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高人民檢察院7月8日召開的新聞發布會上，最高檢相關負責人表示，實踐中，對一些小攤小販、小微企業處以高額行政罰款，既不符合法律精神，損害了行政相對人的合法利益，甚至影響其生產生活，也不符合公平正義的要求，不利于人民群眾建立對法治的信賴，更不利于法治政府建設，檢察機關應當依法開展法律監督。

近幾年，一些明顯違背“過罰相當”原則的“小過重罰”案件，引發社會廣泛關注。此次新聞發布會上就談到一個案例：74歲個體戶因銷售一瓶78元過期葡萄酒被罰5萬元，維權長達6年……最終檢察機關通過抗訴、公開聽證等方式，督促行政機關撤銷了不合理的行政處罰。

這些“小過重罰”案件多發生在一些小攤小販和小微企業身上，所以每每被曝光后，都會引發輿論的極大同情。但要指出的一點是，這些案件之所以需要糾偏，并不是因為它們激發了社會的“同情心”，正如這次最高檢相關負責人指出的，本質上還是因為它們不符合法治精神，在執法公正性上站不住腳。可以說，這是我們正確看待這些案件必須明確的一個前提條件。畢竟，“同情心”存在相當的不確定性，甚至是因人而異，指望執法者靠“同情心”去秉公處理，更是不靠譜的。

因而，有效糾偏這類案件，在根源上杜絕類似的“小過重罰”現象，自然也得回歸法治軌道。一是在執法監督上，必須要加力。此次發布會就提到，如果在檢察機關的監督職能范圍內，發現存在“小過重罰”、處罰不當的情形，可以進行監督，及時糾正錯誤的行政處罰，避免對當事人產生不必要的影響。這方面已有一些地方在進行探索，如浙江省溫州市檢察機關針對“處罰不當”“罰而未執”“罰執錯誤”等問題，構建了行政罰款類案監督數據模型。類似針對行政執法的監督機制的完善，值得推廣。

二是要進一步暢通維權通道，讓遭遇不公正執法的對象更有能力維護自身的權益。像一些“小過重罰”案件，讓執法對象維權數年而難以得到一個公正說法，這樣一種維權生態明顯不利于降低執法者“小過重罰”的僥幸心理。值得注意的是，這幾年曝光的一些“小過重罰”案件，都是在輿論關注后才得以糾偏，這樣的糾偏路徑明顯成本過高，也具有太多的不確定性，同時也反映出常規性維權通道的阻塞。如何讓遭遇不公的被執法者的維權變得更順暢，仍需要有更多的制度性突破。這是減少“小過重罰”現象無法回避的關鍵環節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小過重罰”現象在現實中未必只存在于小攤小販身上，一些企業同樣可能遭遇類似的情況。因此，規范行政執法的自由裁量權，避免出現“過罰不當”現象，不應該是面向某一類市場主體的“特殊要求”，而應該成為普遍的基本要求。特別是在當前一些地方財政壓力增大的情況下，遏制趨利性執法，或是以罰代管、以罰增收等現象，讓所有市場主體都能享受到公平的營商環境，更是具有越來越強的現實針對性，需要引起更多的重視。而這，也有賴于各個部門和系統的協力作為。

說一千道一萬，有效避免和糾正“小過重罰”，真正讓所有的執法行為都能經得起法律和世道人心的雙重考驗，不能靠外界的同情和執法者的“善心”，關鍵還是要創造條件，將行政處罰權力更好關進制度的籠子。