；有的公益項目組織捧著“愛心”上山下鄉，但是時間太短，以至于還沒有熟悉情況，大學生、志愿者就已匆匆離開。這正如有人指出的，“問題并非出在關愛資源的不足上，而是我們的救助結構有缺陷，幫扶的姿態形式感太強”。無論是政府部門、專業機構，還是社會組織、志愿團體，關愛留守兒童都應該摒棄“形式思維”，不是胡子眉毛一把抓的籠統關愛，更不是忽強忽弱、乍有乍無的隨機愛心，而是真正融入到孩子的內心世界，給予他們真正需要的關愛與呵護。

哪個孩子不眷戀父母的懷抱，又有哪個父母不愿意在孩子牙牙學語中感受快樂、在孩子茁壯成長中體味幸福？既然城鄉二元結構帶來的撕裂不可能瞬間填平，既然“霓虹燈下你們身影迢迢，鄉間的小路我們形單影只”的分離無法短期彌合，那么，就讓我們給予留守兒童更多“精準關愛”，以他們渴望的形式撫慰孤獨、陪伴成長。

【解決留守兒童困境，摸清人數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讓他們和他們的父母在一起。在城市有機會，故鄉也回得去，留守兒童的困境才能得到根本改善。】

我國究竟有多少留守兒童？這個問題也許會在今年找到答案。據報道，今年，民政部將會同教育部、公安部等開展留守兒童全面摸底排查工作，以實現精準幫扶。

這是我國首次摸底留守兒童人數。而此時，第一代鄉村留守兒童已經流動到了城市，成為第二代留守兒童的父母，“留守一代”的命運正在他們下一代身上重復上演。一代又一代，日復一日，留守兒童與父母無法在一起的徹骨傷痛，一次又一次撕裂著社會，成為我們這個國家亟須愈合的傷口。

數據統計姍姍來遲，但畢竟還是來了。這意味著，留守兒童這一群體終于不再以模糊的面目存于官方的檔案之中。無論是民間所說的6100萬，還是專家預估的1億，對這一龐大群體人數的追問，最終會指向一個目標——尋找對策，改變這個群體的命運，也改變國家的命運。

多年來，數千萬家庭的傷痛已經累積成危急的社會問題，許多遠離父母的鄉村孩童，享受不到健康穩定的家庭關系，得不到持續、完善的家庭教育，淪為社會邊緣人群。對社會，他們沒有安全感和信任感。近幾年來，頻繁發生在留守兒童群體中的自殺或是殺人等極端事件，無不顯現了這個群體的無助。失去了父母之愛和家庭溫暖的他們，必然會在成長過程中留下遺憾，甚至成長得不夠健康。

解決留守兒童困境，摸清人數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讓他們和他們的父母在一起。

如何讓他們“在一起”？一直以來，人們多呼吁城市戶籍制度改革，讓更多的農民工能夠融入城市，打破留守兒童回到父母身邊的體制障礙。但事實是，一方面，城市有限的人口承載力使得戶籍門檻一時難以降低；另一方面，越來越高的城市生活成本，令許多農民工自身也難以立足。

在力求打破體制障礙，讓留守兒童去到父母身邊的同時，我們能不能重構鄉村，讓出走的父母回到孩子身邊？上個月，國務院《關于加強農村留守兒童關愛保護工作意見》頒布，首次提出解決農村留守兒童問題的頂層設計。

文件明確提出，要從源頭上改變“兒童進不了城，父母回不去鄉”的無奈現實，實現“到2020年兒童留守現象明顯減少”的目標。

鄉村重構，就是讓村莊成為回得去的故鄉，通過城市反哺鄉村，重構鄉村經濟、鄉村空間、鄉村社會和鄉村文化，吸引外出務工的年輕父母回鄉創業和發展。據報道，在留守兒童相對比較多的貴州，一些鄉村90%農民工返鄉就業創業，以往困擾當地的留守兒童、留守老人現象已有所緩解。而在重慶，積極吸引農民工返鄉就業創業，3年來，留守兒童已經減少了約18萬。在城市有機會，故鄉也回得去，留守兒童的困境才能得到根本改善。

本報特約評論員李薌

【留守兒童底數搞清之后，相應的社會管理也該轉變思路，從以往的管控轉向服務的抵達，讓孩子們能得到精準幫扶。】

全國究竟有多少留守兒童？一直缺乏權威數字。據報道，民政部社會事務司副司長倪春霞日前透露，此前使用的都是估計的數字，我國今年將首次摸清留守兒童底數。據稱，由27個部門參與的農村留守兒童關愛保護工作部際聯席會議制度即將開始運行。

長期以來，留守兒童總以跟悲劇捆綁的方式，出現在公共視野中。特別是貴州畢節等地多起留守兒童悲劇發生后，官方和民間，對該群體均表現出深深關切。他們的生存樣態，他們面臨的現實困窘，他們接下來的路該如何走，讓人牽掛、讓人憂慮。但遺憾的是，我們連他們的準確人數都不知道。所謂關愛，有時更像是一種正確的表態。

這樣的“心中無數”，是留守兒童生存狀態的顯性呈現，可對應整個群體的無名與無序。他們是沉默的羔羊，在文明的邊緣、在被現代化無情甩下的鄉村野蠻生長。他們是在冊的公民，雖然每每讓人落淚，卻因“無名”而“無序”乃至被隔在文明社會之外，成為社會為現代化支付的一種代價。尤其可怕的是，類似的“留守”，還有代際傳承的可能。

無論是全國婦聯根據樣本數據推算出的6100萬，還是包括流動未成年人在內估算的近1億人，模糊的數據背后，折射的是管理的粗放、關懷的欠奉。若連留守兒童數量都搞不清，也就難言精準幫扶。因此，摸底排查這樣的基礎性工作，本也不能再等再拖。

首先，類似調查并不存在統計學上的困難，主要還在于是否有盡力幫扶的意愿。也即普查之后，關鍵還是要拿出切實舉措，將“畢節的孩子”當做“國家的孩子”，納入到經濟社會發展的大盤子里考量。比如說，降低城市安家、教育門檻，讓進城務工農民能將孩子帶在身邊，讓隨遷孩子都有學可上，感受到社會的照拂。

此前國務院印發的《關于加強農村留守兒童關愛保護工作的意見》指出，“建立翔實完備的農村留守兒童信息臺賬，一人一檔案，實行動態管理、精準施策”，這些臺賬應對應著一個個活生生的生命個體，而不是一堆數字；需要對應實實在在的公共服務，而不只是“等因奉此”的公文轉呈。準備怎么幫扶、幫扶了哪些具體的人、有無具體責任到人等，也該有清晰可查的清單和臺賬。

其次，底數搞清之后，相應的社會管理也該轉變思路，從以往的管控轉向服務的抵達。這其中，提高統籌層級、全國一本賬很重要，如留守兒童檔案建起來后，要與流動未成年人信息監測有效對接，相應的中央轉移支付的義務教育經費等也要嘗試轉移、流動，避免流出地與流入地間的“甩包袱”拉鋸。

還要看到，留守兒童之所以成為問題，并非僅僅是因物質匱乏，也與精神、心理上的缺乏關愛相關。基于此，對該群體的摸底，不能止于數量，還有對他們心理健康程度的動態監控摸排。這也需要各級政府、各相關部門守土有責，做好分內的精準幫扶工作。未來的部際聯席會議制度，也不妨同步考慮構建健全的精神干預機制，讓孩子們能健康成長。

給包括留守兒童在內的孩子一個可預期的未來，社會才有未來。有什么樣的青春一代，才會有什么樣的現代化。而對留守兒童摸底，邁出了“精準幫扶”的重要一步，而當幫扶精準到位了，留守兒童乃至社會的未來也會更加澄明。 ?

國務院2月14日公布的《關于加強農村留守兒童關愛保護工作的意見》強調，加強農村留守兒童關愛保護工作，維護未成年人合法權益，是各級政府的重要職責，也是家庭和全社會的共同責任。

當下，我國的留守兒童總量已達6100萬。《中國留守兒童心靈狀況白皮書（2015）》指出，中國有近1000萬留守兒童“一年到頭見不到爸媽”。有一半以上的農村兒童每年與父母見面的次數少于5次，導致留守兒童的煩亂度提高、愉悅度降低，表現為傷心、害怕、緊張、憂愁、心煩意亂等消極情緒。很多專家、學者呼吁重視并努力解決留守兒童難題，但效果并不理想，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教育監護責任、公共管理責任的懈怠和疏忽。

不少外出打工者已懂得，對孩子，僅僅提供單純的物質供養是不夠的，更要提供溫暖、溫馨的情感陪伴和心理呵護；僅僅滿足于物質化的交流是不行的，更要多進行情感的互動、心靈的交融，成為與時俱進的“情感型父母”。給予孩子更多的陪伴、溫馨的家庭氛圍、良好的家風，已經成為緩解留守兒童問題的重要共識。

長期以來，由于不少地方政府始終把留守兒童管理作為家庭的“家務事”看待，普遍認識不足、責任不清，也鮮有問責追責、約束制裁。現在，在公共管理方面，不少地方政府已經看到“留守兒童后遺癥”的不利影響，例如基層人才發展的脫節、未成年人身心發展受到抑制、社會和諧程度降低。

《意見》的出臺，從制度化和法治化層面，要求通過堅持家庭盡責、堅持政府主導、堅持全民關愛、堅持標本兼治，釋放出剛性的法律效力，敦促家長、地方政府、社會相關組織承擔起對留守兒童應有的責任。《意見》要求，各級政府，尤其是鄉鎮人民政府（街道辦事處）和村（居）民委員會要加強對監護人的法治宣傳、監護監督和指導，督促其履行監護責任，提高監護能力。《意見》強調，父母要依法履行對未成年子女的監護職責和撫養義務。父母或受委托監護人不履行監護職責的，村（居）民委員會、公安機關和有關部門要及時予以勸誡、制止；情節嚴重或造成嚴重后果的，公安等有關機關要依法追究其責任。父母的教育失當、監護不力，要受到真真切切的責任追究。這有利于強化家長的教育責任，把孩子的情感發展、和諧發展放到最高位置。

作為每個留守家庭的分內事和社會轉型期公共管理的重要內容，留守兒童的健康成長既需要國家政策的引領、指導，也需要將《意見》切實落到實處，努力通過法治宣傳與監管，動員社會各界的力量，創造優化條件、和諧環境。

并不是所有的留守問題，都是不治之癥。并不是所有的哭號，都是因為毫無退路的貧窮。建設村民精神生活，這些都是亟須面對的“三農”問題。

生活的節奏的確是越來越快。一個現象是，一二十年前，春節的喜慶幾乎總要到元宵節附近才逐漸散去。而如今，幾乎是伴隨著“迎財神”的鞭炮，打工大軍們便開始拋家別雛，踏上“征程”。正是在這樣的匆忙和未及散盡的喜慶中，我們聽到了留守兒童令人心碎的哭號聲：“你們不能這樣對我。”最近，各大網站幾乎都被這一組孩子悲慟的照片刷了屏。

留守兒童是個大問題；農村的日益空心化也已經眾所周知。似乎這是時代之“痛”。但是，起碼并不是所有的留守問題，都是不治之癥。并不是所有的哭號，都是因為毫無退路的貧窮。

“留守兒童和母親分離哭號”的照片，可以看出，路是好路，車是好車，可以間接反映出當地的整體生活水平，并不是貧困到難以克服。那么，不妨來了解一下相關背景。這一家人來自邛崍臨濟鎮瑞林村，而根據資料，臨濟鎮交通十分便利，“已形成2萬余畝優質有機茶葉，1萬余畝柑橘等休閑觀光農業產業帶。”順便拜訪作為“公共服務綜合信息平臺”的瑞林村網站，網站構架很不錯，但是，所有欄目內容全都空空如也。是的，所有欄目!

我想表達什么？起碼，這組照片中，讓人心碎的留守兒童的哭號，其實可以讓他破涕為笑。

瑞林村距離所屬的“交通十分便利”的臨濟鎮，估計不會遠；如果所謂的3萬余畝的休閑農業產業帶是真的，相信能帶動地方經濟，并能夠吸納相當多的當地勞動力。有的時候，選擇到數小時車程之外的成都去打工，只是為了掙更多的錢。

不能否認家庭對孩子的愛。在兒子的哭號背后，也有母親心酸的眼淚在飛。但有意味的是，在爺爺奶奶那里，看不到特別多的悲傷，我甚至看到奶奶(可能是)在笑！——這不是不愛，而是我們長期以來，愛得過于粗獷。對于大多數農民，物質需求才是真正的需求，“虛妄”的精神需求從來不是需求。是的，孩子現在哭得很傷心，但有什么要緊呢？“孩子是沒有記性的，睡一覺，什么都好了。”——作為農村的孩子，我們幾乎都知道他們在想什么。

誰來告訴這些爺爺奶奶，以及爸爸媽媽，在孩子看似燦爛的笑臉之后，其實隱藏著可能難以愈合的創傷？誰來向這些成年人普及“幸福感”的常識和親情的價值？誰來引導他們思考：女兒上高中的“生存壓力”，是否真到了無法克服、甚至需要以犧牲孩子的幸福感作為代價的地步？這些都是亟須面對的“三農”問題。

早先，領導農村的往往是德高望重的族長鄉紳，他們作為文化或精神柱石，言傳身教，兼負著對村民的精神引領和倫理規范功能。而現在，取而代之的社會組織是“村”。從征稅收費貫徹計生政策，到致富創業，在“村”的所有責任清單里，建設村民精神生活卻是一項并不起眼的工作。

瑞林村“公共服務綜合信息平臺”的徹底空白，是因為沒有能力，也因為不被重視和需要。幾乎是象征性地揭示了它與幸福理念缺失的農民之間的隱蔽關聯——如同一個啞巴領著一群聾子。在這種殘缺的關系中，留守孩子的號哭，無法被父母和爺爺奶奶，以及基層部門所聽到。它只是年復一年，回蕩在孤獨孩子的夢中，以及網友們無關痛癢、隨時湮滅的嘆息里。

【如果單純以數字為目標來減少留守兒童，而不采取切實可行的辦法，就會有可能用“流動”來解決“留守兒童”問題。】

國務院《關于加強農村留守兒童關愛保護工作的意見》（簡稱《意見》）2月14日發布，不僅提出從多個方面著力解決留守兒童的難題，同時還明確，到2020年，兒童留守現象明顯減少。有人稱這是送給6000多萬留守兒童的“情人節禮物”。

留守兒童不單單是一個個數字，更是骨肉分離、親情缺失、父母養育和教育缺位下，一個個未成年人的成長悲劇。2012年冬季，貴州畢節市，5個男孩在垃圾箱里燒炭取火，一氧化碳中毒導致死亡；2015年6月9日，同樣是畢節，4名兒童在家中喝農藥中毒死亡；自殘自殺、被傷害、意外死亡、農村女童被猥褻事件時有發生……曾有學者進行過統計，2006～2015年10年間，關于留守兒童的輿情事件共計239起，主要包括留守兒童自殺、犯罪、非正常傷害與意外死亡等四種類型。

關愛留守兒童，已經成為社會共識。針對目前存在的問題，《意見》中明確了多個方面的責任。

例如，落實家庭監護主體責任，要求父母履行對未成年子女的監護職責和撫養義務。除了明確家庭責任，還對縣、鄉鎮政府以及村（居）委會、教育、財政部門的職責進行了明確。同時，推進務工人員進城落戶的進度，通過政府購買服務等方式，支持農民工未成年子女接受義務教育。

我國的教育研究者指出，留守兒童是我國整個農村教育中最困難最弱勢“后20%”，他們的父母無力負擔流入地的住房、教育，只能將孩子留在鄉村，而這些孩子在鄉村接受的是最薄弱的義務教育。解決留守兒童問題，無外乎兩個辦法：一是讓父母留在鄉村，陪伴孩子；二是讓兒童與父母一同離開鄉土，共同生活。無論哪個辦法，教育公平都是最關鍵的良策。

對此，《意見》明確了義務教育階段的流入地的責任，要求公辦義務教育學校要普遍對農民工未成年子女開放，要通過政府購買服務等方式支持農民工未成年子女接受義務教育；完善和落實符合條件的農民工子女在輸入地參加中考、高考政策。

其實，從2008年起，我國就明確要求以“流入地為主，公辦為主”解決隨遷子女的上學問題。但是，由于近些年來大型城市控制人口總量，義務教育階段的入學門檻提高，農村進城兒童就學之路并不通暢，在公辦學校面前，并不能享受同等的市民待遇。

此外，即使解決了義務教育階段的入學問題，很多兒童依然要被迫在初中二年級返鄉，以便參加目前報名、錄取屬地化的中考、高考，返鄉少年從“流動兒童”變成了“留守兒童”，這個龐大群體同樣需要關愛。

全國婦聯2013年發布的《我國農村留守兒童、城鄉流動兒童狀況研究報告》顯示，全國流動兒童規模達3581萬。他們脫離土地，又不能融入城市，不能穩定、持久地接受義務教育。他們在鄉村是“留守兒童”，在城市多被排斥，游離于城鄉之間，身份模糊，缺乏歸屬與認同。有些“返鄉少年”從鄉村到城市，再從城市到鄉村，小小年紀經歷動蕩，比同齡人更能感受到城市與鄉村、東部與西部的巨大差距，也更容易成為憤怒和偏激少年。

因此，如果單純以數字為目標來減少留守兒童，而不采取切實可行的辦法，就會有可能用“流動”來解決“留守兒童”問題。改革中高考制度，讓城里的學校真的能容下進城的孩子們；增加鄉村教育投入，提高鄉村教育待遇，讓優質師資愿意留在鄉村，從而真正縮小城鄉學校差距，雙管齊下，才是解決之道。

從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開始，農村青壯年勞動力離鄉進城，如今，第一代留守兒童已經紛紛步入婚姻，為人父母。由于童年父愛母愛缺失，很多人缺乏做父母的心理準備。從一些媒體報道和學者研究報告可以看出，他們對下一代的教養已經呈現出一些新的問題，代際貧困傳遞也已顯現。由此可見，解決留守兒童問題，不能再拖到下一代。

經李克強總理簽批，國務院日前印發《關于加強農村留守兒童關愛保護工作的意見》，提出加強農村留守兒童關愛保護工作、維護未成年人合法權益，是各級政府的重要職責，也是家庭和全社會的共同責任。《意見》提出，到2020年，未成年人保護法律法規和制度體系更加健全，全社會關愛保護兒童的意識普遍增強，兒童成長環境更為改善、安全更有保障，兒童留守現象明顯減少。

這充分體現了黨和政府對留守兒童的關愛。不過，筆者認為，杜絕、消除留守兒童，才是促進未成年健康成長之根本；必須從法治層面明確父母及家庭責任，且具有強制性。即父母要外出打工賺錢，首先要落實好孩子的教育及生活問題，不能讓孩子獨自去面對或處于一種失控狀態。畢節3兄妹集體服毒自殺，就是對留守兒童現象的無情而帶血的控訴，是人們心頭難以忘卻的傷痛。

也許有些父母會說，外出打工是為了讓孩子將來過上好的日子。這雖聽來有點道理，但若權衡一下，未成年的孩子，若缺少了父母的陪護，生活的困頓及心中的酸楚恐難以言表，那“未來美好”也只能望梅止渴，“遠水解不了近火”，而失去的終將難以彌補。

要破解這一困局，就必須抓好“兩頭”，一是建立所在地報批制度，凡家中有未成年人的家庭，必須明確父母至少有一方留守；二是各地政府還要有所擔當并打好“組合拳”，要在就地消化剩余勞動力上多動腦筋，優先多為未成年人的父母提供就業崗位。如此，相信為人父母者，誰還愿意丟下自己的孩子背井離鄉？針對留守兒童的問題，政府及相關部門要將主要精力及心思花在這上面，這才是破解困局的金鑰匙。

至于《說明》中所提出的強制報告制度及相關保護機制，明確學校、社會及相關部門的責任，等等。這些兜底之舉盡管很完備，但任何人任何部門都無法從根本上替代父親母愛，只有從杜絕、消除留守兒童上下工夫，才是天下孩子之福。

留守兒童這個未成年人中的特殊群體，理應獲得更多關愛。國務院日前印發《關于加強農村留守兒童關愛保護工作的意見》，《意見》要求，到2020年，未成年人保護法律法規和制度體系更加健全，全社會關愛保護兒童的意識普遍增強，兒童成長環境更為改善、安全更有保障，兒童留守現象明顯減少。

還需激活更多公民權

畢舸

減少留守兒童，不僅在于鄉村。其實，留守是一個“動詞”。除了留守在鄉村的兒童外，雖然有不少打工者子女隨父母來到城市，但父母忙于生計，無暇照顧，這些孩子的生存狀態依然是典型的“留守”，只不過場景從遠隔千里的家鄉置換到了空無一人的出租屋。

也因此，留守所代表的是孩子們所遭遇的權利困境。他們無從享受到其他同齡人的家庭照顧，同時承受著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的貧瘠無力。在鄉村中是如此，來到大城市同樣如此。

減少留守兒童還需激活更多公民權。就孩子而言，他們的權利其實與父母捆綁在一起。打工群體普遍面臨戶籍二元制帶來的制度歧視，近年來的戶籍改革雖有寸進，卻始終無法突破一線大城市的圍城瓶頸，而大城市往往集中著數量最多的外來打工者。

一紙戶口所隔開的，是外來打工者和戶籍人口子女在教育、醫療等公共資源的平等分享。公辦學位的緊張，以及對戶籍子女的優先傾斜，戶籍與非戶籍人口在醫療報銷費用的明顯差距，都造成收入本身就不高的外來打工者家庭負擔，在子女成長的經濟和人文環境營造上力不從心。

留守兒童指向的是更深層次的代際不公。缺乏足夠溫暖的成長呵護，與父母長時間的情感交流斷層，無論是留在家鄉的空曠孤寂，還是城市孤島所帶來的身心閉塞，以及啟蒙期良好教育的無法同步，疾病困厄時所無法獲得的足夠救濟，都讓留守兒童不分城鄉呈現出共有的傷痛癥狀。

《意見》中提到，政府、家庭、學校和社會各界要共建對留守兒童的關愛機制。這當中，首當其沖就是各地政府，作為人口凈流入地區的城市管理者，如何有效調配各方資源，應對日益增加的城市留守兒童群體，而勞動力輸出地區的縣、鄉、村，又該怎樣為外出打工者的子女提供日常保障，以及必要時是否能建立更為系統化的中央、省市及鄉鎮三級統籌，在財政投入、政策扶持、政府資源與民間慈善之間的協調組織等方方面面，盡快形成具有可行性的執行方案。

而更為關鍵的是，激活公民權所指向的公民權改革還要加速。這包括以居住證為主導的戶籍改革增添更多權利干貨，尤其是一線大城市對于外來打工者的權利保障更充分，從幼兒園、小學公辦學位更多份額分配給孩子，異地中考、高考舉措的落地，再到對外來打工者子女的醫療保險、報銷各個環節的完善，都有助于孩子們盡快融入城市。

同時，實現城市社工、義工服務與社區管理的有效對接，為外來打工家庭建立“大數據”檔案，尤其是隨遷子女的相關情況記錄，以便于提供更日常化的各項服務；把以往碎片化、原子化的外來打工家庭，組建成一個個相對閉環的自助與共助微系統。

在鄉村，則要依靠地方政府對外出打工家庭進行更廣泛和細化的人員登記，為孩子建立“成長照料檔案”。同時，也要考量如何依靠鄉村千百年傳承的宗族、同鄉照應習俗，通過恢復鄉村親情、血緣紐帶關系，實現村組內部的互助生態。這就是公民社會的鄉村自治，從而讓孩子們獲得和土地一樣廣闊的成長空間。

留守兒童的際遇有著深刻的歷史背景，也必然要從時代變革中尋求突圍動力。中央已經明確提出對于留守兒童減少的改革時間表，現在最需要來自于執行層面的全面跟進，讓我們的下一代真正擺脫“父母不在、過早凋謝”的悲情宿命。

打通隨遷子女城市入學之路

熊丙奇

從源頭上逐步減少留守兒童，途徑無非有二，一是進城務工人員把孩子帶在身邊，在城市生活、學習；二是農民工返鄉就業或創業，在鄉村照顧、監護孩子。在筆者看來，這兩條途徑，都需要堅持推進教育公平，在城市，要讓隨遷子女享有同城求學環境;在鄉村，要盡快縮小城鄉教育差距，辦好鄉村學校。其中，第一條途徑，對盡快減少留守兒童，更具現實意義。

我國從2008年起，就明確要求以“流入地為主，公辦為主”的原則，解決隨遷子女的城市求學問題，之后三年，這一工作在各地得到比較好的推進。但2013年之后的走向，卻很不樂觀，這與2013年一些大城市開始實行人口控制政策，提高小學入學門檻有關。與城市抬高隨遷子女入學門檻對應，我國鄉村義務教育階段的留守兒童群體，維持在2000多萬的高位，2014年全國義務教育階段在校生中農村留守兒童共2075.42萬人。其中，在小學就讀1409.53萬人，在初中就讀665.89萬人。

分析可見，我國解決隨遷子女在城市求學問題，在現實中遭遇阻力，缺乏持久的效應，事實上，如果保持2010年的15%的增幅，過去五年間，隨遷子女在城市入學，可增加到2000多萬，而義務教育階段的鄉村留守兒童則可下降到1000萬，這將是了不起的成就。可為何沒有做到呢？這與隨遷子女在城市求學缺乏長效機制有關。

一是城市解決隨遷子女問題，主要由地方政府承擔費用，中央財政進行適當的獎補，這一經費政策，導致地方政府接受隨遷子女越多，投入的教育經費也越多。對于隨遷子女的教育經費，適宜由省級財政統籌，建立學費隨經費走的制度，并加大中央財政轉移支付，以此減輕流入地的負擔。2015年，我國出臺規定，統一城鄉義務教育經費標準，提到了學費隨經費走，這是一大突破，希望由此建立新的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給隨遷子女城市求學創造更好的條件。

二是大城市面臨人口膨脹的壓力，一些城市管理者擔心解決隨遷子女入學，會讓大城市變為“教育洼地”，加速人口流入，因此抬高隨遷子女入學門檻。城市當然需要控制人口，但要以尊重公民的權利為前提。從源頭上減少留守兒童，要求大城市必須改變控制隨遷子女入學的政策。

三是和中高考制度不對接。雖然早在2013年，我國就開始開放異地高考，但是這還是有條件的局部開放，尤其是一些大城市，異地高考開放的門檻還比較高，例如將隨遷子女的高考資格與人才居住證政策掛鉤，由于隨遷子女在城市讀完義務教育之后，升學之路并不通暢，因此，不少學生在城市讀完小學或初中后，回到老家，成為新的留守兒童，他們的問題比“土生土長”的留守兒童更復雜。對鄉村很陌生、沒有認同感，而且，也對城市對他們的歧視有抱怨。改革中高考制度，取消高考按戶籍報名制度，實行全國范圍內不分省市考試、錄取的自由高考，這是擴大教育公平、高考公平的必由之路。這其實對促進鄉村教育，吸引農民工返鄉就業、創業，創造良好的教育環境有益。

總之，從源頭上逐漸減少留守兒童，任重道遠。近幾年來，城市解決隨遷子女入學的步伐基本上屬于原地踏步，甚至有的地方還有所倒退，隨遷子女城市入學的人數沒有多少增加，如果這一從源頭上減少留守兒童的重要途徑被堵死，城市解決隨遷子女入學就維持在當前的規模，那農村留守兒童數量會在接下來幾年中增加，我國的留守兒童問題會變得更復雜，這必須引起國家高度重視。

【解決留守兒童問題的核心，只能是使每一個兒童都不被留守。希望，那些通過個人努力難以實現的“共同生活”夢想，可以由政府及社會幫他們實現。】

像是對各種返鄉情緒的紓解，也像是摸著鄉土中國的脈搏，國務院《關于加強農村留守兒童關愛保護工作的意見》于春節后上班第一天印發。《意見》提出，加強農村留守兒童關愛保護工作、維護未成年人合法權益，是各級政府的重要職責，也是家庭和全社會的共同責任。

“留守兒童”的另一個說法是，“父母雙全的孤兒”。這種表述，已經不僅是一種生存狀態的描述，更是一種情感及心理狀態的描述，是一個關乎國家及民族未來狀態的描述。來自全國婦聯2015年6月的數據顯示，我國農村留守兒童數量已達6102.55萬，其中獨居留守兒童已達205.7萬，留守兒童的心理和情感貧困程度比物質貧困更為嚴重。留守兒童已是全社會之痛，此痛焚心蝕骨。

留守兒童毫無疑問是一個需要政府予以“兜底”的問題。但是，即便排除一些地方政府完全不具有相應的責任意識，或有責不履的情況，我們仍不妨追問的是，除了保證留守的孩子有學可上、擁有基本生存條件之外，政府能做的到底是什么？換言之，當一些兒童依舊與親情阻隔于無盡的時空，當他們依舊成為“父母雙全的孤兒”，他們“留守兒童”的身份真的改變了嗎？顯然沒有。

沒有任何力量可以取代家庭生活對兒童心理與人格的養成，也不會有任何關愛可以取代來自父母家庭的關愛。因此，解決留守兒童問題的核心，只能是使每一個兒童都不被留守。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意見》在完善農村留守兒童關愛服務體系，強化家庭監護主體責任中，明確提出“外出務工人員要盡量攜帶未成年子女共同生活”。在我看來，這應當成為更受關注的方案之一。

惟“共同生活”能解救留守兒童，這就需要外出務工人員流入地城市或政府真正參與進來。外來務工人員流入地通常更具有經濟與資源的優勢，有能力給予外來務工人員更健全的福利與生活保障。另外，考慮到許多流出地是貧困落后地區，則流入地的富裕與現代化程度，不論對于兒童的成長，還是對于這個正處于城市化轉型、急需打破城鄉二元結構的國度而言，都具有更大的意義。

實現留守兒童與外出務工人員“共同生活”的夢想，當然并不容易。一方面，如何通過頂層設計或建立轉移支付，

使流入地政府愿意與流出地政府一起承擔起“共同生活”的責任，是一個考驗。另一方面，許多外出務工者常常變動不居，如何通過制度設計及政府補貼，建立探親機制，使留守兒童能常常有機會與父母團聚，同樣需要更精當更體貼的操作。

“幸福就是沉香和媽媽在一起”，這是電影《寶蓮燈》中的一句臺詞。那個時候，我幼小的女兒交由鄉下的爺爺奶奶照看，有一天，她獨自看到影片此處時，突然淚流滿面，吵著要媽媽。此景曾讓我們聞言心碎，其后無論如何都務求一家人生活在一起。基于此我也希望，那些通過個人努力難以實現的“共同生活”夢想，可以由政府及社會幫他們實現。愿天下兒童都不被留守，都擁有幸福。

【不讓兒童脫離監護，父母當然要擔起首要責任；而地方政府也該用政策壁壘的消除，去支撐起他們對“進城打工”和“盡監護之責”兩端的平衡。】

國務院日前印發《關于加強農村留守兒童關愛保護工作的意見》，要求到2020年，未成年人保護法律法規和制度體系更加健全，兒童留守現象明顯減少；還要求不得讓不滿十六周歲的兒童脫離監護單獨居住生活。

從傳統的“鄉土中國”到當下的“流動中國”，留守兒童已承載了太多的不幸。去年6月，畢節四兄妹慘烈的自殺，就昭示著，留守兒童問題已到了某種臨界點，拖不起，等不得，必須以最大的誠意和最積極的行動破解。

在1月27日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上，李克強總理就語重心長地說：“決不能讓留守兒童成為家庭之痛社會之殤！”此次意見指出“農村留守兒童和其他兒童一樣是祖國的未來和希望”，并明確了各級政府責任和明晰路線圖，就是相關的政策呼應。而在那些規定里，最能在細節處體現政策用意的，就是“不得讓不滿16歲兒童無監護獨居”。

在這方面，父母的監護責任自然首當其沖。不讓兒童脫離監護，原本也是其職責所系。父母出外打拼，說到底是一種家庭建設的努力，終極目的還是為了給孩子們提供一個遮風避雨的“家”。對父母而言，無論如何，別讓孩子這只“風箏”脫離監護的“線”，應是底線原則。要知道，中國每年有近5萬名兒童死于意外傷害，其中大部分是失去監護的留守兒童。

雖說制造留守現象的主因通常就是貧困，而打工脫貧是很多父母不得已的選擇，可對絕大多數父母而言，實現不讓兒童脫離監護，其實也有可供選擇的空間：比如一方留家照料，或是攜帶未成年子女共同生活；實在不具備條件的，應委托有監護能力的親屬或其他成年人代為監護。

但光讓家長盡責還不夠，讓兒童不脫離監護，讓留守兒童不再留守，還需要從多方面破解。其中尤為重要的一點，就是流入地政府要降低進城門檻，盡量削減給農民工子女隨遷設的“梗”。這就需要地方政府放松對農民工子女在城市就近入學所受的戶籍、住房等方面限制，建立以穩定工作和居住地為基本條件的就近入學政策，盡力減少依附于戶籍上的入學、就醫等政策壁壘。

此次意見就明確要求了，農民工流入地政府為農民工家庭在落戶、住房保障、照料、就學等方面提供更多幫扶支持。當然，這只是原則性規定，具體細則還有待城市管理者在周全考量的基礎上盡早出臺，將政策的善意落到實處。特別是某些城市，不能以人口管控為由對孩子“下手”，而要盡力把農民工子女入學壁壘拆除。在這方面，流出地、流入地在教育專項保障資金轉移銜接的通道，顯然也需要盡早打通。

不讓兒童脫離監護，需要監護“確責”：作為父母，要擔起首要責任；而地方政府也該用政策壁壘的消除，用對城鄉分割社會現狀的漸進式改變，去支撐起他們對“進城打工”和“盡監護之責”兩端的平衡。也只有家庭、社會和政府等主體都盡責了，才能讓孩子們都能夠在父母身邊成長，讓每一個孩子都有一個完整的家，讓他們健康成長，也讓國家的未來免受洞傷。

當越來越多的青壯年農民走入城市，廣大的農村地區也隨之產生了一個特殊的群體——農村留守兒童。缺乏父母關愛、性格孤僻乖戾、學習能力不高，往往成了貼在他們身上的標簽。據統計，到2014年底，義務教育段的在校生中，農村留守兒童數量為2075萬人，其中有1/3處于隔代監護，1/5處于同輩監護。

農村留守兒童問題是家庭之傷，社會之痛。意外傷害頻發、成長引導缺乏、心理發展異樣，如何應對農村留守兒童在成長中出現的種種危機？怎樣實現農村留守兒童的健康成長？這需要家庭、政府、社會、學校等各方形成合力。

解決農村留守兒童問題，家長應當成為第一責任人。孩子在童年時期，最需要的是父母的關懷和家庭的教育，這是其他任何人都無法替代的。而現實中，在追求經濟利益和承擔家庭責任的天平上，一些家長失去了平衡，養育孩子的義務被拋諸腦后。在一些家長的邏輯中，先要掙錢，有了錢才能給孩子提供更好的教育，才能讓家人過上更好的生活。這本身無可厚非，但是如果一味拼命掙錢，而將孩子當下的生活置之不理，那就得不償失了。父母不在身邊，孩子的身體、心理都更容易受到傷害。成長的路上一旦出現危機，便是整個家庭永久的痛，更談何美好生活、幸福未來？因此，家長必須增強家庭責任意識。如果無法保證父母一方留在家中，就盡量將子女攜帶進城。在外務工的家長更應抽出時間，多和孩子聯系，關注孩子的學習、生活和情感訴求，并保持和學校、老師的溝通，及時了解孩子情況。

關愛農村留守兒童，政府不能缺位。政府應指導、支持、監督家庭切實履行家庭義務：進一步明確家長作為第一監護人的主體監護責任，對家庭養育缺失、缺位或失范的，要嚴格追究家長的法律責任；督促外出務工人員妥善安排好留守兒童的學習與生活，在勞務培訓中增加相關法制教育內容，幫助農村外出務工人員知曉自己撫養教育子女的法定義務；鼓勵農民工返鄉就業或創業，尤其對于女性農民工，政府應優先安排她們返鄉就業，同時給予困難戶更多的補助。

建立留守兒童關愛服務體系，還需要積極引導和發揮社會組織的作用，提高農村留守兒童指導的針對性和專業性。一方面，應在農村地區設立留守兒童專門援助機構，援助內容包括基本生活援助，如飲食、醫療援助等；心理援助，如積極的心理輔助與疏導等；基本教育援助，如安全、法律教育等；社會交往援助，如開展娛樂、社交活動等。另一方面，應加強專業社工人才的培養力度，嘗試把老年社工與兒童社工工作有機地結合起來，實現統籌化的專業服務機制，使老人有兒童陪伴，兒童有老人關愛，構建起家庭般的溫馨與和諧。

此外，農村學校仍需創新教育課程，針對留守兒童群體的特定需求，加強留守兒童的法制、安全和心理健康教育。作為教書育人的老師，應當更加關注留守兒童群體，了解他們的生活狀況，常與他們聊天談心，培養他們的學習興趣和綜合能力，增強他們的自信心。

和所有的孩子一樣，農村留守兒童也需要一個溫暖的家庭、一個健康成長的環境。而作為一個特殊群體、弱勢群體，農村留守兒童理應得到更多的親情關愛、教育資源、政府幫扶和社會關注。握指成拳，共同發力，才能為農村留守兒童撐起一片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