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考察湖南時指出，科技創新是發展新質生產力的核心要素。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對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作出系統部署，強調“構建支持全面創新體制機制”。專利是科技創新的重要載體，也是發展新質生產力的催化劑。2021年6月起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利法》正式引入專利開放許可制度。并在第50-52條明確了專利開放許可自愿、有償、可撤回原則。鑒于我國持續高漲的專利申請量與專利轉化率持續過低的現實矛盾，專利開放許可制度的引入，有助于解決我國專利市場協調機制不健全、交易信息不對稱、專利轉化率過低等難題，對于盤活高校和科研機構存量專利、推動科技成果轉化具有重要意義。

清晰認識專利開放許可的基礎制約。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新質生產力是“符合新發展理念的先進生產力質態”。專利開放許可是推動優質創新要素向新質生產力流動的重要制度設計。當前制約專利開放許可的主要因素包括公權力的介入程度、定價權分配、交易成本、權利濫用風險等。定價權分配以及如何構建科學的權利保障機制，是實現專利開放許可高質量發展的關鍵。雖然我國專利法中明確規定了許可條件、許可程序、許可費、支付方式及標準等條件，但實踐過程中仍面臨諸多難題。

一方面，定價權分配機制不合理導致主體利益失衡。《專利法》（第四次修正案）將定價權直接授予專利權人。雖然有助于活躍專利交易市場，但同時剝奪了被許可方的定價權。在買方市場條件下，被許可人要么接受不合理定價，要么放棄交易，使得許可方與被許可方之間的利益失衡，可能導致專利權人壟斷和權利濫用風險。只有合理分配定價權，確保在市場機制作用下對相關目標和應用范圍進行調整，才能推動專利開放許可制度規范有序發展，維護公共利益和國家利益。

另一方面，權利保障機制不健全導致私權難以完全實現。專利許可使用權屬于私權范疇，一般來說，司法保護對私權的保護效果更加明顯。鑒于公權力不宜過度介入并干預私權行使，因此大多數國家均未采用行政保護制度設計，而是趨于通過訴訟或仲裁方式解決許可糾紛。但在具體交易過程中，由于專利權人壟斷定價權以及潛在權利濫用風險，可能不僅損害被許可方利益，也會導致公眾利益受損，單一權利保障機制無法有效保護參與主體利益的完全實現。

系統研究制定專利開放許可全鏈條治理體系。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發展新質生產力,必須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與之相適應的新型生產關系。”專利開放許可是推動科技創新與成果轉化應用銜接的制度設計，必須要堅持系統化發展理念，推動規范發展，提高治理效能。

公權力介入程度與專利開放許可制度發展水平密切相關。例如公權主體介入私權交易是否正當？行政機關的干預程度是否合理？強制許可的適用范圍等，這些問題都是社會關注的焦點。當前我國專利開放許可尚在探索發展階段，對公權力介入的正當性仍存在爭議，焦點在于價值選擇，即如何平衡公共利益和私權主體利益，具體表征為定價權的合理分配、完善權利保障機制等。

構建專利開放全鏈條治理體系，應立足降低交易成本、確保利益均衡和推動信息自由流動前提下，確定圍繞定價權和主體權利保障為核心的專利開放許可全鏈條治理路徑設計，探索在市場秩序有待發育條件下，如何將許可費用標準與市場供求關聯，以許可方和被許可方自主協商優先，推動實現許可方與被許可方之間收益最大化。在權利保障機制建設方面，如行政調解、司法保護異議程序、糾紛解決等，探索將行政保護前置，配套司法保護的“多重”權利保障機制，并定期開展行政保護的合規性審查，防止許可方對專利權的濫用，保障被許可方的合法權益。

推動形成專利開放許可治理高質量發展。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要“提高關鍵領域自主創新能力”。專利開放許可是培育自主創新能力、發展新動能的重要抓手。在新征程中，必須堅定不移貫徹新發展理念，推動專利開放許可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高質量發展，為發展新質生產力蓄勢賦能。高質量的專利開放許可有助于盤活存量專利，解決專利“從哪里來，到哪里去，結什么果”的問題。高校是重大科技突破的重要策源地，理應在專利開放許可持續發力，著力解決高校專利“不愿轉”“不會轉”“不敢轉”等難題，暢通“科技研發→成果轉化→產品應用”全鏈條，推動更多科技創新成果從高校走進企業，從實驗室走向生產線，轉化為新質生產力。

緊緊圍繞高質量發展這一首要任務，通過市場化機制暢通產業鏈信息鏈服務鏈人才鏈深度融合，構建科學規范運行的專利開放許可平臺和品牌，推動實現高價值專利供給端與需求端的精準匹配，推動形成全面支持科技創新的基礎制度，為高質量發展不斷注入科技動能。

（作者系廣東技術師范大學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