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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法的雖只是個別人,卻讓愛國行動蒙羞。

8月19日,深圳有人發起了“抵制日貨”行動,但其中個別人借機滋事,把一些市民的日系轎車砸壞。警方證實,4名人員因打砸日系轎車,已被檢察院批捕;當時還有個別人員煽動群眾沖擊警車,警方也已進行調查。

表達愛國,天經地義;但愛國絕不是僭越法律的借口,否則愛國行為,就會異化為違法犯罪。8月19日的行動中,一些人實施的打砸、破壞行為,已經違反了《治安管理處罰法》;毀壞汽車的行為,案值可能突破5000元的刑事立案標準。這次深圳檢方批捕的3人,涉嫌的罪名應該是“故意毀壞財產罪”或“尋釁滋事罪”,可能被判處三至五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

日系車是中國公民的合法財產、勞動所得。這和愛國者的財產一樣,受到中國法律的保護。打砸這些財產,并不會對日本政府造成任何損失,倒霉的是自己的同胞。道理說起來很簡單。但讓人遺憾的是,在之前的2005年、2008年的若干次愛國行動中,都發生過違法的打砸事件。雖然,違法的只是個別人,卻讓愛國行動蒙羞。“后人哀之而不鑒之”,不懂得“守法是愛國的前提”,難免重蹈覆轍,自釀悲劇。

在日本做出侵犯我主權的行動時,我們當然要亮出自己的態度,但愛國行為應該在中國的法律框架內。因為無論是中國公民的合法私產,還是在華日本人的安全,都是受中國法律保護的;維護中國法律的尊嚴,是愛國的應有之義,相反,僭越法律底線的所謂“愛國”行動,只會授人以柄,損害國家形象,是不折不扣的“害國”。

擁護政府的外交行動、遵守中國的法律、尊重團結自己的同胞,才能形成愛國的堂堂陣列、浩然正氣;日本右翼勢力才會有所忌憚。愛國切忌走向偏執、違法的歧路,那只會傷害愛國共識。

□袁伊文(法律工作者)

當丹羽的聲音越來越小,而石原之流的聲音越來越響,日本勢必在自我陶醉和自我嚇唬的危險道路上越走越偏。

無視中方嚴正抗議,日本政府內閣會議11日批準“購買”釣魚島及其周邊兩個島嶼所需資金,并與所謂“島主”簽署了購島協議,在“產權”形式上實現了對釣魚島等島嶼的“國有化”。

同一個會議上,日本政府通過對新駐華大使西宮伸一的任命。作為外務省資深外交官,西宮將接替商界人士出身的現任駐華大使丹羽宇一郎。丹羽出任大使僅兩年,實際上屬于被撤換。

丹羽被撤,與釣魚島問題直接相關。今年6月,丹羽在接受英國《金融時報》采訪時,對東京都石原慎太郎妄言“購島”敲響警鐘,稱此事處理不慎,將給中日關系帶來重大危機。丹羽因此受到日本官方和民間保守勢力的雙重抨擊,最終黯然離開北京。

丹羽的遭遇,讓人聯想起中亞古國花剌子模國的信使寓言——凡給國王帶來壞消息的信使,就會被投入虎穴。有了丹羽的前車之鑒,反對“購島”的理性聲音,不僅在日本外交圈內罕有聽聞,連對中日關系有深切認識的有識之士也不免縮手縮腳。

然而,事態發展印證了丹羽的預言。日本政府半推半就接過石原拋出的球,借機推動“國有化”,把原本局限于東京都一級政府以及石原個人政治秀引起的風波升格為國家行為,人為擴大事端,中日關系出現重大危機。

某種程度看,石原“購島”也好,日本政府“購島”也好,自娛自樂成分居多,但正如中國外交部10日晚聲明中所警示:日方在釣魚島問題上的所作所為絕非偶然,它所反映出來的政治趨向很值得警惕。

概而言之,這是一種理念保守化、言論偏激化、政策好斗化、外交單極化的政治傾向。而這種傾向在野田政權的一年間,貌似走上了快車道。

日本眾議院前議長、政壇鴿派代表河野洋平在最新一期《世界》月刊上,提醒世人注意野田政權的“危險性”。他指出,這一年間,媒體把焦點多放在消費稅、政局等上面,而在外交安保領域,野田政權靜悄悄地干了一些“很危險”的事情,其主導修正的多個法案正在動搖日本“和平國家”的定位,包括放寬武器出口門檻,在核能利用和宇宙開發利用相關基本法中塞入軍事目的,公然討論修改有關動用集體自衛權的憲法解釋。

而這種“危險性”不僅限于野田的民主黨政權。最大在野黨自民黨為下次大選打出的競選綱領中,赫然就列有“國有化”釣魚島、修法動用集體自衛權等條目。以致石原慎太郎11日在記者會上略顯得意地表示,等自民黨下次奪回政權,我再把“購島”捐款轉交給日本政府。

可以想象,當丹羽的聲音越來越小,而石原之流的聲音越來越響,日本勢必在自我陶醉和自我嚇唬的危險道路上越走越偏。

在花剌子模國,久而久之,再也沒有信差敢上報真實但刺耳的信息,花剌子模國最終在自娛自樂中自取滅亡。

但愿丹羽不是最后一個以身飼虎的信使。

與東鄰爭端,國人可以對國家認同有新高度、對國家利益有新認知、對國家以至國際現實有新認識。

與東鄰,那一特定島國,歷史上有那么多交往和過節兒,現實中隔著一汪大海,爭端在所難免,無法避讓、不能不爭。

爭端,領土爭端,涉及釣魚島,雙方都堅持,于是看似無解。只是,先前約定好“擱置”,現在有島民“挑事”,繼而由日本政府“認賬”,構成對全體國人挑釁。

對這等島民和這等島國政府,不“擱置”也罷。有這樣的機會,可以不再“擱置”,就該善用機會。

日本方面,對釣魚島,不認歷史、只認現實,因而不認為有爭議、有爭端,才會有所謂“購島”和“國有化”;有些日本團體和個人,不覺得國人有意志、有決心,因而不認為會面臨強力回應,才會逐步推進“購島”和“國有化”,同時聲言希望雙邊關系大局“不受影響”。

這等動作,歷來如此,玩弄“虛實”,虛以待人、實以利己。

對這等舉動,國人理應還以其人之道。虛,意味著少說、少警告、少動怒,該口頭讓步時口頭讓步;實,意味著多做、多策劃、多行動、多出動,該交涉時交涉,該對峙時對峙,一切以獲得實際利益為指針、以長遠進取為目標,不遺余力、不惜手段。

過去幾十年,釣魚島爭端,多數時候停留在口頭,少數時候由保釣人士付諸行動,以個人身份和象征性舉措宣示國家主權。從現在開始,今后一段時期,這一爭端或許不再止于口頭,而顯現為國家之間政策和行為互動:島民和日本政府有任何動作,國人都會對應,都會采取舉措。想象那么一天,任何島民靠近以至涉足釣魚島,都屬非法入境,將成為抓捕對象、接受拘押、受到處置……

國與國爭端,不應起于情緒,歸于情緒;相反,理應始于行動,歸于行動。

利益,任何時候、東亞以至世界其他地區任何國家,都維系長遠生存和發展。而任何利益,無論個人或國家,似乎都不會天然獲得,需要以行動爭取。爭取利益,僅僅外交,以單一渠道、有限選項,不足以達到目的。

釣魚島爭端,中國如今不再純粹動用外交手段。日本政府商議決定以至著手簽約“購島”和“國有化”之際,中國宣布釣魚島領海基線,中國海監船抵近釣魚島水域。尤其海監船巡航,可望常態、持久。

與東鄰爭端,不需要就中國每一個步驟形式上的“強硬”或者“軟弱”作出判斷,而需要就每一個步驟的效果作出決斷,就后續步驟和后續效果作出預判。

與東鄰爭端,國人可以對國家認同有新高度、對國家利益有新認知、對國家以至國際現實有新認識、對國家如何與他國互動有新理解。

9月11日上午,日本政府召開內閣會議,確認了將“尖閣諸島”(即中國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中三個島“收歸國有”的方針,并決定從2012財年預備金中撥出20.5億日元(約合1.66億元人民幣)“購島”,與所謂的“土地所有者”簽訂了合同。“收歸國有”后,此三島將由日本海上保安廳進行“管理”。自今年初以來,這場“購島”鬧劇從石原慎太郞的個人行為升級為國家行為,遮羞布終于一滑到底。

日本政府不顧中方的強烈反對,執意侵犯中國的領土主權,打破了中日之間40年來“擱置爭議”的共識,嚴重破壞中日關系發展的大局。

日本對釣魚島垂涎已久。早在19世紀末,便趁中國積貧積弱之時,非法竊占臺灣、澎湖列島等,其中也包括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作為戰敗國,日本理應根據《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將之歸還中國。然而,其反倒將上世紀70年代美國私相授受的釣魚島行政權一步步演變成所謂的“主權”,企圖實現延續百年的野心。日本對釣魚島的竊取和非法控制,既是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成果的公然否定,更是對戰后國際秩序的嚴重挑戰。

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日本經濟停滯不前,“失去了20年”,去年又遭地震、海嘯和核泄漏三重打擊。舉目環顧,東亞力量的對比正在發生深刻變化,日本在亞太地區乃至世界的地位進一步下滑,其決策者焦慮感倍增,危機感滋生,甚至不惜鋌而走險,人為制造東北亞地區的緊張局勢,與周邊國家交惡,鑄下誤判形勢的大錯。

一是誤判中國維護領土主權的決心與意志。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自古以來就是中國不可分割的神圣領土,有史為憑,有法為據。但日本有人想利用中國將強未強、致力于和平發展之機,明修棧道,暗渡陳倉,以國內執政地位虛弱為幌子對外示強,企圖固化對釣魚島的控制。中國已經不是百年前的中國,雖一直致力于和平發展,但絕不會以犧牲領土主權為代價,在此問題上,我們寸步不讓。

二是誤判美國定會為其火中取栗。日本既認為自己是美國“重返”亞洲的重要依靠,又手握與美國的安保條約這一尚方寶劍,試圖用釣魚島綁架美國。今年4月日本右翼人士石原選擇在華盛頓宣布“購島”,就是要把美國拉下水,讓山姆大叔為其冒險行為埋單。其實,只有狗搖尾巴,從來沒有尾巴搖狗的道理,想必日本還記得40年前尼克松秘密訪華時的“越頂外交”教訓。

中國政府本著有理有利有節的原則,將出臺一系列強有力的反制措施,而且絕不手軟。已宣布的措施,如:兩艘中國海監船11日上午抵達釣魚島外圍海域,將視情況開展維權行動,宣示主權;公布了中國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的領海基點基線,將對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開展常態化監視監測,等等,是對日本企圖將釣魚島主權問題固化的重大打擊。

中國政府依照國際法和國際慣例,理直氣壯地維護國家領土主權的完整,既體現了成熟克制的理性,也體現了永不動搖的決心。

中日關系處于新的歷史關口,在維護領土主權問題上,中國不會受限于“韜光養晦”。

釣魚島主權之爭是一場國家意志的長期較量,不可能一蹴而就,但如果這次不把日本的囂張氣焰打下去,東亞地區將后患無窮。

(作者為本報特約評論員,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研究員、副所長)

領海基線既然是劃清主權之舉,中國政府也拋開了過去的一些羈絆,而握有更多的主動權,有更多的牌可以出、可以打,諸多宣示“主權存在”的實際行動也就可以順勢而出。

9月10日,中國政府就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的領海基線發表聲明。新華社11日報道,兩艘海監船已經抵達釣魚島外圍海域。海監部門已經制定相關行動計劃,視情況開展維權行動,宣誓主權。昨日,外交部、國防部亦表態,將根據事態的發展,采取必要的措施,堅定維護國家主權。

自昨日起,中央氣象臺把釣魚島及周邊海域的天氣預報納入到國內城市預報中,并在新聞聯播之后的《天氣預報》節目里播出。

短短一天之內,針對日本“國有化”釣魚島,中國政府密集推出一系列反制舉措。從劃定領海基線起,即意味著,中國在釣魚島問題上做出了重大的戰略調整,也意味著,今后在釣魚島宣示我主權存在的機制,將全面啟動、常態化。

領海基線的劃定,其意義等于正式從法律上明確釣魚島不屬于“主權爭議”之范疇,不承認任何對抗性主權聲索的存在,意味著中國政府不會容忍任何形式與任何其他人的“主權談判”,也意味著上世紀奉行的“主權在我”基礎上“把問題先放一放”戰略的改變。

從日本的“漸進”路徑上看,“國有化”決不是他們的最終目的,僅只是進一步侵犯我主權的其中一道步驟,可以預計,日本還會不斷推出更多“有效管理”釣魚島的舉動。

這次中國政府釣魚島領海基線的聲明,是對日本侵犯我主權行為的反制,但還不構成“不相稱報復”的震懾。實際上,領海基線既然是劃清主權之舉,中國政府也拋開了過去的一些羈絆,而握有更多的主動權,有更多的牌可以出、可以打,諸多宣示“主權存在”的實際行動也就可以順勢而出。

目前海監部門船只抵達釣魚島外圍海域,以及從9月11日起央視氣象播報范圍擴大到釣魚島,是一種“主權宣示”行動,呼應了領海基線之聲明。但這些“主權宣示”與事實的“主權存在”還有一些距離,中國應視情勢之必要性,定期派遣海監及漁政公務船進入12海里領海區執法,國土及科研部門應登島架設用于土地監測及科學測量的永久性設施,這些活動才會構成“主權存在”的鐵證。

日本政府“國有化”釣魚島,危及中國的核心利益,也突破了中日友好的底線,其不僅無用、無效、徒勞,也低估了中國捍衛主權的決心和手段。

日本政府在釣魚島問題上的玩火行為,已激起國人的強烈不滿。這種挑釁,讓本就磕磕絆絆、乍暖還寒的中日關系再一次滑入冰點,再一次處在危機邊緣,日本政府要為這種退步負全責。這一次,很多同胞都節制著自己的憤怒,通過各種方式表達對日本政府的抗議,表達“領土寸土不讓”的愛國熱情。面對異邦的冒犯和挑釁,網上網下,國人空前團結,愛國主義熱情高漲。

不過,也有一些不太友好的口水爭議。比如,藝人文章在一個頒獎會上高呼“釣魚島是中國的”,在贏得場內觀眾掌聲的同時,也獲得場外的一片贊譽。然而,網上也有不同聲音。

這種口水和爭論,是中國互聯網上習慣性的沖突,一事當前,不問說了什么,不問捍衛的是什么,只要自己反對的人在支持,就要反對;只要自己反對的人在反對,就要支持。只有圈子,沒有是非,只有意識形態偏見,沒有國家利益意識。

有人說,中國社會尤其是在互聯網上,處處充滿爭議。大到世界風云,小到吃喝拉撒,任何一條新聞都可以引起中國網民的對罵,都會有左中右的站隊表態,吵得不可開交,即使你閑得無聊時隨意感慨一句“北京的大白菜比上海的好吃”,也會引發一場喋喋不休的地域口水戰。

作為一個有著自由追求但內心深愛著這個國家的人,我一直認為,爭議是一個社會的常態,但在國家利益問題上,應該有基本共識。我們可以為哪里的大白菜更好吃爭得面紅耳赤,但在國家利益面前應該擱置口水爭議。你可以不將內心的愛國熱情表白出來,但請尊重那些熱情溢于言表的愛國者;你可以對這個國家的種種社會問題保持異議,保持激烈批判的姿態,但當國家利益受到侵犯時,應該跟國家站在一起,堅定地與國家同在;你可以不喜歡郭敬明,不愛看文章的表演,但當在國家利益問題上都還原為“中國人”的身份時,起碼應該尊重那種愛國熱情。

我不太喜歡標簽化和立場化,不喜歡對人以左派右派劃分立場,但現實中確實有各種觀點的分殊和立場的沖突,中國的政治光譜上游離著利益分殊、立場迥異的派別。立場的不同,只是解決問題路徑選擇的不同,或者責任歸咎的不同,當然也有意識形態的歧見。但左中右應該有一個基本的共識,就是為了這個國家好,為了國民的福祉,不能脫離民族國家的法律框架和利益底線。也就是說,國家利益應該是一個基本共識。當國家利益受到侵犯的時候,應該拋棄紛爭,而站在一起去捍衛國家利益。

我不太愿意用“愛國”這個字眼來表達我們共同的追求,因為這個詞太容易引發爭議和攪動情緒,而選擇了“國家利益”這個嚴肅的詞。“國家利益”應該是一個國家中不同立場、不同階層、不同身份、不同地域的人共同追求的一種價值,是最大公約數。當然,對于國家利益可能有不同的理解,有人認為,忽略國家所有的問題,毫無保留地愛這個國家,不批評國家,才是國家利益;也有人認為,愛國者的責任就是保護國家不受政府侵犯——這些問題可以討論,但國家利益不是任人揉捏隨意闡釋的面團,當國家利益受到實實在在的具體侵犯時,應該暫時放下各種紛爭而一起去捍衛。

領土問題就屬于這種實實在在、看得見的國家利益,日本政府那一系列玩火的行為,就是在侵犯我們的領土。領土問題,必須寸土必爭,必須寸步不讓。所以,藝人宣示“釣魚島是中國的”,以個人的影響力凝聚社會價值,宣示的是國家利益,應該得到尊重。

不僅是釣魚島問題,涉及國家利益的問題上,都應該遠離那些習慣性的口水爭議,有這種“站在一起”的國家意識和國族情懷。

其實,隨著社會的進步,國人對國家利益的理解已經越來越多元和開放。過去,國家利益在個人利益面前有一種壓倒性的優勢:集體利益高于個人利益,當發生利益沖突時要把國家利益放在首位,要捍衛國家利益,國家利益是崇高的,個人利益是渺小的,這些理念和大詞常壓得人喘不過氣來。如今這個個人權利充分張揚的時代,“集體利益至高無上”已經被大大弱化,“國家利益”也已弱化。追求個人的利益,不要求為了國家利益而犧牲什么,但一個底線是,起碼不能傷害國家利益。當國家利益受到侵犯時,應有群起捍衛的共識。我們不提倡國家利益壓倒一切,但更反對走向另一種極端,即國家利益虛無論。

世界主義的想象充滿浪漫主義的氣質,卻是虛幻的,“歷史的終結”更是自欺欺人的,地球村也只是虛擬的技術想象,在這個以民族國家為基本單位的國際叢林中,需要有國家利益的現實關懷。這一點,“公知”也罷,“五毛”也罷,國家利益面前,應該存小異而求大同。釣魚島問題上,我們需要發出同樣的聲音。

日本政府昨天宣布政府出資“購買”釣魚島,完成“國有化”。中國政府昨天做出強烈反應,中日關系進一步惡化無可避免。

昨天我們清楚感覺到中國在釣魚島問題上的被動處境。由于日本“實際控制”著釣魚島,對圍繞該島做什么事情有著中方沒有的主動性。只要釣魚島的這種控制局面不改變,日方在某個時候突然發動挑釁并刺激我們的可能性就將始終存在。

因此,中國這項對日斗爭必須以改變釣魚島的控制格局為長遠目標。憤怒、發狠都沒有用,樹立并努力實現這個目標才是中國人的志氣。但我們必須清楚,這是一項艱難而漫長的事業,它要求中國人必須有意志、智慧,還要高度團結。

釣魚島的主權不容談判,日本也不會同中國談。日本方面“保衛”釣魚島的決心和意志也很堅定。這是堅定與堅定的對決,中國人任何“只要出動海軍就可解決問題”的想法都是幼稚的。

釣魚島沖突目前表面上在中日之間展開,隨著中國壓力的提升,美國有可能逐漸走向前臺,從而出現中國與美日聯盟的對抗格局。要捍衛釣魚島主權,中國至少要做這樣的最壞打算。

鑒于中國仍處在高速發展的戰略機遇期,不會以主動犧牲這個機遇期為賭注,但也不會為死保這個“機遇期”而犧牲領土主權。中國會在二者之間尋求戰略的平衡。

只要我們做得足夠好,對這種平衡的追求就不是解決領土問題的負擔,而只會幫我們源源不斷獲得制服對手的手段。

總體上說,現在未必就是中國同爭議國家“徹底解決”領土問題的最佳時機,因為中國現在的國力處于快速上升中,而當下又是中國被美國等西方力量“看得最緊”的時候,中國現有力量對于突破并壓制這種“盯防”,創造對中國最有利的領土談判環境還遠遠不夠。現在搞“徹底解決”,中國吃虧的可能性很大。

中國現在最需要做的一是對所有海上領土的法理主權堅持,二是擴大對其他國家占領并宣稱是它們“固有領土”的爭議性。在做好這兩點的基礎上,中國要抓住每一個大小機遇,不斷在對這些爭議島嶼的控制權方面往前推。

在這當中中國應堅決奉行以下原則。一是不能怕事。宣示主權只要發外交聲明就可以,是最容易做的。保持并擴大爭議都必須有行動,在釣魚島問題上這些行動就是民間保釣,組織漁船前往作業,中國執法船越來越頻密的巡航等等。隨著日方控制行為的加碼,我們的行動也要不斷升級。

擴大爭議做多了,就有效削弱了對方對爭議島嶼的“實際控制”。遇到特殊時機,我們甚至可以直接實現或完全實行我方的控制。黃巖島就是成功的一例。

中國在釣魚島面對的對手不同于南沙諸島,日本對釣魚島控制很嚴密,但也決非無懈可擊。中國與其爭奪釣魚島控制權的斗爭應非常堅決,我們派去的執法船應越來越強,中國的海上力量發展應在釣魚島海域不斷反映出來。與日本不是斗一天兩天,未來幾十年中國的發展需要不斷壓到釣魚島上。

釣魚島跑不了,衰落的日本最終守不住它,它是中國的神圣領土,也是對日斗爭可以預見的囊中之物。它作為中國“國有”島嶼的地位不會變。中國收復釣魚島過程,就是制服日本這個老牌對手的過程。我們今天的被動是現實,但我們一定會一步步扳回主動,讓日本重新感受中國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