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節前后，一條“上海女孩逃離江西農村”帖文成為網絡口水的熱點，江西無辜“躺著中槍”。2月20日，記者從網絡部門獲悉，“上海女孩逃離江西農村”事件從頭至尾均為虛假內容。自稱“上海女孩”的發帖者不是上海人，是某省一位已為人婦的母親，她春節前壓根沒來過江西；而其后發帖回應的“江西男友”，只是話題的碰瓷者，與發帖者素不相識。（2月21中國江西網）

2016年的春節，再旖旎的“美人魚”、再妖冶的“白骨精”，估計都沒有“上海女孩”這個故事鋪天蓋地又感天動地。那些峰回路轉的欲說還休，那些有鼻子有眼的碰瓷般演繹，將“真實中國”與“城鄉二元”等話題，激蕩得腎上腺素無限飆升。專家學者蜂擁而至，連央媒都忍不住娓娓道來——這個虛假的故事，搭起海市蜃樓般的舞臺，生旦凈末丑、宮商角徵羽，一幕幕大戲，風生水起。

不管“編劇”是怎樣的初心，“上海女孩”的故事，已然成為社會學上的悲劇：一則，它妖魔化了中國農村的現狀。讓更多城里的姑娘，對“鳳凰男”家鄉的認知，仍停留在“通訊靠吼取暖靠抖”的魔幻階段。二則，它傷害了地域標簽上的兩地人情。“上海姑娘”究竟是什么模樣、“江西農村”究竟是什么狀況？故事里極端的對壘與矛盾，不僅以偏概全，就是這“偏”，也失之真切。當所有人正經八百或客觀理性地探討這個話題時，不管是打雞血式的興奮，還是理據為先的清醒，而今看來，都是一樣的“入戲太深”——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有人說，人物與事件的模糊性，并不會折損議題的真實性。這話很有腔調，但經不起起碼的分析與深究：程序正義都無底線無下限了，目的正義還能“面如桃花”？你要說城里女孩的“教養問題”，可上海姑娘甚至都能喝西北風在農村度日，那么，諄諄教誨的價值何在、意義何在呢？又比如你要說城鄉之間的差異，農村凋敝也許是不爭的事實，但究竟凋敝到什么程度都搞不清楚，此后的抒情與對策，又能有幾分鏗鏘的“道理”？古往今來，朝代更迭還要找個靠譜的故事來“扯大旗”，今日嚴肅的公共辯題，如果事例本身就是胡扯、就是忽悠，在這樣的土壤上，能開出怎樣的花朵？

真正有趣的，是真相大白后輿論的“表情”。有學者稱，網絡從來不是法外之地。言下之意，當初虛假的網帖是要該“打屁股”的。來自網絡部門的調查稱，所謂“上海女孩”，其實是上海周邊某省的一位有夫之婦徐某某，春節前夕與丈夫吵架，不愿去丈夫老家過年而獨自留守家中，于是發帖宣泄情緒。可是，若只是網友虛構了一個故事，一不小心成了熱帖，沒有明顯悖逆公序良俗的炒作團伙在使詐，這樣的“不道德”，需要拿法律來嚇唬嗎？

討厭你，不代表就要拍死你。互聯網來中國20多年了，風再大雨再急，在網民私權的邊界，還是該捍衛其晴好的權益。不能因為自己“見風是雨”后的灰頭土臉，就要把撒謊的孩子也丟進監獄。

此事給公眾最大的啟示，也許只是下次再遇到來路不明的“熱帖”，還是先辨真偽，再談利害、論是非。

在男友家吃了頓飯，連夜分手的“上海女”逃離江西農村的事被證實從頭到尾都是杜撰的，所謂的“上海女”，只是上海周邊某省的一名有夫之婦，她之所以要杜撰這么一個故事，是因為春節前與丈夫吵架，不愿意去丈夫老家獨自留守家中，發帖宣泄情緒。至于之后出現的所謂男友的回應，不過是撲上去炒作一番的話題碰瓷者。

新聞是假的，但留下的影響卻非常惡劣。人性的貪婪、理想的逼仄；感情的脆弱，現實的殘酷。一頓飯將所有的偽裝打回了原形，似乎一夜之間，那些用來形容人與人之間感情，形容人性美好一面的字眼都失去了意義。“上海女”成功地撩撥起社會的敏感神經，在這條假新聞中，躺著中槍的不只有感情，還有地域差異、城鄉差距。在大家的爭論中，無論是上海還是江西農村，都只是一個符號，更重要的是，上海所代表的發達和江西農村所代表的落后，它們之間的差異，借由婚姻這種戲劇性的方式有了更強的殺傷力。從這個角度說，“上海女”之所以能擊中人心，是因為客觀上存在這種可能。“上海女”是虛假的，但是這種情緒倒是真實的，只不過很多時候，它藏在人心中，埋在理智與情感的最深處。

有人說只要“上海女”反映出的貧富差距城鄉差距造成的起點不公、階層固化、流動艱難的事是真實的，在這樣的事實面前，“上海女”是否存在已經不重要。這是一種不負責任的態度。地域差異一直存在，因為家境、社會地位等客觀原因造成的情場失意、棒打鴛鴦的事也一直存在，這種差別對婚姻和人生造成的困擾不是什么新鮮事，也不是中國獨有的現象，更不是現在才有的事。有些人沒能戰勝這種差別，囿于門戶之見，為所謂的現實犧牲了愛情；有些人則是沖破層層阻礙，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不能眼里只有前者，而沒有后者。更不能用前者來否定后者。

夸大與放大這種情緒，除了加劇人群對立外沒有什么意義。沉浸在這種情緒中更有害，它會產生虛無主義，陷入命定論的魔咒中不可自拔。

貧富差距、城鄉差距確實是客觀存在的，它們所造成的階層固化的問題日趨尖銳也是事實，但更應該看到無數貧寒子弟正通過自己的努力打破著這種障礙，這種過程也許很艱難，但不能否認，我們大多數人其實都是這么過來的。那種因為客觀原因造成的固化也需要時間來消磨，否則，社會就會陷入絕對公平的爭議中裹足不前。

“上海女”不負責地在社會的傷口上扯開一道口子，又撒了把鹽。這把鹽如此痛苦，以至于人們只記住了那道傷口。這也提醒我們，創造一個機會公平、規則公平、權利公平的社會的重要性和緊迫性。

2月20日，記者從網絡部門獲悉，“上海女孩逃離江西農村”事件從頭至尾均為虛假內容。自稱“上海女孩”的發帖者不是上海人，而是某省一位已為人婦的母親，春節前壓根沒到過江西；而其后在網上自稱“江西男友”并發帖回應的“風的世界伊不懂”，只是話題的碰瓷者，與發帖者素不相識。（2月21日中國江西網）

春節前夕，自稱上海女孩、網名為“想說又說不出口”的網友，在上海某網站發帖《有點想分手了……》，稱自己春節前去“男朋友”家鄉江西過年，被第一頓飯“嚇一跳”而逃離江西。網帖一出，立即在網上網下成為熱點，轉發不斷、話題不斷。截止2月21日，百度“上海女孩”，有相關網頁高達178萬。

“上海女孩”原為某省有夫之婦，“江西男友”不過是話題的碰瓷者。盡管網絡部門證實“上海女孩逃離江西”從頭至尾都是虛假內容，但“上海女孩逃離江西農村”這則網貼所造成的負面影響，特別是對上海、江西的傷害，對核心價值觀的挑戰，已經無可挽回。

互聯網技術的發展，特別是微博、微信等自媒體的興起，人人都有麥克風，網上各種信息魚龍混雜，利用互聯網進行造謠誹謗等違法犯罪事件日益增多。為加強互聯網管理，規范互聯網秩序，國家及相關部門相繼出臺了一系列法律法規和規章，對促進互聯網健康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

但是，仍然有部分網民無視法律法規的存在，在網上發布虛假信息，甚至出現了專門從事造謠、炒作、“刪帖”等活動的網絡公關公司和網絡推手，嚴重擾亂社會秩序和網絡秩序。對此，社會各界深惡痛絕，強烈要求依法治網，懲處違法犯罪分子。

隨著“上海女孩逃離江西農村”事件真相的披露，圍繞該網貼的爭論雖然告一段落了。但對于相關發帖人的追究不應到此為止。2013年9月公布的《最高法、最高檢關于辦理利用信息網絡實施誹謗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規定，“同一誹謗信息實際被點擊、瀏覽次數達到五千次以上，或者被轉發次數達到五百次以上的”，應當認定為誹謗行為“情節嚴重”，可以入罪。

“上海女孩逃離江西農村”雖然不是針對某個人的造謠誹謗行為，但該貼不斷被轉發，引起社會廣泛議論，所造成的負面影響、社會危害不可估量。江西農村被“上海女孩”這則帖子渲染得不堪入目，成了貧窮、落后、愚昧的代名詞；即便是現代大都市上海也未能幸免，何嘗不是躺著中槍的受害者？因為這個帖子，上海人特別是上海女孩被貼上了地域歧視的標簽；“找對象要門當戶對”這樣的陳詞濫調甚囂塵上，讓不少年輕人感到惶惑。

“上海女孩”必須明白，網絡世界不是“風的世界”，更不應成為法外之地。文明上網建立在有法可依、執法必嚴的基礎之上。因此，對于“上海女孩逃離江西農村”發帖人的追究，有關部門不妨參照最高法、最高檢相關司法解釋，讓發帖人為自己的過錯買單。否則，指不定哪一天，又會冒出什么子虛烏有的帖子，誰都可能成為受害者。

春節前后，一條“上海女孩逃離江西農村”帖文成為網絡口水的熱點，江西無辜“躺著中槍”。2月20日，記者從網絡部門獲悉，“上海女孩逃離江西農村”事件從頭至尾均為虛假內容。自稱“上海女孩”的發帖者不是上海人，是某省一位已為人婦的母親，她春節前壓根沒來過江西；而其后發帖回應的“江西男友”，只是話題的碰瓷者，與發帖者素不相識。（2月21日 中國江西網）

這一個充滿漏洞的帖子，在被熱議之初就有很多人質疑其是假新聞，但讓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人們根本不在意新聞的真假，只不過按照自己內心的偏見來發泄一通情緒而已，如今該新聞被證實為假新聞，恐怕仍然有很多人覺得無所謂，因為這并不影響他們已經做出的結論，就算這個新聞是假的，總有真的——這恐怕就是很多人的思維。

這種思維之下，無疑帶來了巨大的危害。其激化了社會矛盾，也導致了嚴重的地域偏見。其不僅不利于和諧社會的構建，也嚴重傷害了社會的核心價值觀。在這個事件中，“上海女”“鳳凰男”成為人們相互攻擊的標簽，成見的加深造成的只會是社會的低效和相互對立，因此，這一事件本身十分嚴重，這一謠言帶來的危害，恐怕比多數其他網絡謠言更嚴重。如何避免類似的謠言再度發生，應該引起全社會的關注。

首先是公安部門，2013年9月9日最高法和最高檢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利用信息網絡實施誹謗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明確了網絡謠言在什么情況下構成犯罪。該司法解釋于2013年9月10日起施行。而在這個事件的自始至終，公安部門都沒有主動介入，去核實問題的真假，這無疑是令人遺憾的，社會的穩定離不開人們之間的相互理解和寬容，而以上網貼惡意造謠，相關責任人應該受到應有的追責才對。

其次，上海、江西等方面的文明辦、宣傳部門也應該反思。這些部門對各自轄區內的精神文明建設，市民素質教育、社會宣傳、群眾性精神文明創建，等等，都有著明晰的責任。社會風俗以及當地的聲譽等也是由這些部門負責的。遺憾的是，當該事件對該地方有著抹黑、歪曲，嚴重影響當地聲譽的情況下，竟然沒有一點兒行動，如今事件被爆出，也沒有當地有關部門的身影，這無疑是對自身職責認識不清。如今社會急劇變化，城鄉矛盾、家庭矛盾等等頻發，相關部門也應該主動反省，認識到自身工作的不足才是。

最后，應該反思的還有個體，很多人明知道新聞存疑，卻仍然叨叨著自己的觀點和想法。該事件系謠言帶給個體的是一個警醒，這說明了，個人在生活和工作中已經被偏見所困，缺乏理性客觀的態度，也缺乏獨立思考的能力了。

【把年輕人組織起來，把健康力量凝聚起來，才能讓農村公共空間發揮出應有的作用】

我的家鄉位于湖南省懷化市西北部，夾在雪峰山和武陵山脈間。村里的年輕人平時都在外打工，到了過年時節，久別重逢的年輕人才會聚在一起，尋個熱鬧。

往年，聚會主題總少不了賭博。“辛辛苦苦一整年，痛痛快快兩三天”，會玩不會玩都來搏一把。每年總有人在一夜之間將一年的辛苦錢輸得精光，甚至不惜去借高利貸。自己走上不歸路，家庭也分崩離析了。賭博之風盛行，似乎是農村公共文化衰敗的象征。農民閑下來了，如何打發時間？舊的傳統消失了，如何構筑新的公共生活？

今年的一次篝火晚會，讓我看到了農村“原力覺醒”的希望。比起以“賭”聚會，篝火晚會既省錢又健康。村子里幾十個年輕人聚在操場生起篝火，你一言我一語，談家常、問近況、敘舊情，能舉瓶共飲，也能相互祝福。

所謂原力，就是農村青年樸素的交流和合作愿望。村里三十幾個年輕人決定：一是每年舉辦新年篝火晚會要形成慣例，長期堅持，杜絕賭博和奢靡浪費行為，更新村莊社會風氣；二是要成立正式的新年聚會籌備機構，指定專人分片負責通知宣傳，提前做好相關準備；三是要積極關心村莊公共事務，比如端午節龍船比賽、修路架橋、祖屋建設、祠堂重建等，尤其要關心村里發生重大變故的人，扶弱濟貧，與他們共渡難關；四是要想辦法促進村里發展，規劃村莊公共資源的開發和建設，在家門口創業，讓大家共同富裕。比如，有人提出要爭取把村里已經承包出去的水庫收回來，由年輕人集資一起搞開發。

“年輕人已經是村里的主力了，在村里應該要有擔當”。這是本次篝火晚會組織者的心聲。有了這樣的議題和這份擔當，整個晚會顯得很充實。雖然在創意策劃時，還常有爭論；組織實施時，也發生“不易操作”的現象，但這又有什么關系呢？重要的是，通過這樣一種形式把村里的年輕人組織起來，這具有十分重要的社會和文化象征意義。

從賭博之風盛行，到健康力量開始凝聚，并自發地回擊那些不正之風，有理由相信，隨著黨和政府自身建設的完善以及對歪風邪氣打擊力度的加大，這股力量將很有可能與農村中這些自發的、零星的、自下而上的民間力量形成合力，最終讓農村公共空間發揮出應有的作用。

湖南懷化 田 孟

【“網絡部門”能否像輿論一樣思考，能否擺脫地域的淺見而介入到更深層次的現實之中，恰恰體現了政府部門關注此類問題的格局與態度。】

春節前后，一條“上海女孩逃離江西農村”帖文成為網絡口水的熱點，江西無辜“躺槍”。據江西新聞網報道，2月20日，記者從網絡部門獲悉，帖文內容是假的。自稱“上海女孩”的發帖者不是上海人，是某省一位已為人婦的母親，她春節前沒去過江西；而其后發帖回應的“江西男友”，只是話題的碰瓷者，與發帖者素不相識。

這真是一次公共傳播上的奇觀。先是“上海女孩逃離江西農村”的帖文持續占據春節期間的輿論高地，接著經過媒體梳理，這則帖文逐漸被證偽，江西已被證明純屬“躺槍”。然而就在此事日益平淡之際，“網絡部門”又拋出了權威認定。作為當事省份，江西“網絡部門”是意欲以此為本省洗地嗎？

這未免顯得多此一舉。即使證明了帖文為偽托之作，“江西農村”仍是“江西農村”，它無論如何也變不成上海，更不可與其同日而語。而從被帖文所觸發的公共討論與輿論聚焦來看，人們更關注帖文所反映的城市與鄉村的差距、婚姻與家境的關系、階層固化與社會流動的辯論、“孔雀女”與“鳳凰男”的標簽等更具普適性的話題，這些其實已不僅僅局限于“江西農村”，更不是可以輕易無視的現實。

已經證偽的帖文，與其說是一個無聊者的“發帖宣泄情緒”，倒不如說是完成了一次公共議題的設置。而在傳播學者看來，雖然大眾傳播媒介不能直接決定人們怎樣思考，但是它可以為人們確定哪些問題是最重要的。而《人民日報》在此前評論中也曾指出，輿論不應該去消費個體的苦衷，而應該透視泡沫折射出的深層問題。

為什么一則虛假的帖子可以持續地受到關注或“炒作”，顯然并不僅僅是因為輿論的輕信與淺陋，更是因為它即使是真的也一點都不足為奇。與此同時，為什么“江西農村”會成為一種貧困與落后的符號，“上海女孩”與“江西小伙”為什么代表著兩種不同的文化與命運？所有這些，正是虛假帖文這個議題所關涉的種種。而這樣的議題，并不僅僅是為輿論所設置，同樣為各級政府部門所設置。

那盡管是純屬虛構的“逃離”，卻也多含并非巧合的現實；盡管是可以辟謠的帖文，卻也是無法“洗地”的現實。只要還是一種現實，只要還存在一種深刻的貧富差距與地域隔閡，那么對于“網絡部門”來說，其所面臨的就不只是消除地域影響那么簡單的事。作為在此事件中惟一公開發聲的政府相關部門，“網絡部門”能否像輿論一樣思考，能否擺脫地域的淺見而介入到更深層次的現實之中，恰恰體現了政府部門關注此類問題的格局與態度。

本報特約評論員 楊耕身

春節前,當我猶豫著要不要回老家過年的時候,意外地接到一個電話:“阿弟,你已經幾年沒回老家過年了吧,今年要不回來看看?”

聽到熟悉的鄉音,滿滿的溫暖。我一愣:“你是?”“我是三狗,你得閑就回來看看吧,姥姥說想大家過年聚聚。”盛情之下,我決定回荊門看看。

三狗是我表哥,家在荊門的農村。印象中,表哥家里一貧如洗,住在破舊的磚瓦房,居住環境十分“惡劣”,連上個廁所都要跑到豬圈旁邊。幾年前,表哥從中國農業大學畢業后,居然選擇回到老家當農民,這讓我多少覺得有點惋惜。

從長沙回荊門,一路上兜兜轉轉,換了幾種交通工具,總算到了荊門。本以為表哥會開一輛“三腳雞”或者面包車過來接我,沒想到表哥開了一輛奔馳越野車,這讓我目瞪口呆。我對這個“高材生農民”的態度,立馬由“可憐”變為敬佩。

表哥一邊把我手中的行李往車上裝,一邊開玩笑說:“表弟,你打算回來定居呀?帶這么多行李。”我尷尬地對著表哥呵呵一笑,沒有回他的話。其實,這些大包小包是我的一些舊衣服,母親出發前千叮萬囑叫我帶回去給表哥的。看表哥一身西裝領帶的“資本家”派頭,我都不好意思出聲了。

一路上,農村的磚瓦房不見了,路邊是一排排規劃整齊的小洋樓,家家戶戶門前都停著高檔轎車。一到表哥家,呈現在我們眼前的是三層高的小別墅,里面裝修得金碧輝煌。

吃飯的時候,我疑惑不解地問表哥:“你是不是中了大樂透呀?小日子過得這么滋潤。”表哥笑呵呵地說:“你不要忘記了,我可是重點大學畢業的人,現在不是提倡互聯網農業、智慧農業和農業現代化嗎,在地方政府的扶持下,只要肯努力,在農村也可以過上幸福的日子。”

原來,家境貧困的表哥一直想改變家鄉貧窮落后的面貌,畢業后,不甘平凡的他運用所學的專業知識,順應發展新潮流,打造了一個具有觀賞性、娛樂性、市場性、生態性的現代農業莊園。作為名牌大學的高材生,表哥學以致用,依據生物鏈原理,把農場中的種植、養殖、農產品加工、餐飲等產業構建成為相互依存、相互轉化、互為資源的循環封閉系統,實現了生態平衡,建立了一個比較完善的循環農業模式。

吃完飯,我迫不及待地去參觀了表哥的生態農莊。一進農莊,我這個在城市生活久了的人,倒是像劉姥姥進了大觀園,大開眼界。表哥將園區打造成為集觀光農業、旅游農業、休閑農業、體驗農業等產業鏈為一體的綜合循環經濟生態示范園,新潮的經營模式吸引了大批的都市白領過來度假、消費,農莊的生意蒸蒸日上。

表哥富了也不忘家鄉,在他的帶領下,很多村民都加入了表哥的農莊,和表哥一起走上了致富的道路,給農民創造了更多的就業崗位,推動了家鄉經濟的發展。

在回長沙的路上,我感慨萬分。知識改變命運,表哥這個“農民”不但物質方面比我這個“城里人”富裕,見識也要比我多很多。更可貴的是,他不僅自己抓住了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型的發展機遇,還帶著家鄉人一起改變了大家的生活,改變了村莊的面貌。

故鄉,是每年春節前后永恒的話題。故鄉在,根才在。不過,故鄉在撩動游子心弦同時,近年來也一再引發爭議。對引發爭議最多的鄉村而言,春節是全年活最少、最放松的時期,也是感受變化的最好時機。

我的老家是山東膠東半島一個不大不小的村莊,只有千余戶人家。我已經7年沒有在老家過春節,所以今年下決心返鄉過年。短短幾天時間里,深刻感受到了故鄉的變與不變——變化令人驚喜,不變之處也令人沉迷。

正月初一晚上,零下10攝氏度。村內幼兒園舊址前,臨時搭起的舞臺聲光電效果十足。主持人用濃重膠東味道的普通話認真地活躍著全場氛圍。20多個節目,全部是本村大姐、大嬸自己日常排練的各種廣場舞、扇子舞、獨唱等,現場還有村支書主持的抽獎環節——獎品是實用的微生物化肥。中間還插播了遍布全國各地村內能人發來的“賀電”,環節齊備,像模像樣。

舞臺邊上,原來的舊戲臺早幾年就拆除了。聽家里老人說,圍繞拆與不拆,還曾引發村子“拆空了”“沒魂了”的爭議,甚至還起了一場風波。如今,在熱鬧的晚會現場,恍惚間頗有“老樹前頭萬木春”的感覺。

在城市組織一臺晚會不難,但在鄉村則考驗著村黨支部和村委會的號召力,也檢驗著全村村民的凝聚力。聽多了唱衰鄉村的論調,看著臺上“演員”和觀眾的熱情投入,更讓人印象深刻。

大年初二,是春節周邊村子走親戚的第一天。在村內主干道上,我們竟也遇到了“擁堵”:因為車輛過多,加之本身道路就不寬,來來往往村內外走親戚的車輛只能放慢速度,慢慢通過。

車輛有些是外地牌照,但還是以本市牌照為主；車輛的品牌參差不齊,但大多數還是適合本地村民經濟能力的十萬元以內的小車。家里老人說,所剩不多的生活在鄉村的年輕人結婚,汽車早已是必備的大件。

我在農村的“發小”說,有了閑錢多是琢磨著怎么投到種植上、小產業里再多變出些錢,平時現金還是常常不湊手。但一年年下來,車子買了,房子也重新裝修了,吃穿用度都改善了,也沒有感受到太大的困難,“日子也就這樣順順暢暢地過來了”。

變化之余,一些傳統的儀式仍然神圣。按照家鄉的傳統,大年三十中午前,每家都要恭恭敬敬地把宗譜掛好供起來。除非身體不允許,否則年長者不會把這份重要工作讓給年輕人；除夕晚上12點起床放炮、吃餃子,初一凌晨一點就要在村內宗族本家挨家拜年。現在,盡管拜年的時間推遲到了凌晨3點多,但上至五六十歲的老人,下至幾歲的蒙童,拜年時還是一樣的認真。看著老人在宗譜前給蒙童們講解家族傳承的場景,仿佛當年。

老人們也有“年輕人都出去了鄉村空了”的感慨,在村內也看到不少房子搭起框架后就常年閑置,也能聽到對村“兩委”管事人的批評。可以說,網絡上林林總總對當下鄉村的批評,在村內都能找到痕跡。但是,一別7年后看來,可喜的變化更多。不設前提地去感受,才能夠體察到故鄉歲月滄桑之下的蓬勃脈動。

鄉村不全然是詩意與遠方,也斷然不會一夕之間變得令人擔憂和悲傷。變化最快的永遠是形式,不是內涵。幾千年來維系鄉村和諧穩定的紐帶還在,只是換了個模樣。要是我們對鄉村的認識還執拗地停在數十年前,或者仍固執地從特定的角度來觀察,落后的恐怕不是鄉村,而是我們自己。

近兩年,每逢新春佳節,一些人便會“鄉愁”泛濫。城里人返鄉之后的各種看不慣、不適應,變成了描繪農村落后、落寞的“鄉愁”文章,甚至形成對“鄉丑”的批判。“鄉愁”雖多,卻難見勇于回鄉做出改變者,只說不做的“鄉愁”無益于鄉村落后面貌的改變,與其在文字上表達愁緒和悲壯,不如把“鄉愁”變成實實在在的行動。

以“博士返鄉日記”和“一個農村媳婦眼中的鄉村圖景”為代表,用城里人的視角去分析鄉村的問題、批判鄉村的現狀、感嘆鄉村的落后,似乎逐漸成為一種時尚。

居高臨下的視角,旁觀者清的姿態,游子們多情的“鄉愁”中,很難見到“誰不說俺家鄉好”式的由衷贊美,滿屏都是表達自己對故鄉的扼腕嘆息和所謂的理性探討。描述農村破敗、落后和未來發展前景黯淡,挑問題的多,但有建設性意見的少,想去改變的少。家鄉沒了希望,只好用“鄉愁”表達一聲嘆息。

無論是在物質還是精神方面,一些鄉村的確比較貧乏,客觀存在一些不文明和落后的現狀。但是,問題如此,現狀如此,只靠雁過無痕地抒發“鄉愁”,難以改變。再多“鄉愁”,不如回家搭把手。如何通過努力反哺家鄉,使家鄉變得更美更好更宜居,從而強化自身與家鄉之間的情感,這才是游子們該考慮的問題。相信很多人并不希望看到游子們僅僅以一種同情的姿態,“俯視”著家鄉和家鄉人的現狀,甚至揭其“傷疤”而后快。

為家鄉發愁,是正常的,但這不是真正的“鄉愁”。“鄉愁”的情感根基,在于家鄉的美、家鄉的好,是一種思鄉之愁緒。破敗、沒落的鄉村,絕非我們寄托美好“鄉愁”的長久載體。真正深愛故鄉,就不要只是圍觀,哪怕只盡綿薄之力,對于改變家鄉的現狀也是好的。既然關注家鄉,為何不實打實地做一點努力,哪怕是為家鄉的土特產做點宣傳。

令人欣慰的是,在眾多的“鄉愁”表達中,也有一些主動嘗試用實際行動改變家鄉現狀的努力。把家鄉變得更美更好,總比坐在一邊發愁要好。

新華社記者秦宏、劉碩

那個被年夜飯嚇跑的“上海姑娘”終于卸下了面具。整個春節，她都活躍在輿論頭條的位置，無數人在圍觀并剖析她和江西“鳳凰男”的愛情有沒有未來，以及該不該有未來。到頭來，“上海姑娘”被證偽了，這徹徹底底是一個杜撰出來的故事。

并非所有人從一開始就相信“上海姑娘”的真實存在。沸反盈天的爭論里，早就有人循著蛛絲馬跡質疑女主角的真實性。時至今日，媒體已經證實，這起“婚戀故事”是網絡推手炮制出來的，但動機尚未明確。有“好事者”繼續扒皮，真正的得利者可能是江西“鳳凰男”的原型，因為他要回鄉創業，這出網絡熱劇可以為他賺足眼球。也有人分析說，編造這種假新聞，其用意是告誡那些上海姑娘：看，與外地男拍拖有多么不堪呀！

一個來去無蹤的“上海姑娘”，一張黑黢黢的餐桌照，一起有諸多破綻的“事件”，就這樣在寡淡的春節假日里戰勝了“咻咻咻”的紅包，把輿論場攪得風起云涌。借助這樣一個有關“愛情與面包”的議題，人們可以或小心或肆意地，再次蹚入那條暗潮涌動且深不見底的河流——這條河流中涌動著城市與農村、貧窮與富有、階層與婚姻、地域與性格、修養與歧視等種種沖突和矛盾。

那些善于從情感層面感知世界的觀察者，當然不會放過如此鮮活的案例。在婚姻的場域內，門當戶對是古老而正確的教導，哪怕是被現代文明浸潤多年的人，也會用“精神匹配”來暗示“門當戶對”的重要性。只是，門當戶對又不是唯一的婚配標尺。身份差異下的高攀或下嫁，如果成就了愛情，那便成為絕世佳話；倘若遭遇了坎坷暗流，勢必要被炙烤晾曬并以此警示后來者。

很多網友批評“孔雀女”無教養。作家陳嵐就在微博、朋友圈里力挺“孔雀女”，她說，“有穩定的階層及其文化積淀的社會中，原本不應有這樣巨大的地域文化差異，更不應有因戶籍資源而產生的發展差異。這種制度式的差距，不應該讓一個逃跑的上海姑娘，用道德埋單。”

即便是虛假的杜撰，為何故事的主角偏偏是“上海姑娘”？在圍觀這起“逃飯糾紛”時，一個從東北小城走出來的好友說，如果逃飯的是東北姑娘，她會不會獲得更多諒解？或者多一些人甚至會因為“東北姑娘就這么率直”，而減少有關教養、歧視的爭論？之所以是“上海姑娘”而不是“東北姑娘”，“標簽”無疑在推波助瀾。

從根本上來說，這一事件是個隱喻，它真真切切反映了中國農村和中國城市的距離。“上海姑娘”是虛假的，但故事中“上海姑娘”所逃離的村莊卻是真實存在的。

那些村莊到底是一幅什么景象，人們并不陌生。幾年前，專欄作者熊培云曾著書《一個村莊里的中國》，通過講述家鄉的歷史嬗變，來記錄中國鄉村的淪陷與希望。與此同時，這幾年每年春節前后，各種各樣的返鄉筆記也會噴薄而出。

鄉愁是一種怎樣的存在？故鄉離你到底有多遠？“返鄉體”似乎正成為一種無門檻寫作文體，很多人都在抒發著自己對故鄉深沉的愛與恨。2016年春節，經過“上海姑娘逃飯”的刺激，有關鄉土淪陷與希望的爭論便更加激烈。

真實的農村從來沒有主動隱藏過自己，但繁復的鄉愁似乎只有在春節前后才能被激發。盡管各種鄉愁文章頻頻刷爆朋友圈，但能真正引發共鳴的返鄉筆記卻越來越少。相反，執筆者的深情，卻被圍觀群眾斥為矯情；執筆者對農村的關注，卻被諷刺為“消費”。

有關故土的惦念，已經在輿論場里“分裂”。是返鄉筆記的執筆者不夠認真么？未必。鄉愁還是從前的鄉愁，為什么圍觀者的感受已今非昔比？從各種輿情反饋來看，受批評最多的，是返鄉筆記已不是平視的記錄，而是俯視的評判。

從信息傳播規律來看，當下這種“一到過年農村就出新聞”的狀態，本身就不是一種正常的現象。也難怪網友調侃，“春節過后，又到了一年一度媒體人舉報老家青年上網打牌不務正業，農村真窮農民真苦農業真危險的時間了”。返鄉筆記中呈現的問題未必虛假，但這些真實的“農村問題”為什么不能引發正向認可，卻被網友認為是一種新的標簽化解讀呢？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這些返鄉筆記里隱隱約約透露著一種優越感。

之所以會有優越感，是因為我們難有真正的鄉愁。在大多數國人心中，故鄉只是文化意義上的一種想象性存在——身在故鄉時，它不是你中意的那一款；當你有能力遠離它并在遠方謀得前程時，再回首打望，看似悲憫的惦念里，其實潛藏著你終能逃離的小確幸。

厚道一點說，那些批評其實是在以另一種方式說明，返鄉筆記的價值正在被稀釋——當它早已完成“發現農村問題”的功能，而又無力擔負建設農村的“使命”時，便很難繼續在輿論舞臺上把守“頭條”的位置。于是，各種返鄉筆記只能淪為一種季候性的輪唱，它能獲得的掌聲也越來越稀薄。

春節結束了，“上海姑娘”卸妝了，“返鄉筆記”謝幕了。但你抬頭觸碰到的柳枝已經發芽，是的，春天到了。你生活著的城市未曾在冬天里衰老，愿你生活過的鄉村能在春天里繁盛。

最近幾年，每年春節結束后，網絡媒體以及社交媒體，總會出現幾篇有關回鄉過年見聞的文字。今年有代表性的兩篇，一篇是上海女逃離江西農村男友家，一篇是東北記者返鄉見聞，重點講述了家鄉的“禮崩樂壞”。其中第一篇，被網友挑出諸多漏洞，認為它是一篇博眼球的炒作。第二篇也引起了不少網友質疑，覺得作者所寫狀況在一些地方確實存在，但沒那么嚴重，鄉村的整體狀況仍然說得過去。

更早一些年，有多位媒體人撰寫了反思鄉村的文章，這一系列文章后來被冠以“故鄉淪陷”的關鍵詞傳播甚廣，也的確引起了輿論對鄉村生活與文化的關注，當年的那些文章，還是有思想性的，語言也平和、真摯，字里行間可見作者對故鄉的愛與痛。真沒想到，還鄉見聞到現在也被制造成為熱點話題，引起那么多的口水。

還鄉文字的粗鄙化，使得這類文章難以卒讀。上海女逃離江西農村男友家，行文風格接近朋友圈家長里短類熱文的特點，赤裸裸的情緒宣泄，毫無邏輯的偏激認識，它最大的作用是再次挑起了“地域歧視”這個老舊話題，也借題發揮進一步污名化農村青年。這類文章之所以能夠傳播，還是因為它敏感地挑動了本來就存在于人們內心深處的傲慢與偏見，那些攻擊性的言語，其實并沒有真正傷害到誰，反而是評論者直白地泄露了自己的內心。

東北記者的返鄉見聞，也不是一篇克制嚴謹的文字，偏多的“知音體”文風，降低了文中所述事情的客觀性。當然，人在情感驅使下寫出的文章，很難禁得住挑剔，東北鄉村和其他一些地方的鄉村，的確存在“禮崩樂壞”的現象，但這種“禮崩樂壞”，更多是少數人惡劣人性的展現。鄉村整體的精神境界與追求的生活方式，都是在向城市靠攏的。老年問題、留守兒童問題，主要是社會制度的設計不公導致的，罪責不應全部歸到鄉村人頭上。鄉村的潛規則，權力至上，惡人當道，弱者無力等狀況，不是今天才發生的，是一直沒有得到良好改善而已。

那么回到本文的命題，還鄉文字是不是扭曲了鄉村？對此我個人的看法是，起碼今年出現的熱點還鄉文，只是片面化地記錄了鄉村現狀，沒有站在對鄉村進行全面觀察的基礎上，寫出鄉村的全貌。鄉村的局部，的確像這些文章寫得那么壞，但鄉村的全部，仍然有著屬于它們的時代氣息：樓房崛起，道路嶄新，家電齊備，互聯網化……盡管因為這些氣息的存在，鄉村也擁有了城市才有的浮躁與焦慮。

今年春節我也回到了自己的老家，從縣城到農村，跑了幾天，有了些新的發現。比如在我住的酒店旁邊，開了一家咖啡館，女兒自從去年去了幾次之后就念念不忘，這次毫不例外，在住店期間，咖啡館成為她最愛去的地方之一。開在縣城的這家咖啡館，品位格調一點兒不比大城市的差：經營面積大，裝修風格精致，服務態度好，若不是時時響在耳邊的鄉音，真會讓人錯以為是在北上廣的某個咖啡館里。一天宿醉后醒得晚，我帶女兒去吃過早餐，真的喜歡上了這家咖啡館，甚至動了因為有這么一家咖啡館而回老家的念頭。

在春節回家前，生活在農村的堂弟老三就打電話給我，問我詳細的回程，說要去50公里外的火車站接我。三弟新買了一輛汽車，正處在新鮮勁頭上，愿意干點跑腿的活兒，好遛遛他的新車。回家之后才知道，我的堂弟老二、老三、老四、表弟、大妹夫都在同一年里，新買或更換了汽車，每個人手里都有一把嶄新的汽車鑰匙，打電話約喝酒的時候，說的最多的一句話就是，晚上別開車了，打個車來。

車多了，縣城的擁堵狀況讓人頭疼。早中晚三次高峰，排隊在十字路口，頗有身處北京國貿的感覺，短短的幾百米，楞是開不出去。春節期間走親訪友，我的策略是盡量走外環，路雖繞遠了一些，但時間卻節省了很多。是的，縣城也有了外環，有了大貨車不得行使縣城內道路的提示。縣城也有了新區，政府辦公部門在新開辟的寬闊大道，開建新的辦公大樓，把單位從老城區里遷移了出來。走在這條大道上，目睹道路兩側的政府機關，頗有行駛在長安街上的感覺。

一線城市的水景房最貴，我們市里有水景房，于是我們縣里也就有了。縣里把東邊一條常年無水的河流，建了條大壩攔了起來，積蓄了一些水，沿河修好了路，建設了公園。公園旁邊又建設了商住樓，據說這是一種新的開發方式，房地產商與政府合作，先把環境搞好，再蓋樓賣錢，但由于位置離中心城區有些偏遠，這些樓蓋好了卻賣不動，因此戳在那兒，等待著買家。縣城街頭的房地產廣告，也出現了這樣的字眼，“衣錦還鄉，買房養老”。

村里的人在往鎮里遷移，鎮里的人在往縣里遷移。像北上廣擠滿了外來年輕人一樣，鄉村的年輕人也在向縣城這個中心聚集。一個個老邁的鄉村正在枯萎于大地之上，但城鎮化似乎又是一個不可遏止的趨勢。政府為了盡快實現城鎮化采取了一些過激策略，但就算政府不這么做，鄉村人仍然會向城市靠攏。對于自古以來面朝黃土背朝天的鄉村人來說，城市生活是一個可選擇的夢境，有能力到城市生活，或者可以自由切換于城市與鄉村之間，這也是他們與一線城市白領們的一致想法。

不知道明年還會不會有返鄉文字出現。如果有的話，希望看到對鄉村的變化進行多面記錄，不要去消費鄉村苦難。對鄉村困苦的一面，有記錄的必要，但衍生輿論的狂歡就沒意思透了。別再趕時髦通過扭曲鄉村來尋找存在感。

從《一個博士生的返鄉筆記》，到《一個農村兒媳眼中的鄉村圖景》，這幾年，回鄉筆記儼然成為春節前后蔚為壯觀的輿論景象。回到家鄉的知識分子群體，紛紛用筆記錄下回鄉的所見、所思、所感。

大多數人看到了故鄉的衰敗，為鄉村感到焦慮，但也有另外一種聲音，批評這種俯視，呼吁用平等的視角來描述鄉村的變遷。

我出生在1990年以后，家在湘贛邊境起伏的丘陵中間，距離縣城有兩個小時的車程。在汽車站，熱情的拉客司機一聽到我報出的地名，就會悻悻走開。如果說，鄉鎮是城里人眼中的鄉下，那我們那里就是鄉下的鄉下，我們叫做“沖里”，“沖里人”是鄉下人眼中的鄉下人。

我在村里上的小學，后來去了縣城上初中，我的絕大多數小學同學留在鎮上讀初中，這個看似小小的不同，成為我成長過程的關鍵一步，它拉開了我與小學同學們的差距，也徹底改變了我的成長軌跡。

之后，我考上了省重點高中，而他們中的大多數讀完初中或者中專就離開了學校。再后來，我考上了大學，又讀了研究生，他們卻早已為人父，為人母，在生兒育女的道路上把我甩得越來越遠。

鄉村究竟將不可避免地衰敗，還是并沒有那么不堪？唱衰農村到底是上帝視角的優越感使然，還是源于對熟悉又陌生的農村景象的憂慮？盡管都是從農村走向城市，不同年齡階段的人，可能會得出不同的結論。

十多年前，大多數人還住在濕冷、陰暗的土房子里，而現在磚瓦房早已把它們取代；一下雨就泥濘不堪的村道，早就被改成了水泥路。十年前，一個二手諾基亞手機就很時髦了，而現在中年以下的村民大都用上了智能手機。越來越多的家庭裝了寬帶，我回家能蹭到好幾家的wifi。摩托車早就全面普及，有些家庭還有小汽車。城里有的，這里也能有，物質生活毫無疑問越來越好。

可是，你如果說鄉村在衰敗，我也會點頭。以前我們村有1000多人，幾年前，三個相鄰的自然村合并為一個行政村，人口總數卻并不比當年一個自然村的人多，而且還在減少。很少有二三十歲的年輕人留在村里謀生，僅剩的幾個目標也會有朝一日搬到城里去。年輕人出去了就不再回來，而留下的人年歲日長，將漸漸歸于黃土。小時候，每逢村里的菩薩“生日”，會唱幾天的大戲，拜菩薩的人、看戲的人熙熙攘攘，摩肩接踵，如此景象已經看不到了。那時，每個自然村都有一間衛生室，小病在家就能解決，而現在方圓十多里都很難買到藥。村里的小學也曾書聲朗朗，而現在校舍大門緊閉，操場上雜草叢生。

這些年，村里興辦了七八家黑火藥廠，它支撐了這里的繁榮，村民在那里上班，月薪可以達到七八千元，但這卻是把腦袋別在褲腰帶上工作，一旦發生安全事故，瞬間可能灰飛煙滅。這次回家，我又看到有村民自建了化工廠。城里有的，村里都慢慢有了，甚至工業污染也要有了。

我的家鄉，只是中國千千萬萬偏遠鄉村中的一個，也許并不能代表廣大鄉村的全貌。它有自己的特殊性，但特殊之中又能隱約瞥見不少鄉村的影子。明末清初的時候，先民來到這寂靜的深山之中，篳路藍縷。200多年過去了，祖民們開墾出來的水田，開始長滿雜草。我擔心我的村莊又重歸寂靜，猶如200多年前先民到來之前。那個時候，我的鄉愁將安放何處？

父親時常聲稱，等自己退休了，就要過歸隱田園的生活。然而，父親從未在農村生活過。他曾在繼續念高中與下鄉當知青上猶豫不決，但最終還是選擇了前者，并幸運地遇上恢復高考。父親與鄉土，未能有所交集，恐怕正因如此，父親才會對田園牧歌式的生活憧憬不已。而我一位好友的父親——曾在當年下過鄉的老知青，則持截然相反的態度。或許是在那片土地上落下過什么創傷吧，對于往事他從不愿多提。當靈與肉真切地與中國鄉村糾葛在一起時，所有的詩情畫意都煙消云散了，茫然地佇立在田間地頭，苦澀地重復陶淵明的詩句。

這是誰的田園牧歌？又是誰的農家樂？或許它是城市的，是文學的，是藝術的，卻唯獨不是鄉村的。消費社會重新規定了一套農村日常的范式與準則，這樣的異化過程讓人誤以為在農家樂就等同逃離了城市，殊不知，腰包里的鈔票才是構建眼前這“鄉村圖景”的根源，我們依然在城市所能直接輻射到的范圍內過著“城市樣”的生活。如果沒有作為背景的青山綠水，城市與這樣的“農村”并無二致。田園牧歌是最真實的幻覺，因為我們根本不愿相信它只是幻覺。

當我們誦詠著“鄉村”里的那些民間野味時，一個上海都市女孩卻因為江西農村男友家里的一桌飯菜落荒而逃。這件事一時間成為網民與學界熱議的焦點，當然，這場義無返顧的逃離絕不只是因為一桌真正的農家飯，它背后折射出了鄉村重建的迫切與城鄉認知間難以逾越的鴻溝，幻想重重地摔在現實上，碎了一地。

我年前曾去湖北農村做了幾天的田野調查。我居住的那戶村民家恰巧剛拆了灶臺，不得不在地上臨時搭了一個小灶，架起一口大鐵鍋。村子里沒有電磁爐，沒有天然氣，村民們用燒柴這一最原始的方式烹飪。真正的農家菜是不能簡單地用城市標準予以衡量的，米飯中偶爾能挑出谷殼，鍋底糊著一層焦黑的鍋巴，菜品盛在粗糙的容器里，飲用的水中透著一股濃重的柴火味，灌下肚時，感覺整個喉嚨里都冒著煙。這樣的飯菜卻讓我吃出了感動與真誠，為了招待好“從城里來的朋友”，主人挑出了家里最新鮮的食材，并往大鍋里添了不少肉。雖然許多關于美食的紀錄片都有宣傳古法烹制，但很多農村人并不長于此，沒有那些神乎其技的手法，對客人最高規格的款待就是拿出他們認為最好的肉蔬。他們幾乎每頓飯都會面帶歉意地一再表示：“粗茶淡飯，也不知合不合胃口。”對此，我多少覺得幾分愧疚，因為那幾天的“粗茶淡飯”并非日常，他們平日的飯菜要單調得多。

相較而言，在引發爭議的那張飯菜照片（暫且不去評論其真假）里，有魚有肉，色澤不好，但菜品很多，在生活水準不高的鄉村，已實屬不易，江西男孩的家人非但沒有虧待上海女孩，甚至可以說已經提供了他們所能提供的一切，只是現實鄉村不是農家樂，對女孩來說，這比有意虧待更令人絕望。無關德行，關乎真相。鄉村里從來沒有過田園牧歌，鄉村里也從來沒有過農家樂。

農村的生活水平較過去有了巨大的改善，但這些改善豈能一葉障目？盡管我們不情愿，卻又不得不承認傳統意義上的鄉村已經支離破碎了，城鄉之間既有融合，也有分離，在越來越多的農村青年離開土地之后，鄉村即將走到不破不立的境地。鄉村不是城市的農家樂，農家樂也絕不是鄉村的未來，停留在農家樂層面的鄉村是無力持續不斷地供給城市的，也無力負荷整個城鄉體系的運行，當我們透過農家樂的田園牧歌直面積貧積弱的鄉村時，鄉村重建的意義在這個層面上更顯得急迫。

笨拙的，不安的，混濁的，粗鄙的，空洞的，孤寂的。這是春節過后，數不清的返鄉記事文本流露并交織而成的另一種“印象中國”。

記錄春節農村現象的返鄉文體本身也成為一種現象。在此前的一篇文章當中，我曾經將這種文本的盛行，定義為大量外出務工以及在城市就業者在回到鄉村之后，帶來的一種現代都市文化與農村固有文化或習俗碰撞而產生的陌生以及不適感。這其實是一次由現代都市文化對鄉土中國現實的打量。我們永生留守農村的父輩們，只是惶然地接受這樣一種冷冷的打量或審視，完全無力發出任何的辯解。

無力辯解，是因為故鄉終究成不了所有人的想象之地。她不是許多漂泊在外的人們的怡情歇息之地，她同樣不是小清新們所渴望的田園牧歌或世外桃源。除了無法跟上都市文化的時尚、現代與巨變之外，它還不是可以回得去的溫情脈脈的宗族社會，以及可以找得到的敦厚的鄉賢文化承載之地。她只是一個在時空轉捩年代，站在狂飆猛進的城市化暴力與古老鄉村治理的鄉土秩序之間，充滿惶惑不安、自顧不暇的沉重存在。

經濟的話語以及城市化的暴力，在今天已經無遠弗屆，也早已不只在春節這個特定的節點出現。現代社會的發展對于鄉村的影響，同樣無時無刻不在發生。這種影響，既有經濟的，也有人心的；既有文化的，也有行為的；既有倫理道德的，也有價值追求的。但真正的問題在于，我們的故鄉一直是被動地接受這樣的影響，雖然她總是試圖以笨拙的體態，參與到這樣的一種改變當中去，但她終究沒能免予被時代遠遠地拋在身后的命運。

我想說的不只是許多返鄉文本中所描述的那些簡陋的房屋、落后的交通、昏暗的燈光、臟亂的衛生等，這些現狀其實可以通過并不多的投入迅速改觀。故鄉最大的隱憂其實在于價值的崩壞以及秩序的淪陷。當賭博盛行于農村地區，當婚嫁以及高彩禮成為趨勢，當個人的努力常常并不能帶來命運的改觀，當暴力炫耀令越來越多農村青少年為之沉迷，當錢權勢力糾結為鄉村社會的巨大陰影……這樣的現象以及它所反映出的政策、治理、社會以及人心的現實，才是今天鄉村社會最大的黑洞或陷阱。它不僅使得那些成功逃離農村的人們，最終遁入了城市，也使得那些最終回歸農村的人們，通常都帶著滿身的病痛與絕望。

故鄉終究成不了所有人的想象之地，正如城市也沒能真正成為農村人的想象之地。為什么在一代又一代打拼之后，農民工仍然無法融入城市？為什么城市乃至社會的發展，必須以犧牲農村以及農村家庭的幸福為代價？為什么在一個國家的經濟體量日益龐大之時，農村和農民的生存空間受到盤剝與擠壓的狀況仍未得到扭轉？為什么在“人人生而平等”之下，一些人總是比另一些人更平等？廣袤的農村早已不是那個“廣闊天地”，它在時代發展的進程當中已經變得愈發狹促，愈發逼仄。并且這樣的情形也不會很快改觀。

當城市與鄉村的想象力都不能互相安放，城市與農村日趨成為“兩個中國”，所有渴望“回去”的人們，注定要失望。但我們到底又是為什么，要對一個被拋棄之地還抱以想象？當每一個衣著光鮮的新“城里人”甫一站到故鄉的村口，都不免發出驚嘆之時，我其實是淡漠的。故鄉其實是淡漠的。如果說在他們眼中，故鄉發生了改變，那其實這種改變早已發生。早于那些新“城里人”的注意，早于改變發生本身。如果說在他們的眼中，故鄉仍舊滯留在原地，仿佛一萬年也沒有任何變化，那其實由于同樣的原因，一切也早已注定。

在另一篇有關故鄉的文章中，我寫道：作為一名在城市生活的農民后代，我常常不敢對我所見的農村做出某種記錄，我甚至不愿向任何人抱怨那些“返鄉”文章中所描述的一切。何以如此？我想更重要的原因其實在于，我害怕那種看似悲憫的記錄，唐突了家鄉父老難以言喻的生存及真實，我也害怕那種附帶了太多個人主觀的判斷以及想象，冒犯了他們處在這樣一個歷史與現實交織、過去與未來轉型時代的個人命運與努力。而我最終仍然寫下這篇文字，只是想提醒：故鄉終究成為不了所有人的想象之地，她只是回避不了的現實。

春節期間，拙文《一個農村兒媳眼中的鄉村圖景》在過年這個敏感的時間點，通過微信獲得了廣泛傳播，并引發了一場鄉村和城市命運的大討論。現在回想起來，這篇文章的出現并非偶然，鄉村沉重的現實所勾連的無數生存場景，連帶各種社會問題，早已沉淀在很多人心中，農村發展的前景，更讓我們關注和揪心。促成我捉筆的動力，除了情感的觸動，更直接的因由是對農村留守兒童的擔心。

我離開農村外出求學已經二十余年，和我同齡的孩子，童年時期幾乎很少離開父母身邊，就算放在祖輩那兒寄養，也總是很容易見到父母。但比我年齡小十歲左右的親人，大多都有留守兒童的經歷，如今他們都已長大成人。關于留守兒童的話題，或許多數人還停留在童年的成長階段，糾纏于是否應該在城市為他們提供方便的求學機會。然而，中國第一代留守兒童已經成長起來，已經為人父母，并且將延續父母的命運，制造第二代留守兒童，換言之，留守兒童的成長，并沒有在各類并未達成共識的爭論中停止，他們作為鮮活的個體，必然在現實處境中長大成人。當意識到這種“命定的輪回”很難通過個體的努力改變時，那種家庭遭遇和時代之間無法割舍的關聯，讓我迫不及待地想通過個體命運的梳理，來廓清這一沉默而刺眼群體的來路和去向。

因為，我無法回避，一個時代最核心的命題是青年問題和未來走向，農村孩構成中國青年問題的重要維度。從這個層面而言，留守兒童的話題，根本就不是農村問題的子問題，而是直指中國未來的走向和一代青年的命運。在現代化的洪流中，他們毫無疑問是社會階層中的失勢者和弱勢者，如果無視他們所遭遇的結構性困境，那所有的既得利益者必將與之共同承受災難性后果。

我由此想到我丈夫的命運。在最貧窮的家庭遭遇中，他憑借自己的努力，走出鄉村，擺脫了作為一個本分的農村人命定的悲苦命運，到城里覓得一席之地，過上安穩的生活，也獲得了“鳳凰男”的身份。盡管在今天的語境中，“鳳凰男”的概念帶著成功學意義上的淺薄氣息，能輕易實現對一個群體的定義——他們是整個家庭中最為光鮮的個體，任由城市的眼光打量、獵奇和挑剔，承載著鄉村精英群體背后的多方較量，并最終落實到婚戀這個最世俗的層面，在各類細針密縫的情節推進中，在剝奪掉“鳳凰男”的自尊后，一次次將城鄉階層分化的現實裸露得一絲不掛。近期被話語狂歡消費的“上海姑娘年夜飯”事件，無論真假，不過都是這一群體現實邏輯推演下的必然結局。我由此想到路遙的《平凡的世界》，想到田曉霞和孫少平之間的愛情。僅僅30年的時光，同樣是“孔雀女”和“鳳凰男”的標配，為何今天的孫少平已經越來越體面，僅僅因為一頓年夜飯，一段毫不傳奇的愛情在當下的傳媒語境中，竟悄然變成一種奢望，再也聞不到一絲一毫與愛情本身相關的氣息？那些真正刺痛農村人神經，真正讓上海姑娘聽從內心召喚拂袖而去的真相，果真是那頓城鄉日常圖景中極為平常的晚餐？

在我的經驗世界中，真正令我擔心的是，我的丈夫尚且能獲得“鳳凰男”的命運轉機，而更多的如他一般出身的農村孩子，在現有的語境下，經過“留守兒童”的歷練，已經很難有機會通過教育改變命運，至少我的侄子、侄女就沒有這種突圍的可能。今天，很多的人帶著旁觀者的心態，在各類理論的壯膽下，譏笑和嘲諷“鳳凰男”的種種尷尬和不堪，明天，我擔心故事的主角之一——“鳳凰男”，變成一個讓人陌生的詞匯，因為留守兒童變為“鳳凰男”的機會已經越來越小。

眾所周知，高考幾乎是鄉村青年“突圍”的唯一渠道。在鄉村，教育資源所能保證的現實目標也僅僅是考上大學。但我們都知道，考上大學只是故事的開端，考上什么樣的大學，考上大學以后怎么辦？這才是真正尖銳的部分。在我任教的大學中，接觸的學生大部分是農村孩子，這些孩子大部分都有留守兒童的經歷，可以說，在中國6000萬留守兒童的大軍中，他們算是突圍效果最好的一群。但突圍以后的結局，并非光鮮無比，我的學生很多直接淪為“蟻族”中的一員。

青年問題，在近十年的社會轉型中，已經變成越來越難以回避，也越來越重要的問題。說到底，農村的問題之所以重要和令人揪心，是因為我們的社會根本就承受不起城鄉撕裂的代價，也承受不起農村青年上升通道堵塞的后果。但愿更多的人將注意力對準“鳳凰男”后，能夠留意到，農村孩子變為這一身份的可能已經越來越小。我們現在所要做的，不論是既得利益群體，還是國家政策，甚至是個體的知識分子，都應該立足現實，從件件具體而微的小事做起，以實際行動彌合社會的裂縫，為更多處于困境中的孩子提供成長的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